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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革命战争迅速地把解放的喜讯和解放了的土地送交到人民手里，各根据地的土地便很快地田连阡陌，山水相依了，原来在各根据地里使用的各种地方货币，现在都走进了统一的解放区市场里来，于是，就产生了诸多的不便。有时候，人们才走出几百里地，甚至几十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可想而知，这对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正常生活都有障碍。1947年到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分管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就亲自遇到了这一桩子事。
他这次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出来，一路上途经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有一天，来到了晋察冀边区的天台县东山区大槐庄。一路上走得是又饥又渴，他便与夫人、孩子们依靠在路边大槐树下歇息。这时，随身带的干粮都吃光了，警卫员刘国安便跑到村中小杂货铺子里想买几个烧饼和烤白薯。谁知一付款时，就出现了问题。卖烧饼的人一接过来钱票就瞪大了眼睛，问：“这是什么钱？”警卫员说：“边币呀，陕甘宁边币呀！”卖烧饼的人拿着钱票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还是退回来说：“不行，这钱我们这里不花！”警卫员听了一怔，忙问：“那你们花什么钱？”卖烧饼的说：“我们这里只用晋察冀边币，别的钱一概不用！”警卫员无奈，拿着钱到附近的一家公营商店里去换，公营商店的管理员也不给换，态度坚决地告诉他说：“晋察冀地区只认晋察冀边币，其他的钱票我们不认，我给你换下来我也是白作废，谁能干那傻事？”警卫员刘国安垂头丧气地走回来，心想大家就先克服一下，等到了兵站再说吧。可孩子们受不了呀，几个孩子饿得直哭。这时，董老的夫人何莲芝便说：“小刘，你不用着急！我随身带着一块给孩子们做衣服用的布料，你就拿它去和人家商量，我们以货换货吧！我想，用这块布料换几个烧饼，总是足够的了！”警卫员小刘心里好大的不高兴，心想，这不是明显地要吃大亏吗！但是，事到了这个坎上，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去做那宗极不等价交换的买卖了。回来后他一直不吃不喝，气哼哼地蹲在董老身边嘟囔着。董老安慰他说：“这不能怪他们，这是历史造成的。各解放区之间货币不流通，是长期以来各个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开来的战争环境所造成的。现在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了，我们一定要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让各解放区的货币都能自由流通！”“怎么解决？”小刘仍然火气未消地问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董老笑眯眯地对他说。
董老一到了西柏坡，就根据中央指示，去到邯郸地区的武安县主持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会议期间，由于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已使解放区更大规模地连成了一片，各解放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遍的现象，因此，到会的各解放区代表团都迫切地感到需要成立一个统一华北和华东地区的财经机构，后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开始酝酿发行在解放区都能流通的统一货币。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使先辈必须尽快地把这一任务落实下来，于是在华北财经会议之后不久，便已在德石路和津浦路沿线上的沧州、德州、泊头、宁晋等地建立了货币联合兑换所，对晋察冀的边币、晋冀鲁豫的冀南币和山东地区的北海币，制定出一个固定的比价，在兑换所里各种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但是群众不满足于此，他们希望能有一种统一的货币出现，不必再像现在这样一过境就兑换钱钞。因此，华东局工委书记张鼎丞、邓子恢便发电给董老：“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董老见到电报后，马上派南汉宸去到山东找张、邓具体地商讨这个问题。经过多方面的商谈，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势在必行的事，于是，董老便在1947年12月2日向中央发去电报，建议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银行的名字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不久，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来电，同意董老提出来的建立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发行全国统一货币的意见，只是认为时间不免早了一点。“但筹备工作是必要的，名字就叫中国人民银行。”于是董老便指示，在西柏坡成立以南汉宸为首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客观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筹备工作刻不容缓，需要做出大量复杂艰巨的工作：搜集有关统一货币的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筹备足够的准备金。新币还需要定出几种票面，它的金额和价值含量又各当多少？此外，还要设计图案，制作版样，选定纸张等。
“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名字就用‘中国人民银行’。”董老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说。
南汉宸说：“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中字好！”
董老笑说：“是的，这是我们反复推敲好久才最后定下来的！‘人民’两个字，说明了这个银行的性质，它是人民的、大众的，而不是某个官僚资本的，或某个金融寡头的；另一方面，它又表明这个银行的规模和范围，因为它既是人民大众的，就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它必定是全国性的，属于全国人民的！”
“我们也都感觉到这个名字好！不过到时候，钞票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还得请您来写！”南汉宸对董老说。
“我写？”董老惊诧地问。
“是呀！您的书法根底很深，在延安时，您的字就很为人们所称道；而今您又是财经办事处主任，这几个字出自您手，自然是十分得体的！”
董老晚上回家，对夫人何莲芝说：“莲芝，你给我找出一套干净的衬衣出来，晚饭后我洗过澡后要换上的。我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沐浴更衣，静心恭写。”夫人笑问：“写什么字，这么重要？”董老说：“‘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可是千金的重要。咱们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银行盘踞四方，欺压剥削城乡百姓。今天，革命即将全面胜利，我们要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了，这还不是一件大事呀！”何莲芝听了也高兴地说：“是件大好事！有了这种钱票，就不会再发生大槐庄用布料换烧饼的事了！”女儿董良翚也乖巧地说：“好！好！爸爸，我来帮助你磨墨。”董老笑着抱起小女儿说：“你一个小孩子，知道怎么磨墨？”良翚说：“我知道！我知道！一滴水磨一百圈。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董老听了，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朱德同志有事路过离西柏坡一里多地的夹峪材，他见有个农家院的门口挂着“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不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信步地走了进去。屋子里，只有一老一少两个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朱老总饶有兴趣地向他们详细打听了筹备情况。那个老的名叫何松亭，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副行长，他回答说，各项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只是向各解放区要些粮食、布匹等物资作准备金，至今都还没有运到，请东北地区代购的一万领印钞纸，也没有运来……”朱老总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一切都会有的！你们现在的情况，比在中央苏区时候好多了。那时候，行长毛泽民同志的全部家当，就是几根扁担。有了情况，挑起扁担就转移了。现在你们的家底要比那时候大得多，也富裕得多。等将来解放了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把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银行接收过来，那时候，你们的财产即使在世界上，也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银行了。所以说，你们所筹备的是件伟大的事业，是为着新中国的建立做好准备的。‘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它叫我们永远地记住：人民银行，是永远为人民服务的！” 南汉宸手里拿着一卷纸捆和一个纸包走到银行筹备处里来，很是着急地对筹备处同志们说：“我们设计的钞票版样已经上报给中央，中央昨天来了回电，不同意我们的设计方案。董老告诉我说，毛主席不同意在票子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等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这不，我已把票子版样拿回来了，你们赶紧送到南峪村印制局去，让他们赶紧找人重新设计！”
接着，南汉宸便又详细地布置了设计新币票面的具体要求：咱们这第一版的人民币，就先印1元、5元、10元、20元和50元这5种票面。根据董老的意见，票面上应当尽量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票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之外，其他的全部使用中文，不要用英文。花边也要力求朴素大方。
边区印制局设在离阜平县城东南约有20余里的山窝窝里，北面有大沙河拦阻去路，南面和东面都是高山大峒，峰岭环绕，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透过山豁豁的狭窄沟口，通到这隐蔽得很深很深的印钞厂里来。可这山沟沟里的印制局里面，却是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大家都干劲十足，夜以继日地为着筹备印制全国统一的货币而奔忙着。
印制局长王文焕接到通知，马上找来设计师王益久和沈乃镛，按照南汉宸传达下来的要求重新进行设计。后来设计出来的票面，都是以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10元卷的正面有两个图案：一是风车，一是车水灌田；20元的正面是矿山采煤，工人推动煤车；50元正面也是两个图案：一是毛驴车水，一是工厂与矿山。正面的上方“中国人民银行”和“十元”、“二十元”等汉字，都是董老书写的，只有背面两侧用阿拉伯字母标明钱数。
设在河北阜平县南峪村的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战争形势的突飞猛进，打破了原来的计划日程。淮海地区已经展开了大决战，平津两座大城市也解放在即，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大家按照原来预定的1949年1月1日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安排了。这正如同南汉宸所说的那样，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北平了，总不能让各路大军都带着各解放区的七八种钞票同时进到北平街头去买东西吧？那不成了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的一片混乱了吗？当时，这些帝国主义者们是各花各的票子，什么英镑、法郎、马克、美元和俄国羌贴一大堆，弄得市场上都乱了套。所以，我们当下里最急需的，便是要加紧赶制出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为此，客观上也就要求我们尽快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不然，钞票打什么银行的旗号呢？董老有一天急着找到南汉宸，问：“汉宸，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呢？”
“我看可以了！经过这一年来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5种面额的钞票版面，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看过，我们已托晋察冀边区印制局给印制出来了，存放在发行准备库里。如果明天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我们的人民币占领北平的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制厂谈妥，他们已经秘密地代我们印制出了一批钞票，只等我们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了。”南汉宸充满信心地说。
董老当下拍板作出了决定，说：“好，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3次政务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在报告中说：
去年华北财办成立后，曾决议发行统一钞票，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当时，我们先固定了晋察冀边币与冀南钞的比值。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又固定了冀钞、边钞与山东的北海钞及西北的农民钞的比值，互相之间可以直接流通。现在，华北地区是四种钞票同时流通，这虽比互不流通时较便，但货币种类太多，比价又不一，人民使用起来仍感不便。将来若接管平、津，便与东北接壤，流入市场的货币种类将要更多：有晋察冀边币、冀南币、北海币、西北农民币、东北币、长城币、热河币、内蒙古人民币、冀热辽字边币等八九种。而这些票子，名称各异，比价也不一致，不稳定，使商民们折算起来非常困难。再加上票子印制粗糙，真假币难以识别，影响了市场的稳定。如果将来这些票子一齐涌入平、津市场，势必造成“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的混乱局面。这对社会秩序的恢复、市场物价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都是很不利的。因此，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银行券，使人民币成为平、津市场上的本位货币，便可以减少和消除市场上的这种混乱。现在平津解放在即，发行统一的货币已经是刻不容缓之事了。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决定：发行统一货币，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成立。它是由华北银行、山东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的。行址就设在原华北银行总行的所在地，即今日的石家庄市中华北街11号。
这一天，华北人民政府贴出金字第四号布告，说：“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回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
就在这一天，崭新的、带着边区人民血染风采的人民币，首先由河北省平山县银行和石家庄市银行同时对外发行，一时间，形成了市场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人民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种代表着一个新生时代的、属于人民自己的货币。 1948年12月1日发行第一版人民币，为了赶印这批负有历史重任的人民币，印制局的工人在南峪村又是几个昼夜不停地挑灯夜战。大家看着由他们亲手赶印出来的闪动着照亮人心的光彩的人民币，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不巧，那几天又赶上了连阴雨，土坯的房屋不停地漏着雨水，地上积水没过了脚面，人们赤脚站在水里干活。机器和印钞纸都怕雨淋，有人专门打着雨伞为其遮挡。由于阴雨不停地浇淋，使得不少人生了疾病，可是竟没有一个人肯离开岗位。领导动员病号下去休息，人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这批人民币刚刚印出，董老就拿着几张样票去到毛主席位于西柏坡村的办公室里。主席一听人说董老来了，忙站起身来出门相迎，一见董老满脸笑容，便不失诙谐地说：“胡子老哥亲自前来，一定有喜讯相告！”董老一走进屋，就将刚印出的人民币双手呈递过去，说：“主席，我们现在可以带着人民币进北京城了！”主席从董老的手里接过人民币，看了又看，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土地，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哩！”
为了使这批新出的人民币喜庆登场，顺利发行，石家庄市的各个公营贸易公司和商店，事先都调拨来大量花色品种齐全的商品，让市场上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欢欣鼓舞的场面。
12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上发表短论《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第二天，又在头版位置发表了新华社的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社论说：“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与蒋匪所谓的‘改革币制’丝毫没有类似之点。蒋匪的所谓‘改革币制’，目的是为实行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并以此来更残酷地掠夺人民。所以实行结果，不但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而且更加速了经济崩溃。我们的货币统一，是为了使我们的货币制度更简单，更巩固；是为了更便利于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可以预料新币的发行，必将促成各解放区市场的更统一，更繁荣。……持有解放区货币，任何人民，他可以在任何时期，任何市场，充分获得他们所需的各种生活资料。我们既不需要限价，更不会发生抢购，所以解放区的币值物价，比国民党统治区远为稳定。”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几天后，又发表了该报记者夏景凡写的报道《新币发行的头一天——石家庄街头特写》。文章详细地描绘了当天人们拿到那崭新的钞币时兴高采烈的情景。街头巷尾人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地议论说：“这可快啦！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快解放啦！”人们带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议论着不久就将有领导全中国的中国人民政府了。报道中说，石家庄市银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争着要看新币的样子，取款的人都要求给搭配一部分新币，营业员们忙得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当人们拿到新币在手时，总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有一个人取了新币往腰里一装之后，满面笑容地指着自己的口袋说：“看，这有多方便！”
实际上，兴高采烈地欢迎人民币上市的又岂止是石家庄市的人民，人民币所到之处可以说是一路春风一路歌，人们在各种票面的货币簇拥纷杂、折算繁琐、辨认困难的境况下；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犹如野马狂奔，一天一个行市，人们背一麻袋钞票换不来几斤小米的境况下，今日喜见这一充满着生机的通行全国的人民币，怎能不笑逐颜开，打心眼里欢喜呢？
根据当时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骆耕漠同志回忆说，有一天，陈毅同志率领接管上海的先头部队已经进驻丹阳数日，诚心地期盼身兼前委总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赶快前来会合。可是，从早到晚却一直不见邓小平的车子由南京方面开过来。陈毅多次电询在南京的二野司令部，回电告诉他，邓小平同志已经带领骆耕漠等人离开了南京。陈老总坐立不安，不时地走出办公楼外去探望，晚上十点多钟以后，陈老总再也等不住了，马上准备乘车出城去路上迎接时，忽见远处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而来。原来战争打得激烈，把道路破坏得很厉害，车子难行，所以直到深夜方才开到。陈毅忙着迎过去问：“吃过了晚饭没有？”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陈老总，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吃啊！”陈毅拉着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走，我们到街上去看看吧！”说着，他们一行几人就走到丹阳街头。这时天色太晚，街上店铺都已打烊，找了半天也不见一家店铺。好不容易看见一个馄饨担子也熄了灯，正准备回家。陈毅赶上去问：“嘿，同志哥，还有什么吃的没有？”小贩说：“馄饨只剩下三五个，皮子只剩下十来张，面条也只有一点点了！”陈毅说：“我们嘴巴不刁，都是当兵的人，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起，做三碗杂合汤面吧！”邓小平在旁边也添言道：“要得！”陈毅忙着又下了补充命令说：“最好多放点辣子，我们都是四川人！”小贩听了，就把所有可吃的东西都放到锅里，加了许多辣椒、麻油和葱花，不一会儿就做出三碗叫不出名字的杂合汤面来。邓小平一边吃一边夸奖小贩手艺好，一点不比家乡的四川担担面差。吃过饭后，骆耕漠从兜子里掏出新发行下来的人民币，递给小贩问：“这个钱你愿意收吗？”小贩一见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接过来说：“这票子我愿意要！大家都愿意要！这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不像国民党的金圆券，只能当擦屁股的草纸用！”
邓小平听了，笑着回头对骆耕漠说：“这就是人民的心声啊，你听到了吗？你们搞财经工作的人，可要记得住这一条哟！”
他这次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出来，一路上途经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有一天，来到了晋察冀边区的天台县东山区大槐庄。一路上走得是又饥又渴，他便与夫人、孩子们依靠在路边大槐树下歇息。这时，随身带的干粮都吃光了，警卫员刘国安便跑到村中小杂货铺子里想买几个烧饼和烤白薯。谁知一付款时，就出现了问题。卖烧饼的人一接过来钱票就瞪大了眼睛，问：“这是什么钱？”警卫员说：“边币呀，陕甘宁边币呀！”卖烧饼的人拿着钱票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还是退回来说：“不行，这钱我们这里不花！”警卫员听了一怔，忙问：“那你们花什么钱？”卖烧饼的说：“我们这里只用晋察冀边币，别的钱一概不用！”警卫员无奈，拿着钱到附近的一家公营商店里去换，公营商店的管理员也不给换，态度坚决地告诉他说：“晋察冀地区只认晋察冀边币，其他的钱票我们不认，我给你换下来我也是白作废，谁能干那傻事？”警卫员刘国安垂头丧气地走回来，心想大家就先克服一下，等到了兵站再说吧。可孩子们受不了呀，几个孩子饿得直哭。这时，董老的夫人何莲芝便说：“小刘，你不用着急！我随身带着一块给孩子们做衣服用的布料，你就拿它去和人家商量，我们以货换货吧！我想，用这块布料换几个烧饼，总是足够的了！”警卫员小刘心里好大的不高兴，心想，这不是明显地要吃大亏吗！但是，事到了这个坎上，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去做那宗极不等价交换的买卖了。回来后他一直不吃不喝，气哼哼地蹲在董老身边嘟囔着。董老安慰他说：“这不能怪他们，这是历史造成的。各解放区之间货币不流通，是长期以来各个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开来的战争环境所造成的。现在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了，我们一定要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让各解放区的货币都能自由流通！”“怎么解决？”小刘仍然火气未消地问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董老笑眯眯地对他说。
董老一到了西柏坡，就根据中央指示，去到邯郸地区的武安县主持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会议期间，由于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已使解放区更大规模地连成了一片，各解放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遍的现象，因此，到会的各解放区代表团都迫切地感到需要成立一个统一华北和华东地区的财经机构，后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开始酝酿发行在解放区都能流通的统一货币。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使先辈必须尽快地把这一任务落实下来，于是在华北财经会议之后不久，便已在德石路和津浦路沿线上的沧州、德州、泊头、宁晋等地建立了货币联合兑换所，对晋察冀的边币、晋冀鲁豫的冀南币和山东地区的北海币，制定出一个固定的比价，在兑换所里各种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但是群众不满足于此，他们希望能有一种统一的货币出现，不必再像现在这样一过境就兑换钱钞。因此，华东局工委书记张鼎丞、邓子恢便发电给董老：“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董老见到电报后，马上派南汉宸去到山东找张、邓具体地商讨这个问题。经过多方面的商谈，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势在必行的事，于是，董老便在1947年12月2日向中央发去电报，建议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银行的名字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不久，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来电，同意董老提出来的建立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发行全国统一货币的意见，只是认为时间不免早了一点。“但筹备工作是必要的，名字就叫中国人民银行。”于是董老便指示，在西柏坡成立以南汉宸为首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客观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筹备工作刻不容缓，需要做出大量复杂艰巨的工作：搜集有关统一货币的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筹备足够的准备金。新币还需要定出几种票面，它的金额和价值含量又各当多少？此外，还要设计图案，制作版样，选定纸张等。
“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名字就用‘中国人民银行’。”董老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说。
南汉宸说：“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中字好！”
董老笑说：“是的，这是我们反复推敲好久才最后定下来的！‘人民’两个字，说明了这个银行的性质，它是人民的、大众的，而不是某个官僚资本的，或某个金融寡头的；另一方面，它又表明这个银行的规模和范围，因为它既是人民大众的，就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它必定是全国性的，属于全国人民的！”
“我们也都感觉到这个名字好！不过到时候，钞票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还得请您来写！”南汉宸对董老说。
“我写？”董老惊诧地问。
“是呀！您的书法根底很深，在延安时，您的字就很为人们所称道；而今您又是财经办事处主任，这几个字出自您手，自然是十分得体的！”
董老晚上回家，对夫人何莲芝说：“莲芝，你给我找出一套干净的衬衣出来，晚饭后我洗过澡后要换上的。我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沐浴更衣，静心恭写。”夫人笑问：“写什么字，这么重要？”董老说：“‘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可是千金的重要。咱们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银行盘踞四方，欺压剥削城乡百姓。今天，革命即将全面胜利，我们要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了，这还不是一件大事呀！”何莲芝听了也高兴地说：“是件大好事！有了这种钱票，就不会再发生大槐庄用布料换烧饼的事了！”女儿董良翚也乖巧地说：“好！好！爸爸，我来帮助你磨墨。”董老笑着抱起小女儿说：“你一个小孩子，知道怎么磨墨？”良翚说：“我知道！我知道！一滴水磨一百圈。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董老听了，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朱德同志有事路过离西柏坡一里多地的夹峪材，他见有个农家院的门口挂着“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不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信步地走了进去。屋子里，只有一老一少两个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朱老总饶有兴趣地向他们详细打听了筹备情况。那个老的名叫何松亭，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副行长，他回答说，各项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只是向各解放区要些粮食、布匹等物资作准备金，至今都还没有运到，请东北地区代购的一万领印钞纸，也没有运来……”朱老总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一切都会有的！你们现在的情况，比在中央苏区时候好多了。那时候，行长毛泽民同志的全部家当，就是几根扁担。有了情况，挑起扁担就转移了。现在你们的家底要比那时候大得多，也富裕得多。等将来解放了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把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银行接收过来，那时候，你们的财产即使在世界上，也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银行了。所以说，你们所筹备的是件伟大的事业，是为着新中国的建立做好准备的。‘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它叫我们永远地记住：人民银行，是永远为人民服务的！” 南汉宸手里拿着一卷纸捆和一个纸包走到银行筹备处里来，很是着急地对筹备处同志们说：“我们设计的钞票版样已经上报给中央，中央昨天来了回电，不同意我们的设计方案。董老告诉我说，毛主席不同意在票子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等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这不，我已把票子版样拿回来了，你们赶紧送到南峪村印制局去，让他们赶紧找人重新设计！”
接着，南汉宸便又详细地布置了设计新币票面的具体要求：咱们这第一版的人民币，就先印1元、5元、10元、20元和50元这5种票面。根据董老的意见，票面上应当尽量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票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之外，其他的全部使用中文，不要用英文。花边也要力求朴素大方。
边区印制局设在离阜平县城东南约有20余里的山窝窝里，北面有大沙河拦阻去路，南面和东面都是高山大峒，峰岭环绕，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透过山豁豁的狭窄沟口，通到这隐蔽得很深很深的印钞厂里来。可这山沟沟里的印制局里面，却是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大家都干劲十足，夜以继日地为着筹备印制全国统一的货币而奔忙着。
印制局长王文焕接到通知，马上找来设计师王益久和沈乃镛，按照南汉宸传达下来的要求重新进行设计。后来设计出来的票面，都是以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10元卷的正面有两个图案：一是风车，一是车水灌田；20元的正面是矿山采煤，工人推动煤车；50元正面也是两个图案：一是毛驴车水，一是工厂与矿山。正面的上方“中国人民银行”和“十元”、“二十元”等汉字，都是董老书写的，只有背面两侧用阿拉伯字母标明钱数。
设在河北阜平县南峪村的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战争形势的突飞猛进，打破了原来的计划日程。淮海地区已经展开了大决战，平津两座大城市也解放在即，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大家按照原来预定的1949年1月1日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安排了。这正如同南汉宸所说的那样，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北平了，总不能让各路大军都带着各解放区的七八种钞票同时进到北平街头去买东西吧？那不成了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的一片混乱了吗？当时，这些帝国主义者们是各花各的票子，什么英镑、法郎、马克、美元和俄国羌贴一大堆，弄得市场上都乱了套。所以，我们当下里最急需的，便是要加紧赶制出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为此，客观上也就要求我们尽快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不然，钞票打什么银行的旗号呢？董老有一天急着找到南汉宸，问：“汉宸，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呢？”
“我看可以了！经过这一年来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5种面额的钞票版面，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看过，我们已托晋察冀边区印制局给印制出来了，存放在发行准备库里。如果明天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我们的人民币占领北平的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制厂谈妥，他们已经秘密地代我们印制出了一批钞票，只等我们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了。”南汉宸充满信心地说。
董老当下拍板作出了决定，说：“好，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3次政务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在报告中说：
去年华北财办成立后，曾决议发行统一钞票，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当时，我们先固定了晋察冀边币与冀南钞的比值。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又固定了冀钞、边钞与山东的北海钞及西北的农民钞的比值，互相之间可以直接流通。现在，华北地区是四种钞票同时流通，这虽比互不流通时较便，但货币种类太多，比价又不一，人民使用起来仍感不便。将来若接管平、津，便与东北接壤，流入市场的货币种类将要更多：有晋察冀边币、冀南币、北海币、西北农民币、东北币、长城币、热河币、内蒙古人民币、冀热辽字边币等八九种。而这些票子，名称各异，比价也不一致，不稳定，使商民们折算起来非常困难。再加上票子印制粗糙，真假币难以识别，影响了市场的稳定。如果将来这些票子一齐涌入平、津市场，势必造成“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的混乱局面。这对社会秩序的恢复、市场物价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都是很不利的。因此，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银行券，使人民币成为平、津市场上的本位货币，便可以减少和消除市场上的这种混乱。现在平津解放在即，发行统一的货币已经是刻不容缓之事了。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决定：发行统一货币，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成立。它是由华北银行、山东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的。行址就设在原华北银行总行的所在地，即今日的石家庄市中华北街11号。
这一天，华北人民政府贴出金字第四号布告，说：“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回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
就在这一天，崭新的、带着边区人民血染风采的人民币，首先由河北省平山县银行和石家庄市银行同时对外发行，一时间，形成了市场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人民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种代表着一个新生时代的、属于人民自己的货币。 1948年12月1日发行第一版人民币，为了赶印这批负有历史重任的人民币，印制局的工人在南峪村又是几个昼夜不停地挑灯夜战。大家看着由他们亲手赶印出来的闪动着照亮人心的光彩的人民币，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不巧，那几天又赶上了连阴雨，土坯的房屋不停地漏着雨水，地上积水没过了脚面，人们赤脚站在水里干活。机器和印钞纸都怕雨淋，有人专门打着雨伞为其遮挡。由于阴雨不停地浇淋，使得不少人生了疾病，可是竟没有一个人肯离开岗位。领导动员病号下去休息，人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这批人民币刚刚印出，董老就拿着几张样票去到毛主席位于西柏坡村的办公室里。主席一听人说董老来了，忙站起身来出门相迎，一见董老满脸笑容，便不失诙谐地说：“胡子老哥亲自前来，一定有喜讯相告！”董老一走进屋，就将刚印出的人民币双手呈递过去，说：“主席，我们现在可以带着人民币进北京城了！”主席从董老的手里接过人民币，看了又看，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土地，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哩！”
为了使这批新出的人民币喜庆登场，顺利发行，石家庄市的各个公营贸易公司和商店，事先都调拨来大量花色品种齐全的商品，让市场上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欢欣鼓舞的场面。
12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上发表短论《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第二天，又在头版位置发表了新华社的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社论说：“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与蒋匪所谓的‘改革币制’丝毫没有类似之点。蒋匪的所谓‘改革币制’，目的是为实行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并以此来更残酷地掠夺人民。所以实行结果，不但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而且更加速了经济崩溃。我们的货币统一，是为了使我们的货币制度更简单，更巩固；是为了更便利于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可以预料新币的发行，必将促成各解放区市场的更统一，更繁荣。……持有解放区货币，任何人民，他可以在任何时期，任何市场，充分获得他们所需的各种生活资料。我们既不需要限价，更不会发生抢购，所以解放区的币值物价，比国民党统治区远为稳定。”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几天后，又发表了该报记者夏景凡写的报道《新币发行的头一天——石家庄街头特写》。文章详细地描绘了当天人们拿到那崭新的钞币时兴高采烈的情景。街头巷尾人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地议论说：“这可快啦！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快解放啦！”人们带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议论着不久就将有领导全中国的中国人民政府了。报道中说，石家庄市银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争着要看新币的样子，取款的人都要求给搭配一部分新币，营业员们忙得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当人们拿到新币在手时，总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有一个人取了新币往腰里一装之后，满面笑容地指着自己的口袋说：“看，这有多方便！”
实际上，兴高采烈地欢迎人民币上市的又岂止是石家庄市的人民，人民币所到之处可以说是一路春风一路歌，人们在各种票面的货币簇拥纷杂、折算繁琐、辨认困难的境况下；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犹如野马狂奔，一天一个行市，人们背一麻袋钞票换不来几斤小米的境况下，今日喜见这一充满着生机的通行全国的人民币，怎能不笑逐颜开，打心眼里欢喜呢？
根据当时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骆耕漠同志回忆说，有一天，陈毅同志率领接管上海的先头部队已经进驻丹阳数日，诚心地期盼身兼前委总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赶快前来会合。可是，从早到晚却一直不见邓小平的车子由南京方面开过来。陈毅多次电询在南京的二野司令部，回电告诉他，邓小平同志已经带领骆耕漠等人离开了南京。陈老总坐立不安，不时地走出办公楼外去探望，晚上十点多钟以后，陈老总再也等不住了，马上准备乘车出城去路上迎接时，忽见远处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而来。原来战争打得激烈，把道路破坏得很厉害，车子难行，所以直到深夜方才开到。陈毅忙着迎过去问：“吃过了晚饭没有？”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陈老总，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吃啊！”陈毅拉着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走，我们到街上去看看吧！”说着，他们一行几人就走到丹阳街头。这时天色太晚，街上店铺都已打烊，找了半天也不见一家店铺。好不容易看见一个馄饨担子也熄了灯，正准备回家。陈毅赶上去问：“嘿，同志哥，还有什么吃的没有？”小贩说：“馄饨只剩下三五个，皮子只剩下十来张，面条也只有一点点了！”陈毅说：“我们嘴巴不刁，都是当兵的人，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起，做三碗杂合汤面吧！”邓小平在旁边也添言道：“要得！”陈毅忙着又下了补充命令说：“最好多放点辣子，我们都是四川人！”小贩听了，就把所有可吃的东西都放到锅里，加了许多辣椒、麻油和葱花，不一会儿就做出三碗叫不出名字的杂合汤面来。邓小平一边吃一边夸奖小贩手艺好，一点不比家乡的四川担担面差。吃过饭后，骆耕漠从兜子里掏出新发行下来的人民币，递给小贩问：“这个钱你愿意收吗？”小贩一见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接过来说：“这票子我愿意要！大家都愿意要！这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不像国民党的金圆券，只能当擦屁股的草纸用！”
邓小平听了，笑着回头对骆耕漠说：“这就是人民的心声啊，你听到了吗？你们搞财经工作的人，可要记得住这一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