徽商,是指明清时代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明清时期的徽州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个县。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其后代有所发展,但形成一个商帮集团是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明嘉靖以后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达于极盛。所谓“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便是历史对徽商辉煌岁月的写照。
　　
　　商 儒 一 体
　　
　　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珠算大师程大位兼商人学者于一身,他的学术成果流传海外。巨商鲍廷博经商不忘习儒,终成大藏书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
　　历史上,徽商教子习儒,参加科举,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由于其资财雄厚,见多识广,平时督促子弟攻读儒家经典的诗文,一俟学成,即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跻身仕途。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拜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安徽款爷如此费尽心思让自己的子弟跻进仕途,用意当然十分明显,子弟做了官,有利于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有了人,经商就有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
　　同时,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因而能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虚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事实证明,在经商活动中,知识也是效益。他们由于精于筹算,往往“所意辄中”,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所以,文化又是连接商与官之间的桥梁。
　　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牛”了,但是尚文的传统仍然执著未变。安徽人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
　　
　　重 义 轻 利
　　
　　徽州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如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他在广东经营茶叶贸易,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休宁的商人吴鹏翔曾做胡椒生意,与人签约后买进了800斛胡椒,但有人辨别出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货还款,中止双方契约。然而,吴鹏翔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他售而害人。婺源商人毕周通,曾接受邻村故旧王某的存银60余两。王某病故后,无人知道此事。但毕周通却专立一个账本,记其存银的年月、利息。数年后,王某之子长大成人,毕周通便拿出账簿,将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闻者无不叹服……此类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
　　徽商的道德义利观,实际上是对商业效能的淡化和漠视。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20余年,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对这样的事,史书特地记载,徽人引以为荣。
　　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现在的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安徽人讲求诚信,重视义气等,常常能够做到老少无欺,生客熟客一样。因此,在与安徽人做生意时,了解传统徽商经营之道对现代商人的影响是大有益处的。这虽然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但时至今日,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
　　
　　崇 尚 政 治
　　
　　安徽人重义轻利的又一体现是对政治的崇拜、痴迷,这一点恐怕只有身处首都的北京人才能相比了。在安徽,即便一个初通文墨的人对徽籍的政治人物也能一口气数出一大串。安徽人有热心政治的传统。
　　在历史上,安徽政治家是迭相辈出。早在春秋时期,安徽就出了个大政治家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对内外政策进行全面改革,制订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使齐国在诸侯中成为五霸之首。东汉末年,王室衰微,群雄纷争,安徽亳县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战,先后消灭了陶谦、吕布、袁术、袁绍、刘表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中国。三国时期,另外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周瑜,也是安徽人。到了近代,安徽更出现了多位直接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政治家。清末最有名的当数李鸿章。辛亥革命后,中国重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混乱状态,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生死的关头,安徽人首先站在历史浪潮的前头。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巨人——陈独秀和胡适就是安徽人。陈独秀由此走入政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之一。除此而外,还有如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共产党上将李克农等。他们举手投足间,无不显现出儒者的气度。
　　政治与文化在安徽人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崇尚政治,使得安徽的政治人物层出不穷。重视文化,使得安徽的政治人物睿智机巧。由于崇尚政治,以“政治作为”、“政治才干”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前途的观念风靡全省,安徽商人的政治兴趣也很浓厚。他们往往是一手抓票子,一手执“红顶”,亦官亦商。
　　
　　意 识 碰 撞
　　
　　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传统与现代、大市场与小生产意识的碰撞。
　　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安徽、徽州,经济上虽然落伍了,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现代商人阶层,但安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发展文化的牢固信心。历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称雄海内的儒商,在21世纪,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气质,才能算得真正的生意人,才能得到安徽人的认可。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就是一个安徽人。史玉柱是中国亿万富翁中高文凭的人物之一,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他说:“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有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
　　正是这样,史玉柱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就是财富”的经典论断。有位名人曾说过: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改革开放初,安徽出了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他凭着一把锅铲,在短短的几年间,炒出了百万之资,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个体经营者。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竟引起了中国伟人邓小平的关注和关心,他在讲话中几次提到“傻子瓜子问题”。
　　年广久这位无业市民,充当了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了商品经济的冲浪人、弄潮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出身小商贩家庭的年广久,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他的思想、行为方式乃至性格,都有着小生产阶层深深的烙印。这样,小生产者与大市场的矛盾在他身上就极难调和地表现出来,以至于他成为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从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看,年广久属于第一代商人;从管理方式看,第一代商人是经验型管理者;从年广久的管理思路看,无不带有小生产者的烙印,而不是一个现代商人。甚至,他的个人性格及价值观念都具有明显的小生产者特征。年广久的悲剧,可以说是安徽商人小农意识的突出反映。他的小农意识也是历史上徽商衰落的体现。
　　
　　商 务 要 诀
　　
　　由于安徽人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商儒一体的传统,有崇尚政治的热情,有重义轻利的义气,有东西南北的经济文化、生活习性和地理差异,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与安徽人经商,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一、注意多打文化牌。基于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商业传统,在与安徽商人做生意时,要多打文化牌。首先,要正视安徽商广博的知识,去做大亨时要讲究质量,不能使假。其次,要多与他们谈论文化事,才能接近他们,并博得他们的好感。再次,在做生意的范围中,要多来文化义举,多搞文化投资。
　　二、区别对待,有的放矢。与安徽人做生意,必须针对他们性格混杂、风格迥然的地域人群特征,区别对待,有的放矢。在与淮北人做生意时,要注意合同的签订履行。在与淮南人做生意时,要精明,完全按生意规矩办事。在与皖西人做生意时,要讲意气,重义轻利,才能达到取利的目的。在与皖东人做生意时,应该学习他们的勤恳和务实,多推广新产品、新品种。
　　三、依托政治、抬高身份。针对安徽人热心政治的这一特点,在与他们做生意时,一要注意迎合普通人爱好崇尚政治的心态,多打政治牌,围绕政治活动出点子,做买卖。二要走政治路子,效果可能要好些。三要给予商人多一些政治上的关怀——利益或名誉,往往能获得他们生意上给予的实利。四要学会利用政治名人效应,抬高自己的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