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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致辞
新的一年开始了。在新的一年前夕,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也诞生了。七届主席团是一个很有活力也很有创意的主席团。
本届主席团应当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在主席团各位成员紧密团结下,在七届分党组各项工作推进中,把中国音协真正建成音乐界的温馨之家。
我们要和全国会员共同努力,把我国音乐事业推进一个新层面,让音乐界更加活跃,为新世纪人民的生活增添更多亮色和色彩,同时,通过我们的努力给大家带来更美好的音乐和更美好的歌声。赵季平
本报专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赵季平
2009年12月18日傍晚,北京晚点出发的飞机终于抵达西安。自发聚集在西安音乐学院5号教学楼前久候多时的学子们闻讯兴奋得尖声历叫起来。学生们迎候的是他们的院长、前一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当选的中国音协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平。
省委副书记王侠来了,副省长郑小明也来了,闻讯赶来的各界朋友和媒体都来了,人们争相目睹这位杰出的作曲家的风采。
王侠代表省委这样评价他:赵院长的当选是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是中国音乐界对他个人几十年来在音乐发展中做出成绩的高度认可,是陕西人民的光荣,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骄傲。
而今,赵季平带着陕西人民的殷殷重托,继续在西安音乐学院勤奋耕耘;同时,他的中国音协主席的重担也挑起全国音乐事业大任。
新的一年,赵季平如何掌门中国音协,不负众望;如何执领西音,哺教莘莘学子;如何不辍创作,再度辉煌?
年前,本报特派记者在西安音乐学院特建的赵季平工作室与他叙“旧”话“新”:请新主席在新年前夕发表他的新年致辞,谈谈他的新思路。
身为作曲家主席,坦言抓创作
记者:就个人意愿而言,您担任中国音协主席,仍然留在西安音乐学院搞教育和创作,会更侧重哪些方面的工作?
赵季平:我创作的源泉,是在陕西这块土壤上,好像在秦砖汉瓦的屋檐下我有创作激情,而在饭店里就找不到了灵感(笑)。
我想我还是抓创作。我们搞作曲的,说来说去,就是要拿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
我现在当了中国音协主席,对全国音乐界的发展就有了更重的职责。要配合中国音协分党组,配合沛东书记,把全国音乐事业发展得有一种新气象,当然创作要抓得紧而再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作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部署,要求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并对艺术家提出承担起传承和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的要求。我理解,具体到音乐事业,作品的继承和创新就是重要任务之一。
所谓作品的继承和创新,就是要涌现出配得上时代的好作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用我们自己的母语去谱写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有中国气派的黄钟大吕之音。
创作技术不是目的,因为创作的目的不是展示技术
记者:您怎样评判、认可一个作品继承与创新的水准?
赵季平: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常讲的标准问题,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我常讲,我力求让我的作品既有广大群众的基础,也要有丰富的学术涵量、技术涵量。这就是既让老百姓喜欢,也让我们的同行专业人员认同,譬如,作曲的旋律和声的思维、复调的思维、配器的理念,多年来,在这方面我们研习西方一些新的理念,出现大量新的探索性音乐创作模式,做了有益的尝试。
但是明确讲,我不太同意把和声语言、复调这些技术学来以后,“改造”中国,如果准确一点说,“适应”中国一词比较恰当。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让这些技术的运用体现新的文化精神才是可取的。否则有些作品写出后,连专家分析起来也挺头痛的,你能说它是成功的吗?
我跟沛东也谈过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创作态度和认识是一样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在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创作实践。
创作、育人要有“铁律”
记者:在西安音乐学院,所有人都知道您的创作有个雷打不动的“铁律”,您怎样评价、把定自己的创作理念?
赵季平:这些年我没有停止过对大型作品的创作。从五个乐章的民族乐队交响乐作品《和平颂》,到后来六个乐章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再到新作大型交响协奏曲《庄周梦》,还有大型舞剧《花儿》,这些作品都是用“继承和创新”这样的“铁律”理念指导进行的,因而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欢,还有大批学者分析这些作品的总谱,并写出论文,研究在和声的音色上、配器的布局上的学术价值。
每天我都要雷打不动进行创作,自己有一种很严格的生活规律和计划:每天起来后开始创作,一直写到12点,这也算是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吧。院党委书记安宁和副院长们都很理解我,知道我在创作,他们主动承担上午的日常工作,从不干扰我,包括省上的一些会议也常常迁就我这个习惯改在下午召开。我这个时间就是思维最活跃的时候,不需要“预热”,能够迅速进入到创作之中,创作的状态很愉快,很清晰,这是几十年形成的“生物钟”。
在教学上,我要求在学习西方作曲理论必修课“四大件”的同时,强化学生对本土的音乐语言的学习:学生必须学民间音乐,必须唱秦腔、唱眉户调。作曲系学生不唱这些不行。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连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都唱,大段秦腔都要会背唱。是我给中央院老师记的谱,我知道82届的学生都在唱。实际上这大有好处,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显现效果。但是,学生走出校门真正实践时,就会派上用场。这是一条“铁律”。
父亲·张艺谋及陈凯歌们
记者:就请谈一谈这些体会和对您创作最有影响的故事?
赵季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当年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分到陕西戏曲研究院。依当时心态,应当到歌舞团、乐团去,分到戏曲单位就“矮人一头”。我回家对父亲说了情况。父亲说,你虽然在音乐学院毕业,要真正有出息,还得到中国音乐中去“滚一滚”。戏曲研究院是非常好的地方,有大量的传统戏曲音乐,你就在那儿好好学。我是很听父亲话的,二话没说,爹说好,我就坚决去做。
这是1970年8月的事。从那时起,我在那个院的剧团待了21年。回头看,那可真是受益匪浅。我深入研究了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大量地方戏曲音乐。
那时,我们下乡演出,走村串户、到处采风,把陕北的县都跑完了。榆林的12个县,我们每个县一演就是十几场,晚上演出,白天没事,我就到处听老百姓唱。比如我们住的地方,门口打夯唱号子,我就听,就记。老百姓随便唱,到处都是“信天游”。从那时起,我灌了一脑袋地方戏曲的素材,以后派上了大用场。
1983年底,有一天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突然到我家,来选电影《黄土地》的作曲。听了我的作品,陈凯歌、张艺谋决定跟我合作。在《黄土地》的拍摄中,有一天,在一个窑洞里,张艺谋说如果他当导演,他的第一部片子一定由我来帮他。果然,1987年他拿着《红高梁》的本子跑到我家里。就这样,我们一路走来。
《黄土地》的“女儿歌”:“天上的沙鸽对对飞,不想我的亲哥在想谁”,原来是上下句,我把它写成分节歌了,被当地老百姓接受,认为是自己的民歌。现在在陕北一些民歌赛,“女儿歌”竟成了当地参赛曲目。这很有意思,说明你的音乐语言被老百姓所认可。
电影《红高梁》歌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实际上采用了陕北的夯歌,就是我从驻地门口打夯农民哼唱的夯歌中记下的一段音乐素材。
“喝了咱的酒……”是纯创作,没有依据。针对遍地红高梁的场景,我采用唢呐群的配乐。严格说,这种手法是受了先锋派的影响。用唢呐群营造一种音块,实际是先锋派的思维民族化了,以体现旷古的、人性的、原始的“好啊、好啊”那种群体呐喊。
当时写的时候,我并没有实际音效感觉,只是朦朦胧胧有那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如果有音节、和声,也不会产生,它只能是音块,才能出来那种冲动、轰然、混沌、叠置的震撼冲击力。谱子出来后,一位老师说:“看不懂,你这是胡闹。”
可是,进棚录音的时候,特别是几支声音铺入,唢呐一轨一轨铺上去,最后35轨唢呐全部铺上,再配到画面上,产生的那种震撼是谁也没有意料的:大家看完后,都不说话,都在那儿抖……就是一种冲击波正面打来的强烈感觉。当时我也没有思想准备。音乐效果确实达到了我们想要冲击力,起到了一种艺术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过这种尝试,我们总结这是非常规构思、非常规的音色达到了非常规的效果。这就是艺术创造。
非常规的创作启发我们引导学生要敢于突破禁锢的框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艺术的创造力,找到一个好办法,产生好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艺术继承和创新的和谐关系。
如果我没有自己的一番经历,就不会有积累和底蕴,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这些创作。
以中国音乐家协会名义,推介优秀作品
记者:作为主席,您对新一届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工作有什么安排?
赵季平:首先是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担任中国音协主席必须要有大局观,要有奉献精神和使命感,在时间比重上,我首先考虑中国音协的工作。实际上把中国音协工作做好,也会给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带来无形的动力和发展。
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音乐重大活动,还要和音协分党组沛东书记一起配合,努力促进。第六届主席团和第七届主席团有很多延续性。我们将既有延续又有侧重。
我们的侧重点之一是在六届主席团和六届党组提出的五年展望的基础上,加强交响乐的创作和推介力度,比如汶川大地震后,四川音乐学院敖昌群院长写的交响乐作品《5·12祭》在四川演首演,反响很强烈,但传播不够,新的一届主席团成员有谭利华、余隆、张国勇等指挥家,有利于作品的推广。
在老区组织作曲家进行声乐作品创作,并重视其演唱和推荐也是工作侧重之一。
金钟奖是个品牌,要在整体发展上加大力度,扩大影响,甚至让整个社会都能感到它的号召力。
音乐教育很重要,除了九所音乐学院,中国音协的工作还要深入中小学、高等院校,这是音协应当进入的一片领域。
本报记者 白宙伟
新的一年开始了。在新的一年前夕,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也诞生了。七届主席团是一个很有活力也很有创意的主席团。
本届主席团应当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在主席团各位成员紧密团结下,在七届分党组各项工作推进中,把中国音协真正建成音乐界的温馨之家。
我们要和全国会员共同努力,把我国音乐事业推进一个新层面,让音乐界更加活跃,为新世纪人民的生活增添更多亮色和色彩,同时,通过我们的努力给大家带来更美好的音乐和更美好的歌声。赵季平
本报专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赵季平
2009年12月18日傍晚,北京晚点出发的飞机终于抵达西安。自发聚集在西安音乐学院5号教学楼前久候多时的学子们闻讯兴奋得尖声历叫起来。学生们迎候的是他们的院长、前一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当选的中国音协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平。
省委副书记王侠来了,副省长郑小明也来了,闻讯赶来的各界朋友和媒体都来了,人们争相目睹这位杰出的作曲家的风采。
王侠代表省委这样评价他:赵院长的当选是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是中国音乐界对他个人几十年来在音乐发展中做出成绩的高度认可,是陕西人民的光荣,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骄傲。
而今,赵季平带着陕西人民的殷殷重托,继续在西安音乐学院勤奋耕耘;同时,他的中国音协主席的重担也挑起全国音乐事业大任。
新的一年,赵季平如何掌门中国音协,不负众望;如何执领西音,哺教莘莘学子;如何不辍创作,再度辉煌?
年前,本报特派记者在西安音乐学院特建的赵季平工作室与他叙“旧”话“新”:请新主席在新年前夕发表他的新年致辞,谈谈他的新思路。
身为作曲家主席,坦言抓创作
记者:就个人意愿而言,您担任中国音协主席,仍然留在西安音乐学院搞教育和创作,会更侧重哪些方面的工作?
赵季平:我创作的源泉,是在陕西这块土壤上,好像在秦砖汉瓦的屋檐下我有创作激情,而在饭店里就找不到了灵感(笑)。
我想我还是抓创作。我们搞作曲的,说来说去,就是要拿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
我现在当了中国音协主席,对全国音乐界的发展就有了更重的职责。要配合中国音协分党组,配合沛东书记,把全国音乐事业发展得有一种新气象,当然创作要抓得紧而再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作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部署,要求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并对艺术家提出承担起传承和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的要求。我理解,具体到音乐事业,作品的继承和创新就是重要任务之一。
所谓作品的继承和创新,就是要涌现出配得上时代的好作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用我们自己的母语去谱写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有中国气派的黄钟大吕之音。
创作技术不是目的,因为创作的目的不是展示技术
记者:您怎样评判、认可一个作品继承与创新的水准?
赵季平: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常讲的标准问题,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我常讲,我力求让我的作品既有广大群众的基础,也要有丰富的学术涵量、技术涵量。这就是既让老百姓喜欢,也让我们的同行专业人员认同,譬如,作曲的旋律和声的思维、复调的思维、配器的理念,多年来,在这方面我们研习西方一些新的理念,出现大量新的探索性音乐创作模式,做了有益的尝试。
但是明确讲,我不太同意把和声语言、复调这些技术学来以后,“改造”中国,如果准确一点说,“适应”中国一词比较恰当。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让这些技术的运用体现新的文化精神才是可取的。否则有些作品写出后,连专家分析起来也挺头痛的,你能说它是成功的吗?
我跟沛东也谈过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创作态度和认识是一样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在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创作实践。
创作、育人要有“铁律”
记者:在西安音乐学院,所有人都知道您的创作有个雷打不动的“铁律”,您怎样评价、把定自己的创作理念?
赵季平:这些年我没有停止过对大型作品的创作。从五个乐章的民族乐队交响乐作品《和平颂》,到后来六个乐章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再到新作大型交响协奏曲《庄周梦》,还有大型舞剧《花儿》,这些作品都是用“继承和创新”这样的“铁律”理念指导进行的,因而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欢,还有大批学者分析这些作品的总谱,并写出论文,研究在和声的音色上、配器的布局上的学术价值。
每天我都要雷打不动进行创作,自己有一种很严格的生活规律和计划:每天起来后开始创作,一直写到12点,这也算是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吧。院党委书记安宁和副院长们都很理解我,知道我在创作,他们主动承担上午的日常工作,从不干扰我,包括省上的一些会议也常常迁就我这个习惯改在下午召开。我这个时间就是思维最活跃的时候,不需要“预热”,能够迅速进入到创作之中,创作的状态很愉快,很清晰,这是几十年形成的“生物钟”。
在教学上,我要求在学习西方作曲理论必修课“四大件”的同时,强化学生对本土的音乐语言的学习:学生必须学民间音乐,必须唱秦腔、唱眉户调。作曲系学生不唱这些不行。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连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都唱,大段秦腔都要会背唱。是我给中央院老师记的谱,我知道82届的学生都在唱。实际上这大有好处,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显现效果。但是,学生走出校门真正实践时,就会派上用场。这是一条“铁律”。
父亲·张艺谋及陈凯歌们
记者:就请谈一谈这些体会和对您创作最有影响的故事?
赵季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当年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分到陕西戏曲研究院。依当时心态,应当到歌舞团、乐团去,分到戏曲单位就“矮人一头”。我回家对父亲说了情况。父亲说,你虽然在音乐学院毕业,要真正有出息,还得到中国音乐中去“滚一滚”。戏曲研究院是非常好的地方,有大量的传统戏曲音乐,你就在那儿好好学。我是很听父亲话的,二话没说,爹说好,我就坚决去做。
这是1970年8月的事。从那时起,我在那个院的剧团待了21年。回头看,那可真是受益匪浅。我深入研究了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大量地方戏曲音乐。
那时,我们下乡演出,走村串户、到处采风,把陕北的县都跑完了。榆林的12个县,我们每个县一演就是十几场,晚上演出,白天没事,我就到处听老百姓唱。比如我们住的地方,门口打夯唱号子,我就听,就记。老百姓随便唱,到处都是“信天游”。从那时起,我灌了一脑袋地方戏曲的素材,以后派上了大用场。
1983年底,有一天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突然到我家,来选电影《黄土地》的作曲。听了我的作品,陈凯歌、张艺谋决定跟我合作。在《黄土地》的拍摄中,有一天,在一个窑洞里,张艺谋说如果他当导演,他的第一部片子一定由我来帮他。果然,1987年他拿着《红高梁》的本子跑到我家里。就这样,我们一路走来。
《黄土地》的“女儿歌”:“天上的沙鸽对对飞,不想我的亲哥在想谁”,原来是上下句,我把它写成分节歌了,被当地老百姓接受,认为是自己的民歌。现在在陕北一些民歌赛,“女儿歌”竟成了当地参赛曲目。这很有意思,说明你的音乐语言被老百姓所认可。
电影《红高梁》歌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实际上采用了陕北的夯歌,就是我从驻地门口打夯农民哼唱的夯歌中记下的一段音乐素材。
“喝了咱的酒……”是纯创作,没有依据。针对遍地红高梁的场景,我采用唢呐群的配乐。严格说,这种手法是受了先锋派的影响。用唢呐群营造一种音块,实际是先锋派的思维民族化了,以体现旷古的、人性的、原始的“好啊、好啊”那种群体呐喊。
当时写的时候,我并没有实际音效感觉,只是朦朦胧胧有那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如果有音节、和声,也不会产生,它只能是音块,才能出来那种冲动、轰然、混沌、叠置的震撼冲击力。谱子出来后,一位老师说:“看不懂,你这是胡闹。”
可是,进棚录音的时候,特别是几支声音铺入,唢呐一轨一轨铺上去,最后35轨唢呐全部铺上,再配到画面上,产生的那种震撼是谁也没有意料的:大家看完后,都不说话,都在那儿抖……就是一种冲击波正面打来的强烈感觉。当时我也没有思想准备。音乐效果确实达到了我们想要冲击力,起到了一种艺术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过这种尝试,我们总结这是非常规构思、非常规的音色达到了非常规的效果。这就是艺术创造。
非常规的创作启发我们引导学生要敢于突破禁锢的框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艺术的创造力,找到一个好办法,产生好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艺术继承和创新的和谐关系。
如果我没有自己的一番经历,就不会有积累和底蕴,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这些创作。
以中国音乐家协会名义,推介优秀作品
记者:作为主席,您对新一届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工作有什么安排?
赵季平:首先是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担任中国音协主席必须要有大局观,要有奉献精神和使命感,在时间比重上,我首先考虑中国音协的工作。实际上把中国音协工作做好,也会给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带来无形的动力和发展。
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音乐重大活动,还要和音协分党组沛东书记一起配合,努力促进。第六届主席团和第七届主席团有很多延续性。我们将既有延续又有侧重。
我们的侧重点之一是在六届主席团和六届党组提出的五年展望的基础上,加强交响乐的创作和推介力度,比如汶川大地震后,四川音乐学院敖昌群院长写的交响乐作品《5·12祭》在四川演首演,反响很强烈,但传播不够,新的一届主席团成员有谭利华、余隆、张国勇等指挥家,有利于作品的推广。
在老区组织作曲家进行声乐作品创作,并重视其演唱和推荐也是工作侧重之一。
金钟奖是个品牌,要在整体发展上加大力度,扩大影响,甚至让整个社会都能感到它的号召力。
音乐教育很重要,除了九所音乐学院,中国音协的工作还要深入中小学、高等院校,这是音协应当进入的一片领域。
本报记者 白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