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侠客梦，从古至今，众多的文人学者追逐、记录侠客，塑造侠客形象，丰富了文学人物画廊，众多的侠客形象植根于人的灵魂。侠客形象不仅成为国人的视觉盛宴，也在潜移默化中导引价值的取向和道德的风向。
　　荆轲刺秦是侠客之举，“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也。”侠客，必然“义”字当头，为“义”而活。义可分为报私恩的“小义”，赴公难的“大义”。根据义的划分标准，侠者可分为“小侠”和“大侠”。荆轲刺秦的初衷是“报太子”，所以荆轲只能算得上是“小侠”。
　　荆轲刺秦的举动，历来众说纷纭。固然，荆轲舍生忘死、不畏强暴的勇敢无畏是可贵的，但细思量，他的行动有太多的不理智，有太多的思维漏洞。
　　首先，荆轲刺秦是快意恩仇的冲动。
　　战国时期是社会上任侠最盛的时期，因为社会混乱，人们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支持，没有正规渠道的排解和释放，人们便希望借助“侠客”成就梦想。侠客行侠仗义，嫉恶如仇，除暴安良，能让人性得到舒展，精神得到抚慰，可以说，“侠客行侠”是伸张人性欲望的便捷方式。所以，侠客受人崇拜，夺人眼球。侠客注重名节，讲究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是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也是大多数人理想的道德标杆，但未必所有人能做到，而侠客能做到，这也满足了人们道德理想的需要。在今天武侠片还有市场，不能说此不为原因之一。荆轲幻想手刃秦王，为太子血洗耻辱，为国家图谋生存，为自己保全节义，是解禁压抑的人性欲望，是以命换名节的情感冲动，是承载人们理想的柏拉图。
　　其次，荆轲此举暴露了他认识论的无知。
　　燕是小国，积贫积弱，而强秦扩疆拓土，势不可挡。面对旷日持久的混乱，民力乏困，人心思归。制造更大的混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背离民心所向，注定是蚍蜉撼大树。杀死一个秦王是不能改变历史格局的，荆轲一个孤胆侠客也不可能改写历史，神化个人之力对抗历史车轮的行进，只能是无果而终。
　　再次，荆轲对他的主子太子丹也缺乏清醒的认知。
　　燕太子丹在政治上是低幼无能的，他将个人的私愿、国家的图存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无异于将一筐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他既不扩充军事实力，厉兵秣马，也不结盟其他诸侯，建立统一战线。弱国无外交，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荆轲孤军奋战，纵然以一当十，终究众寡悬殊，难有胜算。
　　最后，荆轲刺秦缺乏周密的准备，可以说是仓猝上路。
　　据史料载，“荆轲好读书击剑”，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绝非山野莽夫，嗜血好斗，至于他刺秦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毫无记载。荆轲接单之前也推辞过，无奈难以抵挡燕太子丹的糖衣炮弹。太子丹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荆轲流落市井间，有过长久的失意，面对尊崇和厚遇，被金钱和美女拥围，他没理由不感激涕零。他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太子催之甚急，只好带领他并不看好的秦舞阳仓猝上路，慨然践诺。准备不充分，自然缺少成竹在胸的坦然，秦舞阳的失态，更让荆轲大乱阵脚。荆轲本身也没显示出精湛的剑术和过人的生擒本领，荆轲赴秦完全靠勇猛支撑，结局自在意料之中。
　　所有这一切，让悲剧的一幕上演了，空留易水话别的悲壮。荆轲以其不惧生死的侠义风采，伫立在千秋历史的扉页。但今人凭吊古人，耳听他人评说之余，更需理性的思考，辩证地看待。只有这样，才能收获人生的丰富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