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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各地的经济状况，在贫困的地区建立领导小组和扶贫办公室来改善落后的处境，但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贵州的贫困落后由来已久，改变这种状态是贵州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通过对客观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毕节的贫困程度极高，迫切的要摆脱这种贫困，因此毕节试验区的创立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 毕节；摆脱贫困；毕节试验区
一、消灭贫困的需要
消除贫困、满足人们维持生命体存在的基本物质需求，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急迫任务。1978年，中国有2.5亿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元)，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占当时农村人口的31.6％，改革最直接和首要的目标就是解决大面积贫困的问题。维持人的生命体的存在，全赖物质生活资料，贫困是生存的最大威胁。保障基本的生存权，维系生命体的存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首要目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神圣最艰巨的使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人是动物、生物，其动和生都需要基本能量，这种能量源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基本满足，在人的物质需求系统中，吃的需求高于穿的需求，穿的需求高于住的需求，住的需求高于用的需求。受传统文化和过去空虚宣传的影响，消灭贫穷，发财致富，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都曾是人们忌谈的话题。经过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普遍贫困的问题，贫困人口减少了1.5亿。邓小平开始谋划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以实现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小康社会思想源于《礼记·礼运》，是数千年来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客人时说，“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在谋划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党中央还在继续思索如何解决那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生存问题。1985年全国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人口有10200万人，其中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不能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4000万。为了彻底解决1亿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1)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9月29日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通知》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扶贫工作新的指导思想，认为扶贫的根本途径是要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根据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克服单纯救济和依赖的思想观念，要集中人力物力，突出重点。《通知》还进一步放宽政策、减轻负担、给予优惠、搞活流通、增加投资、加强领导等方面做出了规定。(2)设置了扶贫机构。1986年，国务院在国家民政部和国家计委之外另设立扶贫领导小组和贫困地区开发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国扶贫机构和扶贫活动。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F设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基金会、干部培训中心、经济开发服务中心。与中央模式相对应，相关省、地、县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和扶贫办公室，有关乡镇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3)确定重点扶贫对象。国家在当时确定了18个贫困片区作为国家扶贫的主要对象。1986年国务院以1985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作为标准，确定了328个县为国家贴息贷款的贫困县，其后各省区又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了371个省区级贫困县，这样全国有固定贫困县699个，成为了国家、省区重点扶持的对象。1986年4月，国务院又把扶贫列入国民经济“七五”计划。
二、兴黔富民的内在要求
贵州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况，探索脱贫致富之路，是党中央和贵州省委省政府面临的急迫课题和任务，“毕节不富，贵州难富”，“建立毕节试验区是毕节区情所决定的，是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胡锦涛在第一次省委座谈会上说：“从到贵州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自己和贵州1760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发展振兴和贵州2900万各族人民的富裕幸福连在一起了……决心扎根贵州、长期奋斗和全省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各族人民群众一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衷共济、团结奋斗，为兴黔富民、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贵州的贫困落后由来已久，改变这种状态是贵州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在探索中不断推进。从客观自然条件看，贵州的特点可概括为“三少一多”：土少，包括数量少，质量差：林少，即林草植被少；水少，即天然降水虽丰富，但由于石头缝隙的原因地表水保存困难，加之土薄植被稀，抗旱能力极弱；一多就是石山秃岭多，占了全省国土面积的7.65％，每年还有933km2的国土面积向石山、半石山演化，“不见庄稼长，只见石头年年高”成了贵州自然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贵州贫困人口基本上集中在四个片区，即渝湘鄂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滇川黔交界的乌蒙山区、黔桂交界的九万山区、黔南山区。四大片区在1986年有19个国家级、12个省级贫困县，总面积78643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5％左右，贫困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4.5％。1988年，全省仍有贫困人口538.19万，其中以毕节地区为核心的乌蒙山区就有354.2584万，占该年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65.8％。
从历史看，在春秋战国以前，现在的贵州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为荆州的西南裔。春秋时代，贵州属于牂牁国，战国时称夜郎国。春秋时期的贵州，部族林立，其中牂牁国最为强盛，到战国初年，牂牁国逐渐衰落，夜郎国兴起。公元前28年至公元前25年，夜郎国灭亡。在夜郎国灭亡之前，虽贵州已进入农耕时代，但仍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宋、元时期，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劳动人民进入贵州，带来了劳动人手、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促进了贵州的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公元974年即北宋开宝7年，“贵州”这个名称才见诸文献。公元1382年，贵州才开始设立指挥使司，即在贵州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省级军事机构。公元1413年即永乐11年建立贵州布政使司，即省政府。从此贵州才成为一个单独的行省，不过土司制度在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造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抵抗朝廷的变革措施。清代把周边省份的一些地方划入贵州，公元1727年才形成现在的行政区域。清代推行土官改流官的政策，被解放出来的农民积极开荒，努力发展生产，促进贵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鸦片战争后，伴随外国的商品倾销，封闭的自然经济被冲开了一个极小的缺口，近代官营企业和手工业开始起步。辛亥革命失败后，贵州进入了军阀统治和混战时期。抗战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西移，贵州经济文化获得一定发展机遇，但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渗入贵州，影响了贵州经济的发展。到1949年贵州解放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1.25亿元，其中农业占85.2％，全省基本上处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之中，许多工厂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民 族工商业纷纷倒闭，物质奇缺，通货膨胀，市场凋敝，经济衰退，民不聊生。据贵州史志记载，1939年贵州仅有87家工厂，资本额为695万元；1948年全省工业企业雇工人数在30人以上的仅59家，这些多属于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企业；1949年全省人均工业产值仅为3.19元。贵州解放后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种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基础上。
从社会发展状况看，受地理位置和地势的影响，贵州交通发展滞后，其封闭性很强，外界对贵州的影响有限，无论外部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或跳跃，深处大山中的群众仍不知晓，被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紧紧地束缚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在贵州相当凸显：手工型生产仍是多数工业企业的物质技术状况；广大农村仍处于以简陋的手工工具为主的“手推磨”劳作时代，粗放经营、刀耕火种、赶山种粮、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劳动者素质低，文盲、半文盲在劳动者中所占比例相当高，1985年全省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的58.5％，毕节地区的赫章县更高达71.6％。
据1985年的调查，全省有31个贫困县，有贫困人口819.47万，有30％以上的贫困人口年均纯收入不足120元，有300万人年均纯收入在80元以下。1986年31个贫困县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76％，人均纯收入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46％，绝大多数低于165元。就财政收入看，除黄平县因为有来自于烟厂的收入使财政略有结余外，其余30个县的财政都十分困难，都得靠上级财政生活。就人均口粮看，全省人均粮食大多数年份都处在300公斤警戒线以下，平均每年都需要从省外调进20亿公斤粮食。在贫困县，约有50％的村组不通公路，有30％的群众发生饮水困难，有60％的农业人口不能够川上电，医疗卫生条件差，地方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面对贵州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现状，以胡锦涛为书记的贵州省委不得不思考兴黔富民的问题，不得不以探索、求实、创新的精神来探寻这个既不靠海也不沿边的内陆石山地区如何才能走出一条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兴黔富民路子，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的一项重要使命。
三、毕节贫困程度震惊世人
毕节地处祖国西南部、贵州西北部的乌蒙山中，特殊的卡斯特地质地貌和闭塞的交通，使这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是贵州、乃至全国贫困问题最严重的片区之一，是兴黔富民中难啃的骨头。资料显示在1952年、1978年、1992年全国3次较大的统计中，毕节是贵州省经济总量和人均指数最低的地区之一。联合国有关机构在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里许多地方已不具备人居条件。”在毕节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占到全区人口的28％左右，其中大多数常年生活在山高坡陡、耕地稀少破碎、土质贫瘠的大石山中，其居住地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人畜饮水困难、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人们生活极度贫困。《国内动态清样》1985年第127期刊载了新华社记者刘子富于1985年5月31日采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新华社贵州分社急告，赫章县有12000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1985年底，毕节地区共有贫困人口412.2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有120万，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9.11％。在贫困人口中，农民是主体。1985年，毕节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仅有151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8％，相当予贵州平均水平的50％；人均粮食占有量为179公斤，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1.2％，相当于当时贵州平均水平的78.5％。在全区贫困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到80.83％，数百万贫困群众常年住在低矮、潮湿、狭窄的“权权房”里或岩洞中，有的农户全部家当价值不到100元。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副组长常近时教授在回忆毕节试验区创立时的境况时说：毕节地区城市破破烂烂，所辖8个县(区)的县城几乎都没有一幢像样的楼房；广大农村更是贫穷，很多农民住在茅草屋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他还在回忆中这样说道：“茅草屋只有门没有窗，家中既无炕也无床……发青的土豆为食……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村里，穿着破衣烂衫，成群结队，像看星外来客一样看着这些坐汽车从外地来村里访问的外来人。”
从表可以看出，1988年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省的64.58％，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4％：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6.78％，为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40.72％。贫困成为笼罩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摆脱贫困成为当地干部群众和贵州省委共同的迫切愿望。
[关键词] 毕节；摆脱贫困；毕节试验区
一、消灭贫困的需要
消除贫困、满足人们维持生命体存在的基本物质需求，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急迫任务。1978年，中国有2.5亿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元)，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占当时农村人口的31.6％，改革最直接和首要的目标就是解决大面积贫困的问题。维持人的生命体的存在，全赖物质生活资料，贫困是生存的最大威胁。保障基本的生存权，维系生命体的存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首要目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神圣最艰巨的使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人是动物、生物，其动和生都需要基本能量，这种能量源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基本满足，在人的物质需求系统中，吃的需求高于穿的需求，穿的需求高于住的需求，住的需求高于用的需求。受传统文化和过去空虚宣传的影响，消灭贫穷，发财致富，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都曾是人们忌谈的话题。经过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普遍贫困的问题，贫困人口减少了1.5亿。邓小平开始谋划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以实现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小康社会思想源于《礼记·礼运》，是数千年来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客人时说，“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在谋划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党中央还在继续思索如何解决那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生存问题。1985年全国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人口有10200万人，其中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不能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4000万。为了彻底解决1亿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1)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9月29日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通知》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扶贫工作新的指导思想，认为扶贫的根本途径是要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根据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克服单纯救济和依赖的思想观念，要集中人力物力，突出重点。《通知》还进一步放宽政策、减轻负担、给予优惠、搞活流通、增加投资、加强领导等方面做出了规定。(2)设置了扶贫机构。1986年，国务院在国家民政部和国家计委之外另设立扶贫领导小组和贫困地区开发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国扶贫机构和扶贫活动。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F设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基金会、干部培训中心、经济开发服务中心。与中央模式相对应，相关省、地、县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和扶贫办公室，有关乡镇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3)确定重点扶贫对象。国家在当时确定了18个贫困片区作为国家扶贫的主要对象。1986年国务院以1985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作为标准，确定了328个县为国家贴息贷款的贫困县，其后各省区又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了371个省区级贫困县，这样全国有固定贫困县699个，成为了国家、省区重点扶持的对象。1986年4月，国务院又把扶贫列入国民经济“七五”计划。
二、兴黔富民的内在要求
贵州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况，探索脱贫致富之路，是党中央和贵州省委省政府面临的急迫课题和任务，“毕节不富，贵州难富”，“建立毕节试验区是毕节区情所决定的，是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胡锦涛在第一次省委座谈会上说：“从到贵州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自己和贵州1760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发展振兴和贵州2900万各族人民的富裕幸福连在一起了……决心扎根贵州、长期奋斗和全省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各族人民群众一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衷共济、团结奋斗，为兴黔富民、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贵州的贫困落后由来已久，改变这种状态是贵州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在探索中不断推进。从客观自然条件看，贵州的特点可概括为“三少一多”：土少，包括数量少，质量差：林少，即林草植被少；水少，即天然降水虽丰富，但由于石头缝隙的原因地表水保存困难，加之土薄植被稀，抗旱能力极弱；一多就是石山秃岭多，占了全省国土面积的7.65％，每年还有933km2的国土面积向石山、半石山演化，“不见庄稼长，只见石头年年高”成了贵州自然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贵州贫困人口基本上集中在四个片区，即渝湘鄂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滇川黔交界的乌蒙山区、黔桂交界的九万山区、黔南山区。四大片区在1986年有19个国家级、12个省级贫困县，总面积78643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5％左右，贫困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4.5％。1988年，全省仍有贫困人口538.19万，其中以毕节地区为核心的乌蒙山区就有354.2584万，占该年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65.8％。
从历史看，在春秋战国以前，现在的贵州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为荆州的西南裔。春秋时代，贵州属于牂牁国，战国时称夜郎国。春秋时期的贵州，部族林立，其中牂牁国最为强盛，到战国初年，牂牁国逐渐衰落，夜郎国兴起。公元前28年至公元前25年，夜郎国灭亡。在夜郎国灭亡之前，虽贵州已进入农耕时代，但仍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宋、元时期，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劳动人民进入贵州，带来了劳动人手、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促进了贵州的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公元974年即北宋开宝7年，“贵州”这个名称才见诸文献。公元1382年，贵州才开始设立指挥使司，即在贵州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省级军事机构。公元1413年即永乐11年建立贵州布政使司，即省政府。从此贵州才成为一个单独的行省，不过土司制度在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造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抵抗朝廷的变革措施。清代把周边省份的一些地方划入贵州，公元1727年才形成现在的行政区域。清代推行土官改流官的政策，被解放出来的农民积极开荒，努力发展生产，促进贵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鸦片战争后，伴随外国的商品倾销，封闭的自然经济被冲开了一个极小的缺口，近代官营企业和手工业开始起步。辛亥革命失败后，贵州进入了军阀统治和混战时期。抗战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西移，贵州经济文化获得一定发展机遇，但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渗入贵州，影响了贵州经济的发展。到1949年贵州解放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1.25亿元，其中农业占85.2％，全省基本上处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之中，许多工厂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民 族工商业纷纷倒闭，物质奇缺，通货膨胀，市场凋敝，经济衰退，民不聊生。据贵州史志记载，1939年贵州仅有87家工厂，资本额为695万元；1948年全省工业企业雇工人数在30人以上的仅59家，这些多属于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企业；1949年全省人均工业产值仅为3.19元。贵州解放后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种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基础上。
从社会发展状况看，受地理位置和地势的影响，贵州交通发展滞后，其封闭性很强，外界对贵州的影响有限，无论外部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或跳跃，深处大山中的群众仍不知晓，被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紧紧地束缚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在贵州相当凸显：手工型生产仍是多数工业企业的物质技术状况；广大农村仍处于以简陋的手工工具为主的“手推磨”劳作时代，粗放经营、刀耕火种、赶山种粮、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劳动者素质低，文盲、半文盲在劳动者中所占比例相当高，1985年全省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的58.5％，毕节地区的赫章县更高达71.6％。
据1985年的调查，全省有31个贫困县，有贫困人口819.47万，有30％以上的贫困人口年均纯收入不足120元，有300万人年均纯收入在80元以下。1986年31个贫困县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76％，人均纯收入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46％，绝大多数低于165元。就财政收入看，除黄平县因为有来自于烟厂的收入使财政略有结余外，其余30个县的财政都十分困难，都得靠上级财政生活。就人均口粮看，全省人均粮食大多数年份都处在300公斤警戒线以下，平均每年都需要从省外调进20亿公斤粮食。在贫困县，约有50％的村组不通公路，有30％的群众发生饮水困难，有60％的农业人口不能够川上电，医疗卫生条件差，地方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面对贵州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现状，以胡锦涛为书记的贵州省委不得不思考兴黔富民的问题，不得不以探索、求实、创新的精神来探寻这个既不靠海也不沿边的内陆石山地区如何才能走出一条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兴黔富民路子，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的一项重要使命。
三、毕节贫困程度震惊世人
毕节地处祖国西南部、贵州西北部的乌蒙山中，特殊的卡斯特地质地貌和闭塞的交通，使这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是贵州、乃至全国贫困问题最严重的片区之一，是兴黔富民中难啃的骨头。资料显示在1952年、1978年、1992年全国3次较大的统计中，毕节是贵州省经济总量和人均指数最低的地区之一。联合国有关机构在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里许多地方已不具备人居条件。”在毕节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占到全区人口的28％左右，其中大多数常年生活在山高坡陡、耕地稀少破碎、土质贫瘠的大石山中，其居住地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人畜饮水困难、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人们生活极度贫困。《国内动态清样》1985年第127期刊载了新华社记者刘子富于1985年5月31日采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新华社贵州分社急告，赫章县有12000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1985年底，毕节地区共有贫困人口412.2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有120万，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9.11％。在贫困人口中，农民是主体。1985年，毕节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仅有151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8％，相当予贵州平均水平的50％；人均粮食占有量为179公斤，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1.2％，相当于当时贵州平均水平的78.5％。在全区贫困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到80.83％，数百万贫困群众常年住在低矮、潮湿、狭窄的“权权房”里或岩洞中，有的农户全部家当价值不到100元。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副组长常近时教授在回忆毕节试验区创立时的境况时说：毕节地区城市破破烂烂，所辖8个县(区)的县城几乎都没有一幢像样的楼房；广大农村更是贫穷，很多农民住在茅草屋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他还在回忆中这样说道：“茅草屋只有门没有窗，家中既无炕也无床……发青的土豆为食……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村里，穿着破衣烂衫，成群结队，像看星外来客一样看着这些坐汽车从外地来村里访问的外来人。”
从表可以看出，1988年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省的64.58％，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4％：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6.78％，为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40.72％。贫困成为笼罩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摆脱贫困成为当地干部群众和贵州省委共同的迫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