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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广东区党团组织领导成立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机构，并以此为平台在学生中开展宣传国民革命、推动广东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引导学生走向工农等工作。与此同时，广东区党团也十分注重通过新学生社发展有阶级觉悟的进步学生进入党团组织。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新学生社
大革命时期，中共和青年团组织还比较弱小，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直接以中共或青年团的名义开展工运、农运工作，存在很大困难，而工运、农运的开展需要大量人才。因此，中共决定先争取青年学生的支持，再借助青年学生的力量开展党的其他工作。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青年学生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到大革命前夕，青年学生已被视为政治方面的一种新的革命势力，这种势力甚至被认为“是大可救济垂毙的中国的”。①但是，鉴于大革命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广东区党团根据自身工作经验和现实条件，提出成立外围学生组织来开展学生工作的办法。②
一、成立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更有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
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主要的活动中心。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广东的革命形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热火朝天的面貌：反帝废约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不断高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迅速从消沉中恢复。但是，学生界此时却呈现出与火热的革命形势很不相称的状态：首先，各种社会思潮的广为传播，使得服膺各种社会思潮的学生之间互相诘难，难以团结统一;其次，很多学生在思想混乱中选择“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政治不闻不问;再次，很多教会主办的学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禁止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最后，在五四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此时却以“联络感情，切磋学问”为宗旨，不能发挥对学生的领导带动作用。
开展学生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组织为依托，但是当时“广州学生联合会精神涣散，无组织无训练，不能担任各种青年工作”。③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共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不宜公开做自己一党派的工作。毕竟，从国共合作伊始，两党内就存在各种反对声音。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便发生过国民党右派弹劾共产党案。因此，中共若要自谋发展，必须慎之又慎。开展学生工作，也同样如此。另外，由于中共甫一成立便在“产业幼稚的中国”鼓吹阶级斗争，过早地打出社会革命的旗号，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使得中共一开始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而遭联合封杀，并一度被有闲阶级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而不及。当时广东学生群体中以富家子弟居多数，广大的贫苦青年则很难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样的学生构成中，正如阮啸仙所言：“不好拿S.Y.名义做公开运动，且势已不能。”①此外，当时正值大革命高潮，以一党派的名义开展学生工作，容易给人留下“为一党之私”的印象，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所以，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时任团广东区委书记的阮啸仙和其他团委成员刘尔嵩、周其鉴等人，决定以青年团中的学生同志为中坚，组织成立广东新学生社，并以此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来开展学生工作。
广东新学生社成立之初，只有甲工、高师、公立法政、省一中等十所基础较好的学校建立了支部或小组，社员一百多人，范围只在广州一隅。②在广东区党团组织指导下，广东新学生社先“纠合各校革新分子”，以“学校革新及学生自治运动”为切入，“以谋学生利益为口号，拿学生政党的精神，不露政党的色彩”。③同时对于各种社会活动以及地方政治问题也实际参与，以求在实践中锻炼社员并扩大新学生社的影响力。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新学生社的影响渐渐覆盖广东的各县、镇和乡。为响应邻省各地请求组织分社的要求，广东新学生社于1924年11月23日召开大会，决议将“广东”两字删去，改称“新学生社”。自此，新学生社的活动遂扩散至邻省，甚至香港也成立了分社。
成立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佯装成”一个主张国民革命的“纯粹学生团体”，④更有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这种外围组织工作法不仅能保证党团关于学生运动的主张和政策有实现的组织保障，又不会授人以柄，给其他势力留下攻击党团的口实。此外，新学生社还可以作为党团组织的前哨，培养、考察青年学生，并在其中物色有阶级觉悟的进步学生进而发展其加入组织。
二、广东区党团的学生工作主要通过新学生社来开展
新学生社的组织和影响力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广东区党团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主要通过新学生社来开展。这一时期，围绕着党团学生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广东区党团领导新学生社从事的学生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学生中宣传国民革命，发动学生支持国民党工作。以国民革命为旗号，符合中共的发展战略，也更容易唤起青年学生的民族主义情感，而且这与当时的社会大潮一致，可以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来促进学生运动的展开。因此，在广东区党团领导下，新学生社成立伊始，就在其纲领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客观的急切需要，进而号召青年学生走出象牙塔，参加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新学生社在成立半周年之际，举行了盛大的游艺大会，并向工学各界发出许多入场券。据统计，当时工学各界到会人数不下于三千人，⑤其中以学生为主体。除主席阮啸仙外，广州市教育局长王仁康、国民党要员邹鲁、冯自由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鼓励学生“适应潮流，为国家社会尽力”（王仁康），“向新学生社学习，为主义，为国家社会而牺牲”（邹鲁），“处新潮鼓荡中，应该做个新青年，完成一个新中国”（冯自由）。除了以演讲集会的方式宣传国民革命以外，新学生社还出版发行《新学生》半月刊，以此为宣传阵地，发表的鼓吹国民革命，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嘴脸和反动军阀倒行逆施的文章，在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国民革命是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及青年团的成员也都在国民党内工作。因此，新学生社在广东区党团领导下，也积极支持国民党的工作。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前，两党已有实际的合作行为。中共三大制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中共就实际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宣传工作。新学生社刚一成立，就在广东区党团的指导下，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该社主要负责诸如登记党员、组织演讲队、起草宣传大纲，以及建立区党部、区分部等工作。1923年11月14日，国民党召开组织广州各区分部的全体大会，当日，列席大会的青年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有四十多人，①新学生社领袖阮啸仙和刘尔嵩分别当选为区分部执行委员。 除此之外，新学生社还组织社员赶赴前线，慰问与陈炯明激战的国民党军队。1923年陈炯明被孙中山从广州驱逐以后，便盘踞东江，两军战事未止。1923年11月，阮啸仙带领以新学生社社员为主的慰劳队二十余人前往石龙，慰问刚刚击退陈炯明部下洪兆麟、杨坤如残部的革命军。当时那里是拉锯战的地区，腐烂的死尸还没及时收殓，新战死的士兵，余温未尽，遍陈铁路两旁。阮啸仙镇定自若，带领慰问队伍毅然奔赴阵地。当前方战士看见一批青年携带很多慰劳品，冒着枪林弹雨前来慰劳，大大鼓舞了歼敌勇气。此事并经国民党临时党部报告了孙中山后，受到孙的大力表扬。除此以外，新学生社还在其他团体不甚努力，广州学生会也不尽力的情况下，独立联络了“中国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举行示威运动，以支援孙中山收回“关余”的斗争，并派代表去北京出席“国民大会”。通过这些实际的行动，新学生社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二）改组广州学生联合会，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新学生社成立后，发展迅速，但是毕竟只是当时众多学生团体中的一个，影响有限。前已述及，当时的广州学联不能胜任领导学生的工作，于是团广东区委将改组广州学联作为重要工作摆上日程。当时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指示团广东区委：“要与国民党之学生党员合作，集中势力于广州学生联合会。”②因此，团广东区委授意省一中及甲种工业学校的新学生社社员向学联提出改组倡议。在得到学联的积极响应后，新学生社积极活动，以期在学联中获得尽量多的领导席位。1924年3月底，广州大专和中等学校举行学生代表大会，进行学生联合会的改组事宜。会上，新学生社社员蒋世明、杨石魂、周文雍、陈志文、郭寿华等10多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成为广州学联的核心力量。之后，新学生社在其中积极发挥作用，带动学联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政治活动。
1924年4、5月间广州“圣三一”学校爆发反教风潮，该校由英国教会主办，因为英人校长不准学生组织学生会，并且辱骂学生，该校学生不堪其愤，遂发动反教风潮。风潮发生后，该校学生一时不知如何进展，遂找到新学生社请求援助。广东区党团以此为契机，领导新学生社迅速将风潮引到非基督教运动上来。新学生社立即在《新学生》半月刊上发文声援，同时派人赴校慰问，并带领学生质问学校当局。另外，当时新学生社的主持人张善铭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到廖仲恺汇报此事，引起廖的重视。自此，国民党也积极做出回应。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长的廖仲恺和组织部长谭平山，在中央党部召见“圣三一”的学生代表，表达对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廖仲恺更进一步鼓励学生道：“你们所做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做得很对，做得很好。你们要坚持下去，一定得到胜利。”③这对于广东非基督教运动的进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非基督教运动，新学生社在广东区党团指导下，联合各界团体，于1924年12月24日成立“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并于25、26两天晚上，连续在广东大学大礼堂举办反对基督教的演讲会，邀请两党领袖发表演讲。26日夜，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演讲，听众非常踊跃，效果极佳。新学生社还发动学联会组织宣传队到各处演讲，分发传单，揭露基督教的文化侵略面目。非基督教运动在两党的推动下，迅速从广东向外蔓延，徐州培心、南京明德、长沙湘雅、福州协和等校也相继出现反教运动，“由此在全国形成一场收回教育权的运动”。①为了使这场运动能够持久进行，青年团三大还专门作了《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规定每年圣诞节前后一周为“反基督教周”。随着运动的深入，教会学校开除了相当多的学生，但也有不少学生在了解了教会学校的文化侵略本质以后主动退学，非基督教运动提高了青年学生的国家主权意识，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
（三）引导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单纯的学生运动虽然也有一定的政治效能，但是没有工人、农民的参与，革命终无法取得成功。所以，在革命年代，开展学生运动并不是为了丰富学生的校外文化生活，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其中一点便是引导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通过学生来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所以，1924年7月，当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办时，广东区党团便指示新学生社派人报名参加。在农讲所第一届36名学员中，就有6名新学生社社员。②这些学员经过一个月的学习、训练后，绝大部分被委派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后来，农讲所又接连办了五届，新学生社社员也都有参加。
与此同时，广东区党团计划推动广州平民教育运动重新开展，以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使工运、农运的开展更为容易。鉴于当时新学生社的分社、支部遍于广州各大、中学校，而且成员们大都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因此，广东区党团便议决由新学生社来接办平民教育运动，一方面这可以实现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的目标;另一方面为新学生社提供平台，来发动学生走向工农。在广东区党团指导下，1924年12月，新学生社执委郭寿华向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提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计划，并得到廖仲恺的大力支持。廖指示省财政厅每年拨款2万元作为经费，并促成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成立“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来具体领导平教运动。之后，新学生社便积极参与平民教育运动的宣传和招生工作。他们通过示威大巡行以及分头演讲的方式进行招生宣传。两次招生运动，新学生社都全体动员参与。平民教育运动开展起来以后，新学生社主要负责实施工作。当时“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下设两部：编辑部和实施部。当时的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邹鲁极力阻扰新学生社单独领导平教运动，特令民社③骨干谢清、林柏生等人负责编辑部，主持教材选定和编辑工作，意图占领意识形态宣传阵地，对新学生社进行掣肘。而新学生社郭寿华、林增华、陈志文、罗扬清等人主要负责实施部，主管教学工作。实际上平教运动还是由新学生社掌控核心环节，因为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员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各教场主任、教员，都由团员及社员担任，后来又由于他们对民社几个人编的课本不满意，又单独商定另加了一些政治课本。所以，这一次的广州平教运动，“可以说是我们包 办”，④在新学生社社员的教育影响下，“许多平教学生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⑤
除此之外，在后来发生的革命军两次东征、讨伐杨刘叛乱、省港大罢工等革命运动中，广东区党团都指示新学生社积极发动学生参加。与此同时，新学生社也通过这些实际工作，逐渐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组织迅速得以发展壮大。到1925年5月，新学生社成立两周年时，社员已由当初的一百余人，增至六百余人，⑥组织也扩散于各县、镇，甚至邻省乃至香港地区。据当时《中国学生》特刊上的一篇文章描述：“在广东的重要城镇中，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分社，无处没有他们社员活动的影迹。”⑦到是年11月份，新学生社在广州市内已发展到十六个支部，有十四个县成立了新学生社的分社，其中广州分社共有社员七百余人，连各地分社共有一千五百余人。①
三、以新学生社为平台发展进步学生加入党团组织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共二大制定的“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广泛发动学生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共在这一时期的阶段性任务。但是，中共在全力参与国民革命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自谋发展，以保证在下一阶段的革命斗争中赢得主动。广东区党团决定成立新学生社的最终目的，是要借助新学生社来实现党团的政治目标，即贯彻落实党团关于学生工作的各项主张和政策，以及引导学生走向工农来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并在进步学生中物色、发展同志，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指出，“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以扩充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②广东区党团在学生工作中也同样贯彻了这一精神。他们先在学生中间宣传和开展国民运动，以国民革命的旗号招募社员，然后再在新学生社中物色“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进步学生，进而发展入团。赖先声（即赖玉润）在回忆新学生社的文章中对这一情况有如下说明：“普通学生先吸收入社，经过一时期考察和锻炼后，够条件的再吸收入团，确实进步的学生，亦有直接吸收入团的”。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学生中发展团员都是秘密进行的，未被发展的学生对此并不知情。新团员进入组织以后，组织会对新团员进行初步的教育和培训，之后再向其分配工作任务，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因此，大革命时期的新学生社，不仅是广东区党团开展学生工作的执行机关，也是党团吸收进步青年学生的前哨。很多社员加入党团组织以后，逐渐成长为工运、农运乃至党政军的领袖;也有一大批优秀的社员先后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这种外围学生组织工作法逐渐出现了问题。例如，由于新学生社在广东的学生运动中风头太盛，引起其它“想出风头而无可出”的学生和社团对新学生社多有龃龉，甚至引起他们联合抵制。④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区党团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在统一学运的大趋势中，决定停止新学生社的一切工作，将社中进步学生尽量吸收入团，其他社员则引导他们深入各校学生会，到学生中间去，更大范围地团结学生。
由于广东区党团采取了正确的领导策略，广东的青年学生在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由广东学生率先发起，经广东区党团领导，新学生社大力参与的非基督教运动，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高潮。与此同时，广东区党团组织也得以发展迅速，尤其是青年团，1924年3月份，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广东的团员总数一共是131人，其中学生93人，约占总人数的71%。⑤到1926年6月底，团员总数（此时已改称共青团）已达2248人，学生1053名，约占总人数的47%。⑥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党团;新学生社
大革命时期，中共和青年团组织还比较弱小，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直接以中共或青年团的名义开展工运、农运工作，存在很大困难，而工运、农运的开展需要大量人才。因此，中共决定先争取青年学生的支持，再借助青年学生的力量开展党的其他工作。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青年学生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到大革命前夕，青年学生已被视为政治方面的一种新的革命势力，这种势力甚至被认为“是大可救济垂毙的中国的”。①但是，鉴于大革命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广东区党团根据自身工作经验和现实条件，提出成立外围学生组织来开展学生工作的办法。②
一、成立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更有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
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主要的活动中心。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广东的革命形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热火朝天的面貌：反帝废约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不断高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迅速从消沉中恢复。但是，学生界此时却呈现出与火热的革命形势很不相称的状态：首先，各种社会思潮的广为传播，使得服膺各种社会思潮的学生之间互相诘难，难以团结统一;其次，很多学生在思想混乱中选择“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政治不闻不问;再次，很多教会主办的学校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禁止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最后，在五四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此时却以“联络感情，切磋学问”为宗旨，不能发挥对学生的领导带动作用。
开展学生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组织为依托，但是当时“广州学生联合会精神涣散，无组织无训练，不能担任各种青年工作”。③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共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不宜公开做自己一党派的工作。毕竟，从国共合作伊始，两党内就存在各种反对声音。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便发生过国民党右派弹劾共产党案。因此，中共若要自谋发展，必须慎之又慎。开展学生工作，也同样如此。另外，由于中共甫一成立便在“产业幼稚的中国”鼓吹阶级斗争，过早地打出社会革命的旗号，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使得中共一开始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而遭联合封杀，并一度被有闲阶级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而不及。当时广东学生群体中以富家子弟居多数，广大的贫苦青年则很难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样的学生构成中，正如阮啸仙所言：“不好拿S.Y.名义做公开运动，且势已不能。”①此外，当时正值大革命高潮，以一党派的名义开展学生工作，容易给人留下“为一党之私”的印象，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所以，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时任团广东区委书记的阮啸仙和其他团委成员刘尔嵩、周其鉴等人，决定以青年团中的学生同志为中坚，组织成立广东新学生社，并以此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来开展学生工作。
广东新学生社成立之初，只有甲工、高师、公立法政、省一中等十所基础较好的学校建立了支部或小组，社员一百多人，范围只在广州一隅。②在广东区党团组织指导下，广东新学生社先“纠合各校革新分子”，以“学校革新及学生自治运动”为切入，“以谋学生利益为口号，拿学生政党的精神，不露政党的色彩”。③同时对于各种社会活动以及地方政治问题也实际参与，以求在实践中锻炼社员并扩大新学生社的影响力。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新学生社的影响渐渐覆盖广东的各县、镇和乡。为响应邻省各地请求组织分社的要求，广东新学生社于1924年11月23日召开大会，决议将“广东”两字删去，改称“新学生社”。自此，新学生社的活动遂扩散至邻省，甚至香港也成立了分社。
成立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佯装成”一个主张国民革命的“纯粹学生团体”，④更有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这种外围组织工作法不仅能保证党团关于学生运动的主张和政策有实现的组织保障，又不会授人以柄，给其他势力留下攻击党团的口实。此外，新学生社还可以作为党团组织的前哨，培养、考察青年学生，并在其中物色有阶级觉悟的进步学生进而发展其加入组织。
二、广东区党团的学生工作主要通过新学生社来开展
新学生社的组织和影响力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广东区党团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主要通过新学生社来开展。这一时期，围绕着党团学生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广东区党团领导新学生社从事的学生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学生中宣传国民革命，发动学生支持国民党工作。以国民革命为旗号，符合中共的发展战略，也更容易唤起青年学生的民族主义情感，而且这与当时的社会大潮一致，可以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来促进学生运动的展开。因此，在广东区党团领导下，新学生社成立伊始，就在其纲领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客观的急切需要，进而号召青年学生走出象牙塔，参加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新学生社在成立半周年之际，举行了盛大的游艺大会，并向工学各界发出许多入场券。据统计，当时工学各界到会人数不下于三千人，⑤其中以学生为主体。除主席阮啸仙外，广州市教育局长王仁康、国民党要员邹鲁、冯自由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鼓励学生“适应潮流，为国家社会尽力”（王仁康），“向新学生社学习，为主义，为国家社会而牺牲”（邹鲁），“处新潮鼓荡中，应该做个新青年，完成一个新中国”（冯自由）。除了以演讲集会的方式宣传国民革命以外，新学生社还出版发行《新学生》半月刊，以此为宣传阵地，发表的鼓吹国民革命，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嘴脸和反动军阀倒行逆施的文章，在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国民革命是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及青年团的成员也都在国民党内工作。因此，新学生社在广东区党团领导下，也积极支持国民党的工作。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前，两党已有实际的合作行为。中共三大制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中共就实际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宣传工作。新学生社刚一成立，就在广东区党团的指导下，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该社主要负责诸如登记党员、组织演讲队、起草宣传大纲，以及建立区党部、区分部等工作。1923年11月14日，国民党召开组织广州各区分部的全体大会，当日，列席大会的青年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有四十多人，①新学生社领袖阮啸仙和刘尔嵩分别当选为区分部执行委员。 除此之外，新学生社还组织社员赶赴前线，慰问与陈炯明激战的国民党军队。1923年陈炯明被孙中山从广州驱逐以后，便盘踞东江，两军战事未止。1923年11月，阮啸仙带领以新学生社社员为主的慰劳队二十余人前往石龙，慰问刚刚击退陈炯明部下洪兆麟、杨坤如残部的革命军。当时那里是拉锯战的地区，腐烂的死尸还没及时收殓，新战死的士兵，余温未尽，遍陈铁路两旁。阮啸仙镇定自若，带领慰问队伍毅然奔赴阵地。当前方战士看见一批青年携带很多慰劳品，冒着枪林弹雨前来慰劳，大大鼓舞了歼敌勇气。此事并经国民党临时党部报告了孙中山后，受到孙的大力表扬。除此以外，新学生社还在其他团体不甚努力，广州学生会也不尽力的情况下，独立联络了“中国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举行示威运动，以支援孙中山收回“关余”的斗争，并派代表去北京出席“国民大会”。通过这些实际的行动，新学生社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二）改组广州学生联合会，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新学生社成立后，发展迅速，但是毕竟只是当时众多学生团体中的一个，影响有限。前已述及，当时的广州学联不能胜任领导学生的工作，于是团广东区委将改组广州学联作为重要工作摆上日程。当时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指示团广东区委：“要与国民党之学生党员合作，集中势力于广州学生联合会。”②因此，团广东区委授意省一中及甲种工业学校的新学生社社员向学联提出改组倡议。在得到学联的积极响应后，新学生社积极活动，以期在学联中获得尽量多的领导席位。1924年3月底，广州大专和中等学校举行学生代表大会，进行学生联合会的改组事宜。会上，新学生社社员蒋世明、杨石魂、周文雍、陈志文、郭寿华等10多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成为广州学联的核心力量。之后，新学生社在其中积极发挥作用，带动学联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政治活动。
1924年4、5月间广州“圣三一”学校爆发反教风潮，该校由英国教会主办，因为英人校长不准学生组织学生会，并且辱骂学生，该校学生不堪其愤，遂发动反教风潮。风潮发生后，该校学生一时不知如何进展，遂找到新学生社请求援助。广东区党团以此为契机，领导新学生社迅速将风潮引到非基督教运动上来。新学生社立即在《新学生》半月刊上发文声援，同时派人赴校慰问，并带领学生质问学校当局。另外，当时新学生社的主持人张善铭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到廖仲恺汇报此事，引起廖的重视。自此，国民党也积极做出回应。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长的廖仲恺和组织部长谭平山，在中央党部召见“圣三一”的学生代表，表达对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廖仲恺更进一步鼓励学生道：“你们所做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做得很对，做得很好。你们要坚持下去，一定得到胜利。”③这对于广东非基督教运动的进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非基督教运动，新学生社在广东区党团指导下，联合各界团体，于1924年12月24日成立“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并于25、26两天晚上，连续在广东大学大礼堂举办反对基督教的演讲会，邀请两党领袖发表演讲。26日夜，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演讲，听众非常踊跃，效果极佳。新学生社还发动学联会组织宣传队到各处演讲，分发传单，揭露基督教的文化侵略面目。非基督教运动在两党的推动下，迅速从广东向外蔓延，徐州培心、南京明德、长沙湘雅、福州协和等校也相继出现反教运动，“由此在全国形成一场收回教育权的运动”。①为了使这场运动能够持久进行，青年团三大还专门作了《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规定每年圣诞节前后一周为“反基督教周”。随着运动的深入，教会学校开除了相当多的学生，但也有不少学生在了解了教会学校的文化侵略本质以后主动退学，非基督教运动提高了青年学生的国家主权意识，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
（三）引导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单纯的学生运动虽然也有一定的政治效能，但是没有工人、农民的参与，革命终无法取得成功。所以，在革命年代，开展学生运动并不是为了丰富学生的校外文化生活，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其中一点便是引导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通过学生来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所以，1924年7月，当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办时，广东区党团便指示新学生社派人报名参加。在农讲所第一届36名学员中，就有6名新学生社社员。②这些学员经过一个月的学习、训练后，绝大部分被委派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后来，农讲所又接连办了五届，新学生社社员也都有参加。
与此同时，广东区党团计划推动广州平民教育运动重新开展，以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使工运、农运的开展更为容易。鉴于当时新学生社的分社、支部遍于广州各大、中学校，而且成员们大都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因此，广东区党团便议决由新学生社来接办平民教育运动，一方面这可以实现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的目标;另一方面为新学生社提供平台，来发动学生走向工农。在广东区党团指导下，1924年12月，新学生社执委郭寿华向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提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计划，并得到廖仲恺的大力支持。廖指示省财政厅每年拨款2万元作为经费，并促成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成立“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来具体领导平教运动。之后，新学生社便积极参与平民教育运动的宣传和招生工作。他们通过示威大巡行以及分头演讲的方式进行招生宣传。两次招生运动，新学生社都全体动员参与。平民教育运动开展起来以后，新学生社主要负责实施工作。当时“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下设两部：编辑部和实施部。当时的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邹鲁极力阻扰新学生社单独领导平教运动，特令民社③骨干谢清、林柏生等人负责编辑部，主持教材选定和编辑工作，意图占领意识形态宣传阵地，对新学生社进行掣肘。而新学生社郭寿华、林增华、陈志文、罗扬清等人主要负责实施部，主管教学工作。实际上平教运动还是由新学生社掌控核心环节，因为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员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各教场主任、教员，都由团员及社员担任，后来又由于他们对民社几个人编的课本不满意，又单独商定另加了一些政治课本。所以，这一次的广州平教运动，“可以说是我们包 办”，④在新学生社社员的教育影响下，“许多平教学生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⑤
除此之外，在后来发生的革命军两次东征、讨伐杨刘叛乱、省港大罢工等革命运动中，广东区党团都指示新学生社积极发动学生参加。与此同时，新学生社也通过这些实际工作，逐渐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组织迅速得以发展壮大。到1925年5月，新学生社成立两周年时，社员已由当初的一百余人，增至六百余人，⑥组织也扩散于各县、镇，甚至邻省乃至香港地区。据当时《中国学生》特刊上的一篇文章描述：“在广东的重要城镇中，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分社，无处没有他们社员活动的影迹。”⑦到是年11月份，新学生社在广州市内已发展到十六个支部，有十四个县成立了新学生社的分社，其中广州分社共有社员七百余人，连各地分社共有一千五百余人。①
三、以新学生社为平台发展进步学生加入党团组织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共二大制定的“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广泛发动学生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共在这一时期的阶段性任务。但是，中共在全力参与国民革命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自谋发展，以保证在下一阶段的革命斗争中赢得主动。广东区党团决定成立新学生社的最终目的，是要借助新学生社来实现党团的政治目标，即贯彻落实党团关于学生工作的各项主张和政策，以及引导学生走向工农来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并在进步学生中物色、发展同志，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指出，“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以扩充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②广东区党团在学生工作中也同样贯彻了这一精神。他们先在学生中间宣传和开展国民运动，以国民革命的旗号招募社员，然后再在新学生社中物色“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进步学生，进而发展入团。赖先声（即赖玉润）在回忆新学生社的文章中对这一情况有如下说明：“普通学生先吸收入社，经过一时期考察和锻炼后，够条件的再吸收入团，确实进步的学生，亦有直接吸收入团的”。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学生中发展团员都是秘密进行的，未被发展的学生对此并不知情。新团员进入组织以后，组织会对新团员进行初步的教育和培训，之后再向其分配工作任务，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因此，大革命时期的新学生社，不仅是广东区党团开展学生工作的执行机关，也是党团吸收进步青年学生的前哨。很多社员加入党团组织以后，逐渐成长为工运、农运乃至党政军的领袖;也有一大批优秀的社员先后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这种外围学生组织工作法逐渐出现了问题。例如，由于新学生社在广东的学生运动中风头太盛，引起其它“想出风头而无可出”的学生和社团对新学生社多有龃龉，甚至引起他们联合抵制。④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区党团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在统一学运的大趋势中，决定停止新学生社的一切工作，将社中进步学生尽量吸收入团，其他社员则引导他们深入各校学生会，到学生中间去，更大范围地团结学生。
由于广东区党团采取了正确的领导策略，广东的青年学生在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由广东学生率先发起，经广东区党团领导，新学生社大力参与的非基督教运动，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高潮。与此同时，广东区党团组织也得以发展迅速，尤其是青年团，1924年3月份，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广东的团员总数一共是131人，其中学生93人，约占总人数的71%。⑤到1926年6月底，团员总数（此时已改称共青团）已达2248人，学生1053名，约占总人数的47%。⑥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