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而“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可见，司马迁认为封建社会出现侠，是对社会中普遍的不公正所表示的一种对抗。然而，侠既然是作为社会不公平的对抗者而出现的，那么，侠就难免要“以武犯禁”，用武力打破封建社会制度强加给人的种种清规戒律。在中国历史上，游侠们无恒产，无固定职业，浪迹江湖，依靠双拳单剑和一腔热血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其行为完全超越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上。这种超越使侠在本质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当他们遵守侠义精神，恪守侠义准则，替天行道，急人之难，不顾身家时，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侠：当他们不遵守这一精神原则，为自己和他人的私利豪暴无耻，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时，他们就是盗了。
　　侠与盗，都是主流政治社会下的黑社会中的人物，都是随心所欲地行事，不受主流制度的约束，他们的行为方式、性格气质相仿，差别在于其行为的价值准则。荀悦在《汉纪》中说过：“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由此看来，侠与盗实为一体之两面，侠、盗本就同源。
　　从历史上看，侠与盗不仅同源，而且相互结纳，交往频繁，并会相互转化。战国四大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借王公之势，竟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汉代著名游侠朱家、郭解都喜欢“多藏亡命者”。朱家“所藏豪士数百，其余庸人不可胜言”。郭解家中更是“亡命者多归解”，“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而且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又“藏命作奸，剿攻不休，及铸钱掘冢”。郭解到中年以后，才知“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另一位侠士原涉，他的宾客屡次干犯法令，本人也是睚眦必报，因触犯他而死的人不在少数，他甚至派人去刺杀朝廷官吏，.然而他又“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
　　侠、盗杂处，且相互转化，这种两重性在文学作品中也时有表现。汉张衡《西京赋》里描写侠的行为，便有这样几段：
　　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繁有徒，其从如云。
　　茂陵之原，阳陵之朱。如虎如豸区。睚呲趸芥，死僵路隅。
　　“茂陵之原”，指游侠原涉；“阳陵之朱”，指游侠朱世安，他杀死了宰相父子；“走蚕悍琥豁，如虎如躯”，是说其性情狂暴，狠如虎狼；“睚呲趸芥，死僵路隅”，意指因小怨小忿便杀人。张衡抨击的是侠性格中的盗贼之气。
　　西晋张华的《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一写道：
　　栖迟熊罴穴，
　　容与虎豹林。
　　身在法令外，
　　逸常不禁。
　　张华描写的侠是绿林豪侠，实际上就是盗侠。
　　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也写道：
　　骢马金络头，
　　锦带佩吴钩。
　　失意杯酒间，
　　白刃起相仇。
　　追兵一旦至，
　　负剑远行游。
　　酒席间负气相斗，举刀杀人，亡命奔逃，这样的人与其说是侠，无宁说是暴徒。
　　宋代诗人晃冲之也有一首写侠的诗《夷门行赠秦夷仲》，开篇写道：
　　君不见，
　　夷门客有侯赢风。
　　杀人白昼红尘中。
　　京兆知名不敢捕，
　　倚天长剑著崆峒。
　　侯赢是战国魏无忌门下有名的侠客。诗中的夷门客有侠士之风，他白天杀人，连官府都畏惧他的威名不敢捉拿，这样的人是侠是盗，只能看他所杀的人是否该杀了。
　　小说中这方面的描写就更多了。《世说新语》“周处”篇，周处依仗勇力，欺凌乡里，是为害乡里的盗。后来他改过自新，为民杀虎斩蛟，转变成人人尊敬的侠。唐人小说中《车中女子》、《嘉兴绳技》、《田膨郎》、《僧侠》等篇写的都是侠盗，段成式《酉阳杂俎》专列“盗侠”类。话本小说中的宋四公、赵正、尹宗、郑信、汪信之，《水浒传》中的李遴、李俊、孙二娘等人，都是亦侠亦盗的人物。
　　侠与流氓、盗匪相互交往、转化的两重性，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耐人思索的社会现象。侠与盗都轻生死，一意孤行，为达目的不惜干犯法令；他们都注重江湖义气，喜欢结纳英雄、结拜兄弟，看重诺言；侠、盗的社会都是隐藏在公开社会之下的秘密社会，两者在各自聚集结合成为一个秘密组织时，江湖义气都成为他们各自组织内的凝聚力。侠与盗的差别仅在于其各自的价值准则不同，两者各按自己的信仰行事。但是，价值准则是会发生变化的。明末清初的“青红帮”，原是以驱逐靼虏、恢复汉室为己任的，是侠气纵横的英雄帮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清”失去意义，斗争目标丧失，“青红帮”也就逐渐蜕化变质，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流氓盗匪组织。上述种种原因，使侠在赢得了赞誉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痛诋。韩非子把侠列为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苟悦称侠是“德之贼”，当代也有人认为侠虽然“任侠仗气、疏财仗义，但在另一方面，却难免狐群狗党、武断乡曲、睚呲必报，而以管闲事、打群架为能”。因而古代侠客的形象是多面的，需要辩证看待，不能一味地沉迷在武侠小说的世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