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将妞妞带回家之后没几天，军代表就找我父亲谈话（当时实行军管，所有国家机关中都有军代表监管），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妞妞的父亲有问题。不记得是“反革命”罪，还是“叛徒”罪，反正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那时，我的思想觉悟，还不足以为了爱情而牺牲家庭、牺牲父母的政治生命。“万事孝为先”深植于心中，为了爱情我可以放弃个人的得失，但不会伤害父母的政治前途。
　　“孝”实际应是一种责任，不只是听从父母的教诲，还有养护感情，维护长者的信仰与利益。我只能服从退出。为防止这种政治危险的重演，我姨做起大媒，将一个父母老战友的女儿带到家中相亲。
　　前岳父是一位老将军，曾在五师任过十三旅的旅长兼政委，解放后在军队的政治学院任主任，“文革”后任过成都军区、武汉军区的政委，是位有文化的“军阀”。他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和父母都是老相识，一起出生入死许多年。姨和前岳母曾在一个连队做搭档，更是感情深厚。因此从父辈的层面看，我和她当然是一段好姻缘。
　　见面没几次我就奉命回了部队，第二年春节假期回京时我们举行了婚礼。从见面到结婚大约一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中间只见过几次面，谈不上什么感情，但父母之命的婚姻在那个年代并不只有我一个，或许这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安排。
　　我们的婚礼就是两家人在森隆餐厅以每桌20元的标准摆了两桌酒席，再说些祝福的话。那晚我也许是想起了妞妞，婚礼上只喝了很少的酒，早早地昏睡了，睡在所谓的“新房”中，不知道什么是“初夜权”。
　　3天后，姨以为我生理上有什么毛病，还逼我专门去医院检查，她们并不知道我心里的伤痛很难化解。
　　姨认为，两位出生入死的战友的子女结亲，既有历史的深厚友谊，又门当户对，本应完美无缺，亲上加亲，恩恩爱爱，战争年代大多数人都是先生活后恋爱的。“文革”时，早就没有了爱情，爱情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似乎爱是因婚姻而产生，否则就是不道德。
　　即使到了今天，在婚姻与爱的选择面前，丈母娘们仍常常将住房、收入、学历等与爱无关的物质条件当作婚姻的先决条件，而把爱放在第二位。婚姻的好坏，似乎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由两个生活中的主角之间是否有爱决定的。
　　我的第一位夫人，年幼时就很优秀。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来访时参观北京的少年宫，她代表少年宫演奏钢琴。其后她又考入了北京最优秀的师大女附中，长相也很端正美丽。我唯一不知道的则是“文革”中，她入伍不长时间因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部队将其关了禁闭，做了不公正的处理，使她的精神受了刺激，直到她父亲“解放”之后才逐步恢复正常，而这个特殊的经历为此后婚姻生活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部队有制度，我们俩一年当中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到两个月，按照部队当时的规定，连、排干部应两人相加满50岁，方可结婚，两人满54岁方可生孩子。也许是为了维系婚姻，她在我认为安全的条件下怀孕了，但违反了有关规定。
　　母亲是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有极强的纪律性，对我们下达了命令，不得违反部队的规定。那时候，哥哥有个女儿，只有两岁，还没有资格去幼儿园。妈妈希望等哥哥的女儿送了幼儿园后我再要孩子，这样既遵守了部队的规定，又不会在家里因同时有两个娃娃要照顾而产生矛盾。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在部队期间家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那时一大家子的人都住在分配给父亲的一个四合院中，两个小孩和两个保姆让本来就不大的空间更加拥挤了，大人之间为了孩子难免会发生许多的矛盾。
　　只知道父母为这些矛盾争争吵吵，气得生了病。哥哥好心地去我岳父、岳母家里告了一状，令这个本就帶些“军阀”作风的岳父大怒，认为女儿颇对不起老战友，更加使矛盾激化了。
　　在我家，我的夫人也许受到了不太公平的待遇，结果导致她精神的不正常再次爆发，常常做出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我也曾对她施展过军人式的暴力，但一切都让事情走向了反面，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
　　遗憾的是，她的两个哥哥都与我命运相同，后来都离婚而重新建立家庭。只有她的妹妹，找了个不被父母所接纳的人坚决组成了家庭，幸福坚守到如今。
　　也许这是时代的悲哀，或者说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当人们迫于某种外界环境的干扰而无法自由地生活时，尽管人们都从安全和善良的好心出发，但最后得到的并非是预期的结果。
　　那个时代许多家庭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时的婚姻破裂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钱财，更不是因为小三，也养不起二奶，主要是因为种下的种子缺少爱的基因，因此无法结出爱的果实。
　　如今的青年人至少在选择上是自由的，没有那些与爱无关的政治环境，没有那些人为造就的限制性因素，也没有那种政治斗争中的危机感，当然也少了许多“不得不”的压力。
　　自由也许是爱生长的土壤，希望历史的阴霾，永远不要在我们的下一代人身上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