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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性情中人的坦白
文/苗野摄影/卢北峰
春节的前几天，我拨通了黄宗江老师的电话。
主编刘巽达先生早就嘱咐过我，说黄宗江老师上了年纪，耳朵不太好，于是我的声音比平时大了好多倍。于是，交流很顺利。说明采访意图以后，黄老师问我对他了解多少，我说正在读他的大作《我的坦白书》，他笑了。当我介绍自己是北外的老师以后，他马上改用英语跟我交谈，我们用英语约好再打电话敲定时间，并提前预祝对方春节快乐。
大年初五，我如约拨了电话。我说：黄老师，您布置的寒假作业做完了，我不仅仅是读完了您的书，而且把网上所有关于您的文章都读了。他大笑。后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地址，他住八一电影制片厂宿舍，他说为了避免麻烦，进院的时候一定要扬长而进，这样，站岗的士兵就不盘问了。
大年初九的上午，我捧了一大捧香水百合，出现在了黄宗江老师的家门口。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家是如此的简陋！这是一套没有装修过的房子，就是刚刚分给他的样子，水泥地面，发黄的墙，厕所是铁门铁窗。中国席卷大地二十多年的装修大潮竟然没有影响到这个角落，就像一个满大街浓妆艳抹中的素面朝天的女孩儿，太另类了。
然而，初步的好印象并不能带来采访的圆满进行。看得出来，每当黄老师提到一个他同时代的一个人而我又不知道的时候，他就非常失望，而我同时也很委屈，因为每个人都有知识的盲点，采访并不是知识竞赛。混杂着这种不和谐的情绪，我们终于争执了起来。当我让黄老师进一步解释“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说明白就没意思了，而我坚持说，给读者一个观点而不解释是文章的大忌，我们不能让读者去猜我们的意思。大约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仍各持己见。在一旁拍照的摄影师卢北峰忍不住大笑说：你们俩都是性情中人。
下午，我正在赶往首都机场的路上。手机响了，是黄宗江老师打来的，他说：写完文章寄给我，我把今天上午没有回答的问题都补上。我马上给卢北峰发了个短信：老爷子怎么想明白了呢？
再看看黄宗江的老友，同样是编剧的梁信先生是如何用文学语言描述他的大半生的。在那篇《坦荡宗江》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他的奇奇怪怪，在东半球西半球跑码头的履历，包括：在很难考进的燕京大学即将毕业时，居然因为失恋放弃文凭，跑到上海下海，“唱话剧”。在重庆正唱红了，又是因为失恋，去报名当上了国民党海军学兵，又一个蹦窜，到美国迈阿密接受水兵声纳训练。这回可真毕业了，当了个中士。回到中国，升官在望，又谎称得了肺病，于是，脱掉水兵服，溜溜达达返回燕京大学再读书。九年大学，但仍未毕业。没想到，谎言成真，真得肺病吐血卧床了。一躺两年，上海解放，他才起床，心安理得马上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抗美援朝，冰天雪地，他往前线站。抗美援越，他往越南南方第一线去顶炸弹，喂蛇蝎，被太阳晒脱皮又被雨季淋脱皮，居然在丛林中打熬十八个月，完成了一个剧本《南方啊南方》，剧本寄回祖国，回国后就被造反派扣上了“美帝国主义间谍”的大帽子。
这位“美帝国主义间谍”黄宗江，是一位大事清醒，小事糊涂的人。像他这样的出身世家，度过顶尖大学，精通英文法语，如今八十有六，不求功名，一生布衣，用他的话说：一辈子“卖艺”。而且拉上弟弟妹妹“卖艺”，组成他自命的“卖艺人家”：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黄宗汉。
印度一同行曾问我：中国电影编剧处境如何？我答：有如古东方型弃妇
苗野：您一直被称为“杂家”，我一直试图给您复杂的身份下个定义。后来在您的《夫子自道》中，我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乃一文人，艺人，一剧人也”。您的基本身份是一编剧没错吧？
黄宗江：差不多吧，我退休前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过去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戏的，戏剧也好，戏曲也好，电影，电视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剧，就是各个发展不同，时代不同，有很多变化，反正都是剧。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就是成为一个木偶班子的班主。因为小的时候在街头看到木偶戏什么的，就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小时候做梦，老希望我成为一个木偶班子的班主，肩上挑个担子，两个担子里都是木偶，带着一班人马云游四方。
我父清末留日，在东京高工学机电，毕业回国后赶上了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入民国，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学工科的父亲却酷爱看戏，我尤其记得他带我去看过的京戏，从梅兰芳，杨小楼，到陈德霖，王长林，我长大以后能以戏剧为终生职业完全取决于这一段的经历。我在学校同乐会上演京剧，话剧，乃至歌剧，父亲都是我最早的、最最热烈的观众。有一次，他对母亲说：干脆把老大（我）送戏校吧。可惜我是破锣嗓子，有自知之明，知道“祖师爷没赏饭”。
苗野：您父亲没有督促您好好读书吗？
黄宗江：父亲从未要求我们读什么，甚至对我们的课业也从不过问。我记得父亲去世后，父亲的朋友到家里来，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说：老大，今后要好生读书啊。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吗？我心想：这不是骂人吗？因为我从来没有从父母那里听过这样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对子女也不是放任自流，只不过他是以身教代言教的，所以我家家风，相传至今，对民主与自由是崇尚的，但对极端民主与绝对自由之类也是从无幻想的。
苗野：不过您后来还是考上了非常难考的南开中学。
黄宗江：对，进了南开就开始了我的戏剧生涯，南开中学是有戏剧传统的。
苗野：说说您的职业吧。您曾这样评价您从事了一辈子的职业：编剧，有如古东方型弃妇。
黄宗江：对，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弃妇吟》。有一次，我和田华，陶玉玲几个人坐在一辆车中，一路上大家聊天。他们兴高采烈地说起“文革”前“大跃进”岁月，她们一起参加的女导演王苹导的《江山多娇》。田华非常骄傲地说：多好啊，那会儿我们都是娇。听了一会，我插嘴问：《江山多娇》的剧本是谁写的？田华坦然地说：那谁还记得？我只有默然说了声：就是在下。由此可见敝业之卑微。
苗野：田华真是这么说的吗？
黄宗江：她后来不承认，说没有这么回事。印度一同行曾问我：中国电影编剧处境如何？我说：有如古东方型弃妇。孩子是从夫而生的，而夫君就是电影导演，他们像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左拥右抱，而像夫人一样的编剧则一心一意，从一而终。唯有祈求孩子的父亲待家奴温存一些，我也就无怨无悔了。来自印度的同行听罢频频点头称是。
苗野：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选择编剧这个职业呢？
黄宗江：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在话剧舞台上当了一名演员。因为一般说来，我们对戏剧发生兴趣以后，当演员是最吸引人的职业，并且我在当演员上，还有些才能的，可是我认为演员是天才的事业，演员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既演淑女，又演荡妇，同时非常有技能，开车骑马一切一切信手拈来，可是又可以很斯文，演员必须要有很棒的健美的身体等等，所以我认为演员是天才的事业。
苗野：你没有那份天才吗？
黄宗江：我觉得我相当有才，可是我不是天才。我演戏，我什么角色，老的，小的都演过，我到上海演戏的时候才19岁，我演戏演周冲型的，还不是全能的演员。因为不是天才，只能过渡，“渡”成一名编剧，编来编去的也就成为一名终身职业的剧影编剧了。既托终身，悔也难悔。但确实深深感到编剧这一行当非常被动，必须嫁夫随夫，有所依靠，才得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否则待嫁闺中，百首垂老。我还算命不错，红鸾星常照，每遇导演错爱，其中局又常爱错，只落得弃儿满堂满仓。
苗野：听着比窦娥还冤呐。您没向导演抱怨过吗？
黄宗江：有一次我跟谢飞开会，谢飞在会上就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我马上就说：谢飞，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你把我放在哪儿？这个说法太伤众。因为这是从国外传来的，大家都一直这么说。电影的确导演太重要，电影是以导演为中心的艺术，准确的说应该是以导演为中心，你不能说音乐是指挥的艺术吧？这是不通的。导演就好像大交响乐的一个指挥，至关重要，这个指挥要砸了，统盘都砸了，你再有好的演奏者什么的都不行的，这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编剧呢，我跟你讲最不受重视了，因为导演是一个dictator(独裁者)，导演还必须是个dictator，可是这个dictator 一定要verydemocratic,高度民主，所谓民主集中制这个提法原来没有错，不过提到后来就只有集中了，所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民主只是手段，那么就跟阳谋似的，民主应该是一种手段，民主也是目的。
苗野：你工作中碰到过那种特别民主的，特别尊重编剧的好导演吗？
黄宗江：有，这种导演有，我经过两个导演，一个叫张敏，是电影学院院长，过去跟江青同居过的，还有一个是黄佐临，张敏比黄佐临还老，30年代的导演，这两个人口才极差，他们俩很少发理论，说这个你要从内心深处怎么样，或者你的动作该怎么样，从来不说这些，他们甚至连完整的句子都不讲，最多也就是说：你，你，你，你宗江往这边一点，这里强一点。也就说到这个程度。
苗野：能听明白吗？
黄宗江：我告诉你，真是你，你一定就会心了，马上就很准确地得到了黄金分割了，要的就是这个度。
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苗野：虽然您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演员，可您当演员确实做得很成功的。
黄宗江：我演员做得还很红火的，石挥你知道吧，演《我的一辈子》，石挥那会儿在上海，是电影话剧皇帝，那会儿上海小报上说黄宗江跟石挥竞争话剧皇帝，那么火的时候，我还是离开了上海，去了重庆。我这个人比较缺乏竞争意识，我有斗志，可是我没有争志，我这个人还是很好胜，可是我并不想争什么第一。我从小在上小学的时候，考男生第一，前13名，我考了第14名，因为前13名都是女生。所以我在演戏上还是很有光彩的，可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想写剧，尤其是有很多京剧，看曹禺的话剧，曹禺不是南开的吗，周恩来也是南开的。
苗野：对，据说现在在天津南开中学还刻着周恩来告别母校的话：“我是爱南开的”。
黄宗江：在周恩来、曹禺和我不同的三代，南开女中已经成立，就在隔墙，演剧却还是男女分演，不免就有了男演女，女演男的现象。南开的名剧是曹禺改写的莫里哀的《财狂》，男主角就是曹禺，所以标一个男字，因为他过去在学校里演的常是女角。比曹禺年幼一轮的我，后来也终于在南开的舞台上演戏，演的也是女的。比曹禺年长约一轮的周恩来更是常演女角了。“文革”后，我应邀去重庆怀旧，参加又一次的雾季戏剧节，四川的南开中学邀我去演讲，校长用浓烈的，有如川剧的声腔向同学们介绍说：“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还记得1994年南开建校九十年纪念时，来自台湾的剧影名流，南开校友以及天津同乡来到南开礼堂，和天津同行一起演出了当年周恩来演女主角的《一元钱》，我荣任导演并扮演了我添加的剧中主持人。我在后幕大幔上设计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周君恩来当年演新剧，海峡两岸今朝吟古今。温家宝也是南开的，南开出了两个总理，一个周恩来，一个温家宝。
苗野：您的相貌挺清秀的，化化妆还挺容易像女人的，可是像周恩来总理那样的浓眉大眼，挺男子汉的样子，他怎么演女的呢？
黄宗江：我跟你讲，周恩来可漂亮了，那会儿没有大胡子，周恩来演女演员比我跟曹禺演得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文明戏刚进入话剧阶段，他演好了几个戏，差不多九个戏。周恩来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美男子，美男子多半有一点美女子的意思，所以他演过很多女人的戏，没问题。
苗野：要是演京剧还行，化那么多装，可是现代戏的话，他们的身段往哪儿藏啊？
黄宗江：当然行了，你看过我的照片没有。
苗野：看过，您多苗条啊，我觉得你还行。
黄宗江：我们那个时候不但京剧是男旦，连话剧都是男旦。
我是在上海下的海
苗野：如果说您在南开的话剧生涯还算业余的话，那么，当您离开南开去上海的时候，算是开始了职业生涯吧？
黄宗江：是的，所以我说我是在上海下海的。那是1940年冬天，我十九岁，我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到三年级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我爱她，可是她不爱我，她爱别人，她老想自杀，为她爱的那个男人自杀。当时正值抗日阶段，我早就自卑，觉得有负于抗日的大时代，我身边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系统的抗日分子也有，在民族危亡之际，而我却成了恋爱分子，成了失恋分子，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不象话，同时那个女孩子又这样，我就去上海演戏去了。抗日孤岛上海的进步剧团，当时多少戏剧名流都在那里。
苗野：当时在上海有熟人吗？
黄宗江：我到了上海，就去找曾在天津有一面之缘的黄佐临。他给我写了封介绍信，我就去上海剧艺社报考演员，接待我报名的是于伶。我正式参加了考试，与张伐一同被录取。其实我对上海早就向往，我在上海职业演剧就两年，可是这两年对我很重要，一方面是我正式走入戏剧生涯，另外，我舞台生涯的很多师友也在那儿，所以，上海这两年好像也是一辈子。
苗野：那两年的上海给你什么印象在记忆中？
黄宗江：那个时候我们在租界里，头一年是敌伪时期，后来日本人进入租界，日本人也不是满街走的，你看不见，一个也看不见的，可是当然你已经知道整个被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是一个很活跃的城市。
苗野：后来为什么离开上海了呢？
黄宗江：我到上海剧艺社不久，佐临就率石挥和我，还有一些人，另组上海职业剧团，演出了曹禺的《蜕变》，演出十分红火，日夜两场，星期天三场，台上台下的抗战情绪非常高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进入租界，各抗日剧团自行解散。此时，石挥主演了话剧《秋海棠》，大红大紫。但是，话剧《秋海棠》打算搬上银幕的时候，导演却让我演秋海棠，这当然是和我的劲敌但同时也是密友的石挥一较长短的好机会。后来《夜半歌声》的导演马徐维邦也出面请我吃饭。我估计接下去就该轮到一统上海电影界的日本人川喜多请我吃饭了。正是“名”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我还是一走了之吧。于是，我向剧团的朋友们提出要走，岱云给我找到了一笔旅费，我明白此款来自“左营”。又一个12月8日，1942年，我在兰心后台告别还正在演出《晚宴》的众艺友，登程赴重庆，投奔了中国艺术剧社。头一个接待我的又是于伶。
苗野：你后来就不怎么去上海了？
黄宗江：后来我还去了，解放前期我是在上海的，我当时得肺病躺在床上，我在上海又呆了一些日子，我是从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这几十年来，我也有多次机会来到上海，均为过客。每来一次，我都要在充满了历史的街道上寻寻觅觅，那辣斐，卡尔登，兰心，寻找各剧场的昔日与今日，以及那些在这些舞台上活动过的身影。近年我写了忆石挥，佐临，于伶的文章，我希望这样的文字写得再慢一些，再慢一些，或容别人忆我。同台伙伴也还有健在的，健而又健的当属胡导了，八十大几了，早已退休了的戏剧导演，资深教授。前几年，我还来上海参加了梅兰芳周信芳百年纪念活动，胡导居然远从龙华踏着脚踏车来看我。我至今难忘老大哥对我的激励，我记得有一次他斥责我对一个女孩多看了几眼，其实真冤枉，我根本没看。
苗野：您虽然身在北京，但还一直关注着上海的艺坛？
黄宗江：对，我倒是对今日上海艺坛上的女孩子或者她们的姥姥没少看——从王文娟、奚美娟到史敏、马博敏等等，我关注上海艺坛上的演出，无论京昆沪越，剧曲影视，像是都和我息息相关。曾有朋友问我何以对上海艺坛如此多情？我说这倒不是我自作多情，因为在我看来，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京剧从来都是海派冲击京派才得以发展”，我想，以这个观点来看待海派的各种剧场艺术乃至影视都应该是正确的。上影原来有个演员叫李媛媛，你看过她的作品吗？
苗野：看过《上海的早晨》。
黄宗江：她演董竹君演得特别好，董竹君原来是个妓女，后来开锦江饭店，在地下的时候帮助党做了很多事情，死的时候快100岁了。李媛媛从年轻的时候一直演到年老，又是妓女出身，后来又是很革命的，李媛媛的表演很好。后来李媛媛不是得了癌症了嘛，有一阵没联系了，后来听说她病情好转，为了鼓励她，我给她打电话，我说：媛媛，我又要演戏了，为什么我不当演员了，因为我不是天才，我现在还能演，那个我还是个人才，我现在可以演你的父亲，演你的爷爷，可以演你的亲人，仇人，就是不能演情人了。李媛媛那边细声细语地说：演情人也可以。我说那个戏就不好看了。没过多久吧，她就去世了。
苗野：身为北京人，您到底是京派还是海派？
黄宗江：记得我离开上海到重庆不久，有一天，《新华日报》的一个记者来找于伶，说是要找个演员采访一下，于伶一下子就指到了我说：“你就找他，此人亦京亦海。”我想，每当大家提起京派海派，有褒义也有贬义，不过，我只取其中的褒义。作为一个中国艺人，我深幸自己身上流淌着“亦京亦海”的文化血液。
苗野：上海人呢，您喜欢上海人吗？
黄宗江：我哪儿的人都喜欢，有人性的人我都喜欢。上海人很活跃很活泼，不过，活跃过了就会很浮躁，哪儿的人都有可爱的人和不可爱的人，我不能像龙应台那样，我很难一言以蔽之。
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苗野：2001年，您的老伴儿阮若珊先您而去了。听说阮老师去世以后，您又找了一个老伴儿，是真的吗？
黄宗江：不是。我跟你讲，这些年来找我的人多了，不止一个，都被我给拒绝了。我觉得没有意思，晚年的老伴儿是很难找的，因为和老伴儿走了一辈子，我们俩高度真实，高度默契，你再找一个有共同语言，可以都高度说真话的人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个只是传闻，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因为没有成为事实，就不能多说。
苗野：你一个人生活不孤独吗？
黄宗江：我欣赏孤独，有的时候人必须孤独，人也应该合群，既合群又孤独。
苗野：如果您想找人说说话什么的怎么办呢？
黄宗江：说话？我有很多方式说话，不一定非要面对面聊天，我的文章还来不及写呢，还怕有话没地方说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孤独比瞎凑热闹好。
苗野：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黄宗江：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不幸的婚姻多半都是话不投机的，这种话还不如不说呢。
苗野：我看到您的书上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照片上是您拄着拐杖站在墓前，墓碑上刻着您和您老伴儿的名字。那张照片太惊世骇俗了，我还从没见过一个人在自己墓前的留影。挺伟大的。
黄宗江：什么叫伟大？你这个词用得太酸了。本来，我主张是不要骨灰的，黄苗子曾开玩笑说把骨灰搁在厕所里冲掉就算了，我说我连取都不取。因为我不是在北京出生的吗，我就归入北京大地了，你取了还得撒，干嘛惹这个麻烦呢？可我老伴儿就总说：还是搁一块吧。我有个大女儿，就是老伴儿在上一个婚姻里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孩。我的大女儿也是直言的人，有一天我大女儿来了，我跟我大女儿说，你妈妈老说要把我们的骨灰搁一块，现在听说有买树的了，要么就栽棵树吧。大女儿说明天就去问问。结果我的二女儿先去了，二女儿和二女婿就到了北京的万安公墓——就是李大钊所在的万安公墓，是一个名人公墓，很多人，曹禺等等都在那儿。我二女婿到那儿就跟工作人员说：我们老爷子将来要归到这儿怎么样？人家就问：你们老爷子是哪一位？答曰：黄宗江。万安公墓的管家说：欢迎欢迎。你看，听着他们的对话感觉好像我已经死了。结果他们就开始认真地给我和老伴儿选墓地了。结果还真看上了一块地，问管家多少钱，人家告诉他们说30万吧。回来以后，二女婿就给老大老三都打了电话，说咱们一家十万给爸爸妈妈买个坟。当时我觉得是个笑话。我的小女儿，就是我和老伴儿生的孩子，那个时候在美国，她在美国已经入籍了。我在电话里跟她说：你的姐姐、姐夫都要给我们买坟了。我以为她听了会大笑，没想到她说：本来嘛，这是应该的嘛。我当时一直把这当个笑话，以为说完大家一笑就过去了，就没有再提起。后来我老伴儿去世了，在协和医院等我的小女儿来的时候，我的二女婿告诉我：爸爸，坟已经买好了，早已买好了，你找人写墓碑吧。我觉得挺意外的，问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不是怕我反对，而是怕我拿这事儿开玩笑。我说好吧，既然已经有了，那就接受吧。这坟还不错，位置还很好。来日大家春游秋游，给曹禺上坟，也可以过来看看我们。那地方可真美，值得一去，在去香山的路上，一拐就到。在那里定居的，可默默求教的前辈真不少：有李大钊，朱自清，萧军，董竹君……多了不起的邻居啊。
苗野：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少见吧？这个人还活着呢，那边坟就先给买好，连墓碑上都刻名字了。
黄宗江：这是老规矩了。比如夫妻两个其中一个人死了，选一个合葬的墓地，在墓碑上刻上两个人的名字，不过，谁活着谁死了还是能看出来的，墓碑上死人的名字是黑字，活人的名字是红字，等这个人死了再埋进去的时候，名字再涂黑，尤其是丈夫死了以后，连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所有的太太都陪着，这是老规矩。
苗野：我读您当年写给阮老师的那份万言情书，还是挺感动的。
黄宗江：老伴儿比我大几个月，她“一二·九”的时候就在北京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奔赴太行山，然后又去沂蒙山，写作了歌曲《沂蒙山小调》。她是位老八路，山沟里出身的演员，当过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说到我当时向阮若珊求爱的万言情书，能保留到今天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呢。“文革”的时候，专案组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有这么一封万言情书，就让我交出来。我当时不论是客观还是主观都绝对没有想要隐瞒的意思，我是会通盘托出的，可是我把屋子翻遍了，怎么也找不着了，真是太奇怪了！“文革”后不久，它忽然在一堆废墟废纸中冒出来了！这也许是天意吧。
苗野：关于那封万言情书，您老伴儿在她的《我的良人》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讲的：“1956年暑假，我带着两个女儿（从北京）回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休假……忽然有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其实这时我们都已经三十五六了）推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他说：请你看看。我还没看清他是什么样子，说完他关上门就走了。我接过这封厚厚的信件，不知是稿件还是什么，放在桌上就忙团里的事了。
午后，孩子们和阿姨都睡了，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封洋洋万言写给我的信，但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最后署名是：您的，陌生的黄宗江。黄宗江？好像听团里提过此人，也许在团部办公室匆匆见过一面，不太记得…… 我把信看下去，他谈到对我的印象，我的身世和不幸的婚姻……后来我们相识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正在太湖畔创作《海魂》和《柳堡的故事》两部电影，思想很活跃，他给我送信那天都没吃饭，只吃了两块冰砖。他充满了年轻人一样的激情给我送来这封信，一封热情的，真挚坦荡的情书。有他的自我介绍，也有苛刻的自我批判，有对不幸婚姻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他离婚后，不少人为他提过年轻，漂亮的才女，但他不为所动，他告诉他妹妹宗英，他要找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离过婚的女人，可他怎么会找到我呢？而且是那么坚定。”
苗野：虽然您离过婚，可您还没有孩子，阮老师那个时候有两个孩子，你去给人家当继父，我觉得那个决定挺难做的。
黄宗江：我甚至于可以说，为什么我爱着我老伴儿？是因为那两个孩子太可爱了，真的。因其实我跟她妈妈结婚的时候也不小了，那个小的刚刚上小学，人家要是不提这个问题的话，我根本想不起这个问题来，想不起什么血统不血统的，没有关系。我根本没有顾虑这个问题，就觉得很自然。
苗野：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是有顾虑的。
黄宗江：那说明我还是感情比较正常的，像这种继父和孩子的关系搞得不好的也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挺正常的，别说是自个的孩子，即使都是你亲生的不也一样跟孩子搞不好关系吗？
苗野：我看您的书里面有一张女儿骑在你的脖子上的照片。
黄宗江：我二女儿，我跟她妈妈结婚的时候，她已经七岁了，我的书的序就是她写的，那个序写得不错的。
苗野：写得挺活泼的。
黄宗江：我们本来想去南京看梅花，春节以后，日子安排不开，我们想三月底去，因为我老三住在香港，昨天刚走，她在香港当教授。老二忙得很，在电视台。现在我们基本确定是三月底去一次南京，我为什么要去看梅花呢？因为你看那张照片，老大在我们身边，老二在我肩膀上，老三在肚子里，那时我们在南京，所以我就想再去南京，看看梅花，算是怀怀旧吧。
苗野：还真是有默契，在阮若珊老师的文章里也提到了这张照片，她说：“1958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在南京。这时我已怀孕，我们游了梅花山，宗江肩上扛着丹娣，手里牵着丹妮，连同我肚子里的丹青，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看您的书里记录了您年轻时那么多次的恋爱，在南开中学的时候有，到了上海有，到了美国还跟美国女人谈了一场恋爱，我就想，像您这种这么多情、喜欢自由的人，怎么能把跟阮若珊老师的婚姻维持那么长久呢？1957年到2001年，四十五年呢。
黄宗江：就是找对人了，王八瞧绿豆：对眼了。记得1994年国际家庭年吗，《中国老年》杂志采访我，问我：家庭是什么？我回答：家庭是爱情的延续。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其幸福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我说我斗胆给修改一下：幸福的家庭亦各有其幸。我和我老伴儿结婚的时候都各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再婚的时候都已年近四十了，虽然距金婚相差很远，但我们觉得我们婚姻的含金量绝对不差，所以我们自诩为“合金婚”，尤坚于金也。我们共同抚育了三个女儿，老大老二是老伴儿从上个婚姻带来的，我们生了老三，三个女儿无论出处，均属无差别境界，我们无所偏心，无所偏爱。“文革”的时候，我和老伴儿都是钦定文艺黑线人物，家庭离散。大女儿是老三届，被送到了黑龙江插队，二女儿是小三届，被送到了西双版纳，她们俩南北相遥。三女儿才8岁，留在了北京。现在她们都生活得很好，大女儿是中学英语老师，二女儿是电视文学编辑，三女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现在是大学教授。看看世间还有身边，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成功，多有家庭的支持，反过来，一个女人或男人的失败，肯定都有家庭的毁损。
苗野：有一篇访谈里面，您说过这样一个观点：文章是别人的好，妻子是自己的好。这话挺逗的，跟时下流行的说法正相反。
黄宗江：我跟邵燕祥说的，我说：文章是你的好，老婆是我的好。因为过去的文人、古人都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我无意中跟邵燕祥说的，真是这么想的，后来魏明伦说我跟他也说过，可能吧。
黄宗英：漂泊的云
文/姜金城
今年春天来得早，春节刚过，我家对面公园里的红梅已经盛开了。
望着枝头上的梅花，我又想起了半个世纪前，黄宗英在电影《家》中扮演的梅表姐，她那么凄美、那么感人地在银幕上演绎了梅的凋零……
昨晚，我接到黄宗英的电话，她以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又发烧了。黄宗英虽然住在医院里，身边又有贴心的小阿姨护理，可我还是一早便赶到医院去看望她。
推开病房的门，看到她正躺在病床上打吊针。
“老黄，怎么又发烧了？体温很高吗？”
“现在……退了些。”
“你不能太累，要少看书，少写作。太累了，自身抵抗力就要降低，容易生病。”
“可我没觉得累呀，也许是……”
“老黄，你总是有那么多‘也许’，所以常常会发烧。”
“……”她露出了无辜无奈的目光。
“小姜，我在《新民晚报》专栏上最近发的几篇文章看了吗？”
“看了。”
“还行吗？”
“挺好的。你在病中还能写那么多文章，多不容易。”
“只要你能通过，我就放心了。”
她微微闭上了眼睛，不再说什么了。病房里很静，金色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映照在病床上，她有些苍白的脸上仿佛打上了淡红的追光，那一头蓬松的银发，更显得洁白、美丽，真像一朵云，轻轻地落在了病床上。
啊，一朵云，一朵漂泊的云！
是的，黄宗英就是一朵在广阔的艺术天空上漂泊的云！
北雁南飞
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生于北京。父亲黄曾铭于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电话局任工程师。母亲陈聪，贤惠、慈爱，上过女学。
黄宗英常说，她小时候长得丑，淘气还淘斜了眼。经过名医孔伯华大夫的治疗，小学毕业时斜眼才渐渐正过来，现在已经闹不清哪只眼睛斜过了。
她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两个姐姐是黄宗英父亲的前妻所生，母亲是她们的继母。黄宗英九岁时，父亲不幸患伤寒病故了。于是，家境陡落，全靠两个姐姐工作扶持家庭生活。
黄宗英的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演员、剧作家。二哥黄宗淮是历史学家，也写过一个剧本《李大钊》，因而在文革中遭迫害。大弟黄宗洛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小弟黄宗汉是北京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为了“正名”，他自封是“京都文丐”。朋友们羡慕他们是艺术之家，黄氏兄弟姐妹却说，我们仅仅是一个卖艺人家。
1940年的春天，是冰雪迟迟不融化的春天。尽管严寒封锁着大地，抗日烽火却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熊熊燃烧。
由于父亲病故，读高中的黄宗英再也交不起学费了。十六岁的她只好追随大哥黄宗江，去上海滩演话剧，自立谋生，并帮助两个弟弟继续求学。临走那天，母亲看着瘦弱的女儿收拾着简单的行装，格外难受。女儿从小就爱读书，如今偏偏失学，还要离家远走，到戏台上去寻找生路。唉，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啊！母亲伤心地默默流泪。
当黄宗英坐在南去的列车上，望着窗外广袤的大地由棕黄变得翠绿时，心情不再那么难受、那么沉重了。她想着大哥，想着还不知什么滋味的舞台生活，有些激动，更多的却是不安。
黄宗英来到上海，跟随大哥进了上海职业剧团。先是在剧团里管道具，在幕边为演员提台词。后又叫她在乐队席看戏，熟记每个女演员的台词和动作，以便在需要时能上台顶戏。
一天，剧团正在演出曹禺的名剧《蜕变》。女演员梅邨结婚，导演黄佐临叫黄宗英代她上场。演那个得宠复又失宠的姨太太，既泼辣又会撒野，是个没几句台词的配角。黄宗英没上过舞台，几句台词虽然记熟了，怎么说？怎么演？并不知道。好在她一点儿也不害怕，穿上不甚合身的花旗袍，含上一根象牙嘴的长烟袋，就在幕边候场了。突然，不知被谁推了一把，说：“小妹，该上场了。”她就糊里糊涂被推到了舞台上。
一上台，她完全惊愕了。只觉得脚灯奇亮，刺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由于紧张，台上的演员在讲什么，她一句也听不清。反正别人不张嘴了，她就赶紧尖着嗓子说一句台词，就这样瞎演了一通……
从此以后，黄宗英就被认可当了演员。
不久，她又参加了《鸳鸯剑》、《甜姐儿》的演出。她饰演的甜姐儿自然、生动，又富有艺术魅力，一下子征服了上海的观众。于是，少女们要穿甜姐儿的裙子，男青年要给甜姐儿写信，许多观众看完戏，还守在后台门口，等着看卸了装的“甜姐儿”。后来，黄宗英又在曹禺的话剧《家》中扮演了鸣凤，成为话剧舞台上耀眼的新星。
青春噩梦
上海职业剧团里有个能干的小伙子，叫异方。他会演戏，会作曲，还能指挥乐队。这个有才气的大近视眼，长得并不漂亮，却稳重、潇洒，讨人喜欢。黄宗英欣赏异方的才华，异方欣赏黄宗英的聪明，像剧团所有的同事一样，异方爱护着这个纯洁、天真的小妹妹。有时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异方会给她一个亲切的、兄长似的微笑。日子一长，剧团里竟有人在传：异方和小妹谈恋爱了。本来是没有影子的事儿，这样一传，反而使两颗年轻的心更接近了。
纯真的爱，像江南三月的春风，不仅能吹遍年轻人多情的胸怀，也能闯入少女心中那片神秘的土地。异方和黄宗英真的相爱了。
有一天，异方在后台突然昏倒了。经医院急救，确诊为心脏病，而且比较严重。这使剧团的同事很吃惊，又不敢把真实的病情告诉黄宗英。
异方住了几天医院，病情稳定后便出院了。医生嘱咐不能参加工作，他决定回北京家中休养。异方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剧团，告别了黄宗英。
开始异方能及时给黄宗英回信，后来回信越来越少了。焦急，忧虑，担心，思念……黄宗英陷入一种感情极其复杂的痛苦中。
异方在北京治疗了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他母亲听说“冲喜”能治重病，便写信给黄宗英，希望以“冲喜”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刚满十八岁的黄宗英，毫不犹豫，立刻赶往北京，去和重病中的恋人结婚。
婚礼是在异方舅舅家举行的。当时，异方已病得不能下床了，拜天地时，是由他妈妈搀扶着勉强行过了“昏”礼。异方的病床在一间客房里，黄宗英睡在他舅母的房中。
已是深秋了，槐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干枯的树枝，在蓝天的衬托下，更显得孤寂和清冷。
就在黄宗英结婚后的十八天，异方竟然病故了。
苍天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她那纯洁的心灵，怎么能承受这样无情的创伤啊！
异方的遗体，葬在香山的公主坟。异方的母亲带着黄宗英，住在香山一幢别墅里。这儿清静，优美，空气又好，她希望黄宗英的心情尽快地好起来。
异方的母亲是基督教徒，她希望黄宗英能献身宗教。山下教堂里的牧师也常来找黄宗英。可是，黄宗英想回上海，回到舞台上去，她想演戏……
不久，上海职业剧团派人来接黄宗英回上海了。
当她坐上回上海的火车，心情似乎轻松了些。不知为什么车窗外的大地，总会浮现异方的墓地……
银幕情缘
黄宗英在上海演戏的日子，得到了许多前辈和剧团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照顾。1946年的春天，她和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结婚了。不久，她回到了北京，住在程述尧的家中。
1946年冬，黄宗英拍摄了电影《追》（编导沈浮）。
1947年11月，中国电影制片厂二厂的导演陈鲤庭，正在筹划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男主角由赵丹担任，女主角正在寻找。
有一天，赵丹和陈鲤庭到朋友家中玩，看到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有一张少女的照片。这姑娘并不特别美，却有一对非常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天真无邪的光辉，展示着美丽善良的心灵。
“这是谁？”
“这是‘甜姐儿’，北京的一个小姑娘。”
“她现在在哪？”
“在上海，正在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筹款义演。”
“这双眼睛太好了，就是我们要找的眼睛！”
当天晚上他们就看了黄宗英演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第二天又去看了她演的电影《追》，立刻决定请她担任电影《幸福狂想曲》的女主角。
在《幸福狂想曲》的拍摄过程中，赵丹就悄悄爱上了黄宗英，可是黄宗英并没有察觉。有时赵丹会用明亮、深情的目光望着她，她总觉得那是兄长的目光，温暖而又亲切。
《幸福狂想曲》拍摄结束了。黄宗英要回北京的前夕，在向赵丹告别时，没想到赵丹突然说：
“宗英，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什么话？”
他大胆而又深情地说：“我认为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啊！黄宗英简直惊呆了。
望着赵丹那双真诚、期待的眼睛，黄宗英的心在怦怦地跳，跳得那样激烈，跳得那样甜蜜，她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
沉默，不平静的沉默……
奔腾的海浪，怎么能没有呼啸的回声呢？
于是，黄宗英果断地说：“好，我回北京办离婚手续。”
啊，追求光明的共同理想和攀登艺术高峰的共同志向，把黄宗英和赵丹连结在一起了。他们的相爱是浪漫的，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支“狂想曲”变成了现实，艺术家的生活和爱情，真的这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迎接解放
电影《幸福狂想曲》上映以后，黄宗英以自然、纯熟的演技和年轻、漂亮的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美。她除了演出话剧之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拍摄了电影《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和《丽人行》。
1948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蒋家王朝已摇摇欲坠，面临覆灭的前夕。那时的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在这样的时刻，黄宗英和赵丹有时要参加一些进步团体的集会，有时要参加以救济难民为名，实为解放区筹募医药费用的义卖活动，有时还要到处奔走，营救入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为了迎接解放，赵丹、陈白尘、沈浮、徐韬、王林谷等人集体讨论构思了一个由陈白尘执笔的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这个电影无情地揭露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一片黑暗、末日来临的景象。反映了苦难中的人民觉醒、反抗，渴望解放的心情。
黄宗英参加了《乌鸦与麻雀》的拍摄，她在电影中扮演小官僚的姘妇余小瑛。可是，这部影片开拍不久，就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道禁令，说这部电影“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强行勒令停拍。并将已拍好的部分底片没收，送“非常时期委员会”和“特别庭”审查。但是，摄制组的人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表面上停拍，摄影棚关了门，晚上却冒着危险，在摄影棚里继续拍摄……
上海解放后，《乌鸦与麻雀》顺利地完成了拍摄。1951年1月，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时，受到热烈欢迎。1955年，这部影片参加了解放后在首都举行的优秀电影评选，获得了一等奖，并授予金质奖章。
1950年11月，黄宗英作为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去波兰华沙，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
会议期间，她在波兰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回国后，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
1952年，黄宗英主演了电影《为孩子们祝福》。
1953年，她写了电影剧本《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拍摄电影时，改名为《平凡的事业》。
不久，黄宗英又参加了电影《家》的拍摄，她在电影中饰演梅表姐。黄宗英用高超的演技，把梅表姐这个悲剧人物的爱和恨，以及复杂的心境、复杂的感情，都形象、生动地展现给了观众。难怪当年黄宗英在街上被观众认出来时，总是听到在说：“看，梅表姐！”“梅表姐比电影里还美，没有一点儿苦相！”如今，黄宗英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还有许多老观众喊她“梅表姐”。
上山下乡
有记者问黄宗英：“您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专业作家的？”
黄宗英笑了笑，不知怎样回答。她想了想，闪动着明亮的目光说：“我只能这么说，从1958年上山下乡开始，我的演员生活渐渐‘淡出’，作家生活渐渐‘淡入’……”
是的，民主革命时期，她从学生走向社会，成为艺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从演员走向农村，开始写东西，当了作家。无论是几万字的长文，还是几百字的小品，都是她在生活的深水里或激流中写出的。
在大跃进的岁月，黄宗英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背起简单的行装，到浙江一个偏远的山乡去生活。在那里，三天修条路，七天开条河，两个月搬座山。她和乡亲们一起插秧、一起割稻，也和乡亲们一起放“高产卫星”……对的，错的，都意气风发卖力地干。那一时期，她写了大量歌颂大跃进的作品。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作品已落满历史的尘埃，但那却是黄宗英进入作家生活的脚印。
1963年春天，黄宗英来到河北省宝坻县大中庄公社深入生活。因为这个公社有两面全国知名的红旗——司家庄的邢燕子队和小于庄的铁姑娘队。这两个农村生产队的姑娘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变穷村为富队的奇迹，震动了宝坻县，震动了河北省，震动了全国。
黄宗英在邢燕子队和铁姑娘队生活了两个多月，当她回到宝坻县时，又听到县委的同志说，史各庄公社窦桥生产大队有个北京来的知青叫侯隽。她下乡才一年多，就由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什么农活儿都会干的农民。乡亲们说她特别能吃苦、特别有志气……于是，黄宗英又决定去窦桥找侯隽。
从春天到春天，黄宗英写出了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和《特别的姑娘》。作品一发表，立刻受到读者的欢迎。在下乡的知青中影响更大，很多人竟能背诵文章的精彩片段。
四十多年过去了，蓟运河畔的大平原和望也望不到边的麦海，以及那些亲亲热热生活在一起的乡亲们，还常常会出现在黄宗英的梦里。
难逃浩劫
二十世纪60年代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祖国大地上猛烈地席卷。善良的人们，不会忘记那场可怕的浩劫。
风暴一开始，赵丹和黄宗英就成了“牛鬼蛇神”。上海的红卫兵来抄家，北京的红卫兵来抄家，电影厂的造反派来抄家，专案组的人员来抄家……抄家抄了多少次，谁也记不清楚了。家中的东西洗劫一空，连一个旧信封、一张碎纸片都不留。在批斗会上，不仅要低头认罪、接受批判，还要听一些人的控诉。他们被关在“牛棚”里，勒令交代自己的罪行，还要检举其他人的罪行。由于不断地批斗，不断地低头认罪，黄宗英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两条腿肿得一按一个坑。
一天傍晚，黄宗英从“牛棚”回到家了，可是赵丹还没有回来。等啊，等啊，快半夜了，赵丹才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只见他面色苍白，嘴角有血，黄宗英急忙把他扶到床上，不安地问：
“阿丹，怎么了？”
赵丹闭着眼睛，嘴角在抽搐：“他们要打死我……要打死我……医生说……我脑震荡了……唉呀，我头疼……我的头要炸裂了……”一串眼泪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黄宗英吞着泪水说：“阿丹，别说了……你需要安静。”
赵丹沉默了，浑身不停地在颤抖。
这位无辜的艺术家，不但被打得脑震荡，左眼的瞳孔也被打破裂了。他伤得这么重，却不准住医院。更不可想像的是，第二天一早就被押走了。从此，赵丹就失踪了，是死？是活？没有一点儿音信。
黄宗英经过七斗八斗后，被送到干校进行监督劳动。她知道自己是“专政对象”，不能乱说乱动。更不能牵连别人，让好人遭难。于是，她就练出了面部无表情的本领。遇事，既不能哭，也不能笑。也许一串眼泪，一丝笑容，就会构成新的罪状，惹出更大的灾难。如今，回忆起那些年的苦难生活，她说那是但愿长眠不愿醒的岁月。
1974年暮春，赵丹被关了五年监狱，竟死里逃生放回家了。
赵丹呆呆地坐着，眼睛发愣，反映迟钝，问他什么，他不能顺当地回答。说话时还总会下意识地起立。监狱生活的折磨，把一个快乐、活泼的艺术家，折磨成一个痴痴呆呆的废人。
不久，赵丹被押到干校监督劳动，后又押到农村实行劳动改造。
粉碎“四人帮”之后，赵丹想演戏，想导演电影，可是由于一些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原因，都没能如愿。
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胰腺癌在北京病故了。
黄宗英忍着巨大的悲痛对朋友们说：“一个演员毕生塑造角色，而时代也塑造了他自己。阿丹是在知心的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更殷切的期待中，落下生命之幕的。不要为阿丹坎坷的一生叹息，坎坷是命运里最珍贵的。它能使一个艺术家走向成熟。不要为阿丹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没有留下新的影片遗憾，遗憾是艺术中最富有魅力的。快乐的阿丹竟然留下了如此深沉的遗憾，不是更令我们怀念吗！”
黄宗英没有沉沦在孤寂和悲哀中，她振作起精神，又去杭州写报告文学了。回到上海后，她作为中国科学家、科学记者代表团成员，访问了美国。
啊，小木屋……
冬天过去了，春天又来到了人间。
黄宗英的文章又在报刊上出现了。《星》、《沧桑之间》、《天上人间》、《美丽的眼睛》、《教师进行曲》……一篇又一篇，像迎春花那么清新，那么耀眼。
1978年初春，黄宗英应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会议期间，她采访了女植物学家秦官属。科学大会闭幕后，黄宗英追着女植物学家的脚印，去了西安植物园和洛南山区（秦官属种中药的地方）。当大雁南飞的时候，黄宗英写出了报告文学《大雁情》。
《大雁情》发表后，读者反映极其强烈，报刊上出现了许多评论文章和推荐文章。认为《大雁情》不仅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还提出了该怎样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报告文学的作用。能唤起人们思考许多问题，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大雁情》荣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接着，黄宗英又去鄂西山区，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的藻类专家黎尚豪教授，写出了报告文学《固氮蓝藻》。
当她去重庆四川柑橘研究所，采访柑橘栽培专家曾勉教授，写出了报告文学《橘》时，曾动情地说：“柑橘是甜的，而柑橘专家的生活却不像柑橘那样甜。我希望吃到柑橘的时候，或想起柑橘的时候，不再有苦涩的回忆……”
1982年9月，黄宗英从日本出访归来，便带领作家访问团访问西藏。在拉萨，她遇到了三年前结识的研究高山森林生态的专家徐凤翔。当年，徐教授提出，要在西藏的原始森林里建立高山森林生态研究站——科学研究的小木屋的愿望，就深深迷住了黄宗英。如今，徐教授像单飞的季候鸟，又要飞往西藏的原始森林了。于是，黄宗英决定作家访问团回北京时，她要跟随徐凤翔教授去波密的原始森林考察。
就这样，黄宗英成了他们考察队的一名成员。四个藏族人，五个汉族人，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支起了三顶帐篷。古老的原始森林里，有了他们的脚印和歌声，有了他们的炊烟和烛光，也有了时代的脉搏和憧憬。
黄宗英和考察队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有时做他们的炊事员，有时还抢着站在古树前为林学家们当摄影时的比例标杆。
高山森林生态研究站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的水平。要在西藏建立这样一个科学的小庙，却困难重重，难以实现。为了徐凤翔的小木屋，黄宗英的心和徐凤翔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了。她要用手中的笔，先在稿纸上为徐凤翔建立一座小木屋……
1983年5月，报告文学《小木屋》在《文汇月刊》发表后，《人民文学》很快便全文转载了。接着，黄宗英带着一个电视片摄制组去了波密，在原始森林里又和徐凤翔的考察队会师了。
1984年10月，黄宗英又在荧屏上为徐凤翔建立了一座小木屋。而这座《小木屋》在第28届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荣获电视纪录片铜牌奖。
1985年，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建立了。科学家的梦实现了，跟着科学家做梦的黄宗英高兴得直掉泪……
属云的人
黄宗英曾说：“都说我是属云的。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也没个准儿……”
是的，她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常年在祖国大地上奔忙。江南，塞北，高原，海边……到处都有她的脚印。
1984年3月，黄宗英在深圳蛇口筹建了都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拍摄了电视片《蛇口人》、《大漠风情》、《朝霞与晚霞的对话》、《中国一绝》等。拍摄了纪录影片《深圳风情录》、《桂林》和电影《大明星》、《无情的情人》等。都乐公司的业绩，是令人瞩目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电视片和电影却没有通过发行。这样，公司的大量投资就无法回收，接着公司的一笔外汇又被骗，于是都乐公司陷入困境，最终遭到破产。
这是黄宗英的失误？还是命运的安排？
不过，生活里只有成功和欢乐，没有失败和困惑……也许就不是真实的生活了。谁能在人生中，否认逆境和失败对人的考验与锻炼的价值呢？
黄宗英没有被压倒，而是勇敢地面对……
1990年7月，黄宗英应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望长城》摄制组。在片中，她是一头白发的主持人。能和一批年轻的伙伴，沿着雄伟的长城，快快活活地去迎艰涉险，甚至准备默默献身，她心里酸酸地感到欣慰。
他们在长城脚下，苦熬了三个春夏秋冬，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完成了《望长城》的使命。他们让长城的历史和地理的距离，在虔诚的追求中贴近了。他们让长城永恒的魅力和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闪射出一个民族的气概和豪情。
《望长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立刻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与好评。
1993年5月的一天中午，从美国探亲归来的黄宗英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家去有事儿商量。
我走进她家的会客厅时，她正伏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看我来了，便停下笔笑着问我：
“小姜，你知道我叫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不知道。”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
“什么事儿？”
“你猜猜看。”她的话使我感到有些神秘。
“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很重要，很重要啊……”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们二十多年的友情使我敏感到的。我立刻果断地说：“老黄，你谈恋爱了！”
她笑了，闪动着明亮的目光笑了。
“小姜，我手提包里有三封信你看看吧。”
我急忙拿出这三封信，一口气看完了。信是冯亦代先生写的，写得那样深情，那样感人，燃烧着爱情之火，洋溢着青春活力。
冯亦代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作家，他读书多，有学识，文笔好，有才华，人品特别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无论他的处境如何，他始终都在热心关心人，帮助人。是文化界和翻译界崇敬的长者，朋友们都亲切地叫他二哥。
“小姜，我要听你的意见。”
“只要你觉得合适，会使你的晚年生活幸福，我就支持！”
黄宗英点了点头说：“我很高兴！”
黄昏之恋是美丽的，幸福鸟披着晚霞在他们心中筑巢了。
1993年11月6日，黄宗英从上海飞往北京，飞到二哥的身边了。
他们相依相伴，归隐书林。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羡慕的生活啊！
第二年，他们就捧出了两个“胖娃娃”——两本他们合写的散文集《归隐书林》和《命运的分号》。
三次进藏
1994年春天，高原森林生态研究专家徐凤翔，要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是她十多年来的又一个梦想，因为缺少考察经费，一直是一个渴望而又完不成的科研项目。
黄宗英为了圆徐教授这个梦，拉着她的小弟黄宗汉到处奔走，寻求这笔数目不小的考察经费。姐弟俩为朋友的一片诚心，感动了香港的陈树锴老先生，他慷慨地捐赠了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所需的全部经费。
黄宗英要陪着徐教授三次进藏了，北京电视台派了摄制组跟踪拍摄。黄宗英期望拍出的电视片能告诉人们：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科学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课题，而一个课题的生命，就联结着一个科学家的生命……
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队和摄制组在极端缺氧的情况下，紧张而又艰苦地工作了一个多月。就在他们将要收队的时候，黄宗英因严重的高原反应病倒了。她颜面麻痹，进食困难，下肢肿痛……靠吸氧和输液维持生命。经解放军一一五医院专家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第二天竟昏迷了。这可急坏了考察队和摄制组的伙伴们。徐凤翔教授焦急、不安地守在她的病床边。
黄宗英昏迷了两天两夜，竟奇迹般地醒来了。她望着床边惊喜的伙伴们轻声地问：“我睡了多久了？怎么……怎么不想醒了？……”
当她病情稳定后，医生决定立刻送她回北京。
黄宗英回到北京后，从机场直接送进了首都友谊医院。当他们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拍摄的电视片《魂系高原》播映时，黄宗英因高原反应后遗症，还躺在病床上不会走路哪……
可她乐观地告诉我：我珍惜生命，因为我还有许多未圆的艺术之梦。我不惜生命，一旦艺术要求我为之献身。直面人生的苦难，是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饱饱的，可以强化认识社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只要我不成植物人，我就会时时刻刻开笔招魂！
追梦生涯
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回到北京以后，黄宗英身体一直不好。就是出了医院在家休养的时候，腿脚也不灵活，走路有困难。一旦头痛和全身关节疼痛发作，就折腾得她死去活来，吃多少止痛片都不管用。亲人和朋友们都在为她担心，希望她的身体能一天天好起来。
桂花开了，枫叶红了，又是一个收获的秋天。
我收到黄宗英寄来的一个快件。打开一看，是她写的文学影视多媒体《中药探谜》创意。哎呀，她怎么追梦又追到中医、中药领域里去了呢？
坦率地说，这个创意很有气魄，很有艺术想像，也很有历史论证的闪光和专业学术的神秘。有些我看得懂，有些我看不懂，但却有一种强大的魅力在吸引我。我佩服老太太的才华，佩服她那从容、自如的驾驭能力，更佩服她那浪漫而又深情的艺术创造灵气。
黄宗英说，《中药探谜》创意，仅仅是这个创意的开始，大幕拉开了，好戏还在后边哪！
她说得到就做得到，为了修改这个梦似的创意，她竟然进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了药学系一年级的旁听生。
药学系一年级的课程很多，都是黄宗英陌生的基础课。她默默地嘱咐自己：只要不病倒，不住医院，就要努力地学，拼命地学……
每当放学回来，她总是累得瘫倒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吃，闭着眼睛喘粗气。
小保姆问：“奶奶，怎么啦？”
“……”
老保姆急了：“都这么大年纪了，又有病，还上什么大学。听我的话，别上了！”
“哎呀，累……吃顶着了……”
“在学校吃啥啦？”
“我能吃什么，我是说上的课顶着了……”
一个学期以后，黄宗英从旁听生升级为“进修生”了。她什么时候能结业或毕业，老师说不清楚，黄宗英也说不清楚。也许，她完成了文学影视多媒体《中药探谜》创意的时候，才是她交出毕业论文的时刻。
从少年时代开始，黄宗英就是一个多梦的人。登舞台演戏的梦，上银幕演电影的梦，挥起笔写作的梦……在多风多雨的人生道路上，她总是不断地在做梦；当一个梦圆了的时候，她又会开始追求另一个梦，渴望去做另一件自己向往的事儿。她不仅能圆自己的梦，还能帮助别人圆梦。当然，她也有梦破的时候，梦破了并不失望，因为做梦的时候，就是她最快乐、最充满希望的时候。梦破了，她会将梦的碎片细心地拾起来，珍藏在心底，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种子——梦的种子，新的梦就会在新的追求中萌生！
啊，又是白玉兰开放的春天了。
在住院日子里，黄宗英并没有停止看书和写作。这个八十多岁的艺术家，把病房也当作追梦、圆梦的地方了。她的故事浪漫也好，离奇也好，含笑也好，浸泪也好，可都是真真实实的故事。
一头蓬松的银发。
一朵美丽的白云。
啊，在广阔的艺术天空上，这朵漂泊的云仍在追梦，追梦……
文/苗野摄影/卢北峰
春节的前几天，我拨通了黄宗江老师的电话。
主编刘巽达先生早就嘱咐过我，说黄宗江老师上了年纪，耳朵不太好，于是我的声音比平时大了好多倍。于是，交流很顺利。说明采访意图以后，黄老师问我对他了解多少，我说正在读他的大作《我的坦白书》，他笑了。当我介绍自己是北外的老师以后，他马上改用英语跟我交谈，我们用英语约好再打电话敲定时间，并提前预祝对方春节快乐。
大年初五，我如约拨了电话。我说：黄老师，您布置的寒假作业做完了，我不仅仅是读完了您的书，而且把网上所有关于您的文章都读了。他大笑。后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地址，他住八一电影制片厂宿舍，他说为了避免麻烦，进院的时候一定要扬长而进，这样，站岗的士兵就不盘问了。
大年初九的上午，我捧了一大捧香水百合，出现在了黄宗江老师的家门口。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家是如此的简陋！这是一套没有装修过的房子，就是刚刚分给他的样子，水泥地面，发黄的墙，厕所是铁门铁窗。中国席卷大地二十多年的装修大潮竟然没有影响到这个角落，就像一个满大街浓妆艳抹中的素面朝天的女孩儿，太另类了。
然而，初步的好印象并不能带来采访的圆满进行。看得出来，每当黄老师提到一个他同时代的一个人而我又不知道的时候，他就非常失望，而我同时也很委屈，因为每个人都有知识的盲点，采访并不是知识竞赛。混杂着这种不和谐的情绪，我们终于争执了起来。当我让黄老师进一步解释“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说明白就没意思了，而我坚持说，给读者一个观点而不解释是文章的大忌，我们不能让读者去猜我们的意思。大约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仍各持己见。在一旁拍照的摄影师卢北峰忍不住大笑说：你们俩都是性情中人。
下午，我正在赶往首都机场的路上。手机响了，是黄宗江老师打来的，他说：写完文章寄给我，我把今天上午没有回答的问题都补上。我马上给卢北峰发了个短信：老爷子怎么想明白了呢？
再看看黄宗江的老友，同样是编剧的梁信先生是如何用文学语言描述他的大半生的。在那篇《坦荡宗江》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他的奇奇怪怪，在东半球西半球跑码头的履历，包括：在很难考进的燕京大学即将毕业时，居然因为失恋放弃文凭，跑到上海下海，“唱话剧”。在重庆正唱红了，又是因为失恋，去报名当上了国民党海军学兵，又一个蹦窜，到美国迈阿密接受水兵声纳训练。这回可真毕业了，当了个中士。回到中国，升官在望，又谎称得了肺病，于是，脱掉水兵服，溜溜达达返回燕京大学再读书。九年大学，但仍未毕业。没想到，谎言成真，真得肺病吐血卧床了。一躺两年，上海解放，他才起床，心安理得马上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抗美援朝，冰天雪地，他往前线站。抗美援越，他往越南南方第一线去顶炸弹，喂蛇蝎，被太阳晒脱皮又被雨季淋脱皮，居然在丛林中打熬十八个月，完成了一个剧本《南方啊南方》，剧本寄回祖国，回国后就被造反派扣上了“美帝国主义间谍”的大帽子。
这位“美帝国主义间谍”黄宗江，是一位大事清醒，小事糊涂的人。像他这样的出身世家，度过顶尖大学，精通英文法语，如今八十有六，不求功名，一生布衣，用他的话说：一辈子“卖艺”。而且拉上弟弟妹妹“卖艺”，组成他自命的“卖艺人家”：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黄宗汉。
印度一同行曾问我：中国电影编剧处境如何？我答：有如古东方型弃妇
苗野：您一直被称为“杂家”，我一直试图给您复杂的身份下个定义。后来在您的《夫子自道》中，我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乃一文人，艺人，一剧人也”。您的基本身份是一编剧没错吧？
黄宗江：差不多吧，我退休前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过去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戏的，戏剧也好，戏曲也好，电影，电视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剧，就是各个发展不同，时代不同，有很多变化，反正都是剧。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就是成为一个木偶班子的班主。因为小的时候在街头看到木偶戏什么的，就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小时候做梦，老希望我成为一个木偶班子的班主，肩上挑个担子，两个担子里都是木偶，带着一班人马云游四方。
我父清末留日，在东京高工学机电，毕业回国后赶上了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入民国，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学工科的父亲却酷爱看戏，我尤其记得他带我去看过的京戏，从梅兰芳，杨小楼，到陈德霖，王长林，我长大以后能以戏剧为终生职业完全取决于这一段的经历。我在学校同乐会上演京剧，话剧，乃至歌剧，父亲都是我最早的、最最热烈的观众。有一次，他对母亲说：干脆把老大（我）送戏校吧。可惜我是破锣嗓子，有自知之明，知道“祖师爷没赏饭”。
苗野：您父亲没有督促您好好读书吗？
黄宗江：父亲从未要求我们读什么，甚至对我们的课业也从不过问。我记得父亲去世后，父亲的朋友到家里来，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说：老大，今后要好生读书啊。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吗？我心想：这不是骂人吗？因为我从来没有从父母那里听过这样的话。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对子女也不是放任自流，只不过他是以身教代言教的，所以我家家风，相传至今，对民主与自由是崇尚的，但对极端民主与绝对自由之类也是从无幻想的。
苗野：不过您后来还是考上了非常难考的南开中学。
黄宗江：对，进了南开就开始了我的戏剧生涯，南开中学是有戏剧传统的。
苗野：说说您的职业吧。您曾这样评价您从事了一辈子的职业：编剧，有如古东方型弃妇。
黄宗江：对，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弃妇吟》。有一次，我和田华，陶玉玲几个人坐在一辆车中，一路上大家聊天。他们兴高采烈地说起“文革”前“大跃进”岁月，她们一起参加的女导演王苹导的《江山多娇》。田华非常骄傲地说：多好啊，那会儿我们都是娇。听了一会，我插嘴问：《江山多娇》的剧本是谁写的？田华坦然地说：那谁还记得？我只有默然说了声：就是在下。由此可见敝业之卑微。
苗野：田华真是这么说的吗？
黄宗江：她后来不承认，说没有这么回事。印度一同行曾问我：中国电影编剧处境如何？我说：有如古东方型弃妇。孩子是从夫而生的，而夫君就是电影导演，他们像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左拥右抱，而像夫人一样的编剧则一心一意，从一而终。唯有祈求孩子的父亲待家奴温存一些，我也就无怨无悔了。来自印度的同行听罢频频点头称是。
苗野：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选择编剧这个职业呢？
黄宗江：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在话剧舞台上当了一名演员。因为一般说来，我们对戏剧发生兴趣以后，当演员是最吸引人的职业，并且我在当演员上，还有些才能的，可是我认为演员是天才的事业，演员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既演淑女，又演荡妇，同时非常有技能，开车骑马一切一切信手拈来，可是又可以很斯文，演员必须要有很棒的健美的身体等等，所以我认为演员是天才的事业。
苗野：你没有那份天才吗？
黄宗江：我觉得我相当有才，可是我不是天才。我演戏，我什么角色，老的，小的都演过，我到上海演戏的时候才19岁，我演戏演周冲型的，还不是全能的演员。因为不是天才，只能过渡，“渡”成一名编剧，编来编去的也就成为一名终身职业的剧影编剧了。既托终身，悔也难悔。但确实深深感到编剧这一行当非常被动，必须嫁夫随夫，有所依靠，才得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否则待嫁闺中，百首垂老。我还算命不错，红鸾星常照，每遇导演错爱，其中局又常爱错，只落得弃儿满堂满仓。
苗野：听着比窦娥还冤呐。您没向导演抱怨过吗？
黄宗江：有一次我跟谢飞开会，谢飞在会上就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我马上就说：谢飞，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你把我放在哪儿？这个说法太伤众。因为这是从国外传来的，大家都一直这么说。电影的确导演太重要，电影是以导演为中心的艺术，准确的说应该是以导演为中心，你不能说音乐是指挥的艺术吧？这是不通的。导演就好像大交响乐的一个指挥，至关重要，这个指挥要砸了，统盘都砸了，你再有好的演奏者什么的都不行的，这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编剧呢，我跟你讲最不受重视了，因为导演是一个dictator(独裁者)，导演还必须是个dictator，可是这个dictator 一定要verydemocratic,高度民主，所谓民主集中制这个提法原来没有错，不过提到后来就只有集中了，所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民主只是手段，那么就跟阳谋似的，民主应该是一种手段，民主也是目的。
苗野：你工作中碰到过那种特别民主的，特别尊重编剧的好导演吗？
黄宗江：有，这种导演有，我经过两个导演，一个叫张敏，是电影学院院长，过去跟江青同居过的，还有一个是黄佐临，张敏比黄佐临还老，30年代的导演，这两个人口才极差，他们俩很少发理论，说这个你要从内心深处怎么样，或者你的动作该怎么样，从来不说这些，他们甚至连完整的句子都不讲，最多也就是说：你，你，你，你宗江往这边一点，这里强一点。也就说到这个程度。
苗野：能听明白吗？
黄宗江：我告诉你，真是你，你一定就会心了，马上就很准确地得到了黄金分割了，要的就是这个度。
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苗野：虽然您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演员，可您当演员确实做得很成功的。
黄宗江：我演员做得还很红火的，石挥你知道吧，演《我的一辈子》，石挥那会儿在上海，是电影话剧皇帝，那会儿上海小报上说黄宗江跟石挥竞争话剧皇帝，那么火的时候，我还是离开了上海，去了重庆。我这个人比较缺乏竞争意识，我有斗志，可是我没有争志，我这个人还是很好胜，可是我并不想争什么第一。我从小在上小学的时候，考男生第一，前13名，我考了第14名，因为前13名都是女生。所以我在演戏上还是很有光彩的，可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想写剧，尤其是有很多京剧，看曹禺的话剧，曹禺不是南开的吗，周恩来也是南开的。
苗野：对，据说现在在天津南开中学还刻着周恩来告别母校的话：“我是爱南开的”。
黄宗江：在周恩来、曹禺和我不同的三代，南开女中已经成立，就在隔墙，演剧却还是男女分演，不免就有了男演女，女演男的现象。南开的名剧是曹禺改写的莫里哀的《财狂》，男主角就是曹禺，所以标一个男字，因为他过去在学校里演的常是女角。比曹禺年幼一轮的我，后来也终于在南开的舞台上演戏，演的也是女的。比曹禺年长约一轮的周恩来更是常演女角了。“文革”后，我应邀去重庆怀旧，参加又一次的雾季戏剧节，四川的南开中学邀我去演讲，校长用浓烈的，有如川剧的声腔向同学们介绍说：“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还记得1994年南开建校九十年纪念时，来自台湾的剧影名流，南开校友以及天津同乡来到南开礼堂，和天津同行一起演出了当年周恩来演女主角的《一元钱》，我荣任导演并扮演了我添加的剧中主持人。我在后幕大幔上设计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周君恩来当年演新剧，海峡两岸今朝吟古今。温家宝也是南开的，南开出了两个总理，一个周恩来，一个温家宝。
苗野：您的相貌挺清秀的，化化妆还挺容易像女人的，可是像周恩来总理那样的浓眉大眼，挺男子汉的样子，他怎么演女的呢？
黄宗江：我跟你讲，周恩来可漂亮了，那会儿没有大胡子，周恩来演女演员比我跟曹禺演得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文明戏刚进入话剧阶段，他演好了几个戏，差不多九个戏。周恩来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美男子，美男子多半有一点美女子的意思，所以他演过很多女人的戏，没问题。
苗野：要是演京剧还行，化那么多装，可是现代戏的话，他们的身段往哪儿藏啊？
黄宗江：当然行了，你看过我的照片没有。
苗野：看过，您多苗条啊，我觉得你还行。
黄宗江：我们那个时候不但京剧是男旦，连话剧都是男旦。
我是在上海下的海
苗野：如果说您在南开的话剧生涯还算业余的话，那么，当您离开南开去上海的时候，算是开始了职业生涯吧？
黄宗江：是的，所以我说我是在上海下海的。那是1940年冬天，我十九岁，我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到三年级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我爱她，可是她不爱我，她爱别人，她老想自杀，为她爱的那个男人自杀。当时正值抗日阶段，我早就自卑，觉得有负于抗日的大时代，我身边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系统的抗日分子也有，在民族危亡之际，而我却成了恋爱分子，成了失恋分子，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不象话，同时那个女孩子又这样，我就去上海演戏去了。抗日孤岛上海的进步剧团，当时多少戏剧名流都在那里。
苗野：当时在上海有熟人吗？
黄宗江：我到了上海，就去找曾在天津有一面之缘的黄佐临。他给我写了封介绍信，我就去上海剧艺社报考演员，接待我报名的是于伶。我正式参加了考试，与张伐一同被录取。其实我对上海早就向往，我在上海职业演剧就两年，可是这两年对我很重要，一方面是我正式走入戏剧生涯，另外，我舞台生涯的很多师友也在那儿，所以，上海这两年好像也是一辈子。
苗野：那两年的上海给你什么印象在记忆中？
黄宗江：那个时候我们在租界里，头一年是敌伪时期，后来日本人进入租界，日本人也不是满街走的，你看不见，一个也看不见的，可是当然你已经知道整个被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是一个很活跃的城市。
苗野：后来为什么离开上海了呢？
黄宗江：我到上海剧艺社不久，佐临就率石挥和我，还有一些人，另组上海职业剧团，演出了曹禺的《蜕变》，演出十分红火，日夜两场，星期天三场，台上台下的抗战情绪非常高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进入租界，各抗日剧团自行解散。此时，石挥主演了话剧《秋海棠》，大红大紫。但是，话剧《秋海棠》打算搬上银幕的时候，导演却让我演秋海棠，这当然是和我的劲敌但同时也是密友的石挥一较长短的好机会。后来《夜半歌声》的导演马徐维邦也出面请我吃饭。我估计接下去就该轮到一统上海电影界的日本人川喜多请我吃饭了。正是“名”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我还是一走了之吧。于是，我向剧团的朋友们提出要走，岱云给我找到了一笔旅费，我明白此款来自“左营”。又一个12月8日，1942年，我在兰心后台告别还正在演出《晚宴》的众艺友，登程赴重庆，投奔了中国艺术剧社。头一个接待我的又是于伶。
苗野：你后来就不怎么去上海了？
黄宗江：后来我还去了，解放前期我是在上海的，我当时得肺病躺在床上，我在上海又呆了一些日子，我是从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这几十年来，我也有多次机会来到上海，均为过客。每来一次，我都要在充满了历史的街道上寻寻觅觅，那辣斐，卡尔登，兰心，寻找各剧场的昔日与今日，以及那些在这些舞台上活动过的身影。近年我写了忆石挥，佐临，于伶的文章，我希望这样的文字写得再慢一些，再慢一些，或容别人忆我。同台伙伴也还有健在的，健而又健的当属胡导了，八十大几了，早已退休了的戏剧导演，资深教授。前几年，我还来上海参加了梅兰芳周信芳百年纪念活动，胡导居然远从龙华踏着脚踏车来看我。我至今难忘老大哥对我的激励，我记得有一次他斥责我对一个女孩多看了几眼，其实真冤枉，我根本没看。
苗野：您虽然身在北京，但还一直关注着上海的艺坛？
黄宗江：对，我倒是对今日上海艺坛上的女孩子或者她们的姥姥没少看——从王文娟、奚美娟到史敏、马博敏等等，我关注上海艺坛上的演出，无论京昆沪越，剧曲影视，像是都和我息息相关。曾有朋友问我何以对上海艺坛如此多情？我说这倒不是我自作多情，因为在我看来，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京剧从来都是海派冲击京派才得以发展”，我想，以这个观点来看待海派的各种剧场艺术乃至影视都应该是正确的。上影原来有个演员叫李媛媛，你看过她的作品吗？
苗野：看过《上海的早晨》。
黄宗江：她演董竹君演得特别好，董竹君原来是个妓女，后来开锦江饭店，在地下的时候帮助党做了很多事情，死的时候快100岁了。李媛媛从年轻的时候一直演到年老，又是妓女出身，后来又是很革命的，李媛媛的表演很好。后来李媛媛不是得了癌症了嘛，有一阵没联系了，后来听说她病情好转，为了鼓励她，我给她打电话，我说：媛媛，我又要演戏了，为什么我不当演员了，因为我不是天才，我现在还能演，那个我还是个人才，我现在可以演你的父亲，演你的爷爷，可以演你的亲人，仇人，就是不能演情人了。李媛媛那边细声细语地说：演情人也可以。我说那个戏就不好看了。没过多久吧，她就去世了。
苗野：身为北京人，您到底是京派还是海派？
黄宗江：记得我离开上海到重庆不久，有一天，《新华日报》的一个记者来找于伶，说是要找个演员采访一下，于伶一下子就指到了我说：“你就找他，此人亦京亦海。”我想，每当大家提起京派海派，有褒义也有贬义，不过，我只取其中的褒义。作为一个中国艺人，我深幸自己身上流淌着“亦京亦海”的文化血液。
苗野：上海人呢，您喜欢上海人吗？
黄宗江：我哪儿的人都喜欢，有人性的人我都喜欢。上海人很活跃很活泼，不过，活跃过了就会很浮躁，哪儿的人都有可爱的人和不可爱的人，我不能像龙应台那样，我很难一言以蔽之。
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苗野：2001年，您的老伴儿阮若珊先您而去了。听说阮老师去世以后，您又找了一个老伴儿，是真的吗？
黄宗江：不是。我跟你讲，这些年来找我的人多了，不止一个，都被我给拒绝了。我觉得没有意思，晚年的老伴儿是很难找的，因为和老伴儿走了一辈子，我们俩高度真实，高度默契，你再找一个有共同语言，可以都高度说真话的人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个只是传闻，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因为没有成为事实，就不能多说。
苗野：你一个人生活不孤独吗？
黄宗江：我欣赏孤独，有的时候人必须孤独，人也应该合群，既合群又孤独。
苗野：如果您想找人说说话什么的怎么办呢？
黄宗江：说话？我有很多方式说话，不一定非要面对面聊天，我的文章还来不及写呢，还怕有话没地方说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孤独比瞎凑热闹好。
苗野：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黄宗江：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不幸的婚姻多半都是话不投机的，这种话还不如不说呢。
苗野：我看到您的书上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照片上是您拄着拐杖站在墓前，墓碑上刻着您和您老伴儿的名字。那张照片太惊世骇俗了，我还从没见过一个人在自己墓前的留影。挺伟大的。
黄宗江：什么叫伟大？你这个词用得太酸了。本来，我主张是不要骨灰的，黄苗子曾开玩笑说把骨灰搁在厕所里冲掉就算了，我说我连取都不取。因为我不是在北京出生的吗，我就归入北京大地了，你取了还得撒，干嘛惹这个麻烦呢？可我老伴儿就总说：还是搁一块吧。我有个大女儿，就是老伴儿在上一个婚姻里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孩。我的大女儿也是直言的人，有一天我大女儿来了，我跟我大女儿说，你妈妈老说要把我们的骨灰搁一块，现在听说有买树的了，要么就栽棵树吧。大女儿说明天就去问问。结果我的二女儿先去了，二女儿和二女婿就到了北京的万安公墓——就是李大钊所在的万安公墓，是一个名人公墓，很多人，曹禺等等都在那儿。我二女婿到那儿就跟工作人员说：我们老爷子将来要归到这儿怎么样？人家就问：你们老爷子是哪一位？答曰：黄宗江。万安公墓的管家说：欢迎欢迎。你看，听着他们的对话感觉好像我已经死了。结果他们就开始认真地给我和老伴儿选墓地了。结果还真看上了一块地，问管家多少钱，人家告诉他们说30万吧。回来以后，二女婿就给老大老三都打了电话，说咱们一家十万给爸爸妈妈买个坟。当时我觉得是个笑话。我的小女儿，就是我和老伴儿生的孩子，那个时候在美国，她在美国已经入籍了。我在电话里跟她说：你的姐姐、姐夫都要给我们买坟了。我以为她听了会大笑，没想到她说：本来嘛，这是应该的嘛。我当时一直把这当个笑话，以为说完大家一笑就过去了，就没有再提起。后来我老伴儿去世了，在协和医院等我的小女儿来的时候，我的二女婿告诉我：爸爸，坟已经买好了，早已买好了，你找人写墓碑吧。我觉得挺意外的，问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不是怕我反对，而是怕我拿这事儿开玩笑。我说好吧，既然已经有了，那就接受吧。这坟还不错，位置还很好。来日大家春游秋游，给曹禺上坟，也可以过来看看我们。那地方可真美，值得一去，在去香山的路上，一拐就到。在那里定居的，可默默求教的前辈真不少：有李大钊，朱自清，萧军，董竹君……多了不起的邻居啊。
苗野：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少见吧？这个人还活着呢，那边坟就先给买好，连墓碑上都刻名字了。
黄宗江：这是老规矩了。比如夫妻两个其中一个人死了，选一个合葬的墓地，在墓碑上刻上两个人的名字，不过，谁活着谁死了还是能看出来的，墓碑上死人的名字是黑字，活人的名字是红字，等这个人死了再埋进去的时候，名字再涂黑，尤其是丈夫死了以后，连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所有的太太都陪着，这是老规矩。
苗野：我读您当年写给阮老师的那份万言情书，还是挺感动的。
黄宗江：老伴儿比我大几个月，她“一二·九”的时候就在北京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奔赴太行山，然后又去沂蒙山，写作了歌曲《沂蒙山小调》。她是位老八路，山沟里出身的演员，当过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说到我当时向阮若珊求爱的万言情书，能保留到今天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呢。“文革”的时候，专案组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有这么一封万言情书，就让我交出来。我当时不论是客观还是主观都绝对没有想要隐瞒的意思，我是会通盘托出的，可是我把屋子翻遍了，怎么也找不着了，真是太奇怪了！“文革”后不久，它忽然在一堆废墟废纸中冒出来了！这也许是天意吧。
苗野：关于那封万言情书，您老伴儿在她的《我的良人》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讲的：“1956年暑假，我带着两个女儿（从北京）回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休假……忽然有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其实这时我们都已经三十五六了）推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他说：请你看看。我还没看清他是什么样子，说完他关上门就走了。我接过这封厚厚的信件，不知是稿件还是什么，放在桌上就忙团里的事了。
午后，孩子们和阿姨都睡了，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封洋洋万言写给我的信，但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最后署名是：您的，陌生的黄宗江。黄宗江？好像听团里提过此人，也许在团部办公室匆匆见过一面，不太记得…… 我把信看下去，他谈到对我的印象，我的身世和不幸的婚姻……后来我们相识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正在太湖畔创作《海魂》和《柳堡的故事》两部电影，思想很活跃，他给我送信那天都没吃饭，只吃了两块冰砖。他充满了年轻人一样的激情给我送来这封信，一封热情的，真挚坦荡的情书。有他的自我介绍，也有苛刻的自我批判，有对不幸婚姻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他离婚后，不少人为他提过年轻，漂亮的才女，但他不为所动，他告诉他妹妹宗英，他要找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离过婚的女人，可他怎么会找到我呢？而且是那么坚定。”
苗野：虽然您离过婚，可您还没有孩子，阮老师那个时候有两个孩子，你去给人家当继父，我觉得那个决定挺难做的。
黄宗江：我甚至于可以说，为什么我爱着我老伴儿？是因为那两个孩子太可爱了，真的。因其实我跟她妈妈结婚的时候也不小了，那个小的刚刚上小学，人家要是不提这个问题的话，我根本想不起这个问题来，想不起什么血统不血统的，没有关系。我根本没有顾虑这个问题，就觉得很自然。
苗野：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是有顾虑的。
黄宗江：那说明我还是感情比较正常的，像这种继父和孩子的关系搞得不好的也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挺正常的，别说是自个的孩子，即使都是你亲生的不也一样跟孩子搞不好关系吗？
苗野：我看您的书里面有一张女儿骑在你的脖子上的照片。
黄宗江：我二女儿，我跟她妈妈结婚的时候，她已经七岁了，我的书的序就是她写的，那个序写得不错的。
苗野：写得挺活泼的。
黄宗江：我们本来想去南京看梅花，春节以后，日子安排不开，我们想三月底去，因为我老三住在香港，昨天刚走，她在香港当教授。老二忙得很，在电视台。现在我们基本确定是三月底去一次南京，我为什么要去看梅花呢？因为你看那张照片，老大在我们身边，老二在我肩膀上，老三在肚子里，那时我们在南京，所以我就想再去南京，看看梅花，算是怀怀旧吧。
苗野：还真是有默契，在阮若珊老师的文章里也提到了这张照片，她说：“1958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在南京。这时我已怀孕，我们游了梅花山，宗江肩上扛着丹娣，手里牵着丹妮，连同我肚子里的丹青，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看您的书里记录了您年轻时那么多次的恋爱，在南开中学的时候有，到了上海有，到了美国还跟美国女人谈了一场恋爱，我就想，像您这种这么多情、喜欢自由的人，怎么能把跟阮若珊老师的婚姻维持那么长久呢？1957年到2001年，四十五年呢。
黄宗江：就是找对人了，王八瞧绿豆：对眼了。记得1994年国际家庭年吗，《中国老年》杂志采访我，问我：家庭是什么？我回答：家庭是爱情的延续。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其幸福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我说我斗胆给修改一下：幸福的家庭亦各有其幸。我和我老伴儿结婚的时候都各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再婚的时候都已年近四十了，虽然距金婚相差很远，但我们觉得我们婚姻的含金量绝对不差，所以我们自诩为“合金婚”，尤坚于金也。我们共同抚育了三个女儿，老大老二是老伴儿从上个婚姻带来的，我们生了老三，三个女儿无论出处，均属无差别境界，我们无所偏心，无所偏爱。“文革”的时候，我和老伴儿都是钦定文艺黑线人物，家庭离散。大女儿是老三届，被送到了黑龙江插队，二女儿是小三届，被送到了西双版纳，她们俩南北相遥。三女儿才8岁，留在了北京。现在她们都生活得很好，大女儿是中学英语老师，二女儿是电视文学编辑，三女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现在是大学教授。看看世间还有身边，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成功，多有家庭的支持，反过来，一个女人或男人的失败，肯定都有家庭的毁损。
苗野：有一篇访谈里面，您说过这样一个观点：文章是别人的好，妻子是自己的好。这话挺逗的，跟时下流行的说法正相反。
黄宗江：我跟邵燕祥说的，我说：文章是你的好，老婆是我的好。因为过去的文人、古人都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我无意中跟邵燕祥说的，真是这么想的，后来魏明伦说我跟他也说过，可能吧。
黄宗英：漂泊的云
文/姜金城
今年春天来得早，春节刚过，我家对面公园里的红梅已经盛开了。
望着枝头上的梅花，我又想起了半个世纪前，黄宗英在电影《家》中扮演的梅表姐，她那么凄美、那么感人地在银幕上演绎了梅的凋零……
昨晚，我接到黄宗英的电话，她以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又发烧了。黄宗英虽然住在医院里，身边又有贴心的小阿姨护理，可我还是一早便赶到医院去看望她。
推开病房的门，看到她正躺在病床上打吊针。
“老黄，怎么又发烧了？体温很高吗？”
“现在……退了些。”
“你不能太累，要少看书，少写作。太累了，自身抵抗力就要降低，容易生病。”
“可我没觉得累呀，也许是……”
“老黄，你总是有那么多‘也许’，所以常常会发烧。”
“……”她露出了无辜无奈的目光。
“小姜，我在《新民晚报》专栏上最近发的几篇文章看了吗？”
“看了。”
“还行吗？”
“挺好的。你在病中还能写那么多文章，多不容易。”
“只要你能通过，我就放心了。”
她微微闭上了眼睛，不再说什么了。病房里很静，金色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映照在病床上，她有些苍白的脸上仿佛打上了淡红的追光，那一头蓬松的银发，更显得洁白、美丽，真像一朵云，轻轻地落在了病床上。
啊，一朵云，一朵漂泊的云！
是的，黄宗英就是一朵在广阔的艺术天空上漂泊的云！
北雁南飞
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生于北京。父亲黄曾铭于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电话局任工程师。母亲陈聪，贤惠、慈爱，上过女学。
黄宗英常说，她小时候长得丑，淘气还淘斜了眼。经过名医孔伯华大夫的治疗，小学毕业时斜眼才渐渐正过来，现在已经闹不清哪只眼睛斜过了。
她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两个姐姐是黄宗英父亲的前妻所生，母亲是她们的继母。黄宗英九岁时，父亲不幸患伤寒病故了。于是，家境陡落，全靠两个姐姐工作扶持家庭生活。
黄宗英的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演员、剧作家。二哥黄宗淮是历史学家，也写过一个剧本《李大钊》，因而在文革中遭迫害。大弟黄宗洛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小弟黄宗汉是北京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为了“正名”，他自封是“京都文丐”。朋友们羡慕他们是艺术之家，黄氏兄弟姐妹却说，我们仅仅是一个卖艺人家。
1940年的春天，是冰雪迟迟不融化的春天。尽管严寒封锁着大地，抗日烽火却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熊熊燃烧。
由于父亲病故，读高中的黄宗英再也交不起学费了。十六岁的她只好追随大哥黄宗江，去上海滩演话剧，自立谋生，并帮助两个弟弟继续求学。临走那天，母亲看着瘦弱的女儿收拾着简单的行装，格外难受。女儿从小就爱读书，如今偏偏失学，还要离家远走，到戏台上去寻找生路。唉，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啊！母亲伤心地默默流泪。
当黄宗英坐在南去的列车上，望着窗外广袤的大地由棕黄变得翠绿时，心情不再那么难受、那么沉重了。她想着大哥，想着还不知什么滋味的舞台生活，有些激动，更多的却是不安。
黄宗英来到上海，跟随大哥进了上海职业剧团。先是在剧团里管道具，在幕边为演员提台词。后又叫她在乐队席看戏，熟记每个女演员的台词和动作，以便在需要时能上台顶戏。
一天，剧团正在演出曹禺的名剧《蜕变》。女演员梅邨结婚，导演黄佐临叫黄宗英代她上场。演那个得宠复又失宠的姨太太，既泼辣又会撒野，是个没几句台词的配角。黄宗英没上过舞台，几句台词虽然记熟了，怎么说？怎么演？并不知道。好在她一点儿也不害怕，穿上不甚合身的花旗袍，含上一根象牙嘴的长烟袋，就在幕边候场了。突然，不知被谁推了一把，说：“小妹，该上场了。”她就糊里糊涂被推到了舞台上。
一上台，她完全惊愕了。只觉得脚灯奇亮，刺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由于紧张，台上的演员在讲什么，她一句也听不清。反正别人不张嘴了，她就赶紧尖着嗓子说一句台词，就这样瞎演了一通……
从此以后，黄宗英就被认可当了演员。
不久，她又参加了《鸳鸯剑》、《甜姐儿》的演出。她饰演的甜姐儿自然、生动，又富有艺术魅力，一下子征服了上海的观众。于是，少女们要穿甜姐儿的裙子，男青年要给甜姐儿写信，许多观众看完戏，还守在后台门口，等着看卸了装的“甜姐儿”。后来，黄宗英又在曹禺的话剧《家》中扮演了鸣凤，成为话剧舞台上耀眼的新星。
青春噩梦
上海职业剧团里有个能干的小伙子，叫异方。他会演戏，会作曲，还能指挥乐队。这个有才气的大近视眼，长得并不漂亮，却稳重、潇洒，讨人喜欢。黄宗英欣赏异方的才华，异方欣赏黄宗英的聪明，像剧团所有的同事一样，异方爱护着这个纯洁、天真的小妹妹。有时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异方会给她一个亲切的、兄长似的微笑。日子一长，剧团里竟有人在传：异方和小妹谈恋爱了。本来是没有影子的事儿，这样一传，反而使两颗年轻的心更接近了。
纯真的爱，像江南三月的春风，不仅能吹遍年轻人多情的胸怀，也能闯入少女心中那片神秘的土地。异方和黄宗英真的相爱了。
有一天，异方在后台突然昏倒了。经医院急救，确诊为心脏病，而且比较严重。这使剧团的同事很吃惊，又不敢把真实的病情告诉黄宗英。
异方住了几天医院，病情稳定后便出院了。医生嘱咐不能参加工作，他决定回北京家中休养。异方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剧团，告别了黄宗英。
开始异方能及时给黄宗英回信，后来回信越来越少了。焦急，忧虑，担心，思念……黄宗英陷入一种感情极其复杂的痛苦中。
异方在北京治疗了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他母亲听说“冲喜”能治重病，便写信给黄宗英，希望以“冲喜”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刚满十八岁的黄宗英，毫不犹豫，立刻赶往北京，去和重病中的恋人结婚。
婚礼是在异方舅舅家举行的。当时，异方已病得不能下床了，拜天地时，是由他妈妈搀扶着勉强行过了“昏”礼。异方的病床在一间客房里，黄宗英睡在他舅母的房中。
已是深秋了，槐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干枯的树枝，在蓝天的衬托下，更显得孤寂和清冷。
就在黄宗英结婚后的十八天，异方竟然病故了。
苍天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她那纯洁的心灵，怎么能承受这样无情的创伤啊！
异方的遗体，葬在香山的公主坟。异方的母亲带着黄宗英，住在香山一幢别墅里。这儿清静，优美，空气又好，她希望黄宗英的心情尽快地好起来。
异方的母亲是基督教徒，她希望黄宗英能献身宗教。山下教堂里的牧师也常来找黄宗英。可是，黄宗英想回上海，回到舞台上去，她想演戏……
不久，上海职业剧团派人来接黄宗英回上海了。
当她坐上回上海的火车，心情似乎轻松了些。不知为什么车窗外的大地，总会浮现异方的墓地……
银幕情缘
黄宗英在上海演戏的日子，得到了许多前辈和剧团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照顾。1946年的春天，她和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结婚了。不久，她回到了北京，住在程述尧的家中。
1946年冬，黄宗英拍摄了电影《追》（编导沈浮）。
1947年11月，中国电影制片厂二厂的导演陈鲤庭，正在筹划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男主角由赵丹担任，女主角正在寻找。
有一天，赵丹和陈鲤庭到朋友家中玩，看到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有一张少女的照片。这姑娘并不特别美，却有一对非常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天真无邪的光辉，展示着美丽善良的心灵。
“这是谁？”
“这是‘甜姐儿’，北京的一个小姑娘。”
“她现在在哪？”
“在上海，正在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筹款义演。”
“这双眼睛太好了，就是我们要找的眼睛！”
当天晚上他们就看了黄宗英演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第二天又去看了她演的电影《追》，立刻决定请她担任电影《幸福狂想曲》的女主角。
在《幸福狂想曲》的拍摄过程中，赵丹就悄悄爱上了黄宗英，可是黄宗英并没有察觉。有时赵丹会用明亮、深情的目光望着她，她总觉得那是兄长的目光，温暖而又亲切。
《幸福狂想曲》拍摄结束了。黄宗英要回北京的前夕，在向赵丹告别时，没想到赵丹突然说：
“宗英，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什么话？”
他大胆而又深情地说：“我认为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啊！黄宗英简直惊呆了。
望着赵丹那双真诚、期待的眼睛，黄宗英的心在怦怦地跳，跳得那样激烈，跳得那样甜蜜，她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
沉默，不平静的沉默……
奔腾的海浪，怎么能没有呼啸的回声呢？
于是，黄宗英果断地说：“好，我回北京办离婚手续。”
啊，追求光明的共同理想和攀登艺术高峰的共同志向，把黄宗英和赵丹连结在一起了。他们的相爱是浪漫的，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支“狂想曲”变成了现实，艺术家的生活和爱情，真的这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迎接解放
电影《幸福狂想曲》上映以后，黄宗英以自然、纯熟的演技和年轻、漂亮的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美。她除了演出话剧之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拍摄了电影《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和《丽人行》。
1948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蒋家王朝已摇摇欲坠，面临覆灭的前夕。那时的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在这样的时刻，黄宗英和赵丹有时要参加一些进步团体的集会，有时要参加以救济难民为名，实为解放区筹募医药费用的义卖活动，有时还要到处奔走，营救入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为了迎接解放，赵丹、陈白尘、沈浮、徐韬、王林谷等人集体讨论构思了一个由陈白尘执笔的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这个电影无情地揭露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一片黑暗、末日来临的景象。反映了苦难中的人民觉醒、反抗，渴望解放的心情。
黄宗英参加了《乌鸦与麻雀》的拍摄，她在电影中扮演小官僚的姘妇余小瑛。可是，这部影片开拍不久，就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道禁令，说这部电影“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强行勒令停拍。并将已拍好的部分底片没收，送“非常时期委员会”和“特别庭”审查。但是，摄制组的人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表面上停拍，摄影棚关了门，晚上却冒着危险，在摄影棚里继续拍摄……
上海解放后，《乌鸦与麻雀》顺利地完成了拍摄。1951年1月，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时，受到热烈欢迎。1955年，这部影片参加了解放后在首都举行的优秀电影评选，获得了一等奖，并授予金质奖章。
1950年11月，黄宗英作为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去波兰华沙，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
会议期间，她在波兰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回国后，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
1952年，黄宗英主演了电影《为孩子们祝福》。
1953年，她写了电影剧本《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拍摄电影时，改名为《平凡的事业》。
不久，黄宗英又参加了电影《家》的拍摄，她在电影中饰演梅表姐。黄宗英用高超的演技，把梅表姐这个悲剧人物的爱和恨，以及复杂的心境、复杂的感情，都形象、生动地展现给了观众。难怪当年黄宗英在街上被观众认出来时，总是听到在说：“看，梅表姐！”“梅表姐比电影里还美，没有一点儿苦相！”如今，黄宗英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还有许多老观众喊她“梅表姐”。
上山下乡
有记者问黄宗英：“您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专业作家的？”
黄宗英笑了笑，不知怎样回答。她想了想，闪动着明亮的目光说：“我只能这么说，从1958年上山下乡开始，我的演员生活渐渐‘淡出’，作家生活渐渐‘淡入’……”
是的，民主革命时期，她从学生走向社会，成为艺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从演员走向农村，开始写东西，当了作家。无论是几万字的长文，还是几百字的小品，都是她在生活的深水里或激流中写出的。
在大跃进的岁月，黄宗英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背起简单的行装，到浙江一个偏远的山乡去生活。在那里，三天修条路，七天开条河，两个月搬座山。她和乡亲们一起插秧、一起割稻，也和乡亲们一起放“高产卫星”……对的，错的，都意气风发卖力地干。那一时期，她写了大量歌颂大跃进的作品。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作品已落满历史的尘埃，但那却是黄宗英进入作家生活的脚印。
1963年春天，黄宗英来到河北省宝坻县大中庄公社深入生活。因为这个公社有两面全国知名的红旗——司家庄的邢燕子队和小于庄的铁姑娘队。这两个农村生产队的姑娘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变穷村为富队的奇迹，震动了宝坻县，震动了河北省，震动了全国。
黄宗英在邢燕子队和铁姑娘队生活了两个多月，当她回到宝坻县时，又听到县委的同志说，史各庄公社窦桥生产大队有个北京来的知青叫侯隽。她下乡才一年多，就由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什么农活儿都会干的农民。乡亲们说她特别能吃苦、特别有志气……于是，黄宗英又决定去窦桥找侯隽。
从春天到春天，黄宗英写出了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和《特别的姑娘》。作品一发表，立刻受到读者的欢迎。在下乡的知青中影响更大，很多人竟能背诵文章的精彩片段。
四十多年过去了，蓟运河畔的大平原和望也望不到边的麦海，以及那些亲亲热热生活在一起的乡亲们，还常常会出现在黄宗英的梦里。
难逃浩劫
二十世纪60年代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祖国大地上猛烈地席卷。善良的人们，不会忘记那场可怕的浩劫。
风暴一开始，赵丹和黄宗英就成了“牛鬼蛇神”。上海的红卫兵来抄家，北京的红卫兵来抄家，电影厂的造反派来抄家，专案组的人员来抄家……抄家抄了多少次，谁也记不清楚了。家中的东西洗劫一空，连一个旧信封、一张碎纸片都不留。在批斗会上，不仅要低头认罪、接受批判，还要听一些人的控诉。他们被关在“牛棚”里，勒令交代自己的罪行，还要检举其他人的罪行。由于不断地批斗，不断地低头认罪，黄宗英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两条腿肿得一按一个坑。
一天傍晚，黄宗英从“牛棚”回到家了，可是赵丹还没有回来。等啊，等啊，快半夜了，赵丹才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只见他面色苍白，嘴角有血，黄宗英急忙把他扶到床上，不安地问：
“阿丹，怎么了？”
赵丹闭着眼睛，嘴角在抽搐：“他们要打死我……要打死我……医生说……我脑震荡了……唉呀，我头疼……我的头要炸裂了……”一串眼泪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黄宗英吞着泪水说：“阿丹，别说了……你需要安静。”
赵丹沉默了，浑身不停地在颤抖。
这位无辜的艺术家，不但被打得脑震荡，左眼的瞳孔也被打破裂了。他伤得这么重，却不准住医院。更不可想像的是，第二天一早就被押走了。从此，赵丹就失踪了，是死？是活？没有一点儿音信。
黄宗英经过七斗八斗后，被送到干校进行监督劳动。她知道自己是“专政对象”，不能乱说乱动。更不能牵连别人，让好人遭难。于是，她就练出了面部无表情的本领。遇事，既不能哭，也不能笑。也许一串眼泪，一丝笑容，就会构成新的罪状，惹出更大的灾难。如今，回忆起那些年的苦难生活，她说那是但愿长眠不愿醒的岁月。
1974年暮春，赵丹被关了五年监狱，竟死里逃生放回家了。
赵丹呆呆地坐着，眼睛发愣，反映迟钝，问他什么，他不能顺当地回答。说话时还总会下意识地起立。监狱生活的折磨，把一个快乐、活泼的艺术家，折磨成一个痴痴呆呆的废人。
不久，赵丹被押到干校监督劳动，后又押到农村实行劳动改造。
粉碎“四人帮”之后，赵丹想演戏，想导演电影，可是由于一些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原因，都没能如愿。
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胰腺癌在北京病故了。
黄宗英忍着巨大的悲痛对朋友们说：“一个演员毕生塑造角色，而时代也塑造了他自己。阿丹是在知心的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更殷切的期待中，落下生命之幕的。不要为阿丹坎坷的一生叹息，坎坷是命运里最珍贵的。它能使一个艺术家走向成熟。不要为阿丹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没有留下新的影片遗憾，遗憾是艺术中最富有魅力的。快乐的阿丹竟然留下了如此深沉的遗憾，不是更令我们怀念吗！”
黄宗英没有沉沦在孤寂和悲哀中，她振作起精神，又去杭州写报告文学了。回到上海后，她作为中国科学家、科学记者代表团成员，访问了美国。
啊，小木屋……
冬天过去了，春天又来到了人间。
黄宗英的文章又在报刊上出现了。《星》、《沧桑之间》、《天上人间》、《美丽的眼睛》、《教师进行曲》……一篇又一篇，像迎春花那么清新，那么耀眼。
1978年初春，黄宗英应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会议期间，她采访了女植物学家秦官属。科学大会闭幕后，黄宗英追着女植物学家的脚印，去了西安植物园和洛南山区（秦官属种中药的地方）。当大雁南飞的时候，黄宗英写出了报告文学《大雁情》。
《大雁情》发表后，读者反映极其强烈，报刊上出现了许多评论文章和推荐文章。认为《大雁情》不仅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还提出了该怎样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报告文学的作用。能唤起人们思考许多问题，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大雁情》荣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接着，黄宗英又去鄂西山区，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的藻类专家黎尚豪教授，写出了报告文学《固氮蓝藻》。
当她去重庆四川柑橘研究所，采访柑橘栽培专家曾勉教授，写出了报告文学《橘》时，曾动情地说：“柑橘是甜的，而柑橘专家的生活却不像柑橘那样甜。我希望吃到柑橘的时候，或想起柑橘的时候，不再有苦涩的回忆……”
1982年9月，黄宗英从日本出访归来，便带领作家访问团访问西藏。在拉萨，她遇到了三年前结识的研究高山森林生态的专家徐凤翔。当年，徐教授提出，要在西藏的原始森林里建立高山森林生态研究站——科学研究的小木屋的愿望，就深深迷住了黄宗英。如今，徐教授像单飞的季候鸟，又要飞往西藏的原始森林了。于是，黄宗英决定作家访问团回北京时，她要跟随徐凤翔教授去波密的原始森林考察。
就这样，黄宗英成了他们考察队的一名成员。四个藏族人，五个汉族人，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支起了三顶帐篷。古老的原始森林里，有了他们的脚印和歌声，有了他们的炊烟和烛光，也有了时代的脉搏和憧憬。
黄宗英和考察队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有时做他们的炊事员，有时还抢着站在古树前为林学家们当摄影时的比例标杆。
高山森林生态研究站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的水平。要在西藏建立这样一个科学的小庙，却困难重重，难以实现。为了徐凤翔的小木屋，黄宗英的心和徐凤翔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了。她要用手中的笔，先在稿纸上为徐凤翔建立一座小木屋……
1983年5月，报告文学《小木屋》在《文汇月刊》发表后，《人民文学》很快便全文转载了。接着，黄宗英带着一个电视片摄制组去了波密，在原始森林里又和徐凤翔的考察队会师了。
1984年10月，黄宗英又在荧屏上为徐凤翔建立了一座小木屋。而这座《小木屋》在第28届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荣获电视纪录片铜牌奖。
1985年，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建立了。科学家的梦实现了，跟着科学家做梦的黄宗英高兴得直掉泪……
属云的人
黄宗英曾说：“都说我是属云的。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也没个准儿……”
是的，她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常年在祖国大地上奔忙。江南，塞北，高原，海边……到处都有她的脚印。
1984年3月，黄宗英在深圳蛇口筹建了都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拍摄了电视片《蛇口人》、《大漠风情》、《朝霞与晚霞的对话》、《中国一绝》等。拍摄了纪录影片《深圳风情录》、《桂林》和电影《大明星》、《无情的情人》等。都乐公司的业绩，是令人瞩目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电视片和电影却没有通过发行。这样，公司的大量投资就无法回收，接着公司的一笔外汇又被骗，于是都乐公司陷入困境，最终遭到破产。
这是黄宗英的失误？还是命运的安排？
不过，生活里只有成功和欢乐，没有失败和困惑……也许就不是真实的生活了。谁能在人生中，否认逆境和失败对人的考验与锻炼的价值呢？
黄宗英没有被压倒，而是勇敢地面对……
1990年7月，黄宗英应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望长城》摄制组。在片中，她是一头白发的主持人。能和一批年轻的伙伴，沿着雄伟的长城，快快活活地去迎艰涉险，甚至准备默默献身，她心里酸酸地感到欣慰。
他们在长城脚下，苦熬了三个春夏秋冬，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完成了《望长城》的使命。他们让长城的历史和地理的距离，在虔诚的追求中贴近了。他们让长城永恒的魅力和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闪射出一个民族的气概和豪情。
《望长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立刻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与好评。
1993年5月的一天中午，从美国探亲归来的黄宗英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家去有事儿商量。
我走进她家的会客厅时，她正伏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看我来了，便停下笔笑着问我：
“小姜，你知道我叫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不知道。”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
“什么事儿？”
“你猜猜看。”她的话使我感到有些神秘。
“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很重要，很重要啊……”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们二十多年的友情使我敏感到的。我立刻果断地说：“老黄，你谈恋爱了！”
她笑了，闪动着明亮的目光笑了。
“小姜，我手提包里有三封信你看看吧。”
我急忙拿出这三封信，一口气看完了。信是冯亦代先生写的，写得那样深情，那样感人，燃烧着爱情之火，洋溢着青春活力。
冯亦代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作家，他读书多，有学识，文笔好，有才华，人品特别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无论他的处境如何，他始终都在热心关心人，帮助人。是文化界和翻译界崇敬的长者，朋友们都亲切地叫他二哥。
“小姜，我要听你的意见。”
“只要你觉得合适，会使你的晚年生活幸福，我就支持！”
黄宗英点了点头说：“我很高兴！”
黄昏之恋是美丽的，幸福鸟披着晚霞在他们心中筑巢了。
1993年11月6日，黄宗英从上海飞往北京，飞到二哥的身边了。
他们相依相伴，归隐书林。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羡慕的生活啊！
第二年，他们就捧出了两个“胖娃娃”——两本他们合写的散文集《归隐书林》和《命运的分号》。
三次进藏
1994年春天，高原森林生态研究专家徐凤翔，要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是她十多年来的又一个梦想，因为缺少考察经费，一直是一个渴望而又完不成的科研项目。
黄宗英为了圆徐教授这个梦，拉着她的小弟黄宗汉到处奔走，寻求这笔数目不小的考察经费。姐弟俩为朋友的一片诚心，感动了香港的陈树锴老先生，他慷慨地捐赠了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所需的全部经费。
黄宗英要陪着徐教授三次进藏了，北京电视台派了摄制组跟踪拍摄。黄宗英期望拍出的电视片能告诉人们：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科学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课题，而一个课题的生命，就联结着一个科学家的生命……
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队和摄制组在极端缺氧的情况下，紧张而又艰苦地工作了一个多月。就在他们将要收队的时候，黄宗英因严重的高原反应病倒了。她颜面麻痹，进食困难，下肢肿痛……靠吸氧和输液维持生命。经解放军一一五医院专家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第二天竟昏迷了。这可急坏了考察队和摄制组的伙伴们。徐凤翔教授焦急、不安地守在她的病床边。
黄宗英昏迷了两天两夜，竟奇迹般地醒来了。她望着床边惊喜的伙伴们轻声地问：“我睡了多久了？怎么……怎么不想醒了？……”
当她病情稳定后，医生决定立刻送她回北京。
黄宗英回到北京后，从机场直接送进了首都友谊医院。当他们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拍摄的电视片《魂系高原》播映时，黄宗英因高原反应后遗症，还躺在病床上不会走路哪……
可她乐观地告诉我：我珍惜生命，因为我还有许多未圆的艺术之梦。我不惜生命，一旦艺术要求我为之献身。直面人生的苦难，是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饱饱的，可以强化认识社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只要我不成植物人，我就会时时刻刻开笔招魂！
追梦生涯
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回到北京以后，黄宗英身体一直不好。就是出了医院在家休养的时候，腿脚也不灵活，走路有困难。一旦头痛和全身关节疼痛发作，就折腾得她死去活来，吃多少止痛片都不管用。亲人和朋友们都在为她担心，希望她的身体能一天天好起来。
桂花开了，枫叶红了，又是一个收获的秋天。
我收到黄宗英寄来的一个快件。打开一看，是她写的文学影视多媒体《中药探谜》创意。哎呀，她怎么追梦又追到中医、中药领域里去了呢？
坦率地说，这个创意很有气魄，很有艺术想像，也很有历史论证的闪光和专业学术的神秘。有些我看得懂，有些我看不懂，但却有一种强大的魅力在吸引我。我佩服老太太的才华，佩服她那从容、自如的驾驭能力，更佩服她那浪漫而又深情的艺术创造灵气。
黄宗英说，《中药探谜》创意，仅仅是这个创意的开始，大幕拉开了，好戏还在后边哪！
她说得到就做得到，为了修改这个梦似的创意，她竟然进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了药学系一年级的旁听生。
药学系一年级的课程很多，都是黄宗英陌生的基础课。她默默地嘱咐自己：只要不病倒，不住医院，就要努力地学，拼命地学……
每当放学回来，她总是累得瘫倒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吃，闭着眼睛喘粗气。
小保姆问：“奶奶，怎么啦？”
“……”
老保姆急了：“都这么大年纪了，又有病，还上什么大学。听我的话，别上了！”
“哎呀，累……吃顶着了……”
“在学校吃啥啦？”
“我能吃什么，我是说上的课顶着了……”
一个学期以后，黄宗英从旁听生升级为“进修生”了。她什么时候能结业或毕业，老师说不清楚，黄宗英也说不清楚。也许，她完成了文学影视多媒体《中药探谜》创意的时候，才是她交出毕业论文的时刻。
从少年时代开始，黄宗英就是一个多梦的人。登舞台演戏的梦，上银幕演电影的梦，挥起笔写作的梦……在多风多雨的人生道路上，她总是不断地在做梦；当一个梦圆了的时候，她又会开始追求另一个梦，渴望去做另一件自己向往的事儿。她不仅能圆自己的梦，还能帮助别人圆梦。当然，她也有梦破的时候，梦破了并不失望，因为做梦的时候，就是她最快乐、最充满希望的时候。梦破了，她会将梦的碎片细心地拾起来，珍藏在心底，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种子——梦的种子，新的梦就会在新的追求中萌生！
啊，又是白玉兰开放的春天了。
在住院日子里，黄宗英并没有停止看书和写作。这个八十多岁的艺术家，把病房也当作追梦、圆梦的地方了。她的故事浪漫也好，离奇也好，含笑也好，浸泪也好，可都是真真实实的故事。
一头蓬松的银发。
一朵美丽的白云。
啊，在广阔的艺术天空上，这朵漂泊的云仍在追梦，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