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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取样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一種是用榴弹炮把专为取样特制的取样伞发射到蘑菇云中，炮弹爆炸，取样伞张开，收集蘑菇云中的沉降物，获取所需数据。发射取样伞的工号位于爆心西北方向，距爆心10公里。
为了发射取样伞，试验委员会从沈阳军区炮兵团调来一个榴弹炮连，由一位副团长领队，来参加首次原子弹试验。
1964年8月，参加试验的队伍，从祖国四面八方云集罗布泊试验场。沈阳军区榴弹炮连也已到达场区。
“八一”节刚过，我的直接领导——核试验基地政治部宣传处杨斌处长派我到榴弹炮连蹲点，任务是了解该连进场后，有什么问题需要机关帮助解决的，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主要起个联络员的作用。8月2日，我就去了榴弹炮连。
这个连是沈阳军区炮兵团的一个优秀连队，官兵关系融洽，作风优良。据了解，在战争年代该连曾完成过攻堅任务。进场后，他们肩负近距离向蘑菇云中发射取样伞的任务。
为了模拟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他们在山头上放置了一个TNT大炸药包，插入雷管，把引爆电线拉到工号，在工号内接通电源引爆炸药包，山头上一声巨响，随即升起一个蘑菇状烟云。炮手们以最快的动作，把榴弹炮从工号推到发射阵地，向蘑菇云中发射。他们每天的训练就是做这样的演练，只是炸药包的大小要根据爆炸后烟云升起的高度而增减。由于他们执行任务位置距爆心最近，指挥员和炮手、操作手必须穿防护服，戴防毒面具。除了刮风、下雨天外，每天坚持反复演练。我参与了他们演练的全过程。
1964年10月16日上午，炮连担任领队的副团长、连长、指导员、有关排长、操作手和炮手，进入工号，准备执行试验任务。其他人员、车辆、帐篷等物资，撤到“201”地区，重新建起一个新住处。连队官兵准备下午参观试验。我也告别了该连官兵，回到设在场区的机关驻地。
我回到“201”地区后，在机关食堂吃过午餐，基地机关在场区的全体人员就集合整队登上白云岗。白云岗是我国大气层核试验的参观区，距爆心60公里。管理员为各单位划定参观位置，我在政治部的位置就位。
场区指挥部的部分办公桌椅，也从“201”工号搬到了白云岗参观现场。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电话，直通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在指挥部区域参观的，有国防科委和基地等单位的高级将领，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刘西尧、九院院长李觉、副院长陈能宽等高级核科学专家。他们都戴着黑色的深度防护眼镜，面朝爆心。因那种特制的防护眼镜数量少，参观的人多，没有防护镜的人员必须背朝爆心，并且在核爆炸瞬间要闭好眼睛，以防核辐射伤害。
参观的现场指挥，是基地司令部工程处处长苏润海。在“0”时即将到来时，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高声发出“闭碾（眼）睛”的口令！
我迅即紧闭眼睛，只感到身边骤然闪过一道强烈的光亮，我意识到原子弹爆炸的光辐射已过，转身朝爆心一看，一个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腾，随即传来一声轰隆的巨响，火球逐渐形成了一朵接地的紫白色蘑菇云。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参观的人们眼含着热泪，异口同声地喊着、跳着，“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有的相拥着抱在一起，有的把帽子抛向天空。基地首长喜气洋洋地走到二机部和九院的领导及专家们面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们政治部的参观位置，紧靠指挥部左侧。原子弹爆炸后，张爱萍将军立即拿起电话，非常兴奋地向总理报告：“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总理反问了一句：“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尽管指挥现场的高级将领和所有专家都认为是核爆炸无疑，但对周总理的严谨问话却无法立即回答。直到飞机穿越蘑菇云取样，防化兵第一梯队进沾染区侦察，从空中和地面的沉降物中都测试到核辐射剂量数据，测量到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以上；爆后烟云上升到8～9公里高度；铁塔已经消失（当时观察不到，事后接近爆心才见到铁塔下部残骸）；冲击波超压在23公里处还能记录到，近处5000米的一些探头被打坏……张爱萍把获得的这些数据，迅速向周总理做了报告。爆后十多分钟，现场广播播出了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表示祝贺！
为了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的爆心留下一个永恒的记忆，我和司、政机关的几位同志，在防化部申领到沾染区准入证，于10月18日上午（爆后第3天），乘坐一辆8座吉普，直驶前进庄，距爆心40公里。这里是进沾染区的哨卡，也是防化部设立的一个洗消站，搭了几顶帐篷。有两顶帐篷内侧两边有供洗消用的热水淋浴喷头。经沾染区人员验证后，领取、穿戴防护服和防毒面具，才可以进入沾染区。我们的车行驶到距爆心100米左右，看到辐射侦察兵在地面标示的辐射剂量是每小时8仑，坐在副驾驶座位的军官示意驾驶员立即停车。他叫大家下车，并说：“我们在这里只能停留半个小时，请大家看好表，要准时上车返回。”
下车后，我首先看的是铁塔。这座雄伟壮观、拔地102.438米高的自立式铁塔，在核爆炸的瞬间，上面部分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扭曲着倒在地上（22年后，在这里竖立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纪念碑）。
从爆心至我们的停车处，地面上的沙石，在核爆炸瞬间化成了玻璃体。坦克上的炮管，被冲击波打弯。飞机、装甲车等，遭受到严重破坏。
回到前进庄，我们洗了淋浴。着装后，防化兵用仪器探头对我们逐个进行了全身探测，确认身上没有沾染物，受核辐射剂量也没有超过4仑。
随着核试验作业队和军内外效应单位陆续撤离场区，基地机关驻场区的全体官兵也于10月底撤离了场区，回到马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醒目地记载着两件大事，一件是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完全达成协议，实现了朝鲜停战；一件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两件大事，都是当时震撼全球、备受世界人民关注的，都大大弘扬了我军的军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我深感荣幸的是，在我的军旅生涯中，两件大事我都经历了，既亲历了朝鲜前线的停战之夜，又亲历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在这两件大事中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奉献了我的青春年华。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文史博览》2017年第1期〕
为了发射取样伞，试验委员会从沈阳军区炮兵团调来一个榴弹炮连，由一位副团长领队，来参加首次原子弹试验。
1964年8月，参加试验的队伍，从祖国四面八方云集罗布泊试验场。沈阳军区榴弹炮连也已到达场区。
“八一”节刚过，我的直接领导——核试验基地政治部宣传处杨斌处长派我到榴弹炮连蹲点，任务是了解该连进场后，有什么问题需要机关帮助解决的，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主要起个联络员的作用。8月2日，我就去了榴弹炮连。
这个连是沈阳军区炮兵团的一个优秀连队，官兵关系融洽，作风优良。据了解，在战争年代该连曾完成过攻堅任务。进场后，他们肩负近距离向蘑菇云中发射取样伞的任务。
为了模拟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他们在山头上放置了一个TNT大炸药包，插入雷管，把引爆电线拉到工号，在工号内接通电源引爆炸药包，山头上一声巨响，随即升起一个蘑菇状烟云。炮手们以最快的动作，把榴弹炮从工号推到发射阵地，向蘑菇云中发射。他们每天的训练就是做这样的演练，只是炸药包的大小要根据爆炸后烟云升起的高度而增减。由于他们执行任务位置距爆心最近，指挥员和炮手、操作手必须穿防护服，戴防毒面具。除了刮风、下雨天外，每天坚持反复演练。我参与了他们演练的全过程。
1964年10月16日上午，炮连担任领队的副团长、连长、指导员、有关排长、操作手和炮手，进入工号，准备执行试验任务。其他人员、车辆、帐篷等物资，撤到“201”地区，重新建起一个新住处。连队官兵准备下午参观试验。我也告别了该连官兵，回到设在场区的机关驻地。
我回到“201”地区后，在机关食堂吃过午餐，基地机关在场区的全体人员就集合整队登上白云岗。白云岗是我国大气层核试验的参观区，距爆心60公里。管理员为各单位划定参观位置，我在政治部的位置就位。
场区指挥部的部分办公桌椅，也从“201”工号搬到了白云岗参观现场。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电话，直通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在指挥部区域参观的，有国防科委和基地等单位的高级将领，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刘西尧、九院院长李觉、副院长陈能宽等高级核科学专家。他们都戴着黑色的深度防护眼镜，面朝爆心。因那种特制的防护眼镜数量少，参观的人多，没有防护镜的人员必须背朝爆心，并且在核爆炸瞬间要闭好眼睛，以防核辐射伤害。
参观的现场指挥，是基地司令部工程处处长苏润海。在“0”时即将到来时，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高声发出“闭碾（眼）睛”的口令！
我迅即紧闭眼睛，只感到身边骤然闪过一道强烈的光亮，我意识到原子弹爆炸的光辐射已过，转身朝爆心一看，一个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腾，随即传来一声轰隆的巨响，火球逐渐形成了一朵接地的紫白色蘑菇云。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参观的人们眼含着热泪，异口同声地喊着、跳着，“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有的相拥着抱在一起，有的把帽子抛向天空。基地首长喜气洋洋地走到二机部和九院的领导及专家们面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们政治部的参观位置，紧靠指挥部左侧。原子弹爆炸后，张爱萍将军立即拿起电话，非常兴奋地向总理报告：“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总理反问了一句：“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尽管指挥现场的高级将领和所有专家都认为是核爆炸无疑，但对周总理的严谨问话却无法立即回答。直到飞机穿越蘑菇云取样，防化兵第一梯队进沾染区侦察，从空中和地面的沉降物中都测试到核辐射剂量数据，测量到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以上；爆后烟云上升到8～9公里高度；铁塔已经消失（当时观察不到，事后接近爆心才见到铁塔下部残骸）；冲击波超压在23公里处还能记录到，近处5000米的一些探头被打坏……张爱萍把获得的这些数据，迅速向周总理做了报告。爆后十多分钟，现场广播播出了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表示祝贺！
为了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的爆心留下一个永恒的记忆，我和司、政机关的几位同志，在防化部申领到沾染区准入证，于10月18日上午（爆后第3天），乘坐一辆8座吉普，直驶前进庄，距爆心40公里。这里是进沾染区的哨卡，也是防化部设立的一个洗消站，搭了几顶帐篷。有两顶帐篷内侧两边有供洗消用的热水淋浴喷头。经沾染区人员验证后，领取、穿戴防护服和防毒面具，才可以进入沾染区。我们的车行驶到距爆心100米左右，看到辐射侦察兵在地面标示的辐射剂量是每小时8仑，坐在副驾驶座位的军官示意驾驶员立即停车。他叫大家下车，并说：“我们在这里只能停留半个小时，请大家看好表，要准时上车返回。”
下车后，我首先看的是铁塔。这座雄伟壮观、拔地102.438米高的自立式铁塔，在核爆炸的瞬间，上面部分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扭曲着倒在地上（22年后，在这里竖立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纪念碑）。
从爆心至我们的停车处，地面上的沙石，在核爆炸瞬间化成了玻璃体。坦克上的炮管，被冲击波打弯。飞机、装甲车等，遭受到严重破坏。
回到前进庄，我们洗了淋浴。着装后，防化兵用仪器探头对我们逐个进行了全身探测，确认身上没有沾染物，受核辐射剂量也没有超过4仑。
随着核试验作业队和军内外效应单位陆续撤离场区，基地机关驻场区的全体官兵也于10月底撤离了场区，回到马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醒目地记载着两件大事，一件是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完全达成协议，实现了朝鲜停战；一件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两件大事，都是当时震撼全球、备受世界人民关注的，都大大弘扬了我军的军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我深感荣幸的是，在我的军旅生涯中，两件大事我都经历了，既亲历了朝鲜前线的停战之夜，又亲历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在这两件大事中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奉献了我的青春年华。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文史博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