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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本《通典》，行款版式为15行28字左右，小字双行36字左右，白口、左右双边，版心或不刻鱼尾，中镌册序、卷次及叶次，下镌刻工姓名。或刻单鱼尾.鱼尾下镌册序、卷次及叶次卷端题“通典卷第一”，次行低14格题“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卷首有贞元十年杜佑《进通典表》，次李翰《通典序》。全书200卷，而此北宋本仅存179卷，其余21卷乃据朝鲜活字本《通典》抄补。另补抄有书首总目1册。按原本每5卷装订为1册，总为40册，现存经抄补后的该北宋本《通典》总为44册。《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博取五经群史……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或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新体例”，“是唐朝史学的一座丰碑”。北宋本为现存的最早版本，无疑既具备珍贵的版本及文物价值，也有正南宋以来诸传本《通典》之讹误的又献价值。
按照复旦大学韩昇教授的研究，杜佑在积累资料的基础上萌生编纂成书的想法，事在大历六年（771）前不久的任职抚州刺史时期，也是《通典》编撰的最重要阶段，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即称“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此后是增补修订阶段，大概至贞元十四年（798）左右定稿，而最终在贞元十七年写定进呈，“自淮南使人诣闲献之”。北宋本《通典》署“贞元十年”，非，应依《旧唐书》本传作“贞元十七年”，应该是漏刻一“七”字。当然今本《通典》中也存在贞元之后的记载，可能是又经杜佑晚年增补，也有可能是后人所为。《通典》的分门和卷第，北宋本所载《表》称：“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献。”本传所载表文作“书凡九门，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北宋本所载表文的文字面貌略有改写。推测原因可能是李翰序既称“凡有八门”，杜佑自撰序引也仅列举“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和“边防”计八门，为免歧解而致删削。两相比较，似乎推断李翰所据《通典》本与杜佑最终进呈本在篇目的安排上有所改动，进呈本将“刑”门釐分为“兵”和“刑法”两门，即小注所称的“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照此判断，北宋本所依据的底本似乎并非祖出进呈本。其实，李翰序在后世传本中也经过了改写（明本已如此），北宋本翰序“至于我唐”，通行本作“有唐”，此可证北宋本翰序更近原稿之貌。北宋本“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通行本无“勒成二百卷”五字。此或以为李翰应未及见《通典》成书，何言二百卷，故删去。其实不然，翰序明言“竟为善述者所先”，应见到了二百卷的成书初稿。差异尤著者，乃通行本增益“杜公亦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以示劝戒，用存景行”一段话，不见于北宋本中，未知孰是。从卷一正文序引明确提到八门而与翰序相合，推测此溢出的一段话当属于翰序旧有，北宋本删去的目的是防止新增刻一叶而与正文之始不相连贯。种种迹象表明，《通典》的成书是叠次递进的过程，刊刻者着眼于调和不同过程的成书文本也相应有所改写，从而导致针对同一种书的表文及序言存在着差异。
关于此北宋刊《通典》的版本，日人小岛学古认为属高丽覆宋本，《经籍访古志》称：“小岛学古云：此书及《御注孝经》《文中子》《通典》《姓解》并有‘经筵’‘高丽国十四叶’二印。细玩其纸质墨色，别自为一种北宋版，殆出当时朝鲜国所开雕欤？学古精鉴绝人，此言当不误矣。”其后岛田翰依从小岛之说，而详加考定云：“予之所以称兹书为高丽刻本者有数条：纸墨一也，镌法折刷二也，装潢三也，有此三条足以的知其为高丽本”（参见《古文旧书考》），将此本定为高丽覆刻北宋本。1905年，中国学者沈曾植获睹此本，作跋称：“光绪乙巴冬，见朝鲜国库所藏有大辽统和二十口年使臣购入题字者于东瀛。”沈氏所记印文有误。第二位亲睹此本的中国学人是董康，称：“中缝标第几册，下偶有颜、卢、郑、许等刻工姓氏。”版本定为“北宋椠”本（参见《书舶庸谭》）。傅增湘是第三位经眼者，时在1929年，《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该本小注即称：“日本帝室图书寮藏书，己巴十一月十一日观”，且严辞批评了岛田翰高丽覆宋本说，云：“乃阅島田翰《古文旧书考》中竟指此本为朝鲜翻刊，且以字体之方严，雕工之朴厚而以为似麻沙本，且推而至于《孝经》《姓解》《说文解字》《中说》《苟子》《列子》《伤寒论》凡八通皆定为朝鲜所覆。更反覆考辨，以实其说，自诩精确不移。夫不谙风气，不识刀法，横逞脑臆，强词武断，其能免于不知妄作之讥乎！呜呼，回惑至此，余欲无言矣。”
（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下同）傅增湘据所藏宋刊本《通典》（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称：“是书敝藏亦有此宋刊本，凡缺佚二十有七卷，为明代晋府藏书。寮本卷一百以下咸属钞补（此说有误），敝藏可补入者近八十卷，且纸系白麻，韧洁殊常，篇幅宽展，印本清朗，均似胜过一筹。余曾取嘉靖大字本校勘一过，改订者殆逾万字……真世间之环宝。余本固推甲观，寮本亦当雁行”，将此北宋本定为“宋绍兴刊本”。长泽规矩也回应了傅氏的判断，称：“傅增湘往年曾经见到本书，宣称与其所藏版本相同，其实他的本子乃南宋覆刻本”，“北京市面上有旧内阁大库旧藏宋元刊本的零本，其中也有《通典》的零本……但也是南宋刊本”。（《北宋刊本<通典>影印献词》，韩异译）尾崎康进一步考证了它的版本问题，称字体“原刻与北宋本《御注孝经》和《新雕中字双金》颇为相似”，避讳则“原刻本缺笔止于仁宗朝”，结论是“《通典》完全属于北宋版，为十一世纪中叶的刊本，或者十一世纪末的本子”（参见《关于北宋版（通典）及各种版本》，下同）。对于傅增湘旧藏的绍兴本，尾崎康称：“表、序和本文，其顺序、排列、行格等，基本上与北宋本毫无二致，明显是其翻刻本”，“而此本加上英宗以后的‘署、树、勗、桓、丸、援、构’字，原刻叶直至南宋高宗时代，补刻叶还降及孝宗时代”。尾崎康既否定了小岛学古以来的覆刻北宋本说，也并不认可傅增湘的绍兴刊本说，北宋本的界定成为较为普遍接受的意见。
从文献史料的角度，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引用一条史料，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1039）春正月丙午……召司天监定合禁书名揭示之，复诏学士院详定，请除《孙子》《吴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奏可。”又虞万里提及《宋会要辑稿·职官》中的一条记载，称：“天禧元年（1017）二月，赵安仁言：宗正寺所掌宗庙祠祭及编修玉牒属籍，并未有经书文籍检阅故寔。除《通典》《会要》及前代亲属图牒文字欲将本寺公用钱写置外，其国子监印本书籍，乞各赐一本，从之。”（参见《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学术价值》）天禧乃宋真宗年号，断定其时尚不存在印本形态的《通典》，而至仁宗的宝元间应该已存在印本，此与北宋本避仁宗讳相合。仁宗时刻书有一个特殊现象，即避刘通的名讳而将“通”字阙笔（北宋本《文选》及《齐民要术》均“通”字阙笔），存在的时间是天圣元年（1023）至明道二年（1033）。检书中未见“通”字阙笔例，与宝元间存在印本《通典》的判断也是相合的。虞万里据此条记载推定“北宋本《通典》应是国子监刊本”，兹备一说。 北宋本《通典》的字体特征偏长，除与尾崎康提及的北宋本相似外，还与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杭州猫儿桥河东岸钟家刻本《文选》及上海图书馆藏南宋初杭州净戒院刻本《长短经》相近，提示它刊刻的下限在南宋初。《文选》价长短经》皆有刻书题记称“杭州”，时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之前。而该北宋本据所铃印文称“大宋建中靖国元年”，下限在宋徽宗即位之年。又阙笔字至仁宗赵祯止（如书中“贞”字即阙笔），印证它的刻书上限是北宋仁宗时。此外书中偶见“愍”字阙笔（见于卷81第2叶a面），又原本装订为凡五卷一册，每册内页码相连不另起叶，即尾崎康所称的“版心标示的页码，为一册五卷连缀”。推测北宋本刊刻依据的底本是源出唐本的卷子装写本，该写本5卷1轴，共计40轴。每5卷的1轴对应刊本的1册，故页码相连。傅增湘旧藏绍兴本《通典》与此特征相同，讳字却及仁宗之后至高宗朝，尾崎康所称的属翻刻北宋本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但北宋本还有版叶特征值得注意，即存在无鱼尾与有鱼尾相间的现象。初步统计有鱼尾的版叶是卷2第13～14叶、卷3第24叶、卷6第7～8叶，卷7第10～11叶、第14～15叶，卷8第19～20叶，卷9第35～39叶，卷28第23叶，卷46第2叶，卷54第21、23、35～36叶，卷55第40～41、48～49叶，卷56第1、28叶，卷110第31、37叶等，未见避仁宗之后讳者，应该与无鱼尾的版叶大致属同一时段内所刻，不会到南宋时。版心不刻鱼尾是北宋本的重要特征之一（参见拙作《略论北宋刻本的书口特征及其鉴定》），并推测北宋中期之后版心逐渐出现刻鱼尾（依据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北宋本《范文正公文集》）。倘若推测成立，那么北宋本《通典》中无鱼尾的版叶属原刻，而有鱼尾的版叶则属原刻版片缺佚之后的补版，补版在北宋中期之后。当然即便就无鱼尾的原刻版叶而言，也存在着修版现象。作为卷帙达200卷的“大部头”典籍能够流传下来，很难悉数属原刻的面貌。
南宋初以来的翻刻本《通典》，如傅增湘旧藏本以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3部《通典》，版心均属无鱼尾与有鱼尾相间，也保留了每5卷叶次连缀的特征。3部均定为宋刻宋元递修本，其中甲部系严元照旧藏，23卷（编目书号9354）;乙部存7卷，卷106至110系曹元忠旧藏，卷79～80系涵芬楼旧藏（编目书号7456）;丙部似属清内阁大库旧藏，存5卷（编目书号17810）。馆藏还有一种是宋刻元元统三年（1335）江浙等处儒学重修本，存5卷（编目书号11310）。傅增湘旧藏本也配补了该元统三年的修版本，保留了元代修版的题记，称“元统三年十月日刊补完成，儒司该吏高德懋、樊道佑所委监工镇江路丹徒县儒学教谕杨文龙、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吏目阿里仁美、登仕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陈旅、承事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余谦，，。以甲部卷11～12为例，卷11中第1～2，4～5和7～11叶均刻有鱼尾，而3， 6叶则未刻鱼尾。卷12中第12～18，第20～21葉刻有鱼尾，仅第19叶不刻鱼尾。而北宋本此两卷均不刻鱼尾。文字亦有差异，如卷11第1叶b面“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句，甲部“千夫”讹作“于夫”;“乃征（徽）诸犯令”，甲部“徵”字阙笔。第2叶a面3处“桓灵”，甲部“桓”字均阙笔;“遂斑入粟之制”，甲部“斑”作“班”。有研究又称：“此本虽模仿北宋刊本遗风，但桓字避讳严谨，卷二十四讳构字，当是南宋初年刊印之明证。”（参见王菡撰《通典》条提要，载《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下同）另王菡指出该部《通典》中卷181、195“各有两叶版框稍短，字体稍拙，版心双鱼尾，不类全书版式，或为更晚之补版”，应属元代补版之叶。乙、丙两部大致与甲部近同。宋代所刻《通典》的版叶情况比较复杂，因屡经递修而出现不同阶段的印本。要之，南宋初以来的翻刻本《通典》避讳及文字面貌均已不同于北宋本，版心虽保留北宋本不刻鱼尾的遗风，但明显是有鱼尾的版叶占有主体性的地位，推断流传至今的南宋翻本基本都是屡经递修的本子。
北宋本《通典》每册首叶铃“经筵”篆文印，末叶铃“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朱文方印（另铃入藏宫内厅的“秘阁图书之章’“‘宫内省图书印”两印），原系高丽李朝内府旧藏。且之所以将此本定为北宋本，很大程度上正依据此枚“高丽国”印。按《宋史·高丽传》云：“自王徽以降，虽通使不绝，然受契丹册封，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书，盖有称甲子者。”实际是高丽基本上同时奉辽和北宋的正朔（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学者刘云军相告，同时期的高丽墓志中兼用辽、北宋年号）。据尾崎康的研究，高丽国印为肃宗六年（1101），《李朝世祖实录》云：“前朝肃宗始藏经籍，其图书之文，一日‘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御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一曰‘高丽国御藏书’。”而“经筵”印应属李朝世宗的印章，《李朝太祖实录》云：“经筵所藏书册，不可无标记。请以‘经筵’二字作图书，每卷著标。”由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文禄庆长之役，而经宇喜多秀家带回日本，迟至文化十四年（1817）又入藏江户城中红叶山文库，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责任编择：田红玉）
按照复旦大学韩昇教授的研究，杜佑在积累资料的基础上萌生编纂成书的想法，事在大历六年（771）前不久的任职抚州刺史时期，也是《通典》编撰的最重要阶段，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即称“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此后是增补修订阶段，大概至贞元十四年（798）左右定稿，而最终在贞元十七年写定进呈，“自淮南使人诣闲献之”。北宋本《通典》署“贞元十年”，非，应依《旧唐书》本传作“贞元十七年”，应该是漏刻一“七”字。当然今本《通典》中也存在贞元之后的记载，可能是又经杜佑晚年增补，也有可能是后人所为。《通典》的分门和卷第，北宋本所载《表》称：“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献。”本传所载表文作“书凡九门，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北宋本所载表文的文字面貌略有改写。推测原因可能是李翰序既称“凡有八门”，杜佑自撰序引也仅列举“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和“边防”计八门，为免歧解而致删削。两相比较，似乎推断李翰所据《通典》本与杜佑最终进呈本在篇目的安排上有所改动，进呈本将“刑”门釐分为“兵”和“刑法”两门，即小注所称的“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照此判断，北宋本所依据的底本似乎并非祖出进呈本。其实，李翰序在后世传本中也经过了改写（明本已如此），北宋本翰序“至于我唐”，通行本作“有唐”，此可证北宋本翰序更近原稿之貌。北宋本“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通行本无“勒成二百卷”五字。此或以为李翰应未及见《通典》成书，何言二百卷，故删去。其实不然，翰序明言“竟为善述者所先”，应见到了二百卷的成书初稿。差异尤著者，乃通行本增益“杜公亦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以示劝戒，用存景行”一段话，不见于北宋本中，未知孰是。从卷一正文序引明确提到八门而与翰序相合，推测此溢出的一段话当属于翰序旧有，北宋本删去的目的是防止新增刻一叶而与正文之始不相连贯。种种迹象表明，《通典》的成书是叠次递进的过程，刊刻者着眼于调和不同过程的成书文本也相应有所改写，从而导致针对同一种书的表文及序言存在着差异。
关于此北宋刊《通典》的版本，日人小岛学古认为属高丽覆宋本，《经籍访古志》称：“小岛学古云：此书及《御注孝经》《文中子》《通典》《姓解》并有‘经筵’‘高丽国十四叶’二印。细玩其纸质墨色，别自为一种北宋版，殆出当时朝鲜国所开雕欤？学古精鉴绝人，此言当不误矣。”其后岛田翰依从小岛之说，而详加考定云：“予之所以称兹书为高丽刻本者有数条：纸墨一也，镌法折刷二也，装潢三也，有此三条足以的知其为高丽本”（参见《古文旧书考》），将此本定为高丽覆刻北宋本。1905年，中国学者沈曾植获睹此本，作跋称：“光绪乙巴冬，见朝鲜国库所藏有大辽统和二十口年使臣购入题字者于东瀛。”沈氏所记印文有误。第二位亲睹此本的中国学人是董康，称：“中缝标第几册，下偶有颜、卢、郑、许等刻工姓氏。”版本定为“北宋椠”本（参见《书舶庸谭》）。傅增湘是第三位经眼者，时在1929年，《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该本小注即称：“日本帝室图书寮藏书，己巴十一月十一日观”，且严辞批评了岛田翰高丽覆宋本说，云：“乃阅島田翰《古文旧书考》中竟指此本为朝鲜翻刊，且以字体之方严，雕工之朴厚而以为似麻沙本，且推而至于《孝经》《姓解》《说文解字》《中说》《苟子》《列子》《伤寒论》凡八通皆定为朝鲜所覆。更反覆考辨，以实其说，自诩精确不移。夫不谙风气，不识刀法，横逞脑臆，强词武断，其能免于不知妄作之讥乎！呜呼，回惑至此，余欲无言矣。”
（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下同）傅增湘据所藏宋刊本《通典》（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称：“是书敝藏亦有此宋刊本，凡缺佚二十有七卷，为明代晋府藏书。寮本卷一百以下咸属钞补（此说有误），敝藏可补入者近八十卷，且纸系白麻，韧洁殊常，篇幅宽展，印本清朗，均似胜过一筹。余曾取嘉靖大字本校勘一过，改订者殆逾万字……真世间之环宝。余本固推甲观，寮本亦当雁行”，将此北宋本定为“宋绍兴刊本”。长泽规矩也回应了傅氏的判断，称：“傅增湘往年曾经见到本书，宣称与其所藏版本相同，其实他的本子乃南宋覆刻本”，“北京市面上有旧内阁大库旧藏宋元刊本的零本，其中也有《通典》的零本……但也是南宋刊本”。（《北宋刊本<通典>影印献词》，韩异译）尾崎康进一步考证了它的版本问题，称字体“原刻与北宋本《御注孝经》和《新雕中字双金》颇为相似”，避讳则“原刻本缺笔止于仁宗朝”，结论是“《通典》完全属于北宋版，为十一世纪中叶的刊本，或者十一世纪末的本子”（参见《关于北宋版（通典）及各种版本》，下同）。对于傅增湘旧藏的绍兴本，尾崎康称：“表、序和本文，其顺序、排列、行格等，基本上与北宋本毫无二致，明显是其翻刻本”，“而此本加上英宗以后的‘署、树、勗、桓、丸、援、构’字，原刻叶直至南宋高宗时代，补刻叶还降及孝宗时代”。尾崎康既否定了小岛学古以来的覆刻北宋本说，也并不认可傅增湘的绍兴刊本说，北宋本的界定成为较为普遍接受的意见。
从文献史料的角度，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引用一条史料，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1039）春正月丙午……召司天监定合禁书名揭示之，复诏学士院详定，请除《孙子》《吴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奏可。”又虞万里提及《宋会要辑稿·职官》中的一条记载，称：“天禧元年（1017）二月，赵安仁言：宗正寺所掌宗庙祠祭及编修玉牒属籍，并未有经书文籍检阅故寔。除《通典》《会要》及前代亲属图牒文字欲将本寺公用钱写置外，其国子监印本书籍，乞各赐一本，从之。”（参见《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学术价值》）天禧乃宋真宗年号，断定其时尚不存在印本形态的《通典》，而至仁宗的宝元间应该已存在印本，此与北宋本避仁宗讳相合。仁宗时刻书有一个特殊现象，即避刘通的名讳而将“通”字阙笔（北宋本《文选》及《齐民要术》均“通”字阙笔），存在的时间是天圣元年（1023）至明道二年（1033）。检书中未见“通”字阙笔例，与宝元间存在印本《通典》的判断也是相合的。虞万里据此条记载推定“北宋本《通典》应是国子监刊本”，兹备一说。 北宋本《通典》的字体特征偏长，除与尾崎康提及的北宋本相似外，还与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杭州猫儿桥河东岸钟家刻本《文选》及上海图书馆藏南宋初杭州净戒院刻本《长短经》相近，提示它刊刻的下限在南宋初。《文选》价长短经》皆有刻书题记称“杭州”，时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之前。而该北宋本据所铃印文称“大宋建中靖国元年”，下限在宋徽宗即位之年。又阙笔字至仁宗赵祯止（如书中“贞”字即阙笔），印证它的刻书上限是北宋仁宗时。此外书中偶见“愍”字阙笔（见于卷81第2叶a面），又原本装订为凡五卷一册，每册内页码相连不另起叶，即尾崎康所称的“版心标示的页码，为一册五卷连缀”。推测北宋本刊刻依据的底本是源出唐本的卷子装写本，该写本5卷1轴，共计40轴。每5卷的1轴对应刊本的1册，故页码相连。傅增湘旧藏绍兴本《通典》与此特征相同，讳字却及仁宗之后至高宗朝，尾崎康所称的属翻刻北宋本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但北宋本还有版叶特征值得注意，即存在无鱼尾与有鱼尾相间的现象。初步统计有鱼尾的版叶是卷2第13～14叶、卷3第24叶、卷6第7～8叶，卷7第10～11叶、第14～15叶，卷8第19～20叶，卷9第35～39叶，卷28第23叶，卷46第2叶，卷54第21、23、35～36叶，卷55第40～41、48～49叶，卷56第1、28叶，卷110第31、37叶等，未见避仁宗之后讳者，应该与无鱼尾的版叶大致属同一时段内所刻，不会到南宋时。版心不刻鱼尾是北宋本的重要特征之一（参见拙作《略论北宋刻本的书口特征及其鉴定》），并推测北宋中期之后版心逐渐出现刻鱼尾（依据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北宋本《范文正公文集》）。倘若推测成立，那么北宋本《通典》中无鱼尾的版叶属原刻，而有鱼尾的版叶则属原刻版片缺佚之后的补版，补版在北宋中期之后。当然即便就无鱼尾的原刻版叶而言，也存在着修版现象。作为卷帙达200卷的“大部头”典籍能够流传下来，很难悉数属原刻的面貌。
南宋初以来的翻刻本《通典》，如傅增湘旧藏本以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3部《通典》，版心均属无鱼尾与有鱼尾相间，也保留了每5卷叶次连缀的特征。3部均定为宋刻宋元递修本，其中甲部系严元照旧藏，23卷（编目书号9354）;乙部存7卷，卷106至110系曹元忠旧藏，卷79～80系涵芬楼旧藏（编目书号7456）;丙部似属清内阁大库旧藏，存5卷（编目书号17810）。馆藏还有一种是宋刻元元统三年（1335）江浙等处儒学重修本，存5卷（编目书号11310）。傅增湘旧藏本也配补了该元统三年的修版本，保留了元代修版的题记，称“元统三年十月日刊补完成，儒司该吏高德懋、樊道佑所委监工镇江路丹徒县儒学教谕杨文龙、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吏目阿里仁美、登仕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陈旅、承事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余谦，，。以甲部卷11～12为例，卷11中第1～2，4～5和7～11叶均刻有鱼尾，而3， 6叶则未刻鱼尾。卷12中第12～18，第20～21葉刻有鱼尾，仅第19叶不刻鱼尾。而北宋本此两卷均不刻鱼尾。文字亦有差异，如卷11第1叶b面“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句，甲部“千夫”讹作“于夫”;“乃征（徽）诸犯令”，甲部“徵”字阙笔。第2叶a面3处“桓灵”，甲部“桓”字均阙笔;“遂斑入粟之制”，甲部“斑”作“班”。有研究又称：“此本虽模仿北宋刊本遗风，但桓字避讳严谨，卷二十四讳构字，当是南宋初年刊印之明证。”（参见王菡撰《通典》条提要，载《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下同）另王菡指出该部《通典》中卷181、195“各有两叶版框稍短，字体稍拙，版心双鱼尾，不类全书版式，或为更晚之补版”，应属元代补版之叶。乙、丙两部大致与甲部近同。宋代所刻《通典》的版叶情况比较复杂，因屡经递修而出现不同阶段的印本。要之，南宋初以来的翻刻本《通典》避讳及文字面貌均已不同于北宋本，版心虽保留北宋本不刻鱼尾的遗风，但明显是有鱼尾的版叶占有主体性的地位，推断流传至今的南宋翻本基本都是屡经递修的本子。
北宋本《通典》每册首叶铃“经筵”篆文印，末叶铃“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朱文方印（另铃入藏宫内厅的“秘阁图书之章’“‘宫内省图书印”两印），原系高丽李朝内府旧藏。且之所以将此本定为北宋本，很大程度上正依据此枚“高丽国”印。按《宋史·高丽传》云：“自王徽以降，虽通使不绝，然受契丹册封，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书，盖有称甲子者。”实际是高丽基本上同时奉辽和北宋的正朔（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学者刘云军相告，同时期的高丽墓志中兼用辽、北宋年号）。据尾崎康的研究，高丽国印为肃宗六年（1101），《李朝世祖实录》云：“前朝肃宗始藏经籍，其图书之文，一日‘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御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一曰‘高丽国御藏书’。”而“经筵”印应属李朝世宗的印章，《李朝太祖实录》云：“经筵所藏书册，不可无标记。请以‘经筵’二字作图书，每卷著标。”由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文禄庆长之役，而经宇喜多秀家带回日本，迟至文化十四年（1817）又入藏江户城中红叶山文库，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责任编择：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