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让一保尔·萨特因病于1980年4月15日不幸逝世,世界舆论纷纷表示哀悼。我们谨译出他的一个剧本,以示纪念。萨特的著作很多,范围极广,但他的剧作无疑拥有最多的读者和观众,最易为群众所接受。例如他的反对种族歧视的名剧《丽瑟》(1946)就烩炙人口,在我国,早在五十年代已由罗大冈同志介绍过来(见《译文》杂志1955年11月号)。根据这个剧本改编的电影《被侮辱和被压迫的人》也为我国广大观众所熟知。萨特的剧作至今仍然被搬上舞台,1977年1月他的三个剧本同时在巴黎上演,影响很大。萨特生前一共发表了十一个剧本,这里介绍的《死无葬身之地》(Morts sans sepulture, 1946)占着特殊的地位。在萨特的整个戏剧活动中,这个两幕四景的剧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死无葬身之地》写于1945年末,于1946年11月8日初次公演。这时的萨特,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思想有了发展。他在《现时代》杂志创刊号发表了社论《争取倾向性文学》,这篇论文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的新起点。萨特认为,文学应有倾向性、战斗性,要反映当代重大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萨特主要通过戏剧创作来体现这一思想,他曾说过,“干预是戏剧的本质”。《死无葬身之地》便是他迈出的第一个新步子。这个剧本与他在抵抗运动期间发表的《苍蝇》和《密室》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直接描绘了当代生活,抛弃了利用古代题材进行影射或利用虚设的地狱场面进行绘写的手法。再者,《苍蝇》和《密室》充满了纯哲理性的对话,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的一种演绎,《死无葬身之地》这方面的对话则较少,形式上通俗得多。因此,这个剧上演之后当即引起轰动,它的现实主义倾向受到了批评界的重视。《死无葬身之地》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的法国抵抗运动:几个游击队员被捕后坚贞不屈,终于被害。作者在暴露投靠德国法西斯的“合作分子”时,完全运用现实主义的犀利笔法,着重表现他们之间勾心斗角的矛盾、空虚肮脏的灵魂和色厉内荏的本质,特别通过他们施行酷刑鞭挞了他们残忍暴虐的法西斯面目。在望造游击队员的形象时,作者不落窠臼,没有把游击队员们描写成个个是“彻底坚定”的人物。他们之中有开始情绪低沉后来精神抖擞投入战斗的昂利,有不愿招供而英勇就义的索尔比埃,有受尽污辱,内心痛苦,但以抵抗事业为重,不惜牺牲亲人的吕丝,也有阅历丰富一些、企图设法脱逃的卡诺里斯,以及因部下受刑、自己却安然无恙而心中不忍的游击队长若望,年幼胆怯的弗朗索瓦等。这些人物是真实的,他们彼此并不雷同,惟其如此,也就显出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剧终幕落时,观众留下的印象是,牺牲了的游击队员们都是些英雄,而且是有血有肉的英雄。诚然,萨特在剧中也灌注了他的存在主义观点。萨特认为,人活在世上,有选择自己“本质”(这里可理解为倾向)的“自由”。一个人的生命是死前所做的行动的总和,“人们评判你每一个行动都要根据你整个一生”(卡诺里斯语)。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剧中抵抗运动的战士们被捕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但由于他们选择了决不做叛徒的道路,他们终于经受了重重的考验,克服了自己的软弱性,保护了战友,战胜了敌人,而成为英雄。萨特还认为,酷刑是刽子手和受刑人之间的决斗,看谁在精神上压倒谁(1960年发表的《阿尔托纳的隐藏者》,再一次探讨了酷刑的问题)。游击队员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所以在精神上压倒了刽子手。即使他们最后为了把敌人引入歧途而作了假供,也是为了整个事业的胜利。萨特“选择自由”的存在主义观点虽然有否定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弊病,但在这个剧中却还有积极意义,因为萨特所强调的是注重社会效果的正确选择。这个思想对于面对大战后的废墟而彷徨歧路的人们是不无意义的。同萨特的大多数剧本一样,这个剧情节紧凑,戏剧冲突强烈,人物鲜明突出,对话简练生动,在艺术上有较高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