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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喜欢把工作说成“饭碗”，真是既朴实又形象，盖因民以食为天吧。而饭碗不过是吃饭的家伙儿，若仅具备端着饭碗的“才能”，那么即便金饭碗在手，也免不了吃穷。因为再好的碗也不能产“粮”产“饭”。有的人没了铁饭碗，又不肯择那泥碗、瓷碗，就只好坐在家里画”碗”充饥；有的人，从不在乎饭碗的“金属”成分，只用自己的手端自己的碗，自己找“饭”自己做“饭”。结果，不被看好的泥碗、瓷碗，端得满满当当、结结实实、长长久久。饭碗就是饭碗，碗解决不了饭的问题.饭却可以决定碗的存灭。有了碗不一定吃得上饭，没有饭，好看的碗该砸烂才是。如今，名人明星们虽则身披光环、腰缠万金，却也曾谋稻粱、觅饭碗，而他们平生端起的第一个饭碗与其日后踏上星途、发光发达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呢？
张艺谋：当操车工时卖血钻研摄影 夯石（张琳）
郑国恩老师已是耄耋之年，学生有几代人，最出名的当然是张艺谋。郑国恩老师说张艺谋的成功是自己拼上命“磨”出来的，郑老师回忆起张艺谋上学时的样子：“我们那个班的学生上下差十多岁，他是最大的，入学时28岁，学习特别好，老大哥的样子，也不张扬……张艺谋为人很好，那时候我们系大概只有两三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爸爸是国民党一个少将。‘文革’之后，人们对成分论厌恶极了，当然我们也观察他，他要是特调皮、特坏，肯定早不行了。但他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还叫人家怎样？后来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跟我说：‘老师，为了学这个，我是拼上命的，我靠卖血来买材料、钻研摄影……”
张艺谋原名张诒谋，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张秉钧祖籍陕西临潼相桥镇，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国民党的军需官。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婚。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两人结婚后，1950年11月14日，张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郑国恩老师说，张艺谋曾多次跟他讲过家庭出身不好、经济拮据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他从小就性格内向、情感压抑，他的两个弟弟也都很闷，“张艺谋说如果他妈妈没回来，只有他爸爸在家，他们弟兄3个就谁都不说话，全都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他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病，回来还要管一家老小……直到他爸去世前，只要跟他爸单独谈话，基本都是一问一答式的……”
“文革”开始后，张秉钧和张孝友商量起离婚的事，当然这完全是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尽管夫妻俩最终没有离婚，但这件事对于少年张艺谋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张艺谋曾说过：“我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
1964年9月，张诒谋进入西安市第三十中学读初中。1972年，只有初中文化、刚满2P岁的张诒谋就进入陕西咸阳第八棉纺织厂，是作为乾县下乡学生分来的，刚开始只是普通的操车工。1974年，张艺谋在咸阳第八棉纺织厂织袜车间工艺室搞宣传，主攻摄影、绘画。厂里的工人陕北口音重，总是把他叫做“壹谋”，还有人不认得那个“诒”字，念成了“治”，于是他索性把名字中的“诒”改成了“艺”。
工人张艺谋自从取了“艺”名之后还真就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迷上了摄影，不过很快就发现这是个烧钱的爱好，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30.2元……他对郑国恩说，在工厂他省吃俭用攒下不少钱，不买衣服，不买自行车，唯独买了一架海鸥牌4A照相机。美丽的自然风光令他沉醉，工余时间常一个人跑到郊外去拍照片。虽然那时他只能拍一些黑白照片，但通过他的精心构思，每张照片都是那么漂亮。他的摄影作品常常被工人们争相传看，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厂里的宣传科也经常借他去搞搞宣传……
在工厂时，张艺谋结识了一位懂艺术的人，那人“文革”前曾考上了电影学院，只因十年动乱未能入学。这位知音告诉他，你的摄影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深造的地步，应该去报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招收“文革”后第一批本科生，其中包括摄影专业。张艺谋知道，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于是决定报名。然而即将28岁的他远远超过了22岁的报名年龄上限，等于被判了“死刑”，可性格倔强的张艺谋不愿放弃这个难逢的机会……郑国恩回忆说：“张艺谋到电影学院学习时，没有体检表、履历、考试成绩等任何材料，年龄也超了很多，他的入学过程堪称一波三折、史无前例……因此，张艺谋是一个特殊入学、特殊成才的人物。张艺谋的摄影在进电影学院前就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平，我们所有教师都很欣赏他，他做任何作业都非常认真、专心、一丝不苟，图片拍得很专业，他们这个班，图片课是占有相当分量的，你无论要求什么，他都按部就班地做好，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正是当初按部就班地学习，才把根基打深了、打实了，其他人好像都不如他自觉。进入到电影课程了，每一个光效，他都做得非常认真。”
冯远征：第一份工作是拉链厂的工人
今年春节，冯远征没有休息。他和北京人艺院长任鸣共同执导、他担当主演的话剧《司马迁》演出，冯远征在舞台上陪观众过年。不少观众觉得看冯远征的表演过瘾，因为他是真正的实力派，演什么像什么。冯远征告诉记者，这是多年演艺生涯积累的结果。外表温文儒雅的冯远征，笑起来脸上还总是带着一股童真劲，从跳伞队员到进拉链厂当工人，是因为骨子里热爱表演，才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老家在陕西韩城市，也就是司马迁的故乡所在地。西安一位老师说我有可能是司马迁家族的后裔。当年司马迁受宫刑后，他家族的人为求自保不得已改姓。一支在‘司’上加了一竖，改姓‘同’，另一支在‘马’上加了两点，改姓‘冯’。不过究竟是不是，我也没考证过。”冯远征说。 由于父亲是军队干部，冯远征在五六岁时就随父母下乡，一直在农村成长。上中学的时候，跳伞队到冯远征的学校招人，有一天学校突然来了几个北京军事体校的跳伞教练，说来看看班里的情况。“因为我们家是住空军大院的，以前在院里也玩过空军的训练器械，所以当时教练给我做测试的时候，揪着耳朵原地转了好几圈，我也不晕，然后就给挑上了。”不过最初练跳伞，冯远征是一百个不愿意，是在老师“逼迫”之下开始的，“去了以后，到了那个跳伞塔就开始训练，地面训练了几次以后，就开始像坐电梯似的把我们吊上去再放下来，又过了那么一个礼拜，就开始真正的跳伞。第一次跳的时候，吓死了，不知道怎么下来的，但在脚着地的那一刹那，觉得太刺激了，就特别想马上再跳第二次，没想到就这样一下喜欢上了这个运动”。从那以后，冯远征爱上了跳伞。“我太喜欢跳伞了，所以想都没想，也没和家人商量就决定了，那时也没觉得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影响。”尽管每次比赛成绩不错，却因各种原因没能如愿进入跳伞专业队。又由于没参加高考，连复读的机会也失去了。“那年我19岁，当时真的傻了，该怎么办？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我进了一个小拉链厂当临时工，总算有一份工作。”那时冯远征一个月有30元的收入。
至今冯远征依旧记得在工厂大伙儿为了赶制订货而加班加点，后半夜累了就边干活儿边唱歌，互相激励抵挡疲困的日子。当时虽然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如今回忆起来，却也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经历。但进工厂后，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的生活让冯远征产生了“离开工厂”的念头。冯远征还记得他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和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朝阳区文化馆的朗诵声乐班，“当时还不叫表演班。在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声乐，从那以后我开始接触了表演，但我长得相貌平平，所以在追求表演的道路上四处碰壁。”凭着自己对文艺的爱好，他没留任何退路，1982年他直接辞掉拉链厂的工作。
1982年底，他进入“青艺”跑龙套，“我觉得自己是青艺的一员了，尤其是门口的大爷大妈很亲热地喊‘小冯，有你信’的时候。”可是当剧院开会、领导接见时，作为临时工的他必须回避，失落感就又在他心中浮起。他开始踏上曲折的考试之路。
冯远征连考了两次电影学院都宣告失败，“老师一看我的长相，就说你还是回去吧！”因此冯远征也变得自卑起来，“表演培训班上课，女孩没有跟我说话的，我要演双人小品，只有找班里最丑的女生，有时候鼓起勇气去要求别人和我一起演，别人一般都会跟我说没时间”。冯远征说当年自己去考人艺的时候，很多考生都抹上了特亮的头？由，但自己却因为没钱打扮，穿着父亲的旧军装就去了。正是这样与众不同的打扮，才让老师注意到了冯远征，他因此得到了展示自己扎实基本功的机会，终于顺利考进了人艺。
1984年，冯远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在三试中的成绩都还是北京市的第三名，但最终却落榜，理由是“形象不好”。后来他又去考中央戏剧学院，最终也失利。有次考试的老师问他从哪里来，冯远征回答说拉链厂。老师直叹气：“你还是回你的拉链厂做拉链吧。”1985年，冯远征再次报考北京人艺学员班，终于有人不追究他的形象了。“也许是前面几年业余学习表演的经历，冥冥之中我似乎觉得我应该属于这里。”冯远征深情地回忆。
在北京人艺还没毕业，他就演了《北京人》里的曾文清，这也成为冯远征演艺生涯中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最初我很忐忑，但排演半年后，再回到班上时，我已经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表演技巧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是他舞台生涯的第一个主角，那一年他24岁。
1985年，初涉荧屏的冯远征参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反映工厂在时代浪潮冲击下进行变革的电视剧《无处不飞花》，他在片中饰演的就是一名工人。多年以后，冯远征迎来了一部讴歌新中国钢铁工人的史诗大作《钢铁年代》，片中他饰演了具有浓厚知识分子气息的鞍钢二厂厂长杨寿山。
王志飞：当电工的日子成就了我
王志飞从不会说自己误打误撞当了演员，也不会说当年是陪着同学考电影学院结果同学没考上自己被老师相中了等等，他直言：“从小就梦想着当一名演员，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所以，我现在才会特别珍惜自己的职业，唯恐让观众失望。”
王志飞说他之所以对每个人物都精雕细刻，对每个细节都认真去“抠”，完全得益于他当年当电工时“闲着没事”的自我训练。“在工厂那段时间虽然挺不踏实的，但还是下意识地积累了一些东西，特别是养成了一个人闷着头琢磨人物、琢磨细节的好习惯。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时候，心无杂念，精神和感情都很专注，虽然用的是笨功夫，但至今受益。”
上小学时，王志飞的一位老师会写剧本，他经常组织学生排演话剧，那时，各个学校的舞台演出非常多，区里、市里也经常组织汇演。小学四年级时，王志飞被选入学校话剧队，学校请来青艺的老师手把手地教他们表演和做人，甚至连怎样在边幕候场、如何整理服装，都细细地讲授。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发誓这辈子除了演员什么也不干。东城区少年宫、宣武区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表演训练班都留下了他求索的身影。
16岁时，差两年高中毕业的王志飞，软磨硬泡求学校领导开了一封介绍信。他跟老师说：“我不是想干啥，我只想看看考场到底是什么样儿，想感受一下，反正我将来肯定要干这个。”王志飞拿着介绍信，参加当年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招生考试，初试、复试都顺利过关，第三试时，一位军医走过来，让王志飞张开嘴，看了看他的声带，温和地说：“小同学，你毕业了吗？”王志飞刷地一下红了脸，心说：这老头儿可真够绝的，看声带就能判断出年龄。他嗫嚅道：“我只想见识见识考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位军医笑着说：“希望你毕业以后再来参加我们艺术学院的考试。”这次被识破后的落榜，令王志飞的演员之梦更加清晰同时也变得急不可耐。从此，他不停地练功，冬天一大早就到公园吊嗓子，晚上困得不行还要再压几遍腿……1982年，王志飞从北京24中毕业。他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复试前半个小时，他还在练唱。当他步入考场时，莫名的紧张感攫住了他，一开口竟然发不出声，他张着嘴“啊啊啊”地站在那里，豆大的汗珠落在地上。考官倒了一杯水，让他润润嗓子，可无济于事，他的声音仿佛棉被里的“哑”锣……那个“飘”在眼前随时能变为现实的“演员梦”，就这样倏地离他而去。1983年，中戏不招生。为了不在家吃闲饭，王志飞通过考试进入国棉三厂，因为进厂考试的分数高，他被分配当了一名电工。在偌大的变电室，没人的时候，王志飞连喊带唱，压腿、翻跟头，一通猛折腾，他觉得工厂只是一个过渡，他还要继续练功，不能把梦丢了……那时候的王志飞就像一个逐日的夸父，在外人眼里，他的梦想已渐渐远去，可他就是不肯停下脚步。 1984年，中戏还是不招生。这一年，全国只有铁路文工团招生。王志飞拼尽全力备考，既要练功不辍，还要不断地调整身心，以防关键时刻掉链子。苍天不负有心人，王志飞终于金榜题名，正式步入专业表演团体。到西郊民巷的团址报到时，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志飞觉得北京的天和地、每一处建筑都是那么新鲜、美丽。“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嘴角老是翘着，我知道好多人看我，知道他们心里在疑惑：这孩子怎么了？怎么老在那儿傻乐？可我的嘴角就是放不下来……路过天安门时，我第一次发现广场是那么大、天是那么蓝。”
王志飞被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录取后，团里送他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王志飞开始到全国各地的铁路分局演出，熟悉了各种各样的铁路工人，积累了大量的表演素材，他期待着做出成绩，然而，他又一次茫然了……虽然影视表演的门敞开着，可王志飞形容说：“那个门小得连门缝儿都挤满了人，我的起步阶段非常艰难。当时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奶？由小生挨批，丑星大红大紫，我们这些不丑也不奶？由而且没有门路的演员，只能闲着。那会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电视剧，虽然我正是偶像的年龄，可偶像剧连个影儿都还没有呢。我和同伴常常在大街上溜达，可从没‘巧遇’过导演或星探，倒是经常为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瞎激动，有一次，同伴说：听说北影招待所那儿有个剧组，咱们试试去？我说：那行吗，人家不认识也不了解咱，就这么生撞过去？”
虽然十年中，王志飞没演过什么像样的角色，可回首那漫长的时光，他并没有丝毫的懊恼：“我现在老想，那会儿要是真有个成腕儿的机会落在我头上，我也不见得就能出来。总说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生活，其实，挫折、坎坷甚至不断的挫败感本身就是生活积累，如果没有十年的沉寂和准备，我就算是演了《突出重围》、得了金鹰奖，也未必能走到现在。况且，有过我这样经历的演员实在是太多了，我已经很幸运、很知足了。”
高宝宝：曾是荣获全国大赛第三名的运动员
高宝宝的父亲曾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乐团的乐手、作曲，后任乐团团长。高宝宝的母亲曾是电台播音员。生长在这样的艺术世家、电影家庭，可谓得天独厚近水楼台。但童年的高宝宝却对电影艺术没有多大兴趣，那时的她最大的梦想是成为芭蕾舞演员，但她却意外与冰上体育结缘。
高宝宝说：“我从小生活在电影制片厂大院里，父亲就从事这个职业，所以我从小对电影幕后流程、对电影演员一点都不陌生，在我眼中，电影演员一点儿神秘感都没有，所以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当演员，也不向往拍电影。那时，我最喜欢的是舞蹈，具体说是芭蕾舞。因为那时我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画面、音乐、舞蹈都很美，所以也非常向往自己能像电影中的人物那样跳芭蕾舞。那时候我常常自己在家中的穿衣镜前练习芭蕾舞，更希望能有机会进行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后来，为迎接中央首长的视察，长春的冬季运动队组建花样滑冰队，准备排练一台节目为中央首长汇报演出，因为父亲在乐团工作，所以就找到家里请父亲为花样滑冰创作一首曲子《冰上舞蹈》。滑冰队的人到我家后，见到我，觉得这个小孩不错，也喜欢蹦蹦跳跳，于是就问我想不想加入到花样滑冰队。我当时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但听说这是冰上芭蕾，于是就非常高兴的去了滑冰队，那一年我才9岁。就这样我成了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全称是市业余体校花样滑冰运动员，成绩好的可以参加全国冰上运动会。”
其实体校的生活远没有高宝宝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也与她心目中的芭蕾相去甚远。春夏秋几个季节，刚刚组建的花样滑冰队与体校的其他运动项目一样，队员们基本上就是一些为冬季上冰做准备的常规体能训练，诸如跑步做操及器械训练，乏味枯燥不说，而且还占去了大量的学习时间。身为业余运动员的高宝宝不但要兼顾上学和训练，而且似乎也离自己曾经的舞蹈梦越来越远。但高宝宝自幼便有着一股子执着的韧劲，用她的话说就是“太认真”，于是无论如何都咬着牙跟着跑下来了，而且这一跑就是三年。对于那一段时光，高宝宝回忆说：“夏天没有冰的时候，就在陆地上训练体能，放学以后去体校训练。冬天要参加比赛，就不上学了，全天训练，备战比赛。那个时候没有室内溜冰场，都是在外面，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那时只有到了冬季才会上冰训练，由于天气原因，加上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所以我们运动队基本上是追着季节在跑，几乎跑遍了东北地区各地的训练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5年，高宝宝获得全国第三届滑冰赛少年组总分第三名。以此骄人战绩足可以晋级为专业运动员开创一番体坛成就，但那一年高宝宝却毅然放弃了体育。“当年放弃滑冰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当时体工队的教练组成员内部有矛盾，因此在选择专业运动员上有分歧，我的那个教练受到排挤。再者，当时我母亲也极力反对我继续进行体育训练，因为太耽误学业，她希望我能回来好好的完成学业。当然更主要的是我自己也并不是十分喜欢滑冰，我那时还是梦想着能成为舞蹈演员，花样滑冰毕竟离舞蹈还是很远。
“所以那之后我就回来接着上学，并开始寻找报考舞蹈专业院校的机会。记得当时我报考了吉林艺术学院舞蹈专业，可巧当时北京基建工程兵部队组建了文工团开始招收学员，我父亲由于为电影《金光大道》作曲，在电影摄制组认识了一位负责北京基建工程兵部队文工团负责招收学员的人。原本人家是在哈尔滨设立考点，此次只是路过长春，于是我就央求父亲带我去面试。记得当年我姐姐和我一起去考试，她自幼学习大提琴，主要是她去考试，我只是死活要跟着，于是在现场给考官跳了一段舞剧《白毛女》中《北风吹》那段舞蹈。后来的结果很戏剧性，文工团录取了我，姐姐则没被录取。再有是，当时吉林艺术学院也录取了我，但我还是选择了去北京当兵入伍成为了文艺兵，这就算就业了，开始领工资啦。”
也说“名人明星的第一个饭碗”（上）木匠
本周的话题叫做“名人明星的第一个饭碗”。一看到这个题目，我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齐白石原来是个木匠，华罗庚原来是家杂货店的小伙计、余华原来是位牙医（另外，从医生到名作家的还有毕淑敏、塞万提斯、契诃夫、拉伯雷等人），周有光原来是位经济学家，马云原来是个英语教师，杰克·伦敦原来是个水手、罗纳德.里根原来是个演员…… 这么一路往下想着，忽然就感到这题目大得有些没边，甚至可以编一部词典出来，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不管我怎么去做，也会挂一漏万。既然如此，那就随意拣几个我一下子能想到的说说吧。
齐白石 木匠出身的大画家
齐白石，1864年元旦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白石铺杏子坞，原名纯芝，小名阿芝，字渭清，号兰亭、濒生，别号白石山人，还有齐大、木人、木居士、红豆生、星塘老屋后人、借山翁、借山吟馆主者、寄园、萍翁、寄萍堂主人、龙山社长、三百石印富翁、百树梨花主人等大量笔名与自号，卒于1957年9月16日。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可谓饱经坎坷，历尽沧桑。
白石幼时，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的私塾，15岁起，拜师周之美，学习木工，渐以雕花手艺闻名。他曾在其自传中说：“后来（我）做了木工，主顾们都叫我芝木匠，客气些的则叫我芝师傅。（我的号）木人、木居士等，也都说明我是木工出身，所谓不忘本而已。”
不过，他在做木工之余，即以一残本《芥子园》为师，学画花鸟、人物画。26岁又拜了民间艺人萧芗陔为师，学画肖像。27岁拜师胡沁园、陈少蕃，学习诗文，后在胡沁园的帮助，才脱离了木工生活，成为职业画家，以为人作肖像养家。
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衰年变法，绘画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人，形成了其独特的大写意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工绝，兼及人物、山水，名重一时，与吴昌硕共享“南吴北齐”之誉，渐以其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的最高峰；篆刻初学丁敬、黃小松，并取法汉印，篆法屡变，印风雄奇恣肆；书法历宗何绍基、李北海、金冬心、郑板桥诸家；诗不求工，无意唐宋，师法自然，书写性灵，别具一格。
其画、印、书、诗，人称四绝。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自食其力，品行高洁，尤具民族气节。北平沦陷期间，心情悲愤，轻易不见客，拒不为日本人和汉奸作画，还贴出了“画不卖与官家”的告白。
齐白石一生创作画作三万余幅、诗词三干余首、自述及其他文稿并手迹多卷。曾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两次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4年，还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毛泽东主席交谊甚深，并受到过接见；1953年1月，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6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华罗庚 杂货店小伙计出身的大数学家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据说他小时候口齿不清，行动也迟缓，乡亲们都叫他“罗呆子”。但是这个“罗呆子”虽然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却喜欢在一些奇怪的事情上动脑筋，10岁的时候，他为了探究庙会上“活菩萨”的真面目，竟独自追踪七八里路，一直追到山中的庙里，看见“活菩萨”卸了装，这才跑回家，并一进门就高喊不要再给假菩萨磕头了，而此时妈妈和姐姐已经为他的失踪哭一天了。
华罗庚小学时的学习成绩也不是一般的不好，居然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只得到了一个修业证书，上初中时，因为他字写得像“蟹爬”，也很不受语文老师的待见。不过，他的数学天赋却逐渐显露了出来。在一次数学课上，老师给同学们出了一道著名的数学难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物几何？”大家还在思考时，他站了起来，并说出了正确的答案——23。老师表扬了他。从此，他就更喜欢数学了。
1925年，华罗庚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从金坛中学毕业。但此时，华家的生意一落千丈，家里已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帮父亲打理杂货铺，从此开始了艰难的自学生活。
在看店铺的时候，华罗庚也经常捧着借来的、在父亲眼中被视为是“天书”的《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看，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一次，一位顾客来买烟，问他多少钱一支，正在一张纸上演算数学题的他头也不抬地随口报出了一串数字。“多少钱？”“××××××。”顾客听了又惊又气，转身就走了。这时，父亲冲了过来，一把从儿子手中夺过书本，摔在了地上，他这才清醒过来。
由于不止一次因为看书而耽误了生意，父亲几次要烧掉这些“天书”。但这些书对于他来说，每一本书都来之不易，有他千方百计借来的，有他辛辛苦苦抄来的，所以，每当父亲嚷嚷着要来夺书时，他总是死命地抱着书不放。有一次，当他看到一本心爱的书即将化为灰烬时，竟然当场晕倒了……
就这样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苦自学，他终于写出了一篇题目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引起轰动，并被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发现，求贤若渴的熊教授马上联系到了华罗庚，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一边工作，一边旁听数学课程。
1932年秋天，当华罗庚一瘸一拐地走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时，来接他的人愣住了，“没想到这位22岁的青年，不仅出身卑微，而且身体还有残疾（1929年，金坛县爆发了场瘟疫，华罗庚不幸染病，差点没死了，后来病虽然好了，却落下了腿部残疾）。”
再后来，华罗庚终成一代数学大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曾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另值得一提的是华罗庚还是一位数学教育家，培养了像王元、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一大批卓越的数学家。 （未完待续）
张艺谋：当操车工时卖血钻研摄影 夯石（张琳）
郑国恩老师已是耄耋之年，学生有几代人，最出名的当然是张艺谋。郑国恩老师说张艺谋的成功是自己拼上命“磨”出来的，郑老师回忆起张艺谋上学时的样子：“我们那个班的学生上下差十多岁，他是最大的，入学时28岁，学习特别好，老大哥的样子，也不张扬……张艺谋为人很好，那时候我们系大概只有两三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爸爸是国民党一个少将。‘文革’之后，人们对成分论厌恶极了，当然我们也观察他，他要是特调皮、特坏，肯定早不行了。但他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还叫人家怎样？后来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跟我说：‘老师，为了学这个，我是拼上命的，我靠卖血来买材料、钻研摄影……”
张艺谋原名张诒谋，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张秉钧祖籍陕西临潼相桥镇，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国民党的军需官。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婚。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两人结婚后，1950年11月14日，张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郑国恩老师说，张艺谋曾多次跟他讲过家庭出身不好、经济拮据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他从小就性格内向、情感压抑，他的两个弟弟也都很闷，“张艺谋说如果他妈妈没回来，只有他爸爸在家，他们弟兄3个就谁都不说话，全都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他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病，回来还要管一家老小……直到他爸去世前，只要跟他爸单独谈话，基本都是一问一答式的……”
“文革”开始后，张秉钧和张孝友商量起离婚的事，当然这完全是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尽管夫妻俩最终没有离婚，但这件事对于少年张艺谋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张艺谋曾说过：“我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
1964年9月，张诒谋进入西安市第三十中学读初中。1972年，只有初中文化、刚满2P岁的张诒谋就进入陕西咸阳第八棉纺织厂，是作为乾县下乡学生分来的，刚开始只是普通的操车工。1974年，张艺谋在咸阳第八棉纺织厂织袜车间工艺室搞宣传，主攻摄影、绘画。厂里的工人陕北口音重，总是把他叫做“壹谋”，还有人不认得那个“诒”字，念成了“治”，于是他索性把名字中的“诒”改成了“艺”。
工人张艺谋自从取了“艺”名之后还真就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迷上了摄影，不过很快就发现这是个烧钱的爱好，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30.2元……他对郑国恩说，在工厂他省吃俭用攒下不少钱，不买衣服，不买自行车，唯独买了一架海鸥牌4A照相机。美丽的自然风光令他沉醉，工余时间常一个人跑到郊外去拍照片。虽然那时他只能拍一些黑白照片，但通过他的精心构思，每张照片都是那么漂亮。他的摄影作品常常被工人们争相传看，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厂里的宣传科也经常借他去搞搞宣传……
在工厂时，张艺谋结识了一位懂艺术的人，那人“文革”前曾考上了电影学院，只因十年动乱未能入学。这位知音告诉他，你的摄影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深造的地步，应该去报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招收“文革”后第一批本科生，其中包括摄影专业。张艺谋知道，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于是决定报名。然而即将28岁的他远远超过了22岁的报名年龄上限，等于被判了“死刑”，可性格倔强的张艺谋不愿放弃这个难逢的机会……郑国恩回忆说：“张艺谋到电影学院学习时，没有体检表、履历、考试成绩等任何材料，年龄也超了很多，他的入学过程堪称一波三折、史无前例……因此，张艺谋是一个特殊入学、特殊成才的人物。张艺谋的摄影在进电影学院前就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平，我们所有教师都很欣赏他，他做任何作业都非常认真、专心、一丝不苟，图片拍得很专业，他们这个班，图片课是占有相当分量的，你无论要求什么，他都按部就班地做好，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正是当初按部就班地学习，才把根基打深了、打实了，其他人好像都不如他自觉。进入到电影课程了，每一个光效，他都做得非常认真。”
冯远征：第一份工作是拉链厂的工人
今年春节，冯远征没有休息。他和北京人艺院长任鸣共同执导、他担当主演的话剧《司马迁》演出，冯远征在舞台上陪观众过年。不少观众觉得看冯远征的表演过瘾，因为他是真正的实力派，演什么像什么。冯远征告诉记者，这是多年演艺生涯积累的结果。外表温文儒雅的冯远征，笑起来脸上还总是带着一股童真劲，从跳伞队员到进拉链厂当工人，是因为骨子里热爱表演，才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老家在陕西韩城市，也就是司马迁的故乡所在地。西安一位老师说我有可能是司马迁家族的后裔。当年司马迁受宫刑后，他家族的人为求自保不得已改姓。一支在‘司’上加了一竖，改姓‘同’，另一支在‘马’上加了两点，改姓‘冯’。不过究竟是不是，我也没考证过。”冯远征说。 由于父亲是军队干部，冯远征在五六岁时就随父母下乡，一直在农村成长。上中学的时候，跳伞队到冯远征的学校招人，有一天学校突然来了几个北京军事体校的跳伞教练，说来看看班里的情况。“因为我们家是住空军大院的，以前在院里也玩过空军的训练器械，所以当时教练给我做测试的时候，揪着耳朵原地转了好几圈，我也不晕，然后就给挑上了。”不过最初练跳伞，冯远征是一百个不愿意，是在老师“逼迫”之下开始的，“去了以后，到了那个跳伞塔就开始训练，地面训练了几次以后，就开始像坐电梯似的把我们吊上去再放下来，又过了那么一个礼拜，就开始真正的跳伞。第一次跳的时候，吓死了，不知道怎么下来的，但在脚着地的那一刹那，觉得太刺激了，就特别想马上再跳第二次，没想到就这样一下喜欢上了这个运动”。从那以后，冯远征爱上了跳伞。“我太喜欢跳伞了，所以想都没想，也没和家人商量就决定了，那时也没觉得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影响。”尽管每次比赛成绩不错，却因各种原因没能如愿进入跳伞专业队。又由于没参加高考，连复读的机会也失去了。“那年我19岁，当时真的傻了，该怎么办？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我进了一个小拉链厂当临时工，总算有一份工作。”那时冯远征一个月有30元的收入。
至今冯远征依旧记得在工厂大伙儿为了赶制订货而加班加点，后半夜累了就边干活儿边唱歌，互相激励抵挡疲困的日子。当时虽然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如今回忆起来，却也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经历。但进工厂后，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的生活让冯远征产生了“离开工厂”的念头。冯远征还记得他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和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朝阳区文化馆的朗诵声乐班，“当时还不叫表演班。在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声乐，从那以后我开始接触了表演，但我长得相貌平平，所以在追求表演的道路上四处碰壁。”凭着自己对文艺的爱好，他没留任何退路，1982年他直接辞掉拉链厂的工作。
1982年底，他进入“青艺”跑龙套，“我觉得自己是青艺的一员了，尤其是门口的大爷大妈很亲热地喊‘小冯，有你信’的时候。”可是当剧院开会、领导接见时，作为临时工的他必须回避，失落感就又在他心中浮起。他开始踏上曲折的考试之路。
冯远征连考了两次电影学院都宣告失败，“老师一看我的长相，就说你还是回去吧！”因此冯远征也变得自卑起来，“表演培训班上课，女孩没有跟我说话的，我要演双人小品，只有找班里最丑的女生，有时候鼓起勇气去要求别人和我一起演，别人一般都会跟我说没时间”。冯远征说当年自己去考人艺的时候，很多考生都抹上了特亮的头？由，但自己却因为没钱打扮，穿着父亲的旧军装就去了。正是这样与众不同的打扮，才让老师注意到了冯远征，他因此得到了展示自己扎实基本功的机会，终于顺利考进了人艺。
1984年，冯远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在三试中的成绩都还是北京市的第三名，但最终却落榜，理由是“形象不好”。后来他又去考中央戏剧学院，最终也失利。有次考试的老师问他从哪里来，冯远征回答说拉链厂。老师直叹气：“你还是回你的拉链厂做拉链吧。”1985年，冯远征再次报考北京人艺学员班，终于有人不追究他的形象了。“也许是前面几年业余学习表演的经历，冥冥之中我似乎觉得我应该属于这里。”冯远征深情地回忆。
在北京人艺还没毕业，他就演了《北京人》里的曾文清，这也成为冯远征演艺生涯中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最初我很忐忑，但排演半年后，再回到班上时，我已经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表演技巧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是他舞台生涯的第一个主角，那一年他24岁。
1985年，初涉荧屏的冯远征参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反映工厂在时代浪潮冲击下进行变革的电视剧《无处不飞花》，他在片中饰演的就是一名工人。多年以后，冯远征迎来了一部讴歌新中国钢铁工人的史诗大作《钢铁年代》，片中他饰演了具有浓厚知识分子气息的鞍钢二厂厂长杨寿山。
王志飞：当电工的日子成就了我
王志飞从不会说自己误打误撞当了演员，也不会说当年是陪着同学考电影学院结果同学没考上自己被老师相中了等等，他直言：“从小就梦想着当一名演员，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所以，我现在才会特别珍惜自己的职业，唯恐让观众失望。”
王志飞说他之所以对每个人物都精雕细刻，对每个细节都认真去“抠”，完全得益于他当年当电工时“闲着没事”的自我训练。“在工厂那段时间虽然挺不踏实的，但还是下意识地积累了一些东西，特别是养成了一个人闷着头琢磨人物、琢磨细节的好习惯。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时候，心无杂念，精神和感情都很专注，虽然用的是笨功夫，但至今受益。”
上小学时，王志飞的一位老师会写剧本，他经常组织学生排演话剧，那时，各个学校的舞台演出非常多，区里、市里也经常组织汇演。小学四年级时，王志飞被选入学校话剧队，学校请来青艺的老师手把手地教他们表演和做人，甚至连怎样在边幕候场、如何整理服装，都细细地讲授。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发誓这辈子除了演员什么也不干。东城区少年宫、宣武区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表演训练班都留下了他求索的身影。
16岁时，差两年高中毕业的王志飞，软磨硬泡求学校领导开了一封介绍信。他跟老师说：“我不是想干啥，我只想看看考场到底是什么样儿，想感受一下，反正我将来肯定要干这个。”王志飞拿着介绍信，参加当年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招生考试，初试、复试都顺利过关，第三试时，一位军医走过来，让王志飞张开嘴，看了看他的声带，温和地说：“小同学，你毕业了吗？”王志飞刷地一下红了脸，心说：这老头儿可真够绝的，看声带就能判断出年龄。他嗫嚅道：“我只想见识见识考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位军医笑着说：“希望你毕业以后再来参加我们艺术学院的考试。”这次被识破后的落榜，令王志飞的演员之梦更加清晰同时也变得急不可耐。从此，他不停地练功，冬天一大早就到公园吊嗓子，晚上困得不行还要再压几遍腿……1982年，王志飞从北京24中毕业。他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复试前半个小时，他还在练唱。当他步入考场时，莫名的紧张感攫住了他，一开口竟然发不出声，他张着嘴“啊啊啊”地站在那里，豆大的汗珠落在地上。考官倒了一杯水，让他润润嗓子，可无济于事，他的声音仿佛棉被里的“哑”锣……那个“飘”在眼前随时能变为现实的“演员梦”，就这样倏地离他而去。1983年，中戏不招生。为了不在家吃闲饭，王志飞通过考试进入国棉三厂，因为进厂考试的分数高，他被分配当了一名电工。在偌大的变电室，没人的时候，王志飞连喊带唱，压腿、翻跟头，一通猛折腾，他觉得工厂只是一个过渡，他还要继续练功，不能把梦丢了……那时候的王志飞就像一个逐日的夸父，在外人眼里，他的梦想已渐渐远去，可他就是不肯停下脚步。 1984年，中戏还是不招生。这一年，全国只有铁路文工团招生。王志飞拼尽全力备考，既要练功不辍，还要不断地调整身心，以防关键时刻掉链子。苍天不负有心人，王志飞终于金榜题名，正式步入专业表演团体。到西郊民巷的团址报到时，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志飞觉得北京的天和地、每一处建筑都是那么新鲜、美丽。“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嘴角老是翘着，我知道好多人看我，知道他们心里在疑惑：这孩子怎么了？怎么老在那儿傻乐？可我的嘴角就是放不下来……路过天安门时，我第一次发现广场是那么大、天是那么蓝。”
王志飞被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录取后，团里送他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王志飞开始到全国各地的铁路分局演出，熟悉了各种各样的铁路工人，积累了大量的表演素材，他期待着做出成绩，然而，他又一次茫然了……虽然影视表演的门敞开着，可王志飞形容说：“那个门小得连门缝儿都挤满了人，我的起步阶段非常艰难。当时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奶？由小生挨批，丑星大红大紫，我们这些不丑也不奶？由而且没有门路的演员，只能闲着。那会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电视剧，虽然我正是偶像的年龄，可偶像剧连个影儿都还没有呢。我和同伴常常在大街上溜达，可从没‘巧遇’过导演或星探，倒是经常为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瞎激动，有一次，同伴说：听说北影招待所那儿有个剧组，咱们试试去？我说：那行吗，人家不认识也不了解咱，就这么生撞过去？”
虽然十年中，王志飞没演过什么像样的角色，可回首那漫长的时光，他并没有丝毫的懊恼：“我现在老想，那会儿要是真有个成腕儿的机会落在我头上，我也不见得就能出来。总说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生活，其实，挫折、坎坷甚至不断的挫败感本身就是生活积累，如果没有十年的沉寂和准备，我就算是演了《突出重围》、得了金鹰奖，也未必能走到现在。况且，有过我这样经历的演员实在是太多了，我已经很幸运、很知足了。”
高宝宝：曾是荣获全国大赛第三名的运动员
高宝宝的父亲曾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乐团的乐手、作曲，后任乐团团长。高宝宝的母亲曾是电台播音员。生长在这样的艺术世家、电影家庭，可谓得天独厚近水楼台。但童年的高宝宝却对电影艺术没有多大兴趣，那时的她最大的梦想是成为芭蕾舞演员，但她却意外与冰上体育结缘。
高宝宝说：“我从小生活在电影制片厂大院里，父亲就从事这个职业，所以我从小对电影幕后流程、对电影演员一点都不陌生，在我眼中，电影演员一点儿神秘感都没有，所以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当演员，也不向往拍电影。那时，我最喜欢的是舞蹈，具体说是芭蕾舞。因为那时我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画面、音乐、舞蹈都很美，所以也非常向往自己能像电影中的人物那样跳芭蕾舞。那时候我常常自己在家中的穿衣镜前练习芭蕾舞，更希望能有机会进行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后来，为迎接中央首长的视察，长春的冬季运动队组建花样滑冰队，准备排练一台节目为中央首长汇报演出，因为父亲在乐团工作，所以就找到家里请父亲为花样滑冰创作一首曲子《冰上舞蹈》。滑冰队的人到我家后，见到我，觉得这个小孩不错，也喜欢蹦蹦跳跳，于是就问我想不想加入到花样滑冰队。我当时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但听说这是冰上芭蕾，于是就非常高兴的去了滑冰队，那一年我才9岁。就这样我成了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全称是市业余体校花样滑冰运动员，成绩好的可以参加全国冰上运动会。”
其实体校的生活远没有高宝宝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也与她心目中的芭蕾相去甚远。春夏秋几个季节，刚刚组建的花样滑冰队与体校的其他运动项目一样，队员们基本上就是一些为冬季上冰做准备的常规体能训练，诸如跑步做操及器械训练，乏味枯燥不说，而且还占去了大量的学习时间。身为业余运动员的高宝宝不但要兼顾上学和训练，而且似乎也离自己曾经的舞蹈梦越来越远。但高宝宝自幼便有着一股子执着的韧劲，用她的话说就是“太认真”，于是无论如何都咬着牙跟着跑下来了，而且这一跑就是三年。对于那一段时光，高宝宝回忆说：“夏天没有冰的时候，就在陆地上训练体能，放学以后去体校训练。冬天要参加比赛，就不上学了，全天训练，备战比赛。那个时候没有室内溜冰场，都是在外面，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那时只有到了冬季才会上冰训练，由于天气原因，加上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所以我们运动队基本上是追着季节在跑，几乎跑遍了东北地区各地的训练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5年，高宝宝获得全国第三届滑冰赛少年组总分第三名。以此骄人战绩足可以晋级为专业运动员开创一番体坛成就，但那一年高宝宝却毅然放弃了体育。“当年放弃滑冰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当时体工队的教练组成员内部有矛盾，因此在选择专业运动员上有分歧，我的那个教练受到排挤。再者，当时我母亲也极力反对我继续进行体育训练，因为太耽误学业，她希望我能回来好好的完成学业。当然更主要的是我自己也并不是十分喜欢滑冰，我那时还是梦想着能成为舞蹈演员，花样滑冰毕竟离舞蹈还是很远。
“所以那之后我就回来接着上学，并开始寻找报考舞蹈专业院校的机会。记得当时我报考了吉林艺术学院舞蹈专业，可巧当时北京基建工程兵部队组建了文工团开始招收学员，我父亲由于为电影《金光大道》作曲，在电影摄制组认识了一位负责北京基建工程兵部队文工团负责招收学员的人。原本人家是在哈尔滨设立考点，此次只是路过长春，于是我就央求父亲带我去面试。记得当年我姐姐和我一起去考试，她自幼学习大提琴，主要是她去考试，我只是死活要跟着，于是在现场给考官跳了一段舞剧《白毛女》中《北风吹》那段舞蹈。后来的结果很戏剧性，文工团录取了我，姐姐则没被录取。再有是，当时吉林艺术学院也录取了我，但我还是选择了去北京当兵入伍成为了文艺兵，这就算就业了，开始领工资啦。”
也说“名人明星的第一个饭碗”（上）木匠
本周的话题叫做“名人明星的第一个饭碗”。一看到这个题目，我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齐白石原来是个木匠，华罗庚原来是家杂货店的小伙计、余华原来是位牙医（另外，从医生到名作家的还有毕淑敏、塞万提斯、契诃夫、拉伯雷等人），周有光原来是位经济学家，马云原来是个英语教师，杰克·伦敦原来是个水手、罗纳德.里根原来是个演员…… 这么一路往下想着，忽然就感到这题目大得有些没边，甚至可以编一部词典出来，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不管我怎么去做，也会挂一漏万。既然如此，那就随意拣几个我一下子能想到的说说吧。
齐白石 木匠出身的大画家
齐白石，1864年元旦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白石铺杏子坞，原名纯芝，小名阿芝，字渭清，号兰亭、濒生，别号白石山人，还有齐大、木人、木居士、红豆生、星塘老屋后人、借山翁、借山吟馆主者、寄园、萍翁、寄萍堂主人、龙山社长、三百石印富翁、百树梨花主人等大量笔名与自号，卒于1957年9月16日。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可谓饱经坎坷，历尽沧桑。
白石幼时，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的私塾，15岁起，拜师周之美，学习木工，渐以雕花手艺闻名。他曾在其自传中说：“后来（我）做了木工，主顾们都叫我芝木匠，客气些的则叫我芝师傅。（我的号）木人、木居士等，也都说明我是木工出身，所谓不忘本而已。”
不过，他在做木工之余，即以一残本《芥子园》为师，学画花鸟、人物画。26岁又拜了民间艺人萧芗陔为师，学画肖像。27岁拜师胡沁园、陈少蕃，学习诗文，后在胡沁园的帮助，才脱离了木工生活，成为职业画家，以为人作肖像养家。
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衰年变法，绘画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人，形成了其独特的大写意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工绝，兼及人物、山水，名重一时，与吴昌硕共享“南吴北齐”之誉，渐以其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的最高峰；篆刻初学丁敬、黃小松，并取法汉印，篆法屡变，印风雄奇恣肆；书法历宗何绍基、李北海、金冬心、郑板桥诸家；诗不求工，无意唐宋，师法自然，书写性灵，别具一格。
其画、印、书、诗，人称四绝。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自食其力，品行高洁，尤具民族气节。北平沦陷期间，心情悲愤，轻易不见客，拒不为日本人和汉奸作画，还贴出了“画不卖与官家”的告白。
齐白石一生创作画作三万余幅、诗词三干余首、自述及其他文稿并手迹多卷。曾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两次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4年，还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毛泽东主席交谊甚深，并受到过接见；1953年1月，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6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华罗庚 杂货店小伙计出身的大数学家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据说他小时候口齿不清，行动也迟缓，乡亲们都叫他“罗呆子”。但是这个“罗呆子”虽然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却喜欢在一些奇怪的事情上动脑筋，10岁的时候，他为了探究庙会上“活菩萨”的真面目，竟独自追踪七八里路，一直追到山中的庙里，看见“活菩萨”卸了装，这才跑回家，并一进门就高喊不要再给假菩萨磕头了，而此时妈妈和姐姐已经为他的失踪哭一天了。
华罗庚小学时的学习成绩也不是一般的不好，居然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只得到了一个修业证书，上初中时，因为他字写得像“蟹爬”，也很不受语文老师的待见。不过，他的数学天赋却逐渐显露了出来。在一次数学课上，老师给同学们出了一道著名的数学难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物几何？”大家还在思考时，他站了起来，并说出了正确的答案——23。老师表扬了他。从此，他就更喜欢数学了。
1925年，华罗庚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从金坛中学毕业。但此时，华家的生意一落千丈，家里已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帮父亲打理杂货铺，从此开始了艰难的自学生活。
在看店铺的时候，华罗庚也经常捧着借来的、在父亲眼中被视为是“天书”的《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看，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一次，一位顾客来买烟，问他多少钱一支，正在一张纸上演算数学题的他头也不抬地随口报出了一串数字。“多少钱？”“××××××。”顾客听了又惊又气，转身就走了。这时，父亲冲了过来，一把从儿子手中夺过书本，摔在了地上，他这才清醒过来。
由于不止一次因为看书而耽误了生意，父亲几次要烧掉这些“天书”。但这些书对于他来说，每一本书都来之不易，有他千方百计借来的，有他辛辛苦苦抄来的，所以，每当父亲嚷嚷着要来夺书时，他总是死命地抱着书不放。有一次，当他看到一本心爱的书即将化为灰烬时，竟然当场晕倒了……
就这样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苦自学，他终于写出了一篇题目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引起轰动，并被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发现，求贤若渴的熊教授马上联系到了华罗庚，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一边工作，一边旁听数学课程。
1932年秋天，当华罗庚一瘸一拐地走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时，来接他的人愣住了，“没想到这位22岁的青年，不仅出身卑微，而且身体还有残疾（1929年，金坛县爆发了场瘟疫，华罗庚不幸染病，差点没死了，后来病虽然好了，却落下了腿部残疾）。”
再后来，华罗庚终成一代数学大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曾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另值得一提的是华罗庚还是一位数学教育家，培养了像王元、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一大批卓越的数学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