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在为13亿中国人设定今后5年以及到2020年雄心勃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强调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软实力是应用于国际关系和公共外交上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文化或意识形态手段带来的实力。它是指一个国家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或者是“塑造其他国家”所需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使用硬性的或者强制的力量。
　　影响他人、让其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方法有三种：用大棒威胁他们；用胡萝卜诱惑他们；吸引或同化他们，使他们也想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软实力正是代表着获得所欲的结果的第三种方法。它与依靠大棒和胡萝卜的硬实力形成对照，后两者意味着对国家力量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衡量，共度量指标包括人口规模、具体的军事实力或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正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发现的那样，即使拥有这些资源，也未见得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与之相对，软实力的来源是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
　　软实力和影响力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因为影响力有可能是威胁或金元产生的硬实力带来的。软实力也不只是说服他人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构成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是吸引他人、让他人顺从的能力。从行为学的角度讲，软实力就是吸引力。软实力资源就是能够产生吸引力的资产。对一个国家来说，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重要的，然而，软实力比强制来得成本更低，并且，同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相比，软实力在获取政治目的方面并不见得逊色。
　　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在内受国内政治、社会、经济面貌变化的影响，外受全球化的压力下，许多国家正面临着形象问题。一个成功的国家品牌运动，会帮助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形象，进一步提升该国的软实力。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前不久的西减事件，都给中国提出了一个须下大力气思考的课题：如何通过软实力提升国家的品牌。随着大量的“中国制造”输出海外，中国拥有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在文化出口方面，中国却面临着文化赤字。如前所述，软实力是一种基于国家文化资源之上的实力形式，其最终效力依赖于对目标受众的感召力及其响应程度。
　　首先必须认识到，国家品牌的创建是一项复杂工程，不仅仅是政府或某个组织的责任，而是牵涉到每个公民。过去，中国的对外宣传一直由政府包办，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急速发展的背景下，只由政府一方操办显然远远不够，非政府民间组织、工商企业、学校社团以及公民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
　　其次，要推动中国出现更多成功的全球商业品牌。好的商业品牌可以扮演大使角色，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显现。美国的好莱坞、迪斯尼、可口可乐、麦当劳等都是其国家形象的缩影。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品牌有了巨大的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素尼、丰田和三星这样的全球品牌的影响。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现在大量体现为输出产品，但这只构成了第一步。必须由输出产品转向输出意义，即创造有生命的品牌，同国外的消费者在价值、信念和灵魂层而相遇。
　　第三，懂得国家品牌塑造的长期性。我们应该把思路从“对外宣传”的传统模式转到“对外公关”的现代国家形象塑造框架下。很多时候，需要用创造性的思维来做，需要主动出击，而且因为历史现实的原因，更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就需要有特别了解西方媒体运作、政府公关和政治传播的人才。政府公关不是低头认输，不是趋炎附势，而是对于国家战略资源——“软实力”的一种积累和有效运用。从根本上说，软实力是一种需要不断滋养的资产。
　　第四，国家品牌若想得到有效诉求，就需要找出本民族文化资源宝库中究竟哪些可与受众产生共鸣。这不像找到一个有感染力的标语那样简单，而是要求对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来源进行研究。这些来源包括文化、地域、语言、历史、食品、时尚、名人、全球品牌等。国家品牌推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现国家现有形象与未来理想形象之间的鸿沟，利用软实力中相关资源进行有效的沟通传播，促使受众改变对该国过时或错误的印象，接受全新形象。
　　放眼垒球，政治现在已成为一种可信性的竞争。传统的权力政治是较量谁的军事或经济实力更强，而信息时代的政治则要看谁的故事更动听。软实力从来就是领导力的一个关键因素。领导者必须知道，要想吸引他人，就必须具备可信性和正当性。中国如欲崛起和领袖群伦，就要做好有效运用软实力的关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