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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及68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禁止其在未经批准情况下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技术。美国对华为断供，不仅影响华为，高通、英特尔等美国芯片制造公司的股票也随之下跌。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的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5月17日，包含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被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达261家，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的21.9%，仅次于俄罗斯，为“实体清单”涉及企业数第二大国家。
有学者认为，与以往全球产业链的自然演变不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是从多个方向攻击全球产业链，会造成多环节乃至全链条的功能受损。还有学者担心，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对全球价值链断裂风险评估不足，如果全球价值链里系统性重要的前50家企业生产产值全部减少25%的话，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可能会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大。
而对中国来说，因劳动力成本升高引发的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和因贸易战引发的产业流出两种趋势如果叠加在一起，将成为严峻挑战。中国将如何应对？《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黄群慧。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的格局，是由长期市场竞争决定的高效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多方共赢。应该怎么理解？
黄群慧：目前全球产业链的格局是在上一轮全球化时期，由跨国公司主导而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是資本全球逐利的结果，由于现代运输技术使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发展又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和交流的成本，企业就可以低成本把自己的每个具体的价值创造活动通过全球的资源配置来实现，于是形成了跨越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虽然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这种全球分工，发达国家一般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而后发国家一般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但所有参与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和企业都得到了利益、实现了共赢，前者获得利润和增长，后者获得就业和发展，因此各方都积极接受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也是为什么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全球产业链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什么？
黄群慧：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是长期市场运行得到的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不能变，但变化的前提，一定是由于技术创新带来了价值链分工的重新变化。比如中国，原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由于学习效应，慢慢向中高端拓展，就逐渐和以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不一样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通过这条路径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比如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走的都是这条道路。
正常的变化一定会有，但当前的最大问题是，美国政府奉行单边主义，通过贸易战强行打破国与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以政府干预的方式逼迫企业调整全球价值链布局，人为破坏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大家可以接受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调整，但不能接受的是政府以各种借口，通过关税、贸易壁垒等各种限制，逼迫企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供应链，这种做法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各方都没什么好处，打乱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中国新闻周刊：这么做对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发达国家，和对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带来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黄群慧：影响确实有不同。以对中美的影响为例，对于美国企业而言，美方加征关税措施和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会导致其供应链成本人为的突然增加，影响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部分企业被迫调整供应链全球布局，需要考虑物流成本、基础设施、商业合作伙伴选择、配套产业的完善度和成熟度等等，其成本就会突然大幅度增加。实际上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华跨国公司的生产投资，短期内大规模撤出并不现实。必须认识到，中国是唯一能够生产联合国工业目录大类所有产品的国家，已具备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和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其他国家替代。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成本很高，会导致巨大的利益损失。
对中国来说，短期内肯定也会受到冲击，投资减少、企业转移的情况在一定程度可能都会发生。但中国本来就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中，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也有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把自己的生产转到了东南亚。另外一个影响是，过去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正常获得技术、促进技术进步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封堵。基于“雁阵理论”，后发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通过技术合作获得了技术进步，产业会不断升级，最终实现自己的经济现代化，包括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大多如此。面对美国的封堵，中国需要从两条途径来突破，一是加大国内的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还要继续加大和其他国家的开放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5G、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革命，对全球产业链布局会带来哪些影响？
黄群慧：当前人类社会迎来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面对新工业革命，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可以看到，新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变化，第一个特点是全球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基于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大家分工很细，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供应商都分布很广，更加需要全球的合作。另一个特点，每个国家都希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掌握主动权，每个国家都应该在竞争中去促进技术创新，但一定是基于开放合作的技术创新生态，只有这种生态才有利于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都是全球问题，必须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来讨论解决，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某项技术就能解决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高技术的封锁和市场遏制，能帮助美国牢牢占据产业链高端吗？
黄群慧：很难保证。比如人工智能，除了技术创新外，还需要广泛的市场应用场景。中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都很快，有些核心关键技术美国比较领先，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这两者只有合作，才有利于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才能真正迎接整个人类的智能经济时代。但是如果美国想搞封锁，它自身没有那么好的应用场景，反过来也会限制技术创新。不能说肯定搞不出来，但从创新的效率来说，肯定不像开放合作的创新效率高。
技术创新路径的不确定性很大，从最初创意、概念和实验室技术，到真正的市场化成功，中间有很多很细的环节，就是我们说的“创新沟壑”，不确定性非常大，谁能保证自己一定领先？最好的办法一定是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为了避免在关键技术上被“卡脖子”，在产业政策上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是否都要保证自主可控？
黄群慧：确实需要从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角度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从极端的情况考虑，当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被切断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什么应对战略，这是必须要考虑的。但另一方面，还要客观分析对方即使想这么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影响的程度会怎么样。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的复杂性，能否被一个国家“卡脖子”，也要做具体分析。
面对“卡脖子”问题，绝不是所有技术都要自己“做备胎”，“做备胎”不仅要考虑必要性，还要考虑可行性。
作为后发赶超国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快速发展到工业化后期，但的确存在很多“卡脖子”问题，工业基础能力还有很大差距，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从产业安全角度看，面对“卡脖子”问题，当前应该紧急开展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大规模调查，以此为基础加快建立工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建议进行为期三个月到半年的我国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大规模调查，以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进一步加紧建立工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
实际上，中国各级政府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通过每年两次对工业基础能力进行全面评估，中国可以把握工业的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对建立弹性供应链、在与美国贸易摩擦中掌握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贸易摩擦是否会加速一些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
黄群慧：这里面存在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主要从劳动力成本考虑，近些年已经在一些产业中有一些企业从中国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同时也出现了转向东南亚的趋势。但现在发生中美贸易摩擦，由于关税等因素，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东部企业不去中西部，而转移到了东南亚。
另一种情况，由于贸易摩擦割断了供应链和技术链，一些企业被迫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回到发达国家。现在看这种情况短期还比较明显，而且具有突发性，影响会比较大。因为这种转移涉及技术创新，影响非常大。不仅影响了就业，而且对产业升级的路径也有一定影响，增加了获得技术的成本。这两种情况叠加在一起，产业转移的趋势就会比较明显。而如果没有第二种情况的发生，只有第一个趋势，那就只是一个渐进的過程。
不过，这对中国未必一定是坏事。从某种角度说，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长期性，中国企业会对一些国外供应商产生一定的依赖惯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自主创新始终不能突破，从而对现有的产业分工低端地位产生锁定效应。过去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只能去寻找国内生产替代商，倒逼研发，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未必一定就是坏事。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产业转移趋势和全球产业链被打断的双重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
黄群慧：短期来看，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会带来很多挑战，需要出台一些积极应对短期形势的政策，比如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有利于创新的技术生态等，中央提出了“六稳”方针十分必要。
从长期看，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发生产业转移也存在其合理性。但是一定要避免中国“过早去工业化”或者“过快去工业化”的问题。基于“去工业化”理论，单纯的制造业就业或者产值数量占比减少不是特别重要，最关键的是制造业本身所带来的创新效应，有没有真正在国家内部实现。
为了保住制造业的创新效应不随着产业转移而转到国外去，需要采取一些重要的具体措施，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提倡“母工厂”制度，就是在国内建立各个产业的“母工厂”。这个“母工厂”也叫“现代核心工厂”，就是先进生产制造工艺“在系统层面”进行应用和持续改善的平台，只要“母工厂”不丢，国家的关键创新能力就不会丢失。
未来“十四五”是一个关键时期，要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一系列规划，核心还是按五大发展理念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产业转移升级路径被打断之后，某种程度肯定会延迟向中高端转移，更加需要鼓励创新投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倒逼国家提高创新效率。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的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5月17日，包含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被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达261家，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的21.9%，仅次于俄罗斯，为“实体清单”涉及企业数第二大国家。
有学者认为，与以往全球产业链的自然演变不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是从多个方向攻击全球产业链，会造成多环节乃至全链条的功能受损。还有学者担心，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对全球价值链断裂风险评估不足，如果全球价值链里系统性重要的前50家企业生产产值全部减少25%的话，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可能会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大。
而对中国来说，因劳动力成本升高引发的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和因贸易战引发的产业流出两种趋势如果叠加在一起，将成为严峻挑战。中国将如何应对？《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全球产业链正遭受人为破坏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的格局，是由长期市场竞争决定的高效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多方共赢。应该怎么理解？
黄群慧：目前全球产业链的格局是在上一轮全球化时期，由跨国公司主导而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是資本全球逐利的结果，由于现代运输技术使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发展又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和交流的成本，企业就可以低成本把自己的每个具体的价值创造活动通过全球的资源配置来实现，于是形成了跨越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虽然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这种全球分工，发达国家一般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而后发国家一般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但所有参与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和企业都得到了利益、实现了共赢，前者获得利润和增长，后者获得就业和发展，因此各方都积极接受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也是为什么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全球产业链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什么？
黄群慧：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是长期市场运行得到的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不能变，但变化的前提，一定是由于技术创新带来了价值链分工的重新变化。比如中国，原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由于学习效应，慢慢向中高端拓展，就逐渐和以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不一样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通过这条路径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比如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走的都是这条道路。
正常的变化一定会有，但当前的最大问题是，美国政府奉行单边主义，通过贸易战强行打破国与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以政府干预的方式逼迫企业调整全球价值链布局，人为破坏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大家可以接受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调整，但不能接受的是政府以各种借口，通过关税、贸易壁垒等各种限制，逼迫企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供应链，这种做法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各方都没什么好处，打乱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中国新闻周刊：这么做对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发达国家，和对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带来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黄群慧：影响确实有不同。以对中美的影响为例，对于美国企业而言，美方加征关税措施和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会导致其供应链成本人为的突然增加，影响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部分企业被迫调整供应链全球布局，需要考虑物流成本、基础设施、商业合作伙伴选择、配套产业的完善度和成熟度等等，其成本就会突然大幅度增加。实际上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华跨国公司的生产投资，短期内大规模撤出并不现实。必须认识到，中国是唯一能够生产联合国工业目录大类所有产品的国家，已具备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和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其他国家替代。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成本很高，会导致巨大的利益损失。
对中国来说，短期内肯定也会受到冲击，投资减少、企业转移的情况在一定程度可能都会发生。但中国本来就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中，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也有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把自己的生产转到了东南亚。另外一个影响是，过去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正常获得技术、促进技术进步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封堵。基于“雁阵理论”，后发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通过技术合作获得了技术进步，产业会不断升级，最终实现自己的经济现代化，包括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大多如此。面对美国的封堵，中国需要从两条途径来突破，一是加大国内的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还要继续加大和其他国家的开放合作。
绝不是所有技术都要自己“做备胎”
中国新闻周刊：5G、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革命，对全球产业链布局会带来哪些影响？
黄群慧：当前人类社会迎来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面对新工业革命，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可以看到，新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变化，第一个特点是全球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基于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大家分工很细，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供应商都分布很广，更加需要全球的合作。另一个特点，每个国家都希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掌握主动权，每个国家都应该在竞争中去促进技术创新，但一定是基于开放合作的技术创新生态，只有这种生态才有利于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都是全球问题，必须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来讨论解决，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某项技术就能解决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高技术的封锁和市场遏制，能帮助美国牢牢占据产业链高端吗？
黄群慧：很难保证。比如人工智能，除了技术创新外，还需要广泛的市场应用场景。中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都很快，有些核心关键技术美国比较领先，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这两者只有合作，才有利于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才能真正迎接整个人类的智能经济时代。但是如果美国想搞封锁，它自身没有那么好的应用场景，反过来也会限制技术创新。不能说肯定搞不出来，但从创新的效率来说，肯定不像开放合作的创新效率高。
技术创新路径的不确定性很大，从最初创意、概念和实验室技术，到真正的市场化成功，中间有很多很细的环节，就是我们说的“创新沟壑”，不确定性非常大，谁能保证自己一定领先？最好的办法一定是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为了避免在关键技术上被“卡脖子”，在产业政策上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是否都要保证自主可控？
黄群慧：确实需要从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角度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从极端的情况考虑，当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被切断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什么应对战略，这是必须要考虑的。但另一方面，还要客观分析对方即使想这么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影响的程度会怎么样。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的复杂性，能否被一个国家“卡脖子”，也要做具体分析。
面对“卡脖子”问题，绝不是所有技术都要自己“做备胎”，“做备胎”不仅要考虑必要性，还要考虑可行性。
作为后发赶超国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快速发展到工业化后期，但的确存在很多“卡脖子”问题，工业基础能力还有很大差距，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从产业安全角度看，面对“卡脖子”问题，当前应该紧急开展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大规模调查，以此为基础加快建立工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建议进行为期三个月到半年的我国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大规模调查，以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进一步加紧建立工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
实际上，中国各级政府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通过每年两次对工业基础能力进行全面评估，中国可以把握工业的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对建立弹性供应链、在与美国贸易摩擦中掌握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应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中国新闻周刊：贸易摩擦是否会加速一些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
黄群慧：这里面存在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主要从劳动力成本考虑，近些年已经在一些产业中有一些企业从中国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同时也出现了转向东南亚的趋势。但现在发生中美贸易摩擦，由于关税等因素，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东部企业不去中西部，而转移到了东南亚。
另一种情况，由于贸易摩擦割断了供应链和技术链，一些企业被迫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回到发达国家。现在看这种情况短期还比较明显，而且具有突发性，影响会比较大。因为这种转移涉及技术创新，影响非常大。不仅影响了就业，而且对产业升级的路径也有一定影响，增加了获得技术的成本。这两种情况叠加在一起，产业转移的趋势就会比较明显。而如果没有第二种情况的发生，只有第一个趋势，那就只是一个渐进的過程。
不过，这对中国未必一定是坏事。从某种角度说，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长期性，中国企业会对一些国外供应商产生一定的依赖惯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自主创新始终不能突破，从而对现有的产业分工低端地位产生锁定效应。过去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只能去寻找国内生产替代商，倒逼研发，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未必一定就是坏事。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产业转移趋势和全球产业链被打断的双重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
黄群慧：短期来看，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会带来很多挑战，需要出台一些积极应对短期形势的政策，比如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有利于创新的技术生态等，中央提出了“六稳”方针十分必要。
从长期看，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发生产业转移也存在其合理性。但是一定要避免中国“过早去工业化”或者“过快去工业化”的问题。基于“去工业化”理论，单纯的制造业就业或者产值数量占比减少不是特别重要，最关键的是制造业本身所带来的创新效应，有没有真正在国家内部实现。
为了保住制造业的创新效应不随着产业转移而转到国外去，需要采取一些重要的具体措施，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提倡“母工厂”制度，就是在国内建立各个产业的“母工厂”。这个“母工厂”也叫“现代核心工厂”，就是先进生产制造工艺“在系统层面”进行应用和持续改善的平台，只要“母工厂”不丢，国家的关键创新能力就不会丢失。
未来“十四五”是一个关键时期，要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一系列规划，核心还是按五大发展理念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产业转移升级路径被打断之后，某种程度肯定会延迟向中高端转移，更加需要鼓励创新投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倒逼国家提高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