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一个事件中的两个人，说着两个故事——一道没有真相的罗生门。
　　2009年10月21日，对一个叫王秀芝的老太太来说，是倒霉的一天：
　　“那天我正要匆匆穿过马路，走到护栏时，一辆车速度很快，我没有躲过，被撞后先向前仰，之后又向后摔倒了。”
　　同一个2009年10月21日，对一个叫许云鹤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倒霉的一天：
　　“那天我驾车路上，看见一个老太太跨越护栏时绊倒。我看着揪心，于是立即下车，从车里翻出创可贴给她包扎上，并拨打了120。可这时，老太太拿起电话：‘我在马路上让车给撞啦!’顿时我从头凉到脚。”
　　法庭的天平两端，一个自称救人者，一个自称受害者；一个斩钉截铁，一个痛哭流涕。叙述者的情感赌注越大，我们能触摸到的真实感就越稀薄。那是怎样一个令人煎熬的下午，没有摄像头，没有目击证人，司法鉴定也无法确定“原告与被告车辆是否发生接触”。
　　事件随即引发轩然大波，大家被困在“究竟谁在撒谎“的罗生门幻像里，只能深味人心之七窍玲珑。
　　然而，让我们来对这个事件的两面，做一个冷静全面的分析。你会发现：如果是许云鹤撒了谎，那么老太太无疑碰到了一个撞人后极不负责，还矢口抵赖、厚颜无耻的年轻人，它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年轻一代责任淡漠，以及有关尊老、教育失位的问题；另一边，如果是老太太撒了谎呢？那么不得不面临一个沮丧的局面：一个家有儿女的老年人本应回归人性的朴实善良，但她却本能地选择了自私，进而将摧毁爱心在全社会中的契约。
　　天平两端，所产生社会冲击波的大小，一望便知。而社会的触角又何其敏感！
　　随后，法院对案件做出了判决——“被告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社会舆论如同火山喷发：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王老太，并纷纷声援许云鹤。怀疑和失望情绪满天飞，仿若苏格拉底“人啊，人性”式的哀叹：如果说罗生门的屹立是因为真相的扑朔迷离，那么这道门现在正旋转成为一道丑恶的“道德门”。真相，早已成为其次。
　　事件中，与年轻人相较，老太太是弱势群体；与开小车的许云鹤相比，摔倒受伤的老太太也是弱势群体。然而，整个舆论的天平，却没有向这个看起来的“弱势者”倾斜，没有向她叙述的那个版本的故事倾斜，也没有向这个逻辑假设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倾斜。大家更关心爱心的安全系数，不愿公共空间的爱心全然崩塌。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开篇就说：“无论人们怎样自私，但他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这是一种具有‘合宜性’的激情，是社会正义自然发生的基础。”那么在许云鹤案这扇正在旋转的“道德门”面前，人性基础可能出现的裂痕引发了危机，“门”的旋转则立即遇到了整个社会正义的合力。
　　凡闻此案的人们，心里可能都会被迫追问下自己，路遇一个人摔倒，你会怎么选择？这时，所产生的带有社会性质的“合宜性”同情，不断聚集起来。而这个年轻人身上，已招致惩罚的正义色彩，更是使这股合力越来越大。毕竟，那是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公共道德空间。因此，当许云鹤曾对着记者说，“听到老太太说我撞了她，我都傻了”，这种表达，意在说明他的世界观当时已彻底被颠覆，而作为全社会的旁观者，也都“傻了”！
　　大师黑泽明在电影《罗生门》拍摄后曾说，现实世界就是一个罗生门，为了自己，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令人沮丧的观感，如同小孩子发现整个童话故事的虚假之后一种白茫茫的未知恐惧。此事的罗生门，也存在这样一个恐怖点：如果许云鹤是有爱心的好人的话，那么那个演绎呻吟、凄楚的“弱势”老太太内心是一番怎样的世界啊！
　　当这个假设一旦存在，所谓“弱势”，越做得真，越是恐怖，越是让人抗拒。当这扇门将要无可救药地旋转到一个深不可测、全无希望的地步时，社会杠杆也被撬动。
　　这样看来，此案虽是个案，但以这道旋转之门所搅动的整个舆论来看，也不啻为一块试金石，算是测量了一次当下社会良知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