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我永远的航船与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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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学明 1964年生,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毕业于湖南吉首大学外语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主任。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多种国家文学大奖评委。四十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转载,7篇作品入选教育部初中和高中语文教材和大中专院校语文教材。先后获湖南青年文学奖、中国第十一届图书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广播电视星光奖。特别是近年因创作出版的长篇散文《娘》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全国掀起了“读《娘》书、颂母爱、报娘恩”的热潮,形成了彭学明《娘》文学现象。《娘》先后荣获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娘》已经翻译成英文、日文、哈萨克斯坦文和阿拉伯文,在国外出版并热销。
  一
  那年,1982年的7月,我在我的另一个故乡古丈遭逢了人生第一场残酷的遗弃。我考上了大学,却未被录取。我超过大学录取分数线68分,却没有换来那张金光闪闪的录取通知书,而比我分数低很多的人都去上了学。我不晓得怎么面对已经为我白了头发的娘,不晓得怎么面对为我失学的妹妹。为我读书,我母亲曾经过上了近乎乞丐的生活,我品学兼优的妹妹不得不失学在家,下地干活。
  一个世界的人都晓得我成绩好,都认为我会考上大学,可是,我却没考上,我给娘丢了脸,给妹妹丢了脸,当然,更给自己丢了脸。尽管我娘在我的面前依然是笑脸,依然哼山歌,但我晓得她心头的痛。我晓得,肯定又有人在我娘面前讲一些风凉话。那些风凉话,会像冰钩子把娘的心扎出血:哼!叫你不要盘书你要盘,你以为就你儿子金贵?看,还不是转来打牛屁股了!
  我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不吃,不喝,不哭,不见人,不讲话。妹妹叫我起来吃饭,我会突然一声大吼:不要!吓得妹妹再也不敢叫我,偷偷地哭。娘看我瘦了,杀了一只鸡,把鸡腿递到我眼前时,我又是一声大吼:不要!把娘的饭碗都震落了。娘的泪水一串串流出来,默默地。我装作没看见,还是硬起心肠,对谁都凶巴巴的,不理不睬。我不晓得我那时的表情有多怕人,只晓得我的舅舅我的表弟表妹们都不敢叫我,我的十六岁大小的表弟表妹会一叫我就跑,生怕待长了我会打他们或咬他们似的。
  我想说表弟表妹,我不会吃你们。但我会吃那些招生的人!吃那些不要我的学校!吃那些瞎了狗眼,有眼不识泰山的人!我要像吃辣子一样把他们蘸着盐一棵棵生吃,或者把他们像辣子一样在火里打一个滚,拍掉火灰,在擂钵里擂碎了吃。我要吃得满头冒着大汗,嘴巴滚着流火,屁眼辣出火烟才解恨!
  看着娘和妹妹一老一少肩扛背驮垒起来的小木屋,我觉得我没有脸面住在这屋里。没有了父亲的家庭,我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我是吗?不是!是一个一心只为自己前程的自私者。为了考我的所谓大学,奔我所谓的前程,我把家庭沉重的负担丢给了近六十岁的老人,丢给了十多岁的妹妹,自己却“清风不识字,无故乱翻书”。结果呢?我真想找个缝钻进去,像老鼠一样钻进去。
  可我不是老鼠,我钻不进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儿打地洞。我娘是涅槃的凤凰,她的儿子应该是飞天的雄鹰奔驰的骏马,怎么能够是老鼠?怎么能打地洞?
  我不该气馁。
  我要活着!
  英雄地活着!
  于是,我咬了牙对娘说,娘,我要去补习!
  娘说,去吧,我和妹妹讨米都盘你!
  娘和妹都笑笑的,坚强而乐观。
  而我的心却湿了。
  被娘的爱打湿的。
  被妹妹纯洁的心打湿的。
  娘的爱有多深自然不必说,妹妹的心有多亮却没人知道。妹妹十三岁读初二时失学,她成绩太好,又太听话,班主任和六个任课老师轮流来我家里跟我娘做工作,要我妹妹回學校。校长也答应免除妹妹一切学费。可是米从哪里来?饭从哪里来?菜从哪里来?身体不好的母亲,怎么也盘不了两个中学生。妹妹心疼娘,更怕我高中毕不了业,娶不了媳妇,怎么也不肯去。
  我要读书,补习。可我不想再让娘和妹妹操劳,于是,我独自一人悄悄地回到了老家——保靖县复兴乡熬溪村。一个活在我的心底近二十年,却从没见过的故乡。
  我想向我从未见过面的叔叔伯伯们求助。
  故乡坐落在一个小山窝里。我躲在山顶上的一片茶树林里,看着这生了我却又抛弃我的地方,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其实很早就到了。可我不敢走进村子,我胆怯地躲在一片绿色里数着一排排房顶,一溜溜像墨线弹过的黑瓦脊柔软地起伏着,像黑色的波浪,一层跟着一层,一叠重着一叠。有一丛丛修长的竹子。有一棵棵孤独的果树。有一片片青葱的菜园。我看见在坪场里悠闲的狗了。我看见在菜园里打牙祭的鸡了。我看见我儿时唯一记住的一个故乡的符号——水井了。我更看见三三两两的乡民开始从地里或山里回来了。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可我晓得,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他们看见我一定会惊讶的:咦——!你哪门来了?你哪门来了?然后,他们就会快活而憨厚地对我笑,与我拉家常。可是,我还是让绿色把我掩隐着,不敢出来。我跟他们怎么说?我说我看他们来了?可我一颗糖都没拿。我说我没考上大学,我请求你们帮助来了?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还有脸说?我百无聊赖地扯着地上的草,一把,一把,又一把。那草,有小孩手掌大小的叶子,厚实而软和,有扑鼻的草香。我一下子想不起叫什么草了,但还记得那是猪最爱吃的,我小时候天天跟这草交朋友。可是,我现在连一头猪都不如。猪被娘和妹妹养肥了,还可以吃上一餐肉,换一点钱,我呢,不仅被娘和妹妹养肥了,还把猪吃了。更可恶的是,我嫌在我生活的地方丢人现眼不够,还跑到这里丢人现眼来了。我一声叹息,把风都吓跑了。风呼啦啦地从我面前跑过去,一层层绿浪跑进老家深处。迎风摇曳的翠竹,把炊烟从一家一家的屋顶挑出来,飘向天空,然后落在我的鼻子下面。我第一次闻到了故土的泥香和饭香。
  有一缕是从水井后面的第一家飘出来的。
  我晓得,那就是生我的屋场。   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一动,那是心灵在感应我的衣胞。
  我的一个远房叔叔发现了羞涩的我,把我带到了我出生的那个家。
  当然,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和惊喜,欢迎我的到来。像过年了。
  他们甚至动员我把户口迁到这老家来。
  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还把房子给我腾出来了一间。
  我来可以,可是我娘我妹妹呢?她们住哪里?
  村主任还许诺,如果我回来,就给我调最好的一丘田。
  我要田做什么?我是来要读书的,不是来要田的。我不种田,我要种书!
  于是,我脱口说出了我来的理由。
  我现在都很惊讶,我当时为什么就那么流利地、面不改色地说出来了,惊讶自己为什么就一点都不脸红都不羞耻,快二十岁的人了,还跟人家开口要东西,真是臭婊子,不,臭男人,不晓得羞耻的臭男人!
  这下把他们难住了。
  彻底难住了。
  他们没想到,我会猝不及防地将他们一军。就像一对兄弟,本来玩笑嬉闹得好好的,突然就有一个翻脸了。
  沉默。
  尴尬。
  甚至是惊慌和不知所措。
  我立刻感到了后悔。后悔不该给他们出这么一个难题。我从没为难过一个人,我为自己的行为羞耻。
  我低下了头。沉默。
  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像泉水一样冒出的声音,像山洞水滴的声音。
  我也听到了他们的心跳。
  我甚至听到了故乡的心跳。
  油灯下,纺织娘娘的歌唱把月光的身影带了进来。我看见那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哥,把头低得比我还低。他一直坐在角落压抑着幸福,默不作声。
  宁静的夜晚,我看到了哥和整个村子为难与内疚的表情。
  我一個在县水泥厂当工人的远房叔叔打破了沉默。他说,二十来年了,学明是第一次来向我们求助,不到万不得已,他肯定不会的。这些年,我们连一口水都没喂过他,我们欠他的,应该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拉他上坎。都考起了,就差这一步了,怎么都得拉一把。
  于是,大家说,再苦再累都要让他把这一年读完,考起了,也是祖宗八代的光荣。
  就这样,你出钱他出粮,我顺利地到保靖民中补习。
  后来,虽然他们因为家庭困难,只帮了两个月就没帮了,但我却因此被逼上梁山,背水一战,考取了我心仪的吉首大学外语系。
  故乡,就这样第一次做了我人生的口岸让我停靠,又第一次做了我人生的航船,送我出海。
  二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古丈县。又回到了那个曾经让我快乐让我伤心的地方。
  回到古丈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我的老师,时任古丈县教育局长的鲁开文老师来大学要人,点名要我去古丈。二是我当时年轻气盛,毕业考试结束时,为了系里一个同学的不公正待遇,跟系党委书记狠狠地吵了一架。我是系团委副书记(书记是老师),同学们都要求我找系领导为那个同学主持公道,我就去了,就闹翻了。见老师拍桌子骂我,我也拍着桌子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年后,我又是条好汉。现在想来,实在幼稚。其实,那个党委书记对我也不错,我不晓得当时是哪根神经不正常,见他拍桌子,我也拍了桌子,并口出如此狂言。今天在这里向他说声迟到的对不起。他当时气愤地说:你现在老实点还可以把你分到中专之类的好地方。我说,哪里最艰苦我就去哪里。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山高水陡、最为贫困的古丈,在一所中学教英语。
  在学校,我除了带两个班的英语,还兼任了学校团委副书记和一个班的班主任。
  客观地说,我是一个非常负责的班主任。我带的初89班,百分之九十的学生来自农村。我晓得农村的不容易,所以对他们格外上,像守牛一样守着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生怕他们一不小心就跑到人家庄稼地里去了。我自己上课守着他们,别的老师上课我也守着他们,自习守着他们,午休守着他们,直到晚上都安静地睡了,我才回到自己的宿舍。人瘦了一圈,全班的成绩却由全年级四个班的倒数第一变成了顺数第二,不少科目拿了第一。我还组建了学校文艺演出团,有腰鼓队、舞蹈队和合唱队,把一个学校搞得生机勃勃。学生、家长和老师对我都格外敬重。
  但我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不会溜须拍马,我不会察言观色,我还有那么点穷文人的清高和自傲,不小心得罪了校长。校长大人冲天一怒,在我外出参加笔会回来时,把我的奖金扣了,还把团州委准备把我往上推荐的团省委青联委员候选人名额也扣了。他像一把生锈的剪刀,把我衣服和裤子上的纽扣一颗一颗地钝掉,一颗一颗地扔掉,直到我赤身裸体,脸面全无,见不得人。我吸取了大学时的教训,学会了忍受和忍让,学会了逆来顺受,一次次地任他宰割。直到有一天他无缘无故地把我的工资也扣了时,我终于被激怒了,专选在学生上课的时候,日他的朝天娘。我一边高声大骂,一边看学生和老师的动静,直到学校所有的窗户和门都打开,所有的脑袋都伸出窗外,我才放工。我平时天天教育学生要团结友爱,要谦虚礼貌,自己却用了那么流氓的手段来骂人家的娘。我不是一个好老师,校长扣我这样那样活该。
  没想到,我的流氓手段,不但没有引来老师学生不好的印象,他们反倒都在那里拍手叫好。特别是老师们说:终于有人敢出来伸张正义了!我调走的时候,老师们示威一样,专门在学校的大操坪里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宴。事后,我们得知,校长大人还跑到县教育局和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告我和全体老师的状,说我目无领导,说老师们没有正义。
  这么恶劣的一仗,我晓得我再待在学校是死路一条了,就跑到县教育局要求换一个学校,只要不在这个校长的淫威下工作,到连一个女教师都见不到的地方都行。可是教育局说我是好老师,学生、家长都不让我走,我走不了!这实在让我为难。
  想想看,平时说那么好听的话教育学生,如今却做这样丑陋的事影响学生,我站在课堂上时,一下子没了底气,我骂自己道貌岸然,骂自己是伪君子,有时候连看学生的眼睛都不敢看。那是一双双多么纯洁透明的眼睛啊!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彭学明老师是最值得骄傲的,因为整个学校,就他们的彭老师是大作家,还能歌善舞,他们和他们的家长经常会从别人嘴里听到对彭老师的赞美。而这个声名远播、被赞美的人就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的班主任,他们的眼光怎么能不充满敬意和崇拜?可是,我再也无法面对这些眼睛了,我现在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教育他们都像是在说假话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为人师表,而是“为人师婊”。我不敢面对这些眼睛。我要逃离这些眼睛。我在逃不掉之后,只好选择罢课。你校长不要我上!我不上了!你不是要扣我奖金扣我工资吗?你扣就是,我不要了!我就不信离开你这个校长我就活不了!我看你把我吃了?!   人,一旦感到无望就无畏了;人,一旦无畏就英雄了;人一旦英雄,就勇往直前了。
  极端的行为,让所有的人都傻了眼。他们没想到一个最认真负责的老师,一个最老实听话的老师会公然罢课!教育局来做工作我不去。老师们来做工作我不去。家长们来做工作我不去。学生们来做工作,我还是不去。我已经心如死灰,没有退路了,只有走到黑。
  可是,不上课了,我去哪里?我总不能去流浪,去放火。我还得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为人民服务。
  我又一次想到了生养我的故乡保靖。
  我曾经是那么的热爱教书,热爱老师这个职业,但是现在我讨厌了。我决定改行,到我喜欢的文化部门去。
  我冒昧地给中共保靖县委写了一封自荐信,信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成绩,也非常诚实地介绍了我在古丈县一中的遭遇和现状,最后表达了我想回家乡效力的愿望。
  那时的邮票只八分钱,我的心事却重千斤。
  我不晓得这封信能不能如期到达,不晓得到达后部长们又看不看得到,我与他们素昧平生,看到了又怎么样呢?我每天都在祈祷。
  那封信没有辜负我,那邮票长了翅膀,把我的倾诉,把我的情愫,把我的愿望,都完好地送到了部长们的手中。
  当时的宣传部长是王德靖,副部长是向希圭和石鑫。几个部长看了我的信,一致决定把我调回去。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县里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们认为我是诚实的人,社会需要诚实的人。家乡的人才在外落难了,家乡不能见死不救。谢天谢地,我碰上了几个好部长!
  当宣传部的回信像天使一樣飞到我的手中时,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放声大哭!
  我永远都忘不了搭救我的第一人——王德靖大姐和向希圭大叔。
  调动的时候,遇到了小小阻力。古丈方只肯把调动的手续开到保靖县教育局,而不肯开到保靖县人事部门,理由是我不是在古丈改的行,是在保靖。你保靖怎么安排不关古丈的事,古丈只能把手续开到保靖教育局。
  保靖说,开教育局就教育局,我们再从教育局转过来。
  1989年6月,我在古丈教了将近三年英语后,顺利调回了家乡,调到了保靖县文化局。
  八分钱邮票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在当今也许是天方夜谭,在那时,却梦想成真。
  我的人生第二次在保靖停靠。
  我的人生第二次在保靖出现了转机。
  保靖又一次做岸,让我停靠;又一次为船,送我远行。
  三
  到了保靖,我好长一段时间都停留在我的教室,停留在我的孩子们身上。我对不起他们。我从骨子里想他们、爱他们。我不晓得没有我的日子里,会不会有人像我那样疼他们、痛他们。
  前面说过,离开古丈一中那天,老师们给我在操场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送行晚宴,此外,我班上的学生还给我送来了两份特别的礼物。一份是一本纪念册,上面写满了他们每一个人对我纯真的祝福,一份是一条薄薄的床单,上面是全体学生的签名。其他班上同学不顾本班同学的反对,也在上面签了名。两份珍贵的礼物!我拿着礼物掩面而泣。
  我没有对不起古丈一中,也没有对不起古丈,但我却对不起这些学生!他们正是初三,正面临着高中、中专等人生的大考,我本应陪着他们一起大考,本应把他们亲手送上开往春天的另外一趟列车,送往人生的另外一个驿站,我却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扔下他们,独自上车了。他们说自我不上课的那天起,他们的心就飘忽了,就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了。老师们说,离开我的日子,班上大乱。他们像一个没娘要的孩子,被抛弃在一个荒郊野岭,无所适从。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学生们还在流泪和哭泣。他们为失去了一个好老师而伤心!可是,孩子们,我不是一个好老师,无论我平时做得怎么好,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你们就不是好老师!人,最伟大的时候就是你哭的时候他在陪着你哭,甚至帮你擦干眼泪,而不是你笑的时候他陪着你笑,更不是你笑的时候他在你身边,你哭的时候他远走高飞了。
  我说孩子们,我是一个自私的懦夫,不值得你们那么敬重。
  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不值得你们看得那么高大。
  我真的时刻都在心里骂自己,都在给你们道歉。
  可是,光道歉有什么用呢?如果我能够继续与你们一道并肩战斗,如果我不影响你们的情绪,也许你们都考上中专或者大学了,也许你们考得更好飞得更高。
  去年我回古丈时,特意把我班上的学生全部招来,给他们道歉。学生们端着酒杯说:老师,不管你做了什么,你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以有你这样一位老师为荣!
  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我的学生现在可以跟我一起喝酒干杯了!长大了!社会这么纷繁,他们的心却还是这么纯善。军人说,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是一辈子的光荣。我说生命中有了当老师的历史,一辈子都有人生的自豪!
  因为我的那些孩子,我一时很难融进保靖。
  我虽然生在保靖,但保靖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保靖在我的记忆里,远没有古丈那么深刻。一岁多就因家庭的变故离开保靖了,保靖能给我留下什么呢?
  陌生的人。陌生的街道。陌生的空气。陌生的灯火。
  奇怪的是,在这种陌生中我并不孤独。我总感到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在吸引着我。我辨别不出味道的方向,可我能够感到味道的存在,能够感到自己对这种味道的迷恋。亲人的味道?情人的味道?还是泥土的味道、庄稼的味道?好长时间才明白,是故乡的味道,根的味道。这种味道是离乡太久的人才嗅得到的。如果你不是离乡的游子,你鼻子再灵敏都是嗅不到的。故乡的味道,根的味道!最美的味道!
  文化局,一个小而精的单位。人不多,却个个身怀绝技。王庆海的小品,刘官仲的书法,曾君龙的小戏,龙泽瑞的音乐,彭图湘的小说,张君林的器乐,特别是文化馆馆长彭司礼一心为公的思想,让我折服,促我努力。
  我去不久,县里举办了第一届“酉水之声”大赛。   我去参赛。唱的是当时正流行的刘欢的《心中的太阳》。
  县里当时有不少在县里州里都有影响的名角,我去,是鸡蛋碰石头。
  有人也在心底笑,他唱什么歌啰?他唱歌不像哭才怪!
  怪就怪!我爱唱!我稻草秆戴高粱壳壳,自高自红。
  生命中可以没有米饭,但不能没有歌声。我是在民间的山歌声中熏大的,我就不信我连一点山歌的烟子臊都没粘。
  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想好了怎么走上台。我运足气站在幕后唱了四句: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
  有认识我的朋友在台下担心地私语:拐了!他不敢唱了!放原声了!
  当我在第二段拿着话筒边唱边走上舞台时,他们傻眼了:放的不是原声带,是彭学明唱的!
  掌声就有如暴风雨,在整个大厅响起来。
  唱了一首歌,响了三次掌声。最后一次还老长老长的,还伴随着“第一名”的尖叫。这是这个小县城少有的。
  结果,我得第二名。
  观众只听我的歌声,评委却看的全部。他们毫不客气地扣了我的台风分。唱歌比赛,你穿着拖鞋上场,扣一分。唱完了,你不是谢幕后彬彬有礼地退向后台,而是从台上纵身一跳,跳到了观众席上,引得台下一片惊呼。从中国有文艺舞台以来,你彭学明是第一个穿拖板鞋上场、第一个从舞台上跳到观众席上的!再扣你两分!看你还跳不跳!嘿,我不是演员,什么都不懂,大人就不计小人过。你若喜欢,我以后西装革履的,天天给你唱颂歌,唱山歌,唱情歌,直到你不扣我分,让我名正言顺地拿第一。
  还有一件值得我自吹自擂的事,那就是我跳舞,编舞。
  记得小学时,全乡中小学生运动会,乡里请来了县歌舞团文艺演出。我看到一个红衣女子和一个红军男子踮起脚尖跳舞时,眼睛新奇得比舞台上的煤气灯还亮。脚尖还可以走路!双腿还可以撇成“一”字!我眼睛里的两束聚光灯,一刻不停地追着那红衣女子的脚尖飘啊飘啊,一直飘到运动会散了,脚尖还立在地上,在心里旋转。
  回到家里,我就组织跟我一样大小的小屁股们学脚尖走路,并给他们当起老师,排《白毛女》。我演大春,二丫演喜儿。我至今还记得我排的第一段动作: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年来到,风卷着雪花,在门那个外,风打着门来门自开。
  真是无师自通。
  后来,我就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工作后就耍大牌了,不唱也不跳了。
  一曲《酉水之声》,把我所有的文艺细胞全激活了。五彩缤纷的细胞。五彩缤纷的梦。
  1990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搞社教。我跟随县委书记向世林去了保靖县大妥乡。看那里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打牌,赌博,打架,乱得很。我就给书记建议组建一支文艺演出队。我自任队长。把我们下去搞社教的五六个年轻人和乡政府及附近村子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编节目。所有的节目都由我们自己编写编排,然后经我这个总导演审定。嘿,挺牛的。
  我想我不能只是编。我要亲自上舞台。这也是演出队的要求。我们队员都上了,你队长哪能不上呢?一想也是。我现在身材长成水桶了,那时候可帅气性感迷人着呢!用现在的说法,粉丝多着呢!不信啊?不信去问问跟我们一起搞社教的胡文锋。什么?不信胡文锋的话?他是胡文疯?他是牛皮客,帮我拉皮条的?那你问问帅哥田维湖,问问帅哥田仁放,问问靓妹吴新华和贾桂香,当然还有向世林、龙教、田清柏这些老帅哥。他们肯定会一起跳起来骂我:你这个砍脑壳的,我们帅什么靓什么啦?你才帅才靓呢!
  你看看,你看看,不是吹牛吧。
  吹牛是吹牛,我从来没帅过,见到帅哥在靓妹面前晃,我就嫉妒。帅不帅是次要的,全乡的文艺会演,在我的张罗下却开演了。开演的那天,就像宋丹丹小品里摆开一只乌鸦手吹的:那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能够装下五百人的大礼堂,硬是扎进了五百多号人!最后一排的楼板,不堪重负,被压垮了!伤了几个人。垮了楼板,伤了人,应该说动静够大的了,却一点都没有影响演出,人们只稍微回头看了一眼后面的动静后就专心致志地看我们的演出了,生怕漏掉了我们的一个动作或者情节。
  火吧?
  火!
  得意吧?
  得意!
  轮到我上场,报出我的名字时,台下就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就像我是刘德华一样。
  我演的是舞蹈《血染的风采》。当然是我自己编导的。
  我们演出队的几个女社教队员都没学过舞蹈,演不了女主角,我就跑到大妥中学把贾群英老师借来演女主角。她是我的中学、大学同学。其实她也没学过舞蹈,但她比社教队的几位女同胞有艺术细胞。
  我把整个舞蹈文学化了。
  第一段,妻子送郎上战场,两人依依惜别。
  第二段,丈夫在前线英勇杀敌光荣负伤,妻子送水上战场,丈夫负伤倒下,妻子冲上前营救。
  第三段,我加录的一段。更多的人举着红旗冲上战场,前赴后继,取得胜利。
  第二段中,当我和女主角各自从舞台的一头艰难爬行,想拉住手,却因我失血过多,昏迷不醒,没有拉上。两只爱情的手,只差那么几厘米就拉上了呀!却没有。全场为之动情,起立鼓掌。
  第三段红旗插上顶峰,我们摆成雕塑样时,全场居然不晓得演完了,还等着下一个动作,等明白演完时,再次起立,掌声如雷。甚至有觀众喊:再演一遍!
  从来没有一个舞蹈演完了,会有观众喊“再来一遍”的吧?嘿,我彭学明编的、演的,就有人喊了,听着啊,真是舒服!
  后来,这个节目在全县的文艺会演中也拿了第一名。在县剧院演出时,挑剔的城里观众照样全体起立鼓掌。
  再后来,这个节目被抽调到全县各乡巡回演出。因为我和社教队员们都没有时间演出,我就把所有的演员都换了,当了个甩手导演。而感人的场面,却在演出中依然延续。   就这样,除唱歌比赛大出了一次风头外,我自编自演的舞蹈又大出了一次风头。
  保靖,以母亲一样的胸怀,给了一个初生牛犊最宽广高远的舞台和天空,给了我最高的荣誉和掌声。
  对一个不谙世事、在外受到打击的人来说,这种荣誉和掌声,就是最大的鼓励和动力。
  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那时想,我不但能够教英语,我还会写文章,更能够唱很好的歌,跳很好的舞,我是一个全才,无师自通的全才。心里美得呀,不晓得自己姓什么了。
  我看到阳光和鲜花,都铺在了我未来的路上。
  我很快就成了这个县的名人。虽然我那时的文学作品在全省有了不小的名气,但却只在文学圈里。因为这两次风头的强劲,县里的领导马上注意到了我,县委书记向世林只要下乡就会亲自站在我的楼下大声喊:彭学明,跟我到乡里体验生活去!
  保靖的山山水水,我就是那时跑遍的。
  千万别以为县委书记看我是个作家,想我吹吹他,没有的事,我跟他跑了两年,没写过一篇为他歌功颂德的稿件。他纯粹是爱才!
  县政府办干脆把我调到政府办去了。我现在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同时,能够写得一手好公文,全仗了政府办工作的那段岁月,仗了政府办主任胡启沛等人给我压的担子、给的机会。
  省里要推荐党外知识分子的省政协委员时,县委统战部第一个就想到了我。经过省里严格审查,二十七岁不到的我,成了最年轻的省政协委员。
  那时是1992年。
  我在故乡有了飞翔的翅膀。
  是故乡给了我飞翔的翅膀。
  在故乡广袤的天空里,我一次次起飞,一次次试航,最后像一只唱歌的云雁,从故乡的山头飞到了北京的天空,飞往了世界。
  原来,我只看到故乡的颜色,只看到故乡颜色里那些鲜艳的山花、嫩绿的野草、青葱的森林和碧绿的河流,现在我却看到了大海的颜色、天空的颜色、宇宙的颜色,看到了大海、天空和宇宙里颜色的颜色。
  故乡的颜色只是一种颜色,还需要外面的颜色来装扮。我不是盗火者,但却要做描色的人。我要把外面任何一抹好看的颜色都描回来,献给故乡。如果有一天描不动了,那就把自己变成一种颜色,回到故乡。因为,只有在故乡,游子的颜色才与故土是一种颜色。
  那是最真、最亮、最重的颜色。
  四
  到保靖工作时,我还不满二十三岁。由于保靖县的领导们给了我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我有了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不像读书和教书时,接触的除了老师和同学还是老师和同学,除了学校还是学校。为了我更好地创作,县里专门让文化局为我成立了一个机构——创作室,几十年,县文化局都没有这个机构,就是我调去以后才专门成立的,目的是让我更好地创作,写出更好的作品。为了我写出好作品,宣传部和文化局规定我可以随时下乡体验生活,县里的主要领导也会在下乡时经常来喊我一同前往。前任县委书记向世林,后任县委书记王德靖,还有县长、政协主席、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都会随时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前往。我不是才,但他们爱才,他们把我当作人才去培养。我不会逢迎他们,他们反倒觉得我可爱纯洁。几乎每个领导都这么跟我说过:我们愿意跟你打交道,主要是你纯善,你眼里和心里都没有渣子,从不给我们提任何要求,从不给我们说人家长短,跟你打交道,我们可以找到快乐和宁静。
  跟着他们,我跑遍了保靖的山山水水、旮旮旯旯,饱览了山水之美、民风之淳。在土家山寨,我们和老百姓一起下田插秧下地除草,感受劳动的辛苦和美丽。在苗岭苗乡,我们和老百姓大碗大碗喝酒大块大块吃肉,感受乡民的豪放和淳朴。就着漫天的星星和篝火,我与乡亲们一道跳土家摆手舞和茅古斯舞,体味土家乡亲从历史长河里穿云破雾而来的乞愿和幸福。枕着明媚的清风和白云,我和乡亲们去赶苗家边边场和挑葱会,分享苗家儿女浪漫神奇的甜美爱情。记得有次赶边边场时,我们几个年轻人看到前面有几个如油画里走出来的美丽女子,就准备跑去给她们唱情歌,快拢边时,那几个女子都笑颜迷人地回过头来喊我一声:彭老师!羞得我转身就跑。我们追到的是曾经听过我文学讲座的粉丝或学生!你说丢人不丢人!
  山水,民风,都像春天的花朵,点燃了我对家乡青春的激情和热爱。我一直觉得我的家乡贫穷和孤苦,没想到也如此美丽和富有。那条从远古流来的母亲河——酉水,是那么的妩媚生动、波光潋滟。那座远古耸立的有如父辈的苗岭——吕洞山,是那样的秀美高大、绿色苍茫。那一栋栋蘑菇一样遍地生长的吊脚楼,既像土家织锦,又像苗家刺绣,朴素而鲜艳地别在家乡的胸口。而山歌,更像出山的泉水和飞流的瀑布,把家乡吟唱得更加山清水秀。我很惊讶,我的家乡,我的保靖,居然有这么多遍地生辉的诗歌,这么多秀色可餐的画图!
  当我一步步更加精细地走进乡亲们的世界时,乡亲们的苦与痛、甜和乐,就更如与生俱有的家族血民族髓,连着我的骨肉,植进我的心灵。我看见他们的孩子跟我的妹妹一样读不起书,我看见他们的爹娘跟我的爹娘一样看不起病,我看见他们的锅里跟我儿时的锅里一样没有一滴油,我看见他们的身上跟我儿时的身上一样穿得千疮百孔,我看见他们的眼里没泪心却流血。他们那么贫穷,可他们会把最好吃的给我们,最好用的给我们,如果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他们会跑十家二十家的去借来,让我们享用!我的泪和血,就从那个时刻开始为他们而流!我不再悲我所悲、苦我所苦,而是悲苦那些跟我一样比我更悲苦的父老乡亲。一个人,只有当他的心贴着故乡大地的心脏跳动时,他的心脏才会永远鲜活、永远年輕;他的灵魂才会远离物欲权欲和尘世,获得宁静和安详,才会纯善圣洁得如没有一丝渣子的云天湖水。我一再反思我们的许多政策,反思我们政策执行的行为,可是,我在乡下跟村民同悲同喜的一幕幕场景和一个个细节却挥之不去。这些场景和细节都变成了我心底的歌唱给他们,唱给全世界。我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这么孕育产生、唱响全国的,比如进入大学和中学教材的《白河》《祖先歌舞》《吊脚楼里的人物》《秋收散板》《田园抒情诗》等,都是这个时候飞出心窝,飞上天空的。   仅我一个人为乡亲们歌唱是不够的,应该有更多的歌声为之合唱。于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县文学社。文学社的名字就很富感情很动真情,叫——湘西谣。我,共青团县委书记杨亲英,县统战部对台办主任彭光荣,县税务局工作人员杨雄和縣工商银行工作人员卢瑞龙,五个人,就是“人民公社”的全部社员。我们没有像其他文学社一样大张旗鼓地宣传,大张旗鼓地发展会员,也没有像其他文学社拥有社刊。五个简单的人,应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完成梦想。我们五个人经常在一起到我文化局那个宽敞的家里讨论文学讨论人生。理想的灯光,经常长明不熄,迎接黎明。为了纪念我们的文学社,我们还把彭光荣刚出生的女儿取了我们湘西谣的最后一个字,叫彭谣。现在彭谣的文章特别好,是不是把我们的文才与文采都拿去了?我们的文学社,没人晓得,但我们文学社的成员却都在那时大放异彩。每个人都在外发了许多吟咏家乡的好作品。他们四人都因此加入了湘西自治州作家协会,我还因此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人生应该有梦。
  有梦就有快乐。
  我们用我们青春的美梦成就了我们青春的快乐。
  县里的领导看我能力、表现和人品都不错,就找我谈话,想调我去团县委任副书记。看我不愿意,又做工作让我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按理我应该高兴。按传统观念,有官也许就有一切。二十四岁,两次为官,应该是机会来临,阳光普照,但我却没有一丝激动。真的,没有一丝激动。心,连动都没动下。我不晓得,当时那么激情而年轻的我,为什么把官场的这扇门关得那样紧,一点缝隙都没有,风和空气都透不进。也许是文学的力量,给了我足够的定力;也许是跟老百姓的接触,让我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也许是生活的磨难,我早就看淡了一切。我不敢说自己多么高尚,也不敢说做官有什么不好,但我确实一点都不想在官场上踩钢丝踏地雷。我找到县委书记向世林、副书记王德靖和组织部长等人,谈自己的想法,请求他们另外安排比我更优秀的人。经过多次请求,他们理解并同意了。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领导的。
  有的人说我傻,这么好的机会和位子都放弃不要,不是傻子就是垓子(呆子),我说我不傻不垓(呆),世界多彩,人生也多彩,各有各的人生态度,各有各的人生追求,人生的态度和追求不一样,人生的路也就不一样了。人生的路有千万条,我的路也许只有一条,但会好好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把毛路走成小路,把小路走成大路,把大路走成人生的康庄路。
  就这样,我依然留在文化局创作室,快乐地下乡,快乐地创作,快乐地与我的那些乡亲喝酒聊天唱歌跳舞,快乐地把自己的心灵停靠在家乡的那片土地,栖息在家乡的那个口岸。
  但是,我最终还是像一只候鸟一样,飞离故乡的枝头了。1992年11月,当我离开保靖飞往张家界时,我扎实地哭了一回。
  临离开的前两天,已经任县委书记的王德靖大姐和她爱人梁天云大哥就来帮我清理物品,打背包,扫房间,忙得一身灰尘一身汗。我的房间乱得像个狗窝,不苦了他们才怪。走的时候,王大姐又要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大家和我单位各派一个领导,浩浩荡荡地把我送到了张家界。
  从此,我就告别了故乡的花鼓和铜铃,告别了酉水的渔歌和船影,带着酉水岸边“天开文运”的梦想,带着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去闯世界,争风光了。
  人生苦短,故乡情长。
  游子心灵,夜夜还乡。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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