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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名为《人物小记》，系“清园丛书”之一种，收录著名学者、思想家王元化先生自选作品20篇。这些文章有的是读书札记，有的是纪念文字，有的是论著序跋，大多与读者熟悉的人物有关，如《谈鲁迅小集》《谈胡适小集》《记熊十力小集》《记顾准》《记王瑶》《记孙冶方》《读〈毛选〉记》等。当我们读到那些由记人叙事连缀起来的历史片段，变成一幅幅活动的影像，其景其情难以忘怀。
《人物小记》篇幅不大，文字朴素典雅，史料与识见交相辉映。元化先生怀抱张扬人文精神的使命感，一腔真情，挥洒文章，字里行间足见造诣之深厚，见解之精辟，视角之独特。读者诸君用心体味，不难觅览元化先生的思绪所在；潜心冥会，同筑做人做学问的价值根基。今天，我们更需要发掘中国传统中舍身求法、探索真理的精神，正如元化先生所认为的，“这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不能为了取媚，把好东西牺牲掉”。
王元化先生生前曾是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初创期领导人之一，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后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元化先生自上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写作与研究，坚持独立思想，潜心学术耕耘，著述丰硕。1996年，王老与巴金老人一起，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东方出版中心 孙志坚
谈鲁迅小集
十一
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还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着问题。鲁迅是我从青少年时代一直膜顶崇拜的作家，读他那些冷静表壳下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的激情文字，使我至今仍感到灵魂上的震撼。但鲁迅也不是超凡入圣的神明，他也有他的缺点和局限。他曾自称身上存在着韩非的峻急和老庄的随便。如果他们看不到他的宽阔胸怀，只把他在愤激时所说的意见，如称吃鱼肝油不是为了所爱的人而是为了所恨的人，又如说自己不惜从最坏方面去看人等等作为原则而突出出来，那就失之于一偏了。很遗憾，现在有些作者往往不去思考这类问题，批评争论对手时以骂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为快。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前人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和而不同”和“群而不党”。这种精神也许可以消除一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无原则纠纷。
摘自1994年所写《和而不同群而不党》
十五
“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30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鲁迅的思想有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变成阶级论者以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尊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根本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20世纪30年代，他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同样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也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第三种人的同情者而遭批判）。如果鲁迅当时不是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此外，同样由于政治倾向，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陈某的信中，也作了错误的批判，怀疑他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托派也是极左的派别，我并不赞赏。鲁迅所指摘的那个人，在信发表六七年后，因抗日被捕并在日本特务机关被害。这一点，从他在不少书信中对于那些被他称为“元帅”的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抱怨与微词，以及声称要按自以为然的道理去做……这些情况来看，是有迹可寻的。他给萧军信中劝他不要参加组织，认为“在外边”还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样心情的流露。
摘自1999年所写《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读《毛选》记
我们主流政治思想长期以来就已经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在此以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早在20世纪初，就根据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造反运动提出了无政府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见《天义报》：《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文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承袭了这一观点。从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中圈去了所有“小资产阶级”一词中的“小”字以来，就进一步使农民从小资产阶级中超脱了出来，进入无产者行列，与工人阶级并驾齐驱，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而原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晋升为资产阶级。此后出现的根据思想意识来划阶级的理论等等，就将知识分子当做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当时根据经济地位来定性的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唯一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就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所以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刀。唯一例外的是，在60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段短暂的松动时期，周恩来曾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曾在广州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的讲话（可是在八届十中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以后，又将情况完全扭转过来了）。如果在以前没有给知识分子带上资产阶级帽子的话，哪里来的为知识分子脱帽的必要呢？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带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并没有公开宣布过，也没有文件可考。据我所知，此事应该是在1954年毛把中央文件中的“小资产阶级”一词的“小”字圈去时开始的。
1991年
一定的政治信念往往会产生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化则基于一种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许多观念改变了，但这一传统未变。“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得很厉害，但意图伦理的传统却一脉相承下来。1919年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时，蒋延颰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了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近数十年来此种思维模式大盛。我曾询问一些友人，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要义可否用一句话回答，朋友多答不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讲话》初版本）。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因为立场是认识的前提。这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只有在立场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认识真理。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大问题。
1999年
《人物小记》篇幅不大，文字朴素典雅，史料与识见交相辉映。元化先生怀抱张扬人文精神的使命感，一腔真情，挥洒文章，字里行间足见造诣之深厚，见解之精辟，视角之独特。读者诸君用心体味，不难觅览元化先生的思绪所在；潜心冥会，同筑做人做学问的价值根基。今天，我们更需要发掘中国传统中舍身求法、探索真理的精神，正如元化先生所认为的，“这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不能为了取媚，把好东西牺牲掉”。
王元化先生生前曾是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初创期领导人之一，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后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元化先生自上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写作与研究，坚持独立思想，潜心学术耕耘，著述丰硕。1996年，王老与巴金老人一起，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东方出版中心 孙志坚
谈鲁迅小集
十一
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还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着问题。鲁迅是我从青少年时代一直膜顶崇拜的作家，读他那些冷静表壳下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的激情文字，使我至今仍感到灵魂上的震撼。但鲁迅也不是超凡入圣的神明，他也有他的缺点和局限。他曾自称身上存在着韩非的峻急和老庄的随便。如果他们看不到他的宽阔胸怀，只把他在愤激时所说的意见，如称吃鱼肝油不是为了所爱的人而是为了所恨的人，又如说自己不惜从最坏方面去看人等等作为原则而突出出来，那就失之于一偏了。很遗憾，现在有些作者往往不去思考这类问题，批评争论对手时以骂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为快。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前人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和而不同”和“群而不党”。这种精神也许可以消除一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无原则纠纷。
摘自1994年所写《和而不同群而不党》
十五
“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30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鲁迅的思想有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变成阶级论者以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尊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根本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20世纪30年代，他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同样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也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第三种人的同情者而遭批判）。如果鲁迅当时不是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此外，同样由于政治倾向，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陈某的信中，也作了错误的批判，怀疑他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托派也是极左的派别，我并不赞赏。鲁迅所指摘的那个人，在信发表六七年后，因抗日被捕并在日本特务机关被害。这一点，从他在不少书信中对于那些被他称为“元帅”的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抱怨与微词，以及声称要按自以为然的道理去做……这些情况来看，是有迹可寻的。他给萧军信中劝他不要参加组织，认为“在外边”还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样心情的流露。
摘自1999年所写《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读《毛选》记
我们主流政治思想长期以来就已经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在此以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早在20世纪初，就根据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造反运动提出了无政府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见《天义报》：《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文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承袭了这一观点。从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中圈去了所有“小资产阶级”一词中的“小”字以来，就进一步使农民从小资产阶级中超脱了出来，进入无产者行列，与工人阶级并驾齐驱，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而原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晋升为资产阶级。此后出现的根据思想意识来划阶级的理论等等，就将知识分子当做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当时根据经济地位来定性的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唯一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就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所以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刀。唯一例外的是，在60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段短暂的松动时期，周恩来曾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曾在广州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的讲话（可是在八届十中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以后，又将情况完全扭转过来了）。如果在以前没有给知识分子带上资产阶级帽子的话，哪里来的为知识分子脱帽的必要呢？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带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并没有公开宣布过，也没有文件可考。据我所知，此事应该是在1954年毛把中央文件中的“小资产阶级”一词的“小”字圈去时开始的。
1991年
一定的政治信念往往会产生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化则基于一种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许多观念改变了，但这一传统未变。“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得很厉害，但意图伦理的传统却一脉相承下来。1919年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时，蒋延颰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了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近数十年来此种思维模式大盛。我曾询问一些友人，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要义可否用一句话回答，朋友多答不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讲话》初版本）。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因为立场是认识的前提。这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只有在立场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认识真理。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大问题。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