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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寻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关系，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发展提供参考，本文收集整理了22个国家1960-2013年的相关数据，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将样本国家分为三个梯队，中国被归为第三梯队；再针对各个梯队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第一梯队处于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较高的阶段，第二梯队次之，而第三梯队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随后，本文对各梯队分别建立以城市化和服务业为因变量的面板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从初期到高度发达过程中，其相互促进作用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且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之服务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要大；当达到潜在最大城市化率后，其正相关关系会转为负相关。基于研究结果，本文针对中国目前、近期以及将来的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路径和方式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阶段应以发展新型城市化为突破口，带动服务业发展，从而形成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当中国的服务业和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应将现代服务业作为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升级的重要引擎，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效益和技术溢出效应；当中国服务业与城市化达到高度发达时，应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形成以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节点的多中心的网路型城市群，对城市空间规划进行优化，实现精明增长。
关键词 全球视角；服务业；城市化；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62.9；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1-0095-10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工业是城市化的基本力量，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工业和服务业先后对城市化发展起着不同的促进作用。根据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城市分为制造业为主型的城市、服务业为主型的城市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型的城市。目前，中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部分城市甚至进入工业化的后期，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将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由传统的粗放型高速增长逐渐进入高效率、低成本的集约型、可持续的稳态增长，服务业以其就业容量大的产业特性而成为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产业、城镇融合发展”。由此可见，推动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协同互动发展成为“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基于全球化视角来探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梳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对于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互动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形成了较多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演进的表象联系。Chenery最早研究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关联问题， 发现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1]。Moir考察了产业劳动力结构与城市化联系紧密程度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城市化与第二产业联系得更为紧密；而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2]。Singelmann研究了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期间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发现劳动力在服务业部门相对集中[3]。Black和Heiiderson重点考察了城市规模与主导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大规模城市的主导产业多为现代服务业，而小规模城市多为制造业[4]。
二是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单向作用机制。国内外学者从两个方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单向影响机制。其一是重点研究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Daniels等实证检验了美国大中小城市发展水平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形成的区域性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5]。Harris考察了印度的城市化过程，指出城市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是服务行业发展的核心载体[6]。Keeble和Nacham认为城市化能够促进服务业知识外溢，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但是人口向城市过度集中，则会对服务业发展带来限制[7]。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发现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工资成本和住房成本对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8]。顾乃华研究了中国252个城市，发现各省市的不同制度会影响城市化进程，进而造成服务业发展不均衡的现象[9]。曾淑婉通过建立静态与动态的省际面板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且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边际作用递减[10]。其二是重点研究了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机制。Chang等对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吸纳了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劳动力[11]。陈健和蒋敏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认为规模关联对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关联效应对城市化的影响不大[12]。曾国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11 年各省市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发现物质资本集聚度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作用呈上升趋势，而就业密度对城市化发展呈负效应[13]。王为东认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对现阶段城市化进程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部分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城市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的作用相对减弱，竞争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增强[14]。李逢春利用中国55个城市的数据检验并分析了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机理，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都对城市转型升级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5]。
三是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双向作用机制。Tiffen通过建立三部门模型来分析撒哈拉地区经济体，研究结果表明转移到城市的农业劳动力规模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关系[16]。Messina将政府部门规模作为变量之一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部门规模、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王向研究了1949-2010年上海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要强于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18]。于斌斌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视角对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共生演化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渐呈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主导性，而且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惠效应越强，城市的整体经济容量就越大[19]。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如李程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的发展尚未形成互动关系，提出要以制度的创新、多重倒逼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服务经济体系的建立[2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前期简单的现象描述到近期探究本质、再到解释影响机理的过程。通过梳理文献可发现，大多数学者都在讨论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但是实际上服务业与城市化应该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同时讨论两者的互动关系[21]。而从现有研究两者互动关系的文献来看，都没有基于全球视角，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进行分析，而仅仅以某个地方或国家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分析，这无法得到较为普适性、前瞻性的科学结论。因此，本文收集整理了22个国家1960-2013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尝试解答从全球范围来看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揭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影响程度是否具有异质性和规律性及其原因，以期为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提供促进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协调发展的正确路径。
2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2.1 变量选取
为了进行国际比较， 遵循统计口径统一的原则，本文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中选取有关国家的主要变量。其中，核心变量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urban）和“服务等，附加值（占GDP的比例）”（service），控制变量是反映各国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实际GDP（rgdp）、实际人均GDP（cgdp）、人口总数（PP）和国土面积（land）。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1。
2.2 研究样本和聚类分析
为了在全球大样本下研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得到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经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选取哪些国家的样本进行研究。其实，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全球所有国家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是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 并不是所有国家对中国都具有参考价值。李浩将国土面积和GDP作为中国进行国际比较的重要参考指标，最后选取了24个国土面积大于200万km2或GDP总额大于6 500亿美元的国家，形成了“24国集团”和三个梯队[22]。其研究思路的可借鉴性在于缩小了样本国家的选择范围，但是笔者认为其对三个梯队的划分标准过于主观、划分依据过于简单，因此，本文在“24国集团”的基础上，剔除数据缺失严重或差异性较大的加拿大、苏丹和刚果（金），并加入“金砖五国”的成员国南非，形成“22国集团”。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公布的2013年数值，度量标准选用平方Euclidean距离，对原始数据进行Z得分标准化后，再使用Ward法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聚类后的树图见图1。
从图1可以发现，22个国家被聚类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成员国有10个：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韩国；第二梯队成员国有10个：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俄罗斯；第三梯队成员国有2个：中国、印度。
2.3 描述性统计
在选取研究样本之后，现对“22国集团”和各梯队国家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同时，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样本国家中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动态关系，现计算各梯队国家1960-2013年服务业和城市化水平的均值，并绘制成时序图2、图3、图4。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最高的是第一梯队国家，分别为：73.422 77%和66.186 27%，超过了整体均值的11个百分点；第二梯队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与整体均值相当，而第三梯队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远低于整体均值。同时，将服务业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还可发现，两者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城市化率高的国家，其服务业发展水平一定也很高；反则依然。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一梯队国家仍然排名第一，分别为：1960美元和24 214.78美元，第二梯队国家的实际GDP远低于第三梯队国家，仅为287美元，但是由于其人口总规模还不到第三梯队国家的三分之一，因而导致其实际人均GDP远超于第三梯队国家。再从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看，第三梯队国家排名第一，第二梯队国家和第三梯队国家逐步递减。总体而言，三个梯队分别代表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发展的阶段，第一梯队处于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较高的阶段，第二梯队次之，而第三梯队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
纵观图2至图4，通过比较两个变量的发展趋势可发现，除部分年份出现背离外，整体上呈现同向的关系。从三个梯队的变化情况来看，第一梯队的城市化率曲线走势逐步平缓，涨幅不大，而服务业在1970年之前出现大幅度增加，之后增速放慢，但是仍然快于城市化率的变化，使之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第二梯队的服务业发展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虽然在样本期初服务业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相当，但是城市化发展速率一直快过服务业的发展速率，致使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步放大；第三梯队较为特别，服务业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城市化水平，并且城市化的增长速率逐步加快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尽管无法获得各个样本国家城市化率与服务业水平更早的历史数据，也无法预测将来的数据，但是若用三个梯队分别代表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三个时期，则可以做出以下推断：当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时（初期），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化发展水平；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速（中期），城市化发展水平开始赶超服务业发展水平；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逼近潜在的最大值（最高城镇化率），其增长速率变缓，并且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减小；当城市化发展水平超过最大值之后（发达期），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占比有可能出现减少趋势。上述两者的变化关系，可用图5进行表示。
2.4 计量模型构建
由于图2、图3和图4的数据是各个样本国家的平均值，图5的推导也是基于平均值的分析，因而其结论忽略了时序或截面个体的差异性。为了充分挖掘并论证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建立以下面板模型，主要是因为面板数据兼具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特性，一方面提供了更完全、更有价值的信息，增加了变量之间的多变性，减少了共线性，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检测和度量单纯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观测到的影响或关系。 3 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3.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因变量的不平稳而引起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出现偏差，本文分别采用两种类型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第一个是原假设为相同单位根过程的LLC检验；第二个是原假设为个体具有单位根过程的IPS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各个结果表明本文的面板数据是平稳的。
3.2 面板数据的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序列相关性检验
面板数据存在截面相关或异方差时，容易造成参数估计的有偏。为此，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之前，先对面板数据的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根据Wooldridge和Drukker的检验方法[23-24]，使用stata软件对面板数据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
检验结果表明，四个样本组都存在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进行面板数据的估计。
3.3 模型估计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三种，即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通过 F统计量及Hausman检验来判断，模型（1）和模型（2）的检验及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仅有模型（2）中的第三梯队采用随机模型，其他均采用的是固定模型。首先，观察模型（1）：“22国集团”的回归系数为0.028 04，体现了样本国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平均支撑水平，第三梯队至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呈递减趋势，分别为0.396 61，0.045 09，-0.163 82，其中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较为特别，符号为负，且绝对值大于第二梯队，表明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产生了阻碍作用，且阻力较大，即服务业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其城市化率会减少0.163 81个百分点。其次，观察模型（2）：“22国集团”的回归系数是0.051 551，体现了样本国家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平均支撑水平，第三梯队至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分别为0.834 002，0.100 529，-0.118 31，其中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仍是负数，表明第一梯队国家的城市化对其服务业发展 同样也产生了阻碍作用。最后，将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综合起来对比，可以发现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动效应，且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也就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的相互支撑力度在不断减弱，达到潜在最大城市化率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会由推力转为阻力，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且，当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仍处于正相关关系阶段，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3.4 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主要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力度逐渐减小，当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正转负。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给出解释：
一方面，考察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按照要素使用的特点，服务业可分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通常是指传统服务业，如住宿和饮食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其特征是生产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使用程度较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即现代服务业，如信息和研发服务业、会计、金融和法律服务等， 其特征是高素质、高智力的人力资源结构，且产出附加值高，资源利用率高。两种服务业的特征直接决定了服务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本文所称的集聚效应主要是指服务业发展使得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这有助于城市非农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吸纳城市化过程中从农业转移来的大量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传统服务业是发挥集聚效应的主要部门；而溢出效应主要是指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技术溢出等正外部效应，有助于推动城市内部非农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环境的优化等，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发挥溢出效应的主要部门。
另一方面，考察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方式。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也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种是正向的推力机制，即从要素市场上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规模会扩大、其质量会逐步上升，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更多的资本会随之聚集在城市，这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若考虑制度因素，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和市场制度也会越来越完善，这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从产品市场来看，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增加相应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这无疑会加速服务业的增长。另一种则是负向的阻力机制，主要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负外部效应。这 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它集中表现为，部分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逆城市化”，就是因为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造成了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大气污染、社会矛盾突出等一系列“大城市病”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水平还不是较高的现阶段已经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问题。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之所以呈现出实证结果所显示的规律，主要是因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各自的两种作用机制的强弱变化所带来的互动和对冲的结果所致。
首先，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处于较低阶段时，服务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而溢出效应较低。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为主线，服务业规模较小且结构偏低，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但是此时的服务业发展的边际效应显著，其就业吸纳能力很强，对城市化可以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而此时的城市人口容纳空间和产业容纳空间都很大，其外部负效应并不明显；同时，大量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要素供给，并形成了对传统服务业的庞大需求市场。所以在这个阶段，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综合效应都呈现出明显的正向支撑作用。 其次，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专业化分工加深使传统服务业占比开始降低，而现代服务业占比逐渐上升，这直接导致服务业的劳动力集聚能力下降，溢出效应开始发挥主要作用。由于服务业结构的升级，现代服务业逐步占主导地位，其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劳动力需求由量到质的转变；与此同时，现代服务业发展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提高了城市运行和管理的效率，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进一步拓展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容纳能力。在此阶段，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工业部门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逐步减少，第三产业的人均收入和单位资本回报率开始上升，甚至超过第二产业，从而加速了要素向服务业流动，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力作用得到了加强；但是，与此同时，城市人口规模逐步达到一个较大的层级，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矛盾突出等外部负效应会日益突显出来，再加上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就业门槛提高，这些因素必然会阻碍更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或者迫使城市人口向外迁徙。很多发达国家曾经都出现过“逆城市化”现象，这种“逆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在生活和工作环境恶化下所做出的被动行为。
最后，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达到较高水平阶段时，即城市化率达到70%和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达到70%以上，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大幅度上升，而劳动力集聚效应进一步下降。此时，一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已经升级为高端制造业，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器、计算机等现代装备取代了人力操作。在服务业领域，尤其是现代交通、信息、物流、金融、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使得就业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转变，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电子商务、互联网以及智能服务手段等更适合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技术进步在更大程度上打破了空间枷锁和体制约束，有利于人口自由地选择留在城市或是往城外迁移。这与20世纪80-90年代在欧美等国发生的被动的“逆城市化”不同，此时的“逆城市化”是主动的“逆城市化”。反观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由于本文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服务业占比，并非服务业的绝对产值，而衡量城市化的指标主要是人口的城市化，所以此时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实际上会减少服务业在整体GDP中的占比，其主要原因在于：在高度发达阶段，城市人口已经接近饱和甚至逼近城市的最大承载值，此时城市人口规模的阻力弹性非常大，即多一个百分点的人口进入城市，所带来的城市拥堵、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问题都会非常严重。一方面，巨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现代物流网络、信息光缆、交通设施等产业会产生不利影响，造成服务业绝对产值的减少；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强大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为制造业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多元化、高效率的融资渠道，这都促使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最终形成资源利用率高、环境污染少的现代高端制造业，升级后的制造业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使其在GDP中的占比重归主要地位，服务业占比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4 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2个国家1960-2013年服务业规模和城市化率的面板数据，将样本国家分为三个梯队，作为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但是，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不同的是：第一，系统聚类分析得出，在全球具有代表性的22个国家中，中国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第二，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大致会经历三个时期；第三，从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到高度发达的过程中，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由强到弱，且城市化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在达到潜在最大值后，其正相关关系会转为负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的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正处于第三梯队发展时期，其城市化和服务业水平相比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国家呈现双滞后特征，均处于较低水平。该时期的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最强，其核心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城市化。因此，中国现阶段应重点以发展新型城市化为突破口，深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增强城市的集聚能力，带动服务业发展，从而形成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状态。
当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均达到更高水平，进入第二梯队时期，城市化的负效应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此时的中国应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核心，通过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效益和技术溢出效应，改良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促使装备制造业升级；同时不断优化城市规划设计，积极承接更符合新型城市化发展要求的产业转移，将现代服务业作为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升级的重要引擎。
当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水平均达到高度发达水平，进入第一梯队时期，城市承载能力将逼近峰值。那时的中国应通过协调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周边流动，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形成以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节点的多中心的网路型城市群；同时，在城市内部，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或控制盲目的外延性扩张，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对城市空间规划进行优化，实现精明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从全球视角所揭示的有关服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在中国还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以及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服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城市应该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来合理协调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本文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Chenery H B， Syrquin M， Elkington H.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183-192. [2]Moir H.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6， 25（1）： 123-135.
[3]Singelmann J.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920-1970[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8， 83（5）： 1224-1234.
[4]Black D， Henderson V.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2）： 252-284.
[5]Daniels P W， Oconnor K， Hutton T A. The Planning Response to Urban Service Sector Growth：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Growth and Change， 1991， 22（4）： 3-26.
[6]Harris N. Bombay in A Global Economy：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Role of Cities[J]. Cities， 1995， 12（3）： 175-184.
[7]Keeble D， Nachum L. 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 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2， 27（1）： 67-90.
[8]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09，（10）： 4-21.[Research Group on Chinas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9，（10）： 4-21.]
[9]顾乃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 基于省市制度互动视角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11，（1）： 126-142.[Gu Naihua.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Based on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J].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2011，（1）： 126-142.]
[10]曾淑婉， 赵晶晶.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其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动态面板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2， （6）： 60-66.[Zeng Shuwan， Zhao Jingjing. Influence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upon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Model[J].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2012， （6）： 60-66.]
[11]Chang G H， Brada J C.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 Urbanization [J]. Economic Systems， 2006， 30（1）： 24-40.
[12]陈健， 蒋敏. 生产性服务业与我国城市化发展： 产业关联机制下的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 2013， （6）： 33-41.[Chen Jian， Jiang Min. Producer Serv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Urban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Industrial Linkage[J].Industry Economics Research， 2013， （6）： 33-41.]
[13]曾国平， 吴明娥. 服务业的集聚与城市化：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 城市问题， 2013，（12）： 55-61.[Zeng Guoping， Wu Minge.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Urbanization：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J]. Urban Problems， 2013，（12）： 55-61.]
[14]王为东，陈丽珍，陈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J].生态经济，2013，（9）：114-120[Wang Weidong， Chen Lizhen， Chen Jian. A Research on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 on Urbanization：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J].Ecological Economy，2013，（9）：114-120.] [15]李逢春， 李程骅. 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实践， 验证及路径[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12）： 22-30.[Li Fengchun， Li Chenhua.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Promo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tegration [J]. Shanghai Economic Review，2013， （12）： 22-30.]
[16]Tiffen M. Transi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griculture， Urbanization and Income Growth[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8）： 1343-1366.
[17]Messina J.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 Employment： A Panel Study for OECD Countries[J]. Labour， 2005， 19（2）： 343-372.
[18]王向. 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动态互动关系研究： 来自上海的经验 （1949-2010）[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 （3）：125-134.[Wang Xiang. O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Growth of Service Sector：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1949-2010） [J].Shanghai Economic Review， 2013，（3）： 125-134.]
[19]于斌斌，胡汉辉. 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共生演化的机制与路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3）：58-68.[Yu Binbin， Hu Hanhui. Mechanism and Path of Symbiotic Evolution for Industry Clusters and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J].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14， （3）：58-68.]
[20]李程骅. 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J]. 经济学动态， 2012， （4）： 73-79.[Li Chenghua. The ‘China Path of Service Industry Promo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J].Economic Perspectives，2012， （4）： 73-79.]
[21]张松林， 李清彬， 武鹏. 对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双重滞后的一个解释：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J]. 经济评论， 2010， （5）： 56-62.[Zhang Songlin， Li Qingbin， Wu Peng. An Explanation for Double La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lassicalEconomics[J].Economic Review， 2010， （5）： 56-62.]
[22]李浩. “24国集团”与“三个梯队”： 关于中国城镇化国际比较研究的思考[J]. 城市规划， 2013， （1）： 17-23.[Li Hao. Group of Twenty Four Countries and Three Tiers：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J].City Planning Review，2013， （1）： 17-23.]
[23]Drukker D M. Testing for Serial Correlation in Linear Paneldata Models[J]. Stata Journal， 2003， 3（2）： 168-177.
[24]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 MIT Press， 2010：78-94.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s well 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collects relevant data of 22 countries from year 1960 to 2013， and divides all the those countri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system clustering. After analyzing each category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 find that the economy，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s industry of the first category have been highly developed， faster than those of the second category， while the third category is a group of countries with large homeland， population and less development in economy，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Subsequently， two panel regressions have been set up for each category taking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as dependent variabl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 the process from early to advanced stag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gradually becomes weak；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service industry is larger than that of service industry on urbanization； after reaching the potential maximum urbanization rat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ll change to negative rel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and pattern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for now and near future， and suggests that at present China should take new urbanization into a breakthrough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o form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whe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further develop， modern services industry should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upgrading the municip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pace layout， and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whe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achieve senior level，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central cities should be enhanced to form conurbation with multicenter network featured with highen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s node， and optimize the urban space to achieve smart growth.
Key words global perspective； service industry； urbanizatio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关键词 全球视角；服务业；城市化；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62.9；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1-0095-10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工业是城市化的基本力量，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工业和服务业先后对城市化发展起着不同的促进作用。根据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城市分为制造业为主型的城市、服务业为主型的城市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综合型的城市。目前，中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部分城市甚至进入工业化的后期，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将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由传统的粗放型高速增长逐渐进入高效率、低成本的集约型、可持续的稳态增长，服务业以其就业容量大的产业特性而成为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产业、城镇融合发展”。由此可见，推动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协同互动发展成为“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基于全球化视角来探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梳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对于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互动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形成了较多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演进的表象联系。Chenery最早研究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关联问题， 发现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1]。Moir考察了产业劳动力结构与城市化联系紧密程度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城市化与第二产业联系得更为紧密；而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2]。Singelmann研究了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期间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发现劳动力在服务业部门相对集中[3]。Black和Heiiderson重点考察了城市规模与主导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大规模城市的主导产业多为现代服务业，而小规模城市多为制造业[4]。
二是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单向作用机制。国内外学者从两个方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单向影响机制。其一是重点研究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Daniels等实证检验了美国大中小城市发展水平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形成的区域性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5]。Harris考察了印度的城市化过程，指出城市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是服务行业发展的核心载体[6]。Keeble和Nacham认为城市化能够促进服务业知识外溢，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但是人口向城市过度集中，则会对服务业发展带来限制[7]。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发现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工资成本和住房成本对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8]。顾乃华研究了中国252个城市，发现各省市的不同制度会影响城市化进程，进而造成服务业发展不均衡的现象[9]。曾淑婉通过建立静态与动态的省际面板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且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边际作用递减[10]。其二是重点研究了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机制。Chang等对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吸纳了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劳动力[11]。陈健和蒋敏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认为规模关联对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关联效应对城市化的影响不大[12]。曾国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11 年各省市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发现物质资本集聚度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作用呈上升趋势，而就业密度对城市化发展呈负效应[13]。王为东认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对现阶段城市化进程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部分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城市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的作用相对减弱，竞争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增强[14]。李逢春利用中国55个城市的数据检验并分析了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机理，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都对城市转型升级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5]。
三是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双向作用机制。Tiffen通过建立三部门模型来分析撒哈拉地区经济体，研究结果表明转移到城市的农业劳动力规模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关系[16]。Messina将政府部门规模作为变量之一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部门规模、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王向研究了1949-2010年上海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要强于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18]。于斌斌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视角对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共生演化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渐呈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主导性，而且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惠效应越强，城市的整体经济容量就越大[19]。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如李程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的发展尚未形成互动关系，提出要以制度的创新、多重倒逼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服务经济体系的建立[2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前期简单的现象描述到近期探究本质、再到解释影响机理的过程。通过梳理文献可发现，大多数学者都在讨论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但是实际上服务业与城市化应该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同时讨论两者的互动关系[21]。而从现有研究两者互动关系的文献来看，都没有基于全球视角，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进行分析，而仅仅以某个地方或国家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分析，这无法得到较为普适性、前瞻性的科学结论。因此，本文收集整理了22个国家1960-2013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尝试解答从全球范围来看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揭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影响程度是否具有异质性和规律性及其原因，以期为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提供促进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协调发展的正确路径。
2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2.1 变量选取
为了进行国际比较， 遵循统计口径统一的原则，本文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中选取有关国家的主要变量。其中，核心变量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urban）和“服务等，附加值（占GDP的比例）”（service），控制变量是反映各国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实际GDP（rgdp）、实际人均GDP（cgdp）、人口总数（PP）和国土面积（land）。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1。
2.2 研究样本和聚类分析
为了在全球大样本下研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得到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经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选取哪些国家的样本进行研究。其实，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全球所有国家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是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 并不是所有国家对中国都具有参考价值。李浩将国土面积和GDP作为中国进行国际比较的重要参考指标，最后选取了24个国土面积大于200万km2或GDP总额大于6 500亿美元的国家，形成了“24国集团”和三个梯队[22]。其研究思路的可借鉴性在于缩小了样本国家的选择范围，但是笔者认为其对三个梯队的划分标准过于主观、划分依据过于简单，因此，本文在“24国集团”的基础上，剔除数据缺失严重或差异性较大的加拿大、苏丹和刚果（金），并加入“金砖五国”的成员国南非，形成“22国集团”。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公布的2013年数值，度量标准选用平方Euclidean距离，对原始数据进行Z得分标准化后，再使用Ward法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聚类后的树图见图1。
从图1可以发现，22个国家被聚类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成员国有10个：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韩国；第二梯队成员国有10个：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俄罗斯；第三梯队成员国有2个：中国、印度。
2.3 描述性统计
在选取研究样本之后，现对“22国集团”和各梯队国家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同时，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样本国家中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动态关系，现计算各梯队国家1960-2013年服务业和城市化水平的均值，并绘制成时序图2、图3、图4。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最高的是第一梯队国家，分别为：73.422 77%和66.186 27%，超过了整体均值的11个百分点；第二梯队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与整体均值相当，而第三梯队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远低于整体均值。同时，将服务业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还可发现，两者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城市化率高的国家，其服务业发展水平一定也很高；反则依然。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一梯队国家仍然排名第一，分别为：1960美元和24 214.78美元，第二梯队国家的实际GDP远低于第三梯队国家，仅为287美元，但是由于其人口总规模还不到第三梯队国家的三分之一，因而导致其实际人均GDP远超于第三梯队国家。再从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看，第三梯队国家排名第一，第二梯队国家和第三梯队国家逐步递减。总体而言，三个梯队分别代表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发展的阶段，第一梯队处于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较高的阶段，第二梯队次之，而第三梯队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
纵观图2至图4，通过比较两个变量的发展趋势可发现，除部分年份出现背离外，整体上呈现同向的关系。从三个梯队的变化情况来看，第一梯队的城市化率曲线走势逐步平缓，涨幅不大，而服务业在1970年之前出现大幅度增加，之后增速放慢，但是仍然快于城市化率的变化，使之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第二梯队的服务业发展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虽然在样本期初服务业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相当，但是城市化发展速率一直快过服务业的发展速率，致使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步放大；第三梯队较为特别，服务业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城市化水平，并且城市化的增长速率逐步加快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尽管无法获得各个样本国家城市化率与服务业水平更早的历史数据，也无法预测将来的数据，但是若用三个梯队分别代表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三个时期，则可以做出以下推断：当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时（初期），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化发展水平；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速（中期），城市化发展水平开始赶超服务业发展水平；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逼近潜在的最大值（最高城镇化率），其增长速率变缓，并且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减小；当城市化发展水平超过最大值之后（发达期），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占比有可能出现减少趋势。上述两者的变化关系，可用图5进行表示。
2.4 计量模型构建
由于图2、图3和图4的数据是各个样本国家的平均值，图5的推导也是基于平均值的分析，因而其结论忽略了时序或截面个体的差异性。为了充分挖掘并论证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建立以下面板模型，主要是因为面板数据兼具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特性，一方面提供了更完全、更有价值的信息，增加了变量之间的多变性，减少了共线性，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检测和度量单纯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观测到的影响或关系。 3 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3.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因变量的不平稳而引起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出现偏差，本文分别采用两种类型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第一个是原假设为相同单位根过程的LLC检验；第二个是原假设为个体具有单位根过程的IPS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各个结果表明本文的面板数据是平稳的。
3.2 面板数据的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序列相关性检验
面板数据存在截面相关或异方差时，容易造成参数估计的有偏。为此，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之前，先对面板数据的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根据Wooldridge和Drukker的检验方法[23-24]，使用stata软件对面板数据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
检验结果表明，四个样本组都存在异方差、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进行面板数据的估计。
3.3 模型估计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三种，即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通过 F统计量及Hausman检验来判断，模型（1）和模型（2）的检验及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仅有模型（2）中的第三梯队采用随机模型，其他均采用的是固定模型。首先，观察模型（1）：“22国集团”的回归系数为0.028 04，体现了样本国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平均支撑水平，第三梯队至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呈递减趋势，分别为0.396 61，0.045 09，-0.163 82，其中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较为特别，符号为负，且绝对值大于第二梯队，表明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产生了阻碍作用，且阻力较大，即服务业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其城市化率会减少0.163 81个百分点。其次，观察模型（2）：“22国集团”的回归系数是0.051 551，体现了样本国家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平均支撑水平，第三梯队至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分别为0.834 002，0.100 529，-0.118 31，其中第一梯队的回归系数仍是负数，表明第一梯队国家的城市化对其服务业发展 同样也产生了阻碍作用。最后，将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综合起来对比，可以发现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动效应，且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也就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的相互支撑力度在不断减弱，达到潜在最大城市化率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会由推力转为阻力，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且，当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仍处于正相关关系阶段，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3.4 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主要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力度逐渐减小，当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正转负。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给出解释：
一方面，考察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按照要素使用的特点，服务业可分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通常是指传统服务业，如住宿和饮食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其特征是生产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使用程度较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即现代服务业，如信息和研发服务业、会计、金融和法律服务等， 其特征是高素质、高智力的人力资源结构，且产出附加值高，资源利用率高。两种服务业的特征直接决定了服务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本文所称的集聚效应主要是指服务业发展使得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这有助于城市非农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吸纳城市化过程中从农业转移来的大量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传统服务业是发挥集聚效应的主要部门；而溢出效应主要是指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技术溢出等正外部效应，有助于推动城市内部非农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环境的优化等，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发挥溢出效应的主要部门。
另一方面，考察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方式。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也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种是正向的推力机制，即从要素市场上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规模会扩大、其质量会逐步上升，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更多的资本会随之聚集在城市，这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若考虑制度因素，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和市场制度也会越来越完善，这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从产品市场来看，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增加相应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这无疑会加速服务业的增长。另一种则是负向的阻力机制，主要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负外部效应。这 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它集中表现为，部分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逆城市化”，就是因为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造成了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大气污染、社会矛盾突出等一系列“大城市病”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水平还不是较高的现阶段已经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问题。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之所以呈现出实证结果所显示的规律，主要是因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各自的两种作用机制的强弱变化所带来的互动和对冲的结果所致。
首先，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处于较低阶段时，服务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而溢出效应较低。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为主线，服务业规模较小且结构偏低，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但是此时的服务业发展的边际效应显著，其就业吸纳能力很强，对城市化可以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而此时的城市人口容纳空间和产业容纳空间都很大，其外部负效应并不明显；同时，大量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要素供给，并形成了对传统服务业的庞大需求市场。所以在这个阶段，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综合效应都呈现出明显的正向支撑作用。 其次，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专业化分工加深使传统服务业占比开始降低，而现代服务业占比逐渐上升，这直接导致服务业的劳动力集聚能力下降，溢出效应开始发挥主要作用。由于服务业结构的升级，现代服务业逐步占主导地位，其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劳动力需求由量到质的转变；与此同时，现代服务业发展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提高了城市运行和管理的效率，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进一步拓展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容纳能力。在此阶段，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工业部门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逐步减少，第三产业的人均收入和单位资本回报率开始上升，甚至超过第二产业，从而加速了要素向服务业流动，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力作用得到了加强；但是，与此同时，城市人口规模逐步达到一个较大的层级，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矛盾突出等外部负效应会日益突显出来，再加上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就业门槛提高，这些因素必然会阻碍更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或者迫使城市人口向外迁徙。很多发达国家曾经都出现过“逆城市化”现象，这种“逆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在生活和工作环境恶化下所做出的被动行为。
最后，当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达到较高水平阶段时，即城市化率达到70%和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达到70%以上，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大幅度上升，而劳动力集聚效应进一步下降。此时，一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已经升级为高端制造业，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机器、计算机等现代装备取代了人力操作。在服务业领域，尤其是现代交通、信息、物流、金融、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使得就业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转变，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电子商务、互联网以及智能服务手段等更适合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技术进步在更大程度上打破了空间枷锁和体制约束，有利于人口自由地选择留在城市或是往城外迁移。这与20世纪80-90年代在欧美等国发生的被动的“逆城市化”不同，此时的“逆城市化”是主动的“逆城市化”。反观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由于本文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服务业占比，并非服务业的绝对产值，而衡量城市化的指标主要是人口的城市化，所以此时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实际上会减少服务业在整体GDP中的占比，其主要原因在于：在高度发达阶段，城市人口已经接近饱和甚至逼近城市的最大承载值，此时城市人口规模的阻力弹性非常大，即多一个百分点的人口进入城市，所带来的城市拥堵、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问题都会非常严重。一方面，巨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现代物流网络、信息光缆、交通设施等产业会产生不利影响，造成服务业绝对产值的减少；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强大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为制造业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多元化、高效率的融资渠道，这都促使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最终形成资源利用率高、环境污染少的现代高端制造业，升级后的制造业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使其在GDP中的占比重归主要地位，服务业占比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4 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2个国家1960-2013年服务业规模和城市化率的面板数据，将样本国家分为三个梯队，作为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但是，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不同的是：第一，系统聚类分析得出，在全球具有代表性的22个国家中，中国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第二，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大致会经历三个时期；第三，从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到高度发达的过程中，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由强到弱，且城市化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在达到潜在最大值后，其正相关关系会转为负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的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正处于第三梯队发展时期，其城市化和服务业水平相比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国家呈现双滞后特征，均处于较低水平。该时期的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最强，其核心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城市化。因此，中国现阶段应重点以发展新型城市化为突破口，深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增强城市的集聚能力，带动服务业发展，从而形成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状态。
当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均达到更高水平，进入第二梯队时期，城市化的负效应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此时的中国应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核心，通过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效益和技术溢出效应，改良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促使装备制造业升级；同时不断优化城市规划设计，积极承接更符合新型城市化发展要求的产业转移，将现代服务业作为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升级的重要引擎。
当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水平均达到高度发达水平，进入第一梯队时期，城市承载能力将逼近峰值。那时的中国应通过协调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周边流动，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形成以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节点的多中心的网路型城市群；同时，在城市内部，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或控制盲目的外延性扩张，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对城市空间规划进行优化，实现精明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从全球视角所揭示的有关服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在中国还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以及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服务业与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城市应该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来合理协调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本文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Chenery H B， Syrquin M， Elkington H.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183-192. [2]Moir H.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6， 25（1）： 123-135.
[3]Singelmann J.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920-1970[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8， 83（5）： 1224-1234.
[4]Black D， Henderson V.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2）： 252-284.
[5]Daniels P W， Oconnor K， Hutton T A. The Planning Response to Urban Service Sector Growth：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Growth and Change， 1991， 22（4）： 3-26.
[6]Harris N. Bombay in A Global Economy：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Role of Cities[J]. Cities， 1995， 12（3）： 175-184.
[7]Keeble D， Nachum L. 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 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2， 27（1）： 67-90.
[8]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09，（10）： 4-21.[Research Group on Chinas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9，（10）： 4-21.]
[9]顾乃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 基于省市制度互动视角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11，（1）： 126-142.[Gu Naihua.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Based on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J].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2011，（1）： 126-142.]
[10]曾淑婉， 赵晶晶.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其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动态面板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2， （6）： 60-66.[Zeng Shuwan， Zhao Jingjing. Influence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upon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Model[J].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2012， （6）： 60-66.]
[11]Chang G H， Brada J C.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 Urbanization [J]. Economic Systems， 2006， 30（1）： 24-40.
[12]陈健， 蒋敏. 生产性服务业与我国城市化发展： 产业关联机制下的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 2013， （6）： 33-41.[Chen Jian， Jiang Min. Producer Serv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Urban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Industrial Linkage[J].Industry Economics Research， 2013， （6）： 33-41.]
[13]曾国平， 吴明娥. 服务业的集聚与城市化：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 城市问题， 2013，（12）： 55-61.[Zeng Guoping， Wu Minge.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Urbanization：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J]. Urban Problems， 2013，（12）： 55-61.]
[14]王为东，陈丽珍，陈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J].生态经济，2013，（9）：114-120[Wang Weidong， Chen Lizhen， Chen Jian. A Research on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 on Urbanization：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J].Ecological Economy，2013，（9）：114-120.] [15]李逢春， 李程骅. 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实践， 验证及路径[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12）： 22-30.[Li Fengchun， Li Chenhua.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Promo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tegration [J]. Shanghai Economic Review，2013， （12）： 22-30.]
[16]Tiffen M. Transi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griculture， Urbanization and Income Growth[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8）： 1343-1366.
[17]Messina J.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 Employment： A Panel Study for OECD Countries[J]. Labour， 2005， 19（2）： 343-372.
[18]王向. 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动态互动关系研究： 来自上海的经验 （1949-2010）[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 （3）：125-134.[Wang Xiang. O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Growth of Service Sector：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1949-2010） [J].Shanghai Economic Review， 2013，（3）： 125-134.]
[19]于斌斌，胡汉辉. 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共生演化的机制与路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3）：58-68.[Yu Binbin， Hu Hanhui. Mechanism and Path of Symbiotic Evolution for Industry Clusters and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J].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14， （3）：58-68.]
[20]李程骅. 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J]. 经济学动态， 2012， （4）： 73-79.[Li Chenghua. The ‘China Path of Service Industry Promo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J].Economic Perspectives，2012， （4）： 73-79.]
[21]张松林， 李清彬， 武鹏. 对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双重滞后的一个解释：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J]. 经济评论， 2010， （5）： 56-62.[Zhang Songlin， Li Qingbin， Wu Peng. An Explanation for Double La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lassicalEconomics[J].Economic Review， 2010， （5）： 56-62.]
[22]李浩. “24国集团”与“三个梯队”： 关于中国城镇化国际比较研究的思考[J]. 城市规划， 2013， （1）： 17-23.[Li Hao. Group of Twenty Four Countries and Three Tiers：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J].City Planning Review，2013， （1）： 17-23.]
[23]Drukker D M. Testing for Serial Correlation in Linear Paneldata Models[J]. Stata Journal， 2003， 3（2）： 168-177.
[24]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 MIT Press， 2010：78-94.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s well 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collects relevant data of 22 countries from year 1960 to 2013， and divides all the those countri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system clustering. After analyzing each category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 find that the economy，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s industry of the first category have been highly developed， faster than those of the second category， while the third category is a group of countries with large homeland， population and less development in economy，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Subsequently， two panel regressions have been set up for each category taking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as dependent variabl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 the process from early to advanced stag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gradually becomes weak；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service industry is larger than that of service industry on urbanization； after reaching the potential maximum urbanization rat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ll change to negative rel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and pattern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for now and near future， and suggests that at present China should take new urbanization into a breakthrough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o form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whe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further develop， modern services industry should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upgrading the municip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pace layout， and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whe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achieve senior level，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central cities should be enhanced to form conurbation with multicenter network featured with highen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s node， and optimize the urban space to achieve smart growth.
Key words global perspective； service industry； urbanizatio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