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历史大转折中的视觉艺术——近现代中外美术交流与比较》以近现代中外美术交流中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中西方近现代美术史中各种风格流派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等,对20世纪中国美术由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时期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外美术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探讨近现代中国文化艺术问题,必然绕不开中外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因此中西文化关系就是该类研究的一个大的历史前提.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大转折中的视觉艺术——近现代中外美术交流与比较》以近现代中外美术交流中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中西方近现代美术史中各种风格流派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等,对20世纪中国美术由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时期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外美术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探讨近现代中国文化艺术问题,必然绕不开中外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因此中西文化关系就是该类研究的一个大的历史前提.
其他文献
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发展”.
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中,我坚持三点.rn第一,必须坚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门理论.举个例子,中国共产党绝不是陈独秀来做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两个舆论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标志着清朝灭亡.之后5年间,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封建余孽和封建思想阴魂不散.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原来是信奉罗素的,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西方的“科学”“民主”的口号弄来了——他面对的是封建社会,因此他的口号是准确的,所以当时是一呼百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及其文艺思想是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成果,而其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并且是伟大的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不同的历史语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进行了带有鲜明历史特点的中国化创造,使党的文艺思想既具有理论伟力,也具有实践伟力.
“公共艺术”的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因为该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主要从西方发展出来,所以由其实践衍生而来的公共艺术传播活动也是一个与西方艺术传播联系紧密的领域.然而,公共艺术传播从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后,便开始了相对独立的本土化实践和探索,逐渐凸显了一种中国特色.以中国城市范围内的公共艺术传播为研究对象,对其本土化实践的特征展开分析,可以呈现这类实践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新文科”时代的到来推动了对传媒特色声乐表演人才培养的新思考.根据该类型专业学生的文化课成绩与专业水平特点,可结合传媒类院校专长,因材施教,并推导出“新文科”背景下传媒特色声乐表演人才的定位及培养目标.其具体的培养流程应融合最新的信息技术,并借鉴跨专业、跨学科的思路.以此类人才“自带传播特性”的命题为理论抓手,还应全面贯彻立体美育,积极并富有创意地推动全方位课程思政.尽管这一探索目前已在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难以把握社会美育的“度”、课程思政教育中存在“贴标签”“两张皮”现象等问题,还有待今后研
我国当代民族室内乐创作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及其他姊妹艺术审美观念与艺术品格的重要影响,蕴含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其间衍生出的“传统与当代”关系问题值得重视.从“标题立意的多样化呈现”“艺术品格的传统回响”“乡土记忆与士人情怀”这三个方面入手,可对当代民族室内乐创作中的传统观照进行尝试性探索.
农村题材电视剧在我国独具特色并展现出特有的社会功能,其中,《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颇具代表性.以该系列电视剧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内容分析与叙事分析方法,可探讨该剧获得成功的多维因素,并可对该剧建构的乡村文化景观进行分析.该剧突出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乡村形象建构与振兴政策宣导的功能,积极表现乡村现代化发展与乡村治理困境;但在市场化过程中,尤其自“弃台从网”等策略开始后,该剧自身的现实主义色彩又有所减弱,甚至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某种农村形象.未来的相关影视剧创作应运用艺术语言描绘乡村振兴的伟大成果,探索出更多的优秀主旋
叙事学与电影叙事学的天然关系,决定了学界对从文学/小说到电影的跨媒介转换问题的持续关注.通过追述从经典叙事学到电影叙事学的理论谱系,可以论述跨媒介叙事在两种叙事学视野下的现实性、理论性及其发生和发展,并最终聚焦于小说与电影之间的框架、规则、秩序等关系问题,这也能体现跨媒介叙事及其理论研究应该具备的理性精神.
近年来,数字艺术创作领域内的隐喻化表达趋势逐渐显著,并在加深观众的感官体验、时空感体验,以及增强交互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隐喻手法的应用方面有几个指标可作参照:隐喻形象的可识别性指标、隐喻的层次性指标、隐喻的留白和不确定性指标.“隐喻”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和思路,更体现了创作者的主体自觉性,提供了由美学理念到实际创作再到受众反馈的“桥梁”.在未来普遍人机协作的创作背景下,隐喻可能是人类掌握艺术创作主动权的一件有力工具.
以《义勇军进行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两个英译本为例,通过分析其翻译的成败得失,可以从歌曲译介方式、隐喻翻译策略、歌词语体选择、译本韵式安排等角度,探讨中国歌曲海外传播的有效路径,助推当前此类传播活动的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