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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侦察员
在如今的谍战剧中，可以看到红色特工在天上地下神出鬼没，埋伏在对手的心脏地带锄奸杀寇。然而，真实历史中有一大类重要的谍战人员殊少被描述，那就是收集军事情报的前线侦察员。
这些侦察员战斗在第一线，在抗战中的真实地位十分重要。以八路军而言，便曾在前线设置有多个这样的情报站，他们和日军斗智斗勇，为明铺伏击、围攻济源等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意思的是，这些本该是非常神秘的侦察员们，却有一批珍贵的照片保留下来。
1941年12月，由左权亲自执掌的八路军太南情报处（对外称“八路集团军代表处”）在四分区成立，成为太行地区的重要情报枢纽。在他们的工作中，进行敌前摄影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江涛、吕嘉琦等侦察员发现，胶卷除了固定长度外，往往还有一段“胶片尾子”，还能照几张相。如果巧妙地使用一些技巧，一张照片还可以被几次局部曝光，变成几张小照片。在艰苦的条件下，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殉国，能够为战友们留下影像，成为情报人员难得的奢侈。
这些用“胶片尾子”拍摄的照片，有的只有黄豆大小，只有扫描放大后才能看清。有的情报人员，或已牺牲，或已逝去，可能只有这一张黄豆大的照片可供凭吊。而且出于对相关人员的身份保护，它们曾被封存了数十年。这些照片，却让我们见到了八路军情报站人员的真实生活。
有一张照片，尤其让笔者印象深刻。这张照片上的八路军情报人员们，展示出一种和那个战争年代迥然不同的风貌——这些身经百战，随时可能把生命献于那场神圣战争的人们，抱着一条小狗，玩得不亦乐乎。这种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热爱，让我们直到今天都为之动容。
当走进他们真实的战斗生涯，很容易有令人意外的发现。
曾在太南情报处工作过的崔星、吕嘉琦回忆，大约在1942年11月8日前后，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来了三位爆破专家，配合他们的工作。“其中一位是曾参加过远东红军的老战士张宏义，与其同来的还有两位，一位叫杨克恭，是个青年爆破专家；另一位名字记不清了。他们来的主要任务是爆破日伪军控制的白晋铁路。由于在处理电雷管时发生爆炸事故，三名同志全部牺牲。令人十分惋惜。”
《红色特工》一书在记载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情况时，也提到过这次事故。根据记述，张宏义和杨克恭属于前总情报处的第四科。“四科为爆破科，也称破坏科，科长由前总情报处副处长项本立兼任。该科设有两名工兵参谋，分别是张宏义、杨克恭。张宏义，东北人，原东北抗联战士，参加过远东红军，担任过386旅772团敌工股长；杨克恭，青年爆破专家。他们负责对日伪军控制的白晋铁路实施破坏。不久，两人在爆破中牺牲，该科撤销。”
张宏义这名字，如今听来十分陌生，但他是应该被写在抗战史上的。他到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工作前，担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敌工股股长。根据《陈赓传》记载，张宏义曾深入虎穴，是造成伪皇协军第一军发动水治起义的关键人物。
水治起义
所谓水治起义，发生在1938年8月7日。这次起义是李福和叛变引发的连续事件。1938年3月30日，担任太行抗敌联防委员会（简称抗联会）主席、第一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的原东北军将领李福和，在日军诱降下叛变，率部投敌
该部被日军改编为伪皇协军第一军，李福和任军长，下辖三个师，驻扎河南林县。
在李福和投敌过程中，裹挟了力主抗日的抗联会副主席黄宇宙等人。黄宇宙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中共早期党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九一八事变后，黄向张学良进言抗战，携其手谕到东北组织抗战，说服唐聚五将军共同创建辽东抗日义勇军并任副总司令，一度控制通化周围14个县，给日伪甚大打击。义勇军失败后，黄退入关内，仍力主抗战，并在七七事变后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在中共地下党员温健公等指导下，黄宇宙试图与李福和合作，促其抗日，却不幸被李扣押。尽管遭到严刑拷打，黄宇宙始终不屈。因黄宇宙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日方误以为他不会坚决抗日，因此未予更深追查。
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了解到这个情况，便试图动员黄宇宙重新掌军，消灭李福和。此前，张宏义以联络参谋名义在129师漳河支队工作，与黄宇宙早有联系，于是，陈赓便派他化装成商人设法营救黄宇宙并联系他起义。张宏义巧妙地進入北平，接触到被李福和接回“休养”的黄宇宙，并向他传达了指示。黄因此提出仍回李福和部，试图控制武装。此时，日军正准备扶植李福和为“东方的佛朗哥”，对他大力栽培。李也力图最快扩大势力，于是任命能力出众的黄宇宙担任该部第三师师长。
经过张宏义多次联络奔走，黄宇宙接受129师指示，于8月7日在曲沟发动起义，击毙李福和及日本顾问长川等人，重返抗日阵营。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水治起义。黄宇宙部后加入八路军。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在《大公报》发表《东方佛朗哥之死》一文，报道这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居中整合的张宏义功不可没。
汤恩伯的陆士同学活跃在八路军中
甚至还有资料显示，张宏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汤恩伯是同学。然而这个说法属于误传。国民党大员、担任过“陆军副总司令”的汤恩伯，曾號称“中原王”，拥兵数十万。汤恩伯是国民党在日本陆士毕业生中的代表人物，1925年入学，第三十八期毕业。汤恩伯确实有个叫张宏义的陆士同学，其人本名张公达，字宏义，回国后在国民党军中发展，在抗战中曾参与指挥了南口和台儿庄诸战役，但他并非前文所述的张宏义。
而汤恩伯那一届陆士学生，并且后来活跃在八路军中的，实际上另有其人，那便是八路军延安炮校教官赵唯刚。赵唯刚回国后成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此后加入八路军，建国后还成为开国大校。在日本陆士的名簿里，有赵唯刚当时的名字“赵石羽”。
日本陆士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八路军，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的还战功赫赫。比如120师358旅参谋长解方，便是陆士毕业生，1955年的开国少将，后来担任过志愿军的参谋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这些日本军校出身的将领，对日军知己知彼，打起来更狠。有一句玩笑话，说留日常常培养出反日派来。九一八事变时，陆士中国学员掷还军刀，冒死抗议，由此看来，这句话还真有几分道理。 翻阅赵石羽的履历，不禁感叹人生数十年，竟然可以如许丰富。
赵石羽，1905年生，满族镶黄旗，祖籍辽宁省沈阳皇姑屯，家中世代为皇太极的守陵人。高中毕业后，通过辗转托人，得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廠督办杨宇霆相助，到日本留学，条件是学习军事后回国，并到沈阳兵工厂工作。1924年赵赴日，次年进入日本陆士。
从日本人的角度，让这些中国学员就读于士官学校，是为了在中国军队中培养亲日派；从杨宇霆的角度，是希望为奉系军阀增加军事人才。但这两个愿望在赵石羽身上显然都落空了，他不但在留学期间写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发表在《奉天国民日报》上，而且从一个叫李国琛的同学处看到了《共产党宣言》——1927年，刚刚毕业的赵石羽經李国琛介绍，在中共大阪支部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这位陆士毕业生走上了与他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初，赵石羽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潜伏在东北军的奉天兵工厂担任少校厂员，后来又兼了讲武堂的教官。结果，他在明暗两个方面都干得出类拔萃。
从明的角度，他作为一名奉军少壮派军官，在1928年完成了对日军《阵中要务令》的翻译，此条令可说是日军日常行为规范的集大成者，军队各项事务的基本准则。这份文献的翻译对于中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很有帮助。1930年12月31日，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下令制定中文版的《阵中要务令》，作为各部队的标准条令，其中对赵石羽的译作参考甚多。
赵石羽还经历了一起重大历史事件——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1928年6月3日夜间，日方在皇姑屯炸毁张作霖坐车，赵石羽正带着讲武堂模范训练队在当地警戒，是第一支赶到现场的中国军队，为夺取重伤的张作霖，还和日军发生了对峙。可惜张伤势太重，不久殒命，东北局势遂愈发动荡。
由于这种种经历，到张学良易帜的时候，赵石羽已是东北军的上校军官了。然而，在暗的一面，赵石羽干得更出色。
他在中共党内的身份是“满洲特科”秘书长，具体分工是发展党员、搜集情报和营救同志。和他配合工作的包括刘少奇、陈赓、钱壮飞、胡底等人物。这其中还颇有传奇——1929年8月，刘少奇在沈阳开展工运时被捕，是赵石羽（此时已经开始使用赵唯刚的名字了）把他营救出狱的。陈赓1929年两次到东北，就住在赵唯刚家里。钱壮飞和胡底也同样住在赵唯刚家里，这两个扛着国民党大特务身份、拿着国民党巨额津贴的中共地下党员，通过这位上校教官，大搞奉军的情报，使蒋介石对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的工作能力大为满意，却不知道他们在借机建立中共在东北的情报系统。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赵唯刚也不例外。实际上，是他最早向组织发出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消息，而且按照组织安排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了东北大员臧式毅。然而，在东北军上下各人掩耳盗铃的状况下，臧式毅也只能徒呼奈何。
东北沦陷后，赵唯刚撤退到北平，却被要求转到苏军中去从事情报工作，组织关系也被转移过去——苏军向中共提出，迫切需要一名熟悉日语又懂得东北情况的军事情报人员，而赵唯刚几乎是不二人选。从此，赵唯刚开始了作为“苏共党员”将近十年的生涯。
1932年，赵唯刚返回东北，利用在旧军事机关的关系网，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又在1933年被安排从扎赉诺尔越境进入苏联。此后，他学习俄语并在伯力炮兵学校学习，毕业后以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参与了对日边境作战。1936年，他到达新疆，借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陆士同学身份搭上关系，先担任盛世才的驻南京军事代表，后担任中苏合办、有着战略意义的独山子炼油厂厂长
1940年，盛世才改变联俄联共立场，试图暗杀赵唯刚。赵负伤后返回苏联，在苏军参谋本部担任参谋。
1941年，苏军参谋本部派赵唯刚再回中国，赵却利用此机会表达了“归队”的想法，要求回到八路军参加抗战。苏方对此十分不满，故意不给赵开组织手续，而一贯多疑的康生借此刁难，导致赵唯刚数年中成为“无党人士”，但他却安心在延安炮校担任一名教官，并不计较个人得失，直到抗战胜利。
赵唯刚的党籍问题，直到他去了哈尔滨工程学院担任炮兵工程系主任的时候，才在陈赓的努力下得以解决。1955年，赵唯刚被授予开国大校军衔。1999年4月，赵唯刚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或许与他同等资历的战友或同学相比，赵唯刚的军衔不算高，但他一生的丰富多彩，恐怕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这种波澜壮阔，正如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一般。
（作者系文史学者）
在如今的谍战剧中，可以看到红色特工在天上地下神出鬼没，埋伏在对手的心脏地带锄奸杀寇。然而，真实历史中有一大类重要的谍战人员殊少被描述，那就是收集军事情报的前线侦察员。
这些侦察员战斗在第一线，在抗战中的真实地位十分重要。以八路军而言，便曾在前线设置有多个这样的情报站，他们和日军斗智斗勇，为明铺伏击、围攻济源等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意思的是，这些本该是非常神秘的侦察员们，却有一批珍贵的照片保留下来。
1941年12月，由左权亲自执掌的八路军太南情报处（对外称“八路集团军代表处”）在四分区成立，成为太行地区的重要情报枢纽。在他们的工作中，进行敌前摄影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江涛、吕嘉琦等侦察员发现，胶卷除了固定长度外，往往还有一段“胶片尾子”，还能照几张相。如果巧妙地使用一些技巧，一张照片还可以被几次局部曝光，变成几张小照片。在艰苦的条件下，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殉国，能够为战友们留下影像，成为情报人员难得的奢侈。
这些用“胶片尾子”拍摄的照片，有的只有黄豆大小，只有扫描放大后才能看清。有的情报人员，或已牺牲，或已逝去，可能只有这一张黄豆大的照片可供凭吊。而且出于对相关人员的身份保护，它们曾被封存了数十年。这些照片，却让我们见到了八路军情报站人员的真实生活。
有一张照片，尤其让笔者印象深刻。这张照片上的八路军情报人员们，展示出一种和那个战争年代迥然不同的风貌——这些身经百战，随时可能把生命献于那场神圣战争的人们，抱着一条小狗，玩得不亦乐乎。这种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热爱，让我们直到今天都为之动容。
当走进他们真实的战斗生涯，很容易有令人意外的发现。
曾在太南情报处工作过的崔星、吕嘉琦回忆，大约在1942年11月8日前后，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来了三位爆破专家，配合他们的工作。“其中一位是曾参加过远东红军的老战士张宏义，与其同来的还有两位，一位叫杨克恭，是个青年爆破专家；另一位名字记不清了。他们来的主要任务是爆破日伪军控制的白晋铁路。由于在处理电雷管时发生爆炸事故，三名同志全部牺牲。令人十分惋惜。”
《红色特工》一书在记载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情况时，也提到过这次事故。根据记述，张宏义和杨克恭属于前总情报处的第四科。“四科为爆破科，也称破坏科，科长由前总情报处副处长项本立兼任。该科设有两名工兵参谋，分别是张宏义、杨克恭。张宏义，东北人，原东北抗联战士，参加过远东红军，担任过386旅772团敌工股长；杨克恭，青年爆破专家。他们负责对日伪军控制的白晋铁路实施破坏。不久，两人在爆破中牺牲，该科撤销。”
张宏义这名字，如今听来十分陌生，但他是应该被写在抗战史上的。他到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工作前，担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敌工股股长。根据《陈赓传》记载，张宏义曾深入虎穴，是造成伪皇协军第一军发动水治起义的关键人物。
水治起义
所谓水治起义，发生在1938年8月7日。这次起义是李福和叛变引发的连续事件。1938年3月30日，担任太行抗敌联防委员会（简称抗联会）主席、第一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的原东北军将领李福和，在日军诱降下叛变，率部投敌
该部被日军改编为伪皇协军第一军，李福和任军长，下辖三个师，驻扎河南林县。
在李福和投敌过程中，裹挟了力主抗日的抗联会副主席黄宇宙等人。黄宇宙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中共早期党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九一八事变后，黄向张学良进言抗战，携其手谕到东北组织抗战，说服唐聚五将军共同创建辽东抗日义勇军并任副总司令，一度控制通化周围14个县，给日伪甚大打击。义勇军失败后，黄退入关内，仍力主抗战，并在七七事变后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在中共地下党员温健公等指导下，黄宇宙试图与李福和合作，促其抗日，却不幸被李扣押。尽管遭到严刑拷打，黄宇宙始终不屈。因黄宇宙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日方误以为他不会坚决抗日，因此未予更深追查。
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了解到这个情况，便试图动员黄宇宙重新掌军，消灭李福和。此前，张宏义以联络参谋名义在129师漳河支队工作，与黄宇宙早有联系，于是，陈赓便派他化装成商人设法营救黄宇宙并联系他起义。张宏义巧妙地進入北平，接触到被李福和接回“休养”的黄宇宙，并向他传达了指示。黄因此提出仍回李福和部，试图控制武装。此时，日军正准备扶植李福和为“东方的佛朗哥”，对他大力栽培。李也力图最快扩大势力，于是任命能力出众的黄宇宙担任该部第三师师长。
经过张宏义多次联络奔走，黄宇宙接受129师指示，于8月7日在曲沟发动起义，击毙李福和及日本顾问长川等人，重返抗日阵营。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水治起义。黄宇宙部后加入八路军。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在《大公报》发表《东方佛朗哥之死》一文，报道这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居中整合的张宏义功不可没。
汤恩伯的陆士同学活跃在八路军中
甚至还有资料显示，张宏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汤恩伯是同学。然而这个说法属于误传。国民党大员、担任过“陆军副总司令”的汤恩伯，曾號称“中原王”，拥兵数十万。汤恩伯是国民党在日本陆士毕业生中的代表人物，1925年入学，第三十八期毕业。汤恩伯确实有个叫张宏义的陆士同学，其人本名张公达，字宏义，回国后在国民党军中发展，在抗战中曾参与指挥了南口和台儿庄诸战役，但他并非前文所述的张宏义。
而汤恩伯那一届陆士学生，并且后来活跃在八路军中的，实际上另有其人，那便是八路军延安炮校教官赵唯刚。赵唯刚回国后成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此后加入八路军，建国后还成为开国大校。在日本陆士的名簿里，有赵唯刚当时的名字“赵石羽”。
日本陆士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八路军，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的还战功赫赫。比如120师358旅参谋长解方，便是陆士毕业生，1955年的开国少将，后来担任过志愿军的参谋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这些日本军校出身的将领，对日军知己知彼，打起来更狠。有一句玩笑话，说留日常常培养出反日派来。九一八事变时，陆士中国学员掷还军刀，冒死抗议，由此看来，这句话还真有几分道理。 翻阅赵石羽的履历，不禁感叹人生数十年，竟然可以如许丰富。
赵石羽，1905年生，满族镶黄旗，祖籍辽宁省沈阳皇姑屯，家中世代为皇太极的守陵人。高中毕业后，通过辗转托人，得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廠督办杨宇霆相助，到日本留学，条件是学习军事后回国，并到沈阳兵工厂工作。1924年赵赴日，次年进入日本陆士。
从日本人的角度，让这些中国学员就读于士官学校，是为了在中国军队中培养亲日派；从杨宇霆的角度，是希望为奉系军阀增加军事人才。但这两个愿望在赵石羽身上显然都落空了，他不但在留学期间写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发表在《奉天国民日报》上，而且从一个叫李国琛的同学处看到了《共产党宣言》——1927年，刚刚毕业的赵石羽經李国琛介绍，在中共大阪支部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这位陆士毕业生走上了与他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初，赵石羽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潜伏在东北军的奉天兵工厂担任少校厂员，后来又兼了讲武堂的教官。结果，他在明暗两个方面都干得出类拔萃。
从明的角度，他作为一名奉军少壮派军官，在1928年完成了对日军《阵中要务令》的翻译，此条令可说是日军日常行为规范的集大成者，军队各项事务的基本准则。这份文献的翻译对于中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很有帮助。1930年12月31日，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下令制定中文版的《阵中要务令》，作为各部队的标准条令，其中对赵石羽的译作参考甚多。
赵石羽还经历了一起重大历史事件——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1928年6月3日夜间，日方在皇姑屯炸毁张作霖坐车，赵石羽正带着讲武堂模范训练队在当地警戒，是第一支赶到现场的中国军队，为夺取重伤的张作霖，还和日军发生了对峙。可惜张伤势太重，不久殒命，东北局势遂愈发动荡。
由于这种种经历，到张学良易帜的时候，赵石羽已是东北军的上校军官了。然而，在暗的一面，赵石羽干得更出色。
他在中共党内的身份是“满洲特科”秘书长，具体分工是发展党员、搜集情报和营救同志。和他配合工作的包括刘少奇、陈赓、钱壮飞、胡底等人物。这其中还颇有传奇——1929年8月，刘少奇在沈阳开展工运时被捕，是赵石羽（此时已经开始使用赵唯刚的名字了）把他营救出狱的。陈赓1929年两次到东北，就住在赵唯刚家里。钱壮飞和胡底也同样住在赵唯刚家里，这两个扛着国民党大特务身份、拿着国民党巨额津贴的中共地下党员，通过这位上校教官，大搞奉军的情报，使蒋介石对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的工作能力大为满意，却不知道他们在借机建立中共在东北的情报系统。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赵唯刚也不例外。实际上，是他最早向组织发出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消息，而且按照组织安排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了东北大员臧式毅。然而，在东北军上下各人掩耳盗铃的状况下，臧式毅也只能徒呼奈何。
东北沦陷后，赵唯刚撤退到北平，却被要求转到苏军中去从事情报工作，组织关系也被转移过去——苏军向中共提出，迫切需要一名熟悉日语又懂得东北情况的军事情报人员，而赵唯刚几乎是不二人选。从此，赵唯刚开始了作为“苏共党员”将近十年的生涯。
1932年，赵唯刚返回东北，利用在旧军事机关的关系网，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又在1933年被安排从扎赉诺尔越境进入苏联。此后，他学习俄语并在伯力炮兵学校学习，毕业后以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参与了对日边境作战。1936年，他到达新疆，借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陆士同学身份搭上关系，先担任盛世才的驻南京军事代表，后担任中苏合办、有着战略意义的独山子炼油厂厂长
1940年，盛世才改变联俄联共立场，试图暗杀赵唯刚。赵负伤后返回苏联，在苏军参谋本部担任参谋。
1941年，苏军参谋本部派赵唯刚再回中国，赵却利用此机会表达了“归队”的想法，要求回到八路军参加抗战。苏方对此十分不满，故意不给赵开组织手续，而一贯多疑的康生借此刁难，导致赵唯刚数年中成为“无党人士”，但他却安心在延安炮校担任一名教官，并不计较个人得失，直到抗战胜利。
赵唯刚的党籍问题，直到他去了哈尔滨工程学院担任炮兵工程系主任的时候，才在陈赓的努力下得以解决。1955年，赵唯刚被授予开国大校军衔。1999年4月，赵唯刚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或许与他同等资历的战友或同学相比，赵唯刚的军衔不算高，但他一生的丰富多彩，恐怕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这种波澜壮阔，正如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一般。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