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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陈云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领袖，同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两人携手并肩、荣辱与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要从事经济工作，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毛泽东和陈云在经济建设有些问题上存有分歧，但毛泽东对陈云的才能和贡献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称赞陈云公道、能干、稳当，“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陈云评价毛泽东：“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陈云作为毛泽东事业的追随者，真心诚意地拥护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毛泽东视陈云为自己难得的战友，非常倚重和爱护。他们两人留在浙江的精彩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缩影。
在党的领袖中，毛泽东和陈云可以说是钟爱浙江的代表人物。毛泽东一生至少53次到浙江，在浙江工作、生活了近800天。陈云一生至少40次到浙江，在浙江工作、生活了1700多天。通过对目前所披露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梳理，毛泽东和陈云共有12次同在浙江，他们共同在浙江工作、生活了126天。两人同在浙江的年份集中在1957年、1959年、1960年、1961年和1965年。这12次分别为1957年3月22日至25日、1957年7月5日至6日、1959年3月21日至24日、1959年4月6日至12日、1959年10月31日至1960年1月4日、1960年1月18日至24日、1960年3月13日至19日、1960年5月21日至25日、1960年5月30日至6月7日、1961年7月11日至16日、1965年11月20日至22日、1965年12月15日至20日。在杭州，他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宾馆，但他们的住地都在西子湖畔，且相距不远。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大都住在刘庄（今西湖国宾馆），到了60年代，则基本住在汪庄（今西子国宾馆）;而陈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住在谢家花园（今柳莺宾馆），改革开放后，则基本住在汪庄。杭州的湖山见证了这两位卓越领导人在这里交往交流、合作共事的点点滴滴。
1953年12月21日至24日，陈云受毛泽东委派专程赴浙，代表中央向被高岗游说过的林彪打招呼，要求他不要上高岗的当。高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已经初步暴露出企图分裂中共中央的阴谋。林彪是高岗东北时期的战友，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当时因病在杭州休养。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东北与高岗和林彪都一起共过事。这年高岗南下休养前后也找过陈云，对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引起了陈云的警觉，他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陈云是劝说林彪的合适人选。虽然毛泽东差不多在陈云到杭州几天后也到达了杭州，而且那一次在浙江住了113天，但他还是专门委派陈云事先去找林彪谈谈。
在陈云离京前，毛泽东还特地嘱咐他转告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到杭州后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第四野战军的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指陈云）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么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陈云立刻赶到上海及时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以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副主席。”
这件事反映了毛泽东对陈云的充分信任。毛泽东常说：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比较稳当”。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浙江主持召开过20多次重要会议。身体状况不佳、到杭州以休养为主的陈云至少参加了其中的四次。
第一次是1957年3月23日晚，陈云参加毛泽东在浙召集的会议。这天，毛泽东在住地刘庄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陈云与周恩来、李先念、柯庆施、黄克诚、宋劭文、孙志远一起出席。会后，薄一波根据此次会议商定的修改原则，于当年7月1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第二次是1957年3月24日晚，陈云参加毛泽东在浙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5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财政预算情况的汇报。陈云与周恩来、薄一波、柯庆施、黄克诚、段云、吴波一起出席。会后，李先念根据会议商定的修改原则，于当年6月2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第三次是1957年7月5日下午5时20分，陈云参加毛泽东在浙江刘庄召集的会议。会议集中研究了苏共中央决议问题。紧急赶来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田家英出席会议。当晚8时至次日晨4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会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听取米高扬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情况的通报后，毛泽东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他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由刘少奇同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并且用电报通知了各省省委。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
第四次是1959年4月7日晚，陈云参加毛泽东在浙召集的会议。这天，毛泽东在住地刘庄召集前一天到达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吴冷西开会，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这天的会议是4月6日至8日在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的一次。 这些史实表明，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杭州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与毛泽东等人共商国是，参与决策。
1961年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当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三个调查组，其中一个组赴浙江展开调查，毛泽东也于1月25日晚离开北京南下，出行期间，他同浙江省委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基层情况。当年陈云在青浦调查后，也到了浙江。7月中旬，毛泽东、陈云两人在浙江碰了面。
7月11日晚，陈云由青浦乡间到达杭州。第二天早晨，他致信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简要汇报了青浦小蒸的调查情况。信中说：“这次到杭州来的目的是想找嘉兴、嘉善等三个地多人少的县（与青浦情况相仿的），研究一下种双季稻和种春小麦的问题，了解一下嘉兴地区主张种双季稻的原因。如果您有空，希望到您处报告一些乡间情况。”随后，陈云应毛泽东之约前去谈话。毛泽东认为陈云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先向柯庆施、江渭清、江华把调查情况讲一下，等回到北京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当毛泽东听到陈云汇报青浦农村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0.5%时说：过去规定自留地是占耕地的5%到7%。7月13日，陈云向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介绍了他在青浦调查的十个问题和结论，并通过他们召集嘉兴专区和嘉兴、嘉善、桐乡三县的负责人及一些生产队队长座谈，着重讨论杭嘉湖一带是否适于种双季稻、母猪公养好还是私养好、自留地应否多留等问题。7月14日，陈云还前往萧山县，同县里的负责人座谈，调查那里双季稻产量高的原因。7月15日上午，陈云又应正在杭州的周恩来之约，前去汇报青浦调查情况。
陈云经常强调：领导干部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对此毛泽东称赞道：陈云做工作没有教条主义。1962年初，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经说过：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办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毛泽东对陈云的身体十分关注，常常热情鼓励和主动关心。从1959年到1972年，陈云曾先后至少八次向毛泽东汇报自己的病情，有时候，这样的汇报与交流就发生在杭州。
1959年12月19日，在杭养病的陈云致信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的病情：“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现在可以走两千米远（四华里），但是与今年四月下旬上海会议后在杭州休息半个月时比较起来，还没有恢复到那时的康健情况。……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空请通知我。”接信前后，毛泽东正在杭州组织一个读书小组认真攻读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2月30日，毛泽东复信陈云：“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1960年1月1日下午，毛泽东专程到杭州谢家花园看望了陈云。
这样的关心关爱，足以体现毛泽东对陈云的倚重与爱护。
1965年12月19日，陈云应邀前往毛泽东在杭州的住所谈话，就1962年对形势看法的所谓“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当面做了违心的检讨。
1962年三四月间，陈云在杭州疗养。其间，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相符，与他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陈云还两次请姚依林到杭州，同他商议可否将国家征购粮数字定死，超产部分归农民;在农村当前形势下可否采取分田到户的办法，以及就此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等问题。
经过反复思考，陈云于1962年6月下旬至7月初，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了看法，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陈云心里有了这个底，便于7月6日致信刚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
毛泽东见了陈云的信后，同意与陈云谈一次。7月6日下午，陈云去毛泽东处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他还说：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存在的。毛泽东听后，表示对陈云的建议不满，并严厉地批评了陈云。当时，毛泽东批评陈云所说的话是很重的，这对陈云的打击很大。几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打击陈云的意思。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陈云的基本态度，是争取陈云支持“文化大革命”，而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保护陈云。因此，陈云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也挨康生等人的整，但并没有被打倒，他还可以出席中央高层组织的游园活动，还可以上天安门，但显然，中央已经不让他工作了。
虽然受到了政治上的冷落与打击，但陈云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与维护矢志不渝。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撰写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专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陈云用这篇文章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纪念之情，同时，通过这篇文章，也把他与毛泽东的共同点概括了出来，这个共同点就是实事求是。后来，陈云在与浙江省领导交流时，概括成更为经典的15个字，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湖山为证：毛泽东和陈云12次126天同在浙江
在党的领袖中，毛泽东和陈云可以说是钟爱浙江的代表人物。毛泽东一生至少53次到浙江，在浙江工作、生活了近800天。陈云一生至少40次到浙江，在浙江工作、生活了1700多天。通过对目前所披露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梳理，毛泽东和陈云共有12次同在浙江，他们共同在浙江工作、生活了126天。两人同在浙江的年份集中在1957年、1959年、1960年、1961年和1965年。这12次分别为1957年3月22日至25日、1957年7月5日至6日、1959年3月21日至24日、1959年4月6日至12日、1959年10月31日至1960年1月4日、1960年1月18日至24日、1960年3月13日至19日、1960年5月21日至25日、1960年5月30日至6月7日、1961年7月11日至16日、1965年11月20日至22日、1965年12月15日至20日。在杭州，他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宾馆，但他们的住地都在西子湖畔，且相距不远。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大都住在刘庄（今西湖国宾馆），到了60年代，则基本住在汪庄（今西子国宾馆）;而陈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住在谢家花园（今柳莺宾馆），改革开放后，则基本住在汪庄。杭州的湖山见证了这两位卓越领导人在这里交往交流、合作共事的点点滴滴。
委以重任：毛泽东委派陈云赴浙劝说林彪
1953年12月21日至24日，陈云受毛泽东委派专程赴浙，代表中央向被高岗游说过的林彪打招呼，要求他不要上高岗的当。高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已经初步暴露出企图分裂中共中央的阴谋。林彪是高岗东北时期的战友，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当时因病在杭州休养。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东北与高岗和林彪都一起共过事。这年高岗南下休养前后也找过陈云，对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引起了陈云的警觉，他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陈云是劝说林彪的合适人选。虽然毛泽东差不多在陈云到杭州几天后也到达了杭州，而且那一次在浙江住了113天，但他还是专门委派陈云事先去找林彪谈谈。
在陈云离京前，毛泽东还特地嘱咐他转告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到杭州后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第四野战军的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指陈云）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么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陈云立刻赶到上海及时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以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副主席。”
这件事反映了毛泽东对陈云的充分信任。毛泽东常说：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比较稳当”。
共商国是：陈云四次参加毛泽东在浙召集的会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浙江主持召开过20多次重要会议。身体状况不佳、到杭州以休养为主的陈云至少参加了其中的四次。
第一次是1957年3月23日晚，陈云参加毛泽东在浙召集的会议。这天，毛泽东在住地刘庄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陈云与周恩来、李先念、柯庆施、黄克诚、宋劭文、孙志远一起出席。会后，薄一波根据此次会议商定的修改原则，于当年7月1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第二次是1957年3月24日晚，陈云参加毛泽东在浙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5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财政预算情况的汇报。陈云与周恩来、薄一波、柯庆施、黄克诚、段云、吴波一起出席。会后，李先念根据会议商定的修改原则，于当年6月2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第三次是1957年7月5日下午5时20分，陈云参加毛泽东在浙江刘庄召集的会议。会议集中研究了苏共中央决议问题。紧急赶来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田家英出席会议。当晚8时至次日晨4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会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听取米高扬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情况的通报后，毛泽东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他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由刘少奇同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并且用电报通知了各省省委。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
第四次是1959年4月7日晚，陈云参加毛泽东在浙召集的会议。这天，毛泽东在住地刘庄召集前一天到达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吴冷西开会，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这天的会议是4月6日至8日在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的一次。 这些史实表明，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杭州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与毛泽东等人共商国是，参与决策。
调查研究：1961年毛泽东和陈云的浙江调查
1961年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当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三个调查组，其中一个组赴浙江展开调查，毛泽东也于1月25日晚离开北京南下，出行期间，他同浙江省委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基层情况。当年陈云在青浦调查后，也到了浙江。7月中旬，毛泽东、陈云两人在浙江碰了面。
7月11日晚，陈云由青浦乡间到达杭州。第二天早晨，他致信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简要汇报了青浦小蒸的调查情况。信中说：“这次到杭州来的目的是想找嘉兴、嘉善等三个地多人少的县（与青浦情况相仿的），研究一下种双季稻和种春小麦的问题，了解一下嘉兴地区主张种双季稻的原因。如果您有空，希望到您处报告一些乡间情况。”随后，陈云应毛泽东之约前去谈话。毛泽东认为陈云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先向柯庆施、江渭清、江华把调查情况讲一下，等回到北京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当毛泽东听到陈云汇报青浦农村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0.5%时说：过去规定自留地是占耕地的5%到7%。7月13日，陈云向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介绍了他在青浦调查的十个问题和结论，并通过他们召集嘉兴专区和嘉兴、嘉善、桐乡三县的负责人及一些生产队队长座谈，着重讨论杭嘉湖一带是否适于种双季稻、母猪公养好还是私养好、自留地应否多留等问题。7月14日，陈云还前往萧山县，同县里的负责人座谈，调查那里双季稻产量高的原因。7月15日上午，陈云又应正在杭州的周恩来之约，前去汇报青浦调查情况。
陈云经常强调：领导干部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对此毛泽东称赞道：陈云做工作没有教条主义。1962年初，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经说过：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办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关怀备至：毛泽东在浙时对陈云病情的关注
毛泽东对陈云的身体十分关注，常常热情鼓励和主动关心。从1959年到1972年，陈云曾先后至少八次向毛泽东汇报自己的病情，有时候，这样的汇报与交流就发生在杭州。
1959年12月19日，在杭养病的陈云致信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的病情：“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现在可以走两千米远（四华里），但是与今年四月下旬上海会议后在杭州休息半个月时比较起来，还没有恢复到那时的康健情况。……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空请通知我。”接信前后，毛泽东正在杭州组织一个读书小组认真攻读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2月30日，毛泽东复信陈云：“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1960年1月1日下午，毛泽东专程到杭州谢家花园看望了陈云。
这样的关心关爱，足以体现毛泽东对陈云的倚重与爱护。
仍存分歧：陈云在浙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
1965年12月19日，陈云应邀前往毛泽东在杭州的住所谈话，就1962年对形势看法的所谓“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当面做了违心的检讨。
1962年三四月间，陈云在杭州疗养。其间，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相符，与他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陈云还两次请姚依林到杭州，同他商议可否将国家征购粮数字定死，超产部分归农民;在农村当前形势下可否采取分田到户的办法，以及就此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等问题。
经过反复思考，陈云于1962年6月下旬至7月初，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了看法，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陈云心里有了这个底，便于7月6日致信刚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
毛泽东见了陈云的信后，同意与陈云谈一次。7月6日下午，陈云去毛泽东处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他还说：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存在的。毛泽东听后，表示对陈云的建议不满，并严厉地批评了陈云。当时，毛泽东批评陈云所说的话是很重的，这对陈云的打击很大。几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打击陈云的意思。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陈云的基本态度，是争取陈云支持“文化大革命”，而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保护陈云。因此，陈云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也挨康生等人的整，但并没有被打倒，他还可以出席中央高层组织的游园活动，还可以上天安门，但显然，中央已经不让他工作了。
虽然受到了政治上的冷落与打击，但陈云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与维护矢志不渝。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撰写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专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陈云用这篇文章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纪念之情，同时，通过这篇文章，也把他与毛泽东的共同点概括了出来，这个共同点就是实事求是。后来，陈云在与浙江省领导交流时，概括成更为经典的15个字，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