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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造了明代官员最快入阁的纪录；他孜孜为国，临终前只言愧对国家、老父，无一字言及家事，时人谓之有古大臣之风；与他长期共事的内阁首辅李贤更是推崇他为“真君子”。正是由于这些近乎完美的记录，明宪宗成化年间的内阁首辅彭时在历史上拥有很高的评价。
但彭时尽管形象完美，却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彭时在政治上是个“地域黑”。简而言之，来自南方的彭时与北方人并不对付。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殿试之后，依照永乐、宣德朝的惯例，明英宗将首辅李贤找来，要他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一些成绩优异者作为庶吉士培养，以备将来大用。在谈话的最后，对北方人极为偏爱的明英宗还特意叮嘱道：“止选北方人，不用南人，南人若有似彭时者方选取。”
彭时是状元出身，还在中状元的第二年便被火箭提拔入阁，参与机务。这份能力和际遇在明朝300年的历史上也是独一份。所以明英宗虽然表面上并未完全将南人拒之门外，但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其实就是在委婉地堵死南人的路。
李贤得了上谕之后，便着手挑选庶吉士。在路上，李贤遇见了彭时。彭时也是阁臣，同样有权参与挑选庶吉士之事，所以李贤也并未隐瞒，将上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彭时。但没想到的是，这位李贤口中的“真君子”，在听到李贤口传的谕旨之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怀疑李贤在假传圣旨，打压南人。
李贤被彭时怀疑的目光看得发毛，深知自己被误会了，便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学生一样无奈地表示，皇帝真是这样说的，自己没撒谎。见彭时不信，李贤还拉来了明英宗的亲信太监牛玉为自己作证。作为知晓内情之人，牛玉也向彭时表示，皇帝确实是这样说的。不仅如此，牛玉还带来了明英宗的最新旨意：内阁会同吏部挑选庶吉士。
可即便是有皇帝的心腹太监来背书，彭时依旧对此道旨意深深地怀疑。他向牛玉表示：南方士人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比他优秀的还有很多。牛玉听出了彭时的话外音，便面露苦笑地对彭时说：“姑且选来看看吧。”结果经过一番挑选，共选中庶吉士15人，其中有三个南人。从不要南人，到占据五分之一的份額，在彭时的努力下，南人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在这个故事中，彭时的“贤相”形象几乎全无，大家只看到了一个为了南人的利益而斤斤计较的庸臣形象：当听到李贤口传的谕旨之后，曾被李贤赞为“真君子”的彭时的第一反应并非遵旨而行，居然是怀疑李贤在假传圣旨“扶北抑南”；而当太监牛玉再次传旨证明李贤所言不虚时，彭时仍在积极为南方士人争取，丝毫不见松口，令牛、李二人很是尴尬。可知在彭时心中，为南人争利、南北斗争的那根弦始终绷得很紧。
挑选庶吉士只是小事，真正体现彭时“地域黑”的事情是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的吏部尚书李秉被罢免一事。
这年正月，在朝野上下还沉浸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之中时，中枢政局风云突变，履新仅仅一年零一个月的吏部尚书李秉突然被皇帝勒令致仕，引发朝野震动。李秉性情刚直，入仕以来，以打击权贵享誉天下，官声极佳。所以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不仅官场中人震惊不已，就连与此事毫无关系、聚集到京师准备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也不胜愤慨，差点酿成明朝版的“公车上书”。
李秉被罢，旨意虽然出自明宪宗，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彭时，或者说是以彭时为代表的南方官僚集团。
自开国之时，明朝便存在着南北之间的斗争。李秉是山东曹县人，按照明朝官场的标准划分，是地地道道的北人一派。单单这一个出身，便足以令南人对他心怀戒惧。更加令南人不安的是，在明宪宗的力推之下，李秉还得任吏部尚书，占据了外朝最显赫的位置。
洪武以后，明代没有宰相；而内阁虽然可以参与核心决策，却始终没有获得官方承认，地位尴尬，所以吏部尚书就成了外朝文官在官方上的首领。更何况吏部尚书手握铨政大权，其升一人黜一人，都可以对南、北官僚集团的势力产生影响。此等紧要职位，于南人官僚集团而言，自然是在所必争。
但在李秉之前，吏部尚书一职长期为北人王翱所占据。王翱也是一代名臣，立朝正直，虽然偶尔也会提拔一些北人，打压南人，但做事滴水不漏的他却没给南人留下什么可供攻击的把柄。所以，尽管南人对吏部尚书一职极其眼热，却也无可奈何。
可李秉在就任吏部尚书之后的所作所为，却给了南方官僚集团向他下手的借口。首先，在成化四年，李秉组织了一场对出身南方的阁部大臣的弹劾，除彭时以外，当时的主要南人大佬皆在其中。其次，彭时的族弟彭华攀附中贵，屡次找到李秉请托，希望他能开开后门，却屡遭李秉拒绝，睚眦必报的彭华很是愤恨。再次，李秉作为吏部尚书，主持了一次官员考察，一下子罢黜了几百名官员，而这些官员中有许多都是南人大佬的亲朋故旧。这不仅引起了南人大佬的集体反感，还令南人集团中的中下层官员对李秉失去了耐心，诱发了南人集团中驱逐李秉的舆论风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在春节的欢乐祥和气氛之中搞政治斗争是很煞风景的一件事情，南人集团也决定对李秉发动进攻，并最终将其赶下了台。
李秉下台后，迫于朝中北方官员的压力，彭时先是选了一个北方人继任吏部尚书。但几个月之后，彭时就换上了来自浙江的姚夔。姚夔在吏部尚书任上安然无恙地做了五年，直到病逝。姚夔行事几乎与王翱完全相反，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经常是南人优先。北人对此深以为恨，曾恨恨作歌日：“斩却姚夔头，去祭王翱墓。”彭时的做法，无疑令当时已然激烈的南北斗争火焰更炽。
在历史上，彭时颇著清誉，为一代名臣。但当面对南北之争时，却依旧不能看破红尘，毅然投身其中。究其实也，彭时虽贤，可终究不过凡人，又身处地域观念深重的时代，有地域之见实属正常。
更重要的是，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朝廷之中，南北人势力已成，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网络，造就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彭时不过是南方利益集团在明面上的代言人罢了，颇多身不由己之处。
但彭时加入甚至是助推南北之争的举动，除了令当时的政局动荡，还给后世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到了明末，明朝的政府格局已经形成“江之南北各推同乡二政府为主，遂分南北党”这样彼此对抗的纷乱境地，遂致国是日非，以讫于亡。从这一点来看，彭时虽贤，却难辞其咎。
但彭时尽管形象完美，却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彭时在政治上是个“地域黑”。简而言之，来自南方的彭时与北方人并不对付。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殿试之后，依照永乐、宣德朝的惯例，明英宗将首辅李贤找来，要他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一些成绩优异者作为庶吉士培养，以备将来大用。在谈话的最后，对北方人极为偏爱的明英宗还特意叮嘱道：“止选北方人，不用南人，南人若有似彭时者方选取。”
彭时是状元出身，还在中状元的第二年便被火箭提拔入阁，参与机务。这份能力和际遇在明朝300年的历史上也是独一份。所以明英宗虽然表面上并未完全将南人拒之门外，但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其实就是在委婉地堵死南人的路。
李贤得了上谕之后，便着手挑选庶吉士。在路上，李贤遇见了彭时。彭时也是阁臣，同样有权参与挑选庶吉士之事，所以李贤也并未隐瞒，将上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彭时。但没想到的是，这位李贤口中的“真君子”，在听到李贤口传的谕旨之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怀疑李贤在假传圣旨，打压南人。
李贤被彭时怀疑的目光看得发毛，深知自己被误会了，便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学生一样无奈地表示，皇帝真是这样说的，自己没撒谎。见彭时不信，李贤还拉来了明英宗的亲信太监牛玉为自己作证。作为知晓内情之人，牛玉也向彭时表示，皇帝确实是这样说的。不仅如此，牛玉还带来了明英宗的最新旨意：内阁会同吏部挑选庶吉士。
可即便是有皇帝的心腹太监来背书，彭时依旧对此道旨意深深地怀疑。他向牛玉表示：南方士人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比他优秀的还有很多。牛玉听出了彭时的话外音，便面露苦笑地对彭时说：“姑且选来看看吧。”结果经过一番挑选，共选中庶吉士15人，其中有三个南人。从不要南人，到占据五分之一的份額，在彭时的努力下，南人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在这个故事中，彭时的“贤相”形象几乎全无，大家只看到了一个为了南人的利益而斤斤计较的庸臣形象：当听到李贤口传的谕旨之后，曾被李贤赞为“真君子”的彭时的第一反应并非遵旨而行，居然是怀疑李贤在假传圣旨“扶北抑南”；而当太监牛玉再次传旨证明李贤所言不虚时，彭时仍在积极为南方士人争取，丝毫不见松口，令牛、李二人很是尴尬。可知在彭时心中，为南人争利、南北斗争的那根弦始终绷得很紧。
挑选庶吉士只是小事，真正体现彭时“地域黑”的事情是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的吏部尚书李秉被罢免一事。
这年正月，在朝野上下还沉浸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之中时，中枢政局风云突变，履新仅仅一年零一个月的吏部尚书李秉突然被皇帝勒令致仕，引发朝野震动。李秉性情刚直，入仕以来，以打击权贵享誉天下，官声极佳。所以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不仅官场中人震惊不已，就连与此事毫无关系、聚集到京师准备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也不胜愤慨，差点酿成明朝版的“公车上书”。
李秉被罢，旨意虽然出自明宪宗，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彭时，或者说是以彭时为代表的南方官僚集团。
自开国之时，明朝便存在着南北之间的斗争。李秉是山东曹县人，按照明朝官场的标准划分，是地地道道的北人一派。单单这一个出身，便足以令南人对他心怀戒惧。更加令南人不安的是，在明宪宗的力推之下，李秉还得任吏部尚书，占据了外朝最显赫的位置。
洪武以后，明代没有宰相；而内阁虽然可以参与核心决策，却始终没有获得官方承认，地位尴尬，所以吏部尚书就成了外朝文官在官方上的首领。更何况吏部尚书手握铨政大权，其升一人黜一人，都可以对南、北官僚集团的势力产生影响。此等紧要职位，于南人官僚集团而言，自然是在所必争。
但在李秉之前，吏部尚书一职长期为北人王翱所占据。王翱也是一代名臣，立朝正直，虽然偶尔也会提拔一些北人，打压南人，但做事滴水不漏的他却没给南人留下什么可供攻击的把柄。所以，尽管南人对吏部尚书一职极其眼热，却也无可奈何。
可李秉在就任吏部尚书之后的所作所为，却给了南方官僚集团向他下手的借口。首先，在成化四年，李秉组织了一场对出身南方的阁部大臣的弹劾，除彭时以外，当时的主要南人大佬皆在其中。其次，彭时的族弟彭华攀附中贵，屡次找到李秉请托，希望他能开开后门，却屡遭李秉拒绝，睚眦必报的彭华很是愤恨。再次，李秉作为吏部尚书，主持了一次官员考察，一下子罢黜了几百名官员，而这些官员中有许多都是南人大佬的亲朋故旧。这不仅引起了南人大佬的集体反感，还令南人集团中的中下层官员对李秉失去了耐心，诱发了南人集团中驱逐李秉的舆论风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在春节的欢乐祥和气氛之中搞政治斗争是很煞风景的一件事情，南人集团也决定对李秉发动进攻，并最终将其赶下了台。
李秉下台后，迫于朝中北方官员的压力，彭时先是选了一个北方人继任吏部尚书。但几个月之后，彭时就换上了来自浙江的姚夔。姚夔在吏部尚书任上安然无恙地做了五年，直到病逝。姚夔行事几乎与王翱完全相反，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经常是南人优先。北人对此深以为恨，曾恨恨作歌日：“斩却姚夔头，去祭王翱墓。”彭时的做法，无疑令当时已然激烈的南北斗争火焰更炽。
在历史上，彭时颇著清誉，为一代名臣。但当面对南北之争时，却依旧不能看破红尘，毅然投身其中。究其实也，彭时虽贤，可终究不过凡人，又身处地域观念深重的时代，有地域之见实属正常。
更重要的是，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朝廷之中，南北人势力已成，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网络，造就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彭时不过是南方利益集团在明面上的代言人罢了，颇多身不由己之处。
但彭时加入甚至是助推南北之争的举动，除了令当时的政局动荡，还给后世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到了明末，明朝的政府格局已经形成“江之南北各推同乡二政府为主，遂分南北党”这样彼此对抗的纷乱境地，遂致国是日非，以讫于亡。从这一点来看，彭时虽贤，却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