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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透过一些有关农民工的現实数据，从成人教育必须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现实问题着手，以及外在条件、内在需求、共同作用三个方面可以系统论述职成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贡献的机理。据此，为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什么职业转换率如此之高，背后隐藏着哪些因素，并且为找到解决的有效路径提供学理上的依据。
【关键词】职成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贡献机理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7）10-0035-05
一、导言
2013年以来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在已经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中，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约占6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约占12%。我国每年外出的农民工群体中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的比例超过50%。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他们越是文化程度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机会越少。例如，文盲半文盲农民工群体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仅占26.3%，而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则分别超过半数以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劳动力供给“总量充足，结构性缺口”的现象。[1]这样的职业教育现状只能决定着农民工技能素质偏低，也决定着他们就业的不稳定性以及低收入水平。这样的现状决定着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继续大力发展不同形式和层次的成人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及技能水平，促使他们顺利实现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非农就业。
二、成人职业教育亟待发展
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偏低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这一现象是我国客观的国情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高等教育走的是“精英化”教育，而成人教育由于资源匮乏则附属于普通院校至今尚未形成实体上的独立体系，其中成人职业教育亟待发展。
我国教育体系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四大块。这种划分并非按区分对象的同一属性为标准，分类标准不一，四大块教育之间必然会有交叉，尤其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之间的交叉部分比较明显。由于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研究界为“交叉部分”争议很大：一方面强调成人教育就是专注于职业培训而忽略了成人教育本来的初衷，提出了成人教育应向职业教育转型或者可以替代成人教育的观点。抑或是，成人职业教育应专注于提升学历的教育而不是简单的职业培训，继续仿效普通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模式。
关于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学者叶忠海[2]早在1996年在“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了二者是两个本质属性不同的教育范畴，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以及不少程度的共同特征，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或者漠视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混为一同。然而，成人教育又何去何从，研究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诸如“替代说”、“融合说”、“和谐发展说”、“历史贡献说”等多种观点，普遍认为人们关注成人教育存在危机感的原因就是要发展成人职业教育，因为时代不同了成人教育必须面临着转型。就如何转型问题，研究界虽然有较大的差异性却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如何理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关系。迄今为止一般多从学理上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成人教育曾经或者说至今依附着普通院校并且模仿他们的课程设置模式度过了一段蜜月期面临着发展转型，本文将普遍认同的成人教育存在的“危机感”类比为“智猪博弈”中的“智猪困境”来进一步说明成人教育“危机”的成因。
（一）“智猪博弈”
大家熟悉的由纳什于1950年提出的“智猪博弈”是这样描述的：小猪总是选择等待，让大猪去按控制按钮，而自己选择“搭便车”。小猪为什么总是选择“搭便车”呢？分析如下：在大猪选择行动的前提下，小猪选择等待的话，小猪可得到4个单位的纯收益，很明显小猪的等待或者说依赖总是优于不等待或者说不依赖。反之，如果小猪不依赖大猪行动的话，那么小猪的收益将会为-1单位。这个游戏告诉我们，小猪因为其“小”，不得不选择等待或者说依赖获得比贸然行为更多的收益，在现实中会存在类似的现象，如我国成人教育曾经从中获益却又陷入了一种“智猪困境”。
（二）走出 “智猪困境”
众所周知，我国的成人继续教育一般依附于普通院校而存在，而且主要以学历提升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成人教育的课程设置模式就目前来看，成人教育并没有对接受教育的对象完全细分，而且常常是照搬了普通教育的模式与方法，以统一授课为主，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受教育者自身的各项条件。因此，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并没有形成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叠。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大众化，成人教育因自身定位与发展等问题，限制了其受教育者的就业选择。这一境况好似“智猪博弈”中的小猪由等待而面临的困境。
假设普通院校模拟为“大猪”，成人继续教育学院模拟为“小猪”。在现实中，成人教育一般附属于某高等院校成为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的宗旨即通向自由而全面发展无疑是人类美好的理想追求，但是我国现阶段国情却决定着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即现阶段应该偏重于“职业教育”但是又不能丢弃其宗旨或属性。在我国成人教育规模很大，但是主要依附于普通院校办学。所以选择的是等待，让普通院校去按控制学历教育需求的按钮，而自己选择“搭便车”。我们可以模拟“智猪博弈”游戏描述如下：在普通院校控制招生规模的前提下，成人教育只能选择等待。众所周知，我国的成人教育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类似的“社区学院”，一般依托普通高校的办学优势而节约办学成本，获得了普通院校“普招”剩余的利益。如果不依附于普通院校而独立行动的话，其生源竞争与就业优势远不如他们。如果仅仅依靠“普招”剩余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剩余利益在“普招”不断扩招的形势下却越来越少。成人教育选择依附或者说等待的策略曾经优于独立行动，但是随着“普招”不断的扩招加之生源不断的减少，又陷入了“招生困境”。面临这样的现实，成人教育不能仅仅等待与依靠，必须进行有所抉择的转型，也就是说可以继续依托普通院校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成人职业教育，同时不能丢弃其本质属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需求及影响因素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农村劳动力，也称“第二代农民工”。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约占60%，总数达1亿左右，年龄一般在18—30岁左右。他们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熟悉，因为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而他们却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而工作耐受力却低。他们努力想变得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成为“市民阶层”，但受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愿望离实现依然很遥远，就其生存状态而言职业岗位很不稳定。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着高职业转换率，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研究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般可从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方面去解释。
当代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存在着职业转换的需求。一方面从客观原因来看，随着用工荒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农民工整体素质亟待提升，否则只能成为产业升级的巨大障碍。加上80、90后的农民工身处城市工作，但基本上却与城市文化隔绝，很难享受到工作成就和城市主流文化，长期处于盲目变换空间和工作岗位的动荡之中。另一方面从主观原因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耐力较低，想法比较活跃，追求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不满足于现有的工作现状，往往不停地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由此不难看出，由于我国城镇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动态过程，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再次职业流动更加侧重于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职业中的角色转换，即职业转换，职业转换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种需求必将越来越旺盛。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因素
研究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种种因素进行大量的分析、研究。要弄清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率居高的原因首要追溯到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因。按照就业人员职业流动的动因来划分，职业流动可分为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两种方式。[3]根据农民工离开工作的动因，主动流动又分为因工作环境条件和家庭因素而造成的两类流动方式；而被动流动包括因单位原因和个人自身能力不足而造成的两类流動形式。[4]大多数研究均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多的只是横向的水平流动而非纵向流动；职业转换对流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均未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却认为多次的职业转换有利于农民工职业的向上流动。[5]国内外学者多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从业经验、就业管理政策等因素研究其对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最近几年，我国许多学者就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动因问题得出最新的结论，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外在原因主要是我国当前城镇化水平，其中以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为最，其中涉及到诸多原因，例如城市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子女就读、住房、医疗、创业环境、鼓励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的政策安排，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内在原因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及其能力水平，这是阻碍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最大的障碍。
综观研究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种种因素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多的只是横向的水平流动而非纵向流动。[6]如果单从职业内角色的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高职业转换率不能说明“他们为了追求、实现自身价值面临着更广泛的选择而获得的一个通畅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结合前人研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影响因素图（图1）。
由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职业转换的种种障碍，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职业瓶颈，导致了诸如在城市中难以定位，盲目性流动。尽管个人具有强烈的“留城”意愿，在城市中陷入了迷茫。经过普遍的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着十分强烈的留城意愿，但意愿与就业能力之间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一种“城市拒绝、农村推诿”的两难境地。而要改变这一尴尬境遇，究其原因无非是要解决上述的内在问题与外在问题。要解决外在问题，由于我国现有的国力水平，只能决定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分阶段完成，而要解决内在问题无需等待城镇化水平，则需加大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教育力度，完善其知识技能结构，提升他们职业转换的能力，促进他们主动地创造生活。一方面，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进一步解放农民工的束缚，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提高更多的就业岗位或者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工尤其是青年一代农民工通过自身素质的提升主动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
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贡献的机理分析 （一）大力发展“职成教育”，主动走出“智猪困境”
这就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以及技能水平提供了外在条件。上文描述了成人教育由于依附于普通院校而存在，并且基本上沿袭了他们的课程设置，如果面对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样的模式必须要改革，这就需要理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关系。从历史渊源来看，职业教育孕育于成人教育，并脱胎于成人教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提出“成人教育应回归职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替代成人教育”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成人职业教育急需发展干脆丢掉成人教育的宗旨或者是让成人职业教育专注于“职业或者岗位培训”或者是专注于个人赖以生存的“技能教育”。对这样的观点或者做法，本文持否定的态度。鉴于我国的国情成人教育必须面临转型，转型的关键不是成人教育转成职业教育，或者由职业教育完全替代。
成人教育首先不能违背其本来的属性，永远也不能丢弃其宗旨。在我国，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虽然属于两大并列的教育体系，但是从历史渊源来看，成人教育本来就包含着职业教育，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把含有职业教育的成人教育称为“成人职业教育”，简称“职成教育”，在西方国家成人职业教育发展颇具规模与成熟，而我国则相当欠缺。由此，成人职业教育首先不能违背成人教育的属性，同时关注职业教育。也就是说，成人职业教育应该关注以“生计教育”与“发展教育”并重的和谐教育，而不应该有失偏否（图2）。 （二）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生计教育，而且需要发展教育
这是新生代农民群体对成人职业教育的内在需求。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问题，多数学者从技能培训的角度提出我国应该加强对在职或职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升他们就业能力或者岗位适应能力。这一提法符合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还偏低，本文导言部分所揭示的数据说明了这一基本现实。但是他们只注重农民工的“生计教育”却忽视了“发展教育”。在关注农民工基本谋生方式的同时，也应该同时关注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教育，即“发展教育”，也要关注他们的学历提升。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为了追求、实现自身价值更加迫切地需要更广泛地选择并且获得一个通畅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虽然，这样的通畅的渠道对他们而言有多么的遥远。或许有学者会质疑此种观点，认为生计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却要解决什么发展问题，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这样的提法不切合我国实际。本文提出以下三点理由强调这一论断具有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紧迫性。
1.新生代农民工既需要生计教育又需要发展教育的必要性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的“三高一低”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有可塑性，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普通院校进行正规的学习并不代表他们不具有这样的学习潜力。其次，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其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需要不断提升，这一背景客观上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具备成熟的市民素质。最后，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要解决结构性用工荒问题，不能仅仅从农民工就业或再就业培训的角度考虑，而要加强农民工群体的综合职业素质的提升。
2.新生代农民工既需要生计教育又需要发展教育的可行性
首先，我国职业教育快速的规模发展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职业院校也在逐步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次，成人教育虽然依附于普通院校而存在，考虑到我国没有设独立的社区学院，需要继续利用普通院校的办学条件，要进一步降低入学门槛面向最广大的农民工群体，改革现有课程设置模式，要把职业教育、素质教育与学历教育和谐地统一起来。这就是成人教育主动走出“智猪困境”的有效路径。
3.新生代农民工既需要生计教育又需要发展教育的紧迫性
首先，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我国急需大量的综合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劳动力廉价不再是成本优势，劳动力高素质才是企业优势。其次，随着我国大力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人们的创新活力进一步迸发出来，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活跃，积极性很高，如果得不到有效引导或者满足，很可能成为社会的新的不安定因素。最后，隨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转变，要促使他们从外在身份的改变到内心的自我认同而真正塑造为新的市民阶层，则必须从整体素质上的改变，大力营造学习型、创新型的社会氛围，而不仅仅是改变个体的生存技能。
（三）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协同“发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的提升应该是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成人教育要走出“智猪困境”，则必须面临转型。这一转型绝非是指“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替代成人教育”，而是有所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进一步降低入学门槛，面向最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加综合地利用各种资源与条件共同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贡献“发力”。由此，我国成人继续教育院校还要继续依托高等院校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职成教育，并将生计教育（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发展教育）并重发展。这样，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图3）。 五、结束语
农民工浪潮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农民工群体为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了重要的贡献。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创造更多的收入，选择进城务工，进入了各种行业；另一方面，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为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成本优势，甚至吸引了很多的外资企业。但是，时代在发展，经济需转型，原有的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已经逐步消失，有技能、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正被时代所召唤。面临这样的需求，成人教育必须要转型，大力发展职成教育也是形势所趋、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候东明，白南生，等.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J].人口研究，2009（2）.
[2]叶忠海.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研究[J].教育研究，1996（2）.
[3]李长安.农民工职业流动歧视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0（6）.
[4]吕晓兰，姚先国.农民工职业流动类型与收入效应的性别差异分析[J].经济学家，2013（6）.
[5]姚缘，张广胜.信息获取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基于对大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J].农业技术经济，2013（9）.
[6]柳延恒.从再次流动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水平、向下抑或向上：基于主动流动方式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4（10）.
Research on Mechanism About Adults Vocational Educ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Occupational Conversion 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YIN Jian-bing， JIANG Hong-hua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xi 214041， China）
【Abstract】Through some real data on the migrant workers， focused on the reality of adult educati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about adults vocational educ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occupational conversion 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from external conditions， internal demand. It combined functions of three aspec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son of the high rate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rofessional conversion and more effectively fi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Key words】vocational adult educatio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abilit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关键词】职成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贡献机理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7）10-0035-05
一、导言
2013年以来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在已经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中，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约占6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约占12%。我国每年外出的农民工群体中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的比例超过50%。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他们越是文化程度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机会越少。例如，文盲半文盲农民工群体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仅占26.3%，而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则分别超过半数以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劳动力供给“总量充足，结构性缺口”的现象。[1]这样的职业教育现状只能决定着农民工技能素质偏低，也决定着他们就业的不稳定性以及低收入水平。这样的现状决定着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继续大力发展不同形式和层次的成人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及技能水平，促使他们顺利实现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非农就业。
二、成人职业教育亟待发展
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偏低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这一现象是我国客观的国情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高等教育走的是“精英化”教育，而成人教育由于资源匮乏则附属于普通院校至今尚未形成实体上的独立体系，其中成人职业教育亟待发展。
我国教育体系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四大块。这种划分并非按区分对象的同一属性为标准，分类标准不一，四大块教育之间必然会有交叉，尤其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之间的交叉部分比较明显。由于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研究界为“交叉部分”争议很大：一方面强调成人教育就是专注于职业培训而忽略了成人教育本来的初衷，提出了成人教育应向职业教育转型或者可以替代成人教育的观点。抑或是，成人职业教育应专注于提升学历的教育而不是简单的职业培训，继续仿效普通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模式。
关于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学者叶忠海[2]早在1996年在“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了二者是两个本质属性不同的教育范畴，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以及不少程度的共同特征，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或者漠视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混为一同。然而，成人教育又何去何从，研究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诸如“替代说”、“融合说”、“和谐发展说”、“历史贡献说”等多种观点，普遍认为人们关注成人教育存在危机感的原因就是要发展成人职业教育，因为时代不同了成人教育必须面临着转型。就如何转型问题，研究界虽然有较大的差异性却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如何理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关系。迄今为止一般多从学理上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成人教育曾经或者说至今依附着普通院校并且模仿他们的课程设置模式度过了一段蜜月期面临着发展转型，本文将普遍认同的成人教育存在的“危机感”类比为“智猪博弈”中的“智猪困境”来进一步说明成人教育“危机”的成因。
（一）“智猪博弈”
大家熟悉的由纳什于1950年提出的“智猪博弈”是这样描述的：小猪总是选择等待，让大猪去按控制按钮，而自己选择“搭便车”。小猪为什么总是选择“搭便车”呢？分析如下：在大猪选择行动的前提下，小猪选择等待的话，小猪可得到4个单位的纯收益，很明显小猪的等待或者说依赖总是优于不等待或者说不依赖。反之，如果小猪不依赖大猪行动的话，那么小猪的收益将会为-1单位。这个游戏告诉我们，小猪因为其“小”，不得不选择等待或者说依赖获得比贸然行为更多的收益，在现实中会存在类似的现象，如我国成人教育曾经从中获益却又陷入了一种“智猪困境”。
（二）走出 “智猪困境”
众所周知，我国的成人继续教育一般依附于普通院校而存在，而且主要以学历提升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成人教育的课程设置模式就目前来看，成人教育并没有对接受教育的对象完全细分，而且常常是照搬了普通教育的模式与方法，以统一授课为主，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受教育者自身的各项条件。因此，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并没有形成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叠。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大众化，成人教育因自身定位与发展等问题，限制了其受教育者的就业选择。这一境况好似“智猪博弈”中的小猪由等待而面临的困境。
假设普通院校模拟为“大猪”，成人继续教育学院模拟为“小猪”。在现实中，成人教育一般附属于某高等院校成为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的宗旨即通向自由而全面发展无疑是人类美好的理想追求，但是我国现阶段国情却决定着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即现阶段应该偏重于“职业教育”但是又不能丢弃其宗旨或属性。在我国成人教育规模很大，但是主要依附于普通院校办学。所以选择的是等待，让普通院校去按控制学历教育需求的按钮，而自己选择“搭便车”。我们可以模拟“智猪博弈”游戏描述如下：在普通院校控制招生规模的前提下，成人教育只能选择等待。众所周知，我国的成人教育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类似的“社区学院”，一般依托普通高校的办学优势而节约办学成本，获得了普通院校“普招”剩余的利益。如果不依附于普通院校而独立行动的话，其生源竞争与就业优势远不如他们。如果仅仅依靠“普招”剩余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剩余利益在“普招”不断扩招的形势下却越来越少。成人教育选择依附或者说等待的策略曾经优于独立行动，但是随着“普招”不断的扩招加之生源不断的减少，又陷入了“招生困境”。面临这样的现实，成人教育不能仅仅等待与依靠，必须进行有所抉择的转型，也就是说可以继续依托普通院校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成人职业教育，同时不能丢弃其本质属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需求及影响因素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农村劳动力，也称“第二代农民工”。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约占60%，总数达1亿左右，年龄一般在18—30岁左右。他们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熟悉，因为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而他们却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而工作耐受力却低。他们努力想变得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成为“市民阶层”，但受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愿望离实现依然很遥远，就其生存状态而言职业岗位很不稳定。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着高职业转换率，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研究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般可从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方面去解释。
当代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存在着职业转换的需求。一方面从客观原因来看，随着用工荒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农民工整体素质亟待提升，否则只能成为产业升级的巨大障碍。加上80、90后的农民工身处城市工作，但基本上却与城市文化隔绝，很难享受到工作成就和城市主流文化，长期处于盲目变换空间和工作岗位的动荡之中。另一方面从主观原因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耐力较低，想法比较活跃，追求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不满足于现有的工作现状，往往不停地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由此不难看出，由于我国城镇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动态过程，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再次职业流动更加侧重于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职业中的角色转换，即职业转换，职业转换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种需求必将越来越旺盛。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因素
研究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种种因素进行大量的分析、研究。要弄清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率居高的原因首要追溯到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因。按照就业人员职业流动的动因来划分，职业流动可分为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两种方式。[3]根据农民工离开工作的动因，主动流动又分为因工作环境条件和家庭因素而造成的两类流动方式；而被动流动包括因单位原因和个人自身能力不足而造成的两类流動形式。[4]大多数研究均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多的只是横向的水平流动而非纵向流动；职业转换对流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均未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却认为多次的职业转换有利于农民工职业的向上流动。[5]国内外学者多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从业经验、就业管理政策等因素研究其对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最近几年，我国许多学者就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动因问题得出最新的结论，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外在原因主要是我国当前城镇化水平，其中以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为最，其中涉及到诸多原因，例如城市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子女就读、住房、医疗、创业环境、鼓励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的政策安排，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内在原因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及其能力水平，这是阻碍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最大的障碍。
综观研究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种种因素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多的只是横向的水平流动而非纵向流动。[6]如果单从职业内角色的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高职业转换率不能说明“他们为了追求、实现自身价值面临着更广泛的选择而获得的一个通畅的向上流动的渠道”。结合前人研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影响因素图（图1）。
由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职业转换的种种障碍，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职业瓶颈，导致了诸如在城市中难以定位，盲目性流动。尽管个人具有强烈的“留城”意愿，在城市中陷入了迷茫。经过普遍的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着十分强烈的留城意愿，但意愿与就业能力之间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一种“城市拒绝、农村推诿”的两难境地。而要改变这一尴尬境遇，究其原因无非是要解决上述的内在问题与外在问题。要解决外在问题，由于我国现有的国力水平，只能决定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分阶段完成，而要解决内在问题无需等待城镇化水平，则需加大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教育力度，完善其知识技能结构，提升他们职业转换的能力，促进他们主动地创造生活。一方面，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进一步解放农民工的束缚，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提高更多的就业岗位或者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工尤其是青年一代农民工通过自身素质的提升主动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
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贡献的机理分析 （一）大力发展“职成教育”，主动走出“智猪困境”
这就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以及技能水平提供了外在条件。上文描述了成人教育由于依附于普通院校而存在，并且基本上沿袭了他们的课程设置，如果面对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样的模式必须要改革，这就需要理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关系。从历史渊源来看，职业教育孕育于成人教育，并脱胎于成人教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提出“成人教育应回归职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替代成人教育”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成人职业教育急需发展干脆丢掉成人教育的宗旨或者是让成人职业教育专注于“职业或者岗位培训”或者是专注于个人赖以生存的“技能教育”。对这样的观点或者做法，本文持否定的态度。鉴于我国的国情成人教育必须面临转型，转型的关键不是成人教育转成职业教育，或者由职业教育完全替代。
成人教育首先不能违背其本来的属性，永远也不能丢弃其宗旨。在我国，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虽然属于两大并列的教育体系，但是从历史渊源来看，成人教育本来就包含着职业教育，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把含有职业教育的成人教育称为“成人职业教育”，简称“职成教育”，在西方国家成人职业教育发展颇具规模与成熟，而我国则相当欠缺。由此，成人职业教育首先不能违背成人教育的属性，同时关注职业教育。也就是说，成人职业教育应该关注以“生计教育”与“发展教育”并重的和谐教育，而不应该有失偏否（图2）。 （二）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生计教育，而且需要发展教育
这是新生代农民群体对成人职业教育的内在需求。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问题，多数学者从技能培训的角度提出我国应该加强对在职或职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升他们就业能力或者岗位适应能力。这一提法符合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还偏低，本文导言部分所揭示的数据说明了这一基本现实。但是他们只注重农民工的“生计教育”却忽视了“发展教育”。在关注农民工基本谋生方式的同时，也应该同时关注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教育，即“发展教育”，也要关注他们的学历提升。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为了追求、实现自身价值更加迫切地需要更广泛地选择并且获得一个通畅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虽然，这样的通畅的渠道对他们而言有多么的遥远。或许有学者会质疑此种观点，认为生计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却要解决什么发展问题，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这样的提法不切合我国实际。本文提出以下三点理由强调这一论断具有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紧迫性。
1.新生代农民工既需要生计教育又需要发展教育的必要性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的“三高一低”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有可塑性，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普通院校进行正规的学习并不代表他们不具有这样的学习潜力。其次，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其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需要不断提升，这一背景客观上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具备成熟的市民素质。最后，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要解决结构性用工荒问题，不能仅仅从农民工就业或再就业培训的角度考虑，而要加强农民工群体的综合职业素质的提升。
2.新生代农民工既需要生计教育又需要发展教育的可行性
首先，我国职业教育快速的规模发展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职业院校也在逐步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次，成人教育虽然依附于普通院校而存在，考虑到我国没有设独立的社区学院，需要继续利用普通院校的办学条件，要进一步降低入学门槛面向最广大的农民工群体，改革现有课程设置模式，要把职业教育、素质教育与学历教育和谐地统一起来。这就是成人教育主动走出“智猪困境”的有效路径。
3.新生代农民工既需要生计教育又需要发展教育的紧迫性
首先，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我国急需大量的综合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劳动力廉价不再是成本优势，劳动力高素质才是企业优势。其次，随着我国大力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人们的创新活力进一步迸发出来，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活跃，积极性很高，如果得不到有效引导或者满足，很可能成为社会的新的不安定因素。最后，隨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转变，要促使他们从外在身份的改变到内心的自我认同而真正塑造为新的市民阶层，则必须从整体素质上的改变，大力营造学习型、创新型的社会氛围，而不仅仅是改变个体的生存技能。
（三）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协同“发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的提升应该是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成人教育要走出“智猪困境”，则必须面临转型。这一转型绝非是指“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替代成人教育”，而是有所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进一步降低入学门槛，面向最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加综合地利用各种资源与条件共同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贡献“发力”。由此，我国成人继续教育院校还要继续依托高等院校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职成教育，并将生计教育（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发展教育）并重发展。这样，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图3）。 五、结束语
农民工浪潮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农民工群体为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了重要的贡献。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创造更多的收入，选择进城务工，进入了各种行业；另一方面，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为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成本优势，甚至吸引了很多的外资企业。但是，时代在发展，经济需转型，原有的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已经逐步消失，有技能、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正被时代所召唤。面临这样的需求，成人教育必须要转型，大力发展职成教育也是形势所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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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chanism About Adults Vocational Educ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Occupational Conversion 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YIN Jian-bing， JIANG Hong-hua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xi 214041， China）
【Abstract】Through some real data on the migrant workers， focused on the reality of adult educati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about adults vocational educ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occupational conversion 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from external conditions， internal demand. It combined functions of three aspec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son of the high rate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rofessional conversion and more effectively fi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Key words】vocational adult educatio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ability； contribu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