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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是这样谈写作的———“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在语言的母体中勾勒出一个陌生的语言，生成新的句法和风格，生成新的文学生命———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属于写作，也可以属于翻译。事实上，谁又能真正分清翻译中母语和外来语的纠缠与争斗？不管翻译的人情愿还是不情愿，他的译作对于母语的文学世界来说都是个闯入者，它让这间屋子的一隅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这也是屋子自身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文学本身所能发出的声音已然是日渐衰微，更何况是翻译文学。即便如此，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依然能看到不少出版社和译者的努力。不管结果是否令人满意，至少我们的耳朵得以听到不一样的文学声音———它们来自四面八方，与我们的母语交织，并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出来。本文就试图捕捉这些陌生的声音，以粗略的线条回溯一下它们大致的面貌。
虽然大师已经故去，或者正在老去，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响彻耳畔，就像不止的钟声，经过历史楼阁的回荡，愈发深沉浑厚。他们的经典之作可以一版再版，不仅如此，他们所有的作品都能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召唤。2012年，又有不少大师之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这对他们来说是欣慰，对我们来说是欣喜。
这里面有在文学史上早已赫赫有名的大师，比如荒诞派鼻祖萨缪尔·贝克特、“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等等。贝克特的名字更多的是和《等待戈多》《终局》等戏剧作品联系在一起，鲜有人关注到他启步文坛时的小说作品。201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贝克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莫菲》和标志其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小说《瓦特》。如果说“后现代”一词在贝克特那里代表着语言和形式的颠覆与反叛，那么在凯鲁亚克那里则更多地意味着一种与传统决裂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不仅可以在他的《在路上》，而且可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俄耳甫斯诞生》中看到。2011年正式授权的《百年孤独》出版后，再次引起阅读马尔克斯的热潮。2012年，经过他授权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中文版也正式发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擅长用一种幽婉诗化的笔调描绘让人颤动的情感。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坐在走廊上的男人》，这依然是一部有关爱、禁忌与死亡的作品。该社还出版了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春分之后》，这是他后期“剖析心理危机”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很多文学大师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因此，翻译和出版他们的作品也成为每年的热点。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分别是勒克莱齐奥的《逃之书》和《偶遇》，多丽丝·莱辛的新作《祖母》，还有托马斯·曼的晚年巨著《浮士德博士》。译林和南京大学两家出版社则分别译介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盒式相机》和《德国人会死绝？》。格拉斯的《盒式相机》与他的《剥洋葱》和《格林的词语》同为他的自传性作品系列。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2003年创作的小说《爱》2012年也与读者见面。
这一年中还有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但同样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的作品得到出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默哀时刻》，他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并称为“德国当代文学三大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色》和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失忆》。前者与卡夫卡、穆齐尔、布鲁赫一道被米兰·昆德拉称为“中欧四杰”，后者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受到译林出版社的关注和译介。201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记忆小说《地下室的黑豹》和诗体小说《一样的海》。
不少出版社还以丛书的形式普及和推广经典作家的作品。例如浙江文艺出版社自2009年就推出了“经典印象”丛书。2012年该丛书收录了如下最新推出的作品：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荣耀》，南非作家J·M·库切“细腻而锋利”的《铁器时代》，“将手放在伤口上”的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她的身体明白》，以及写出“美国死亡之书”的后现代小说家德里罗的《玩家》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经典”系列则致力于“收集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2012年该系列推出的作品诸如，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米歇尔·图尼埃的《爱情半夜餐》、以“兔子四部曲”闻名的美国文学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父亲的眼泪》、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游戏的终结》、被誉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我打电话的地方》、以“温柔而独特敏感”见长的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空荡荡的家》、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的美国当代作家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以《烟树》蜚声文坛的美国小说家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等等短篇小说集。
二、且听风吟
2012年翻译出版的作品有不少出自各国最高文学奖项的获得者或入围者。这些当代作家如同正在吹起的风，从身边呼啸而过。他们飞掠当下重要的文学奖项，从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至少他们经过了专业评审挑剔的目光。风声四起，他们以自己的语汇和句法，扇动当今文学的肉体和灵魂。
每一年，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界比较关注的影响力较大的奖项有，英国的布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爱尔兰的都伯林文学奖、法国的龚古尔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等等。首先最新的获奖作品会成为出版社竞相购买及发行的热点。影响力较大的英语文学奖项如布克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基本当年翻译，次年即可与读者见面。2012年我们可以读到“速递”的作品有：朱利安·巴恩斯有关记忆的小说《终结的感觉》（2011年布克奖），珍妮弗·伊根的“魔方体”伤感小说《恶棍来访》（2011年普利策奖），保罗·哈丁穿梭时间与记忆的小说《修补匠》（2010年普利策奖），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亦幻亦真的《地图与疆域》（2010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埃里克·法伊简洁如“日本水粉画”的小说《长崎》（2010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作品），被略萨誉为“西班牙最优秀的作家”胡安·马尔塞的《蜥蜴的尾巴》（2008年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意大利作家蒂齐亚诺·斯卡尔帕的《圣母悼歌》（2009年意大利斯特雷加奖）等等。 往届获奖者如今也是活跃在文坛的重要作家，受到读者和学界的重视，出版社当然也会持续关注和出版他们的作品。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已经蜚身文坛的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追日》（1998年布克奖得主），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主仆美国历险记》（两届布克奖得主），还有以写“寻根”和“记忆”见长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地平线》（1978年他以《暗店街》获龚古尔文学奖）。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凭《盲刺客》拿下2000年布克奖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荒野指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英国著名女作家A·S·拜厄特的《天使与昆虫》和《占有》（1990年布克奖）。重庆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俄罗斯女性作家柳·彼特鲁舍夫斯卡的《异度花园》（2002年俄罗斯凯旋奖、国家奖）。她与瓦·拉斯普京、弗·马卡宁并称当今俄罗斯文坛的“三巨匠”，“作者凭借该书开创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新风格”。
即便是上述奖项入围者的作品也吸引着出版社的目光，进入2012年的图书市场。比如有英国作家斯蒂芬·凯尔曼的《鸽子话》（入围2011年布克奖），英国新一代小说家大卫·米切尔（数次入围布克奖）的《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和《绿野黑天鹅》，“具有巴尔扎克式雄心”的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我的妹妹，我的爱》（入围2009年都柏林文学奖），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加拿大边陲小镇风貌的多娜·米尔纳的《大河》（入围都柏林文学奖）、有关文字、记忆与抵抗的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的《最后的手稿》（入围都柏林文学奖），还有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两次入围普利策奖）2009年的短篇小说集《落地》等等。
此外，2012年还有其他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也进入出版社的视线。我们可以读到诸如美国女作家安德烈娅·巴雷特的《船热》（199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的有关1968年私人记忆的小说《纸老虎》（2003年法兰西文化奖）等作品。
三、光影魅力？
在这个视觉文化盛行的时代，有什么能逃脱光与影的捕捉呢？那些被电影看上的文学，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有人因为看了电影，就再也不去读原来的作品了。当然也有人因为看了电影而去寻找原来的文字。不管怎样，在知名度的层面上，小说和电影的相互联姻是成功的。出版公司热衷出版与电影有亲密接触的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少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获得奥斯卡的各类奖项或提名，无形中跨越寂寞的文坛而让“全球瞩目”。在2012年国内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中，这类因改编成电影而与奥斯卡结缘的作品就有马克·麦卡锡的《老无所依》、萨菲尔的《珍爱人生》、被称为“20世纪同志文学的经典”的克里斯多福·艾什伍德的《单身》、迈克尔·坎宁安的《试验年代》、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为爱而偷》（电影译为《舞者与小偷》）、以色列作家罗恩·莱瑟姆的《再见，美丽堡》等等。
小说成就了电影，电影也成就了作家。因为电影，读者爱上这个作家，迷上他的其他作品。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在1998年被托纳多雷改编成电影，感动了无数人。201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作品《丝绸》，该小说在2007年改编为电影《绢》。一部《教父》让人记住了马里奥·普佐，相信《教父》迷们还会去读今年出版的《教父家族》。写出了像《搏击俱乐部》这样充满血腥、分裂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恰克·帕拉尼克自同名电影上映后名声大振，译林今年推出了他的《隐形怪物》。由印度作家奇坦·巴哈特的处女作《五点人》改编成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可谓获奖无数，成为“印度有史以来最叫座的英文小说家”。他的小说《高潮》2012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四、尘世喧嚣
市井的热闹，民众的趣味，成就了畅销书的喧嚣。他们是各大书市销售排行榜的领军者，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他们也许粗糙，也许精致，也许会洗净铅华，成为经典，也许会绚烂一时，终将销声匿迹，但是现在他们绝不孤独寂寞。市场的宠爱令它们成为众多出版商追逐的对象。2012年有大量这样的书籍由各家出版社翻译出版。
当然大众的选择和专业读者的眼光之间并不一定必然冲突，一部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和市场之间也不一定必然相互排斥。不少出版社在挑选畅销书的同时会兼顾作品的深度和文学性，比如南海出版公司所出的“新经典文库”和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出的“博集·外国文学馆”系列丛书就收录了不少在当代有影响的作品，它们颇为广大读者喜爱，并获得很好的反响。2012年，南海出版社出版了《时间的针脚》《我身无分文，只有一辆布加迪》《如果没有遇见你》《十九分钟》《被遗忘的花园》《鳄鱼的黄眼睛》等等。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鲸鱼之歌》《给我一颗心》《偷影子的人》《伊斯坦布尔假期》《念及她名》《那些拯救我们的人》《病玫瑰》等等。
除了上述这类作品外，各家出版社乐此不疲地推向市场的还有侦探、推理、惊悚、谍战、科幻、奇幻之类的所谓“通俗小说”。当然雅俗之间也并无必然界限———如果你碰到像爱伦·坡那样的作家。这一年，南海出版公司又继续推出宫部美雪、东野圭吾的作品，它们也算是通俗的经典吧。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中也有松本清张、西泽保彦、岛田庄司、保罗·霍尔特、劳伦斯·布洛克等“大师系列”。
2012年这些陌生的声音充满了多样性：既有逝去的大师、久负盛名的巨匠，也有当今文坛正在崛起的新人；既有主流语言文学的翻译，也有其他“弱小”语言文学的译介；既有体现深刻文学性的作品，也有具有市场热度的各类畅销小说。如果说翻译是将一种语言带入另一种语言，那么这就是在生成新的文学生命。这个过程当然艰辛无比，因此也就时刻面临着毁坏的危险———如果译者漫不经心，如果出版社仓促上马。一些新作品在及时翻译和挺进市场的同时似乎有牺牲质量之嫌。
与此对照，我想回顾一下2012年出版的两位现代文学作家兼翻译家的译作，以此做为本文的结束，也作为自己内心对翻译文学的一个美好期想。2012年，周作人和张爱玲这两位大家的译作以新的方式集结出版，呈现在我们面前。张爱玲是海明威名作《老人与海》的第一位中译者。2012年，张译的《老人与海》首次出版。在序言中张爱玲说道：“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却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张译《老人与海》透出某种冷静与苍凉，幽默与悲哀———这既是海明威的，也是张爱玲的。2012年，也有止庵编订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从7000余页的11卷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翻译在周作人文学生涯中的分量。周氏的翻译被胡适称为“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其翻译力求保持原文风貌，又尽汉语之可能。正是在用白话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找到了另一种语言，开启了一场语言革命———从而也生成新的文学生命。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娟）
虽然大师已经故去，或者正在老去，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响彻耳畔，就像不止的钟声，经过历史楼阁的回荡，愈发深沉浑厚。他们的经典之作可以一版再版，不仅如此，他们所有的作品都能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召唤。2012年，又有不少大师之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这对他们来说是欣慰，对我们来说是欣喜。
这里面有在文学史上早已赫赫有名的大师，比如荒诞派鼻祖萨缪尔·贝克特、“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等等。贝克特的名字更多的是和《等待戈多》《终局》等戏剧作品联系在一起，鲜有人关注到他启步文坛时的小说作品。201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贝克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莫菲》和标志其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小说《瓦特》。如果说“后现代”一词在贝克特那里代表着语言和形式的颠覆与反叛，那么在凯鲁亚克那里则更多地意味着一种与传统决裂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不仅可以在他的《在路上》，而且可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俄耳甫斯诞生》中看到。2011年正式授权的《百年孤独》出版后，再次引起阅读马尔克斯的热潮。2012年，经过他授权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中文版也正式发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擅长用一种幽婉诗化的笔调描绘让人颤动的情感。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坐在走廊上的男人》，这依然是一部有关爱、禁忌与死亡的作品。该社还出版了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春分之后》，这是他后期“剖析心理危机”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很多文学大师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因此，翻译和出版他们的作品也成为每年的热点。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分别是勒克莱齐奥的《逃之书》和《偶遇》，多丽丝·莱辛的新作《祖母》，还有托马斯·曼的晚年巨著《浮士德博士》。译林和南京大学两家出版社则分别译介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盒式相机》和《德国人会死绝？》。格拉斯的《盒式相机》与他的《剥洋葱》和《格林的词语》同为他的自传性作品系列。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2003年创作的小说《爱》2012年也与读者见面。
这一年中还有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但同样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的作品得到出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默哀时刻》，他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并称为“德国当代文学三大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色》和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失忆》。前者与卡夫卡、穆齐尔、布鲁赫一道被米兰·昆德拉称为“中欧四杰”，后者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受到译林出版社的关注和译介。201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记忆小说《地下室的黑豹》和诗体小说《一样的海》。
不少出版社还以丛书的形式普及和推广经典作家的作品。例如浙江文艺出版社自2009年就推出了“经典印象”丛书。2012年该丛书收录了如下最新推出的作品：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荣耀》，南非作家J·M·库切“细腻而锋利”的《铁器时代》，“将手放在伤口上”的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她的身体明白》，以及写出“美国死亡之书”的后现代小说家德里罗的《玩家》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经典”系列则致力于“收集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2012年该系列推出的作品诸如，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米歇尔·图尼埃的《爱情半夜餐》、以“兔子四部曲”闻名的美国文学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父亲的眼泪》、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游戏的终结》、被誉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我打电话的地方》、以“温柔而独特敏感”见长的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空荡荡的家》、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的美国当代作家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以《烟树》蜚声文坛的美国小说家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等等短篇小说集。
二、且听风吟
2012年翻译出版的作品有不少出自各国最高文学奖项的获得者或入围者。这些当代作家如同正在吹起的风，从身边呼啸而过。他们飞掠当下重要的文学奖项，从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至少他们经过了专业评审挑剔的目光。风声四起，他们以自己的语汇和句法，扇动当今文学的肉体和灵魂。
每一年，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界比较关注的影响力较大的奖项有，英国的布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爱尔兰的都伯林文学奖、法国的龚古尔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等等。首先最新的获奖作品会成为出版社竞相购买及发行的热点。影响力较大的英语文学奖项如布克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基本当年翻译，次年即可与读者见面。2012年我们可以读到“速递”的作品有：朱利安·巴恩斯有关记忆的小说《终结的感觉》（2011年布克奖），珍妮弗·伊根的“魔方体”伤感小说《恶棍来访》（2011年普利策奖），保罗·哈丁穿梭时间与记忆的小说《修补匠》（2010年普利策奖），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亦幻亦真的《地图与疆域》（2010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埃里克·法伊简洁如“日本水粉画”的小说《长崎》（2010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作品），被略萨誉为“西班牙最优秀的作家”胡安·马尔塞的《蜥蜴的尾巴》（2008年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意大利作家蒂齐亚诺·斯卡尔帕的《圣母悼歌》（2009年意大利斯特雷加奖）等等。 往届获奖者如今也是活跃在文坛的重要作家，受到读者和学界的重视，出版社当然也会持续关注和出版他们的作品。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已经蜚身文坛的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追日》（1998年布克奖得主），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主仆美国历险记》（两届布克奖得主），还有以写“寻根”和“记忆”见长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地平线》（1978年他以《暗店街》获龚古尔文学奖）。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凭《盲刺客》拿下2000年布克奖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荒野指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英国著名女作家A·S·拜厄特的《天使与昆虫》和《占有》（1990年布克奖）。重庆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俄罗斯女性作家柳·彼特鲁舍夫斯卡的《异度花园》（2002年俄罗斯凯旋奖、国家奖）。她与瓦·拉斯普京、弗·马卡宁并称当今俄罗斯文坛的“三巨匠”，“作者凭借该书开创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新风格”。
即便是上述奖项入围者的作品也吸引着出版社的目光，进入2012年的图书市场。比如有英国作家斯蒂芬·凯尔曼的《鸽子话》（入围2011年布克奖），英国新一代小说家大卫·米切尔（数次入围布克奖）的《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和《绿野黑天鹅》，“具有巴尔扎克式雄心”的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我的妹妹，我的爱》（入围2009年都柏林文学奖），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加拿大边陲小镇风貌的多娜·米尔纳的《大河》（入围都柏林文学奖）、有关文字、记忆与抵抗的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的《最后的手稿》（入围都柏林文学奖），还有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两次入围普利策奖）2009年的短篇小说集《落地》等等。
此外，2012年还有其他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也进入出版社的视线。我们可以读到诸如美国女作家安德烈娅·巴雷特的《船热》（199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的有关1968年私人记忆的小说《纸老虎》（2003年法兰西文化奖）等作品。
三、光影魅力？
在这个视觉文化盛行的时代，有什么能逃脱光与影的捕捉呢？那些被电影看上的文学，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有人因为看了电影，就再也不去读原来的作品了。当然也有人因为看了电影而去寻找原来的文字。不管怎样，在知名度的层面上，小说和电影的相互联姻是成功的。出版公司热衷出版与电影有亲密接触的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少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获得奥斯卡的各类奖项或提名，无形中跨越寂寞的文坛而让“全球瞩目”。在2012年国内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中，这类因改编成电影而与奥斯卡结缘的作品就有马克·麦卡锡的《老无所依》、萨菲尔的《珍爱人生》、被称为“20世纪同志文学的经典”的克里斯多福·艾什伍德的《单身》、迈克尔·坎宁安的《试验年代》、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为爱而偷》（电影译为《舞者与小偷》）、以色列作家罗恩·莱瑟姆的《再见，美丽堡》等等。
小说成就了电影，电影也成就了作家。因为电影，读者爱上这个作家，迷上他的其他作品。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在1998年被托纳多雷改编成电影，感动了无数人。201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作品《丝绸》，该小说在2007年改编为电影《绢》。一部《教父》让人记住了马里奥·普佐，相信《教父》迷们还会去读今年出版的《教父家族》。写出了像《搏击俱乐部》这样充满血腥、分裂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恰克·帕拉尼克自同名电影上映后名声大振，译林今年推出了他的《隐形怪物》。由印度作家奇坦·巴哈特的处女作《五点人》改编成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可谓获奖无数，成为“印度有史以来最叫座的英文小说家”。他的小说《高潮》2012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四、尘世喧嚣
市井的热闹，民众的趣味，成就了畅销书的喧嚣。他们是各大书市销售排行榜的领军者，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他们也许粗糙，也许精致，也许会洗净铅华，成为经典，也许会绚烂一时，终将销声匿迹，但是现在他们绝不孤独寂寞。市场的宠爱令它们成为众多出版商追逐的对象。2012年有大量这样的书籍由各家出版社翻译出版。
当然大众的选择和专业读者的眼光之间并不一定必然冲突，一部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和市场之间也不一定必然相互排斥。不少出版社在挑选畅销书的同时会兼顾作品的深度和文学性，比如南海出版公司所出的“新经典文库”和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出的“博集·外国文学馆”系列丛书就收录了不少在当代有影响的作品，它们颇为广大读者喜爱，并获得很好的反响。2012年，南海出版社出版了《时间的针脚》《我身无分文，只有一辆布加迪》《如果没有遇见你》《十九分钟》《被遗忘的花园》《鳄鱼的黄眼睛》等等。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鲸鱼之歌》《给我一颗心》《偷影子的人》《伊斯坦布尔假期》《念及她名》《那些拯救我们的人》《病玫瑰》等等。
除了上述这类作品外，各家出版社乐此不疲地推向市场的还有侦探、推理、惊悚、谍战、科幻、奇幻之类的所谓“通俗小说”。当然雅俗之间也并无必然界限———如果你碰到像爱伦·坡那样的作家。这一年，南海出版公司又继续推出宫部美雪、东野圭吾的作品，它们也算是通俗的经典吧。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中也有松本清张、西泽保彦、岛田庄司、保罗·霍尔特、劳伦斯·布洛克等“大师系列”。
2012年这些陌生的声音充满了多样性：既有逝去的大师、久负盛名的巨匠，也有当今文坛正在崛起的新人；既有主流语言文学的翻译，也有其他“弱小”语言文学的译介；既有体现深刻文学性的作品，也有具有市场热度的各类畅销小说。如果说翻译是将一种语言带入另一种语言，那么这就是在生成新的文学生命。这个过程当然艰辛无比，因此也就时刻面临着毁坏的危险———如果译者漫不经心，如果出版社仓促上马。一些新作品在及时翻译和挺进市场的同时似乎有牺牲质量之嫌。
与此对照，我想回顾一下2012年出版的两位现代文学作家兼翻译家的译作，以此做为本文的结束，也作为自己内心对翻译文学的一个美好期想。2012年，周作人和张爱玲这两位大家的译作以新的方式集结出版，呈现在我们面前。张爱玲是海明威名作《老人与海》的第一位中译者。2012年，张译的《老人与海》首次出版。在序言中张爱玲说道：“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却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张译《老人与海》透出某种冷静与苍凉，幽默与悲哀———这既是海明威的，也是张爱玲的。2012年，也有止庵编订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从7000余页的11卷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翻译在周作人文学生涯中的分量。周氏的翻译被胡适称为“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其翻译力求保持原文风貌，又尽汉语之可能。正是在用白话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找到了另一种语言，开启了一场语言革命———从而也生成新的文学生命。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