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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洒红节（印度传统新年，时间是每年春分;节日期间，人们会互相泼洒各色颜料、载歌载舞）的热情尚未消退，印度又将迎来另一场“狂欢”——2019年印度大选进入倒计时。
印度选举委员会3月10日宣布，将于4月11日举行联邦议会人民院即议会下院选举。届时，近9亿选民将分别前往投票点，选出自己支持的议员。选举将分为7个阶段进行，5月23日宣布选举结果。在选举中赢得过半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从而产生新一任总理。
印度大選每5年举行一次，2014年的印度大选耗资50亿美元，而本届大选的花费，有分析机构预计将达到约70亿美元，超过美国2016年大选的65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选举。
印度大选为何那么贵？钱都花到了哪里？其中折射了哪些社会问题？
选情胶着
印度大选花费巨大的主要原因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2019年参与印度大选的候选人多达8000人，而议会的席位仅有552个。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各政党和候选人不得不在印度各地举行集会、发表巡回演讲、奔走拉票，并借助各种媒体手段，对选民进行“地毯式轰炸”。
而且，来自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的民调差距正在缩小，这意味着双方都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扩大宣传和调查力度，以寻找突破口，从而打败对方。
2019年的印度选战中，借助社交媒体拉拢支持者、攻击对手，变得越来越普遍。3月15日，莫迪更新了自己的推特用户名，在其名字前加上了“Chowkidar”（印地语：守望者）的称呼，并宣称自己是“坚定地为国家服务的守望者”。此举得到4600万粉丝的追捧，他们纷纷跟进，加上“守望者”的前缀。
近日，拉胡尔·甘地在推特上宣称，前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耶德拉普向印人党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莫迪、印人党的党魁等行贿1800亿卢比（约合26亿美元）。文中引用了耶德拉普记录有所谓行贿详细信息的日记，并称“印人党的所有‘守望者’都是小偷”。对此，印人党抨击国大党在传播“谎言”，因为相关文件已被证明是伪造的，印人党主席阿米特·沙阿更是斥责国大党是“绝望的伪造者”。
最忙碌的机构
大选中，最忙碌的机构非印度选举委员会莫属。该机构的职责琐碎而繁杂，既需要负责划分选区、登记选民、在全国各地建立超过100万个投票点、引导数亿选民进行投票、统计投票结果等日常工作，还需要派出特别观察员，对选举进行全方位监督核查，包括检查候选人是否违反利用宗教和种姓进行宣传的规定、是否违规分发赠品贿赂选民、各候选人的选举支出是否超标等。
印度选举委员会需要审核每位候选人的选举费用。委员会规定每名候选人的最高支出限额为70万卢比，为此，首先要对涉及候选人开支的各种物品、服务定价。小到矿泉水、水果、小吃，大至租用越野车、豪华轿车与飞机等——有媒体披露，本次选举租用直升机、飞机成为热潮。由于印度各地的物价水平差距较大，委员会还需派人去各地市场统计核实。
其次，在各候选人举办的选举集会、选民交流活动上，印度选举委员会都需要派遣特别支出观察员随行，监督活动上是否有分发现金、酒水和赠品等贿选行为。在有些地区，在候选人获得举办集会或活动的许可后，该委员会还会增派视频监控团队，记录整个过程。
此外，印度选举委员会还在努力对大选带来的潮水般的信息进行控制，呼吁候选人披露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规范政党社交媒体内容以及各自社交媒体活动的所有支出。此举一方面是为了遏制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虚假信息的传播，降低竞选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弥合裂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竞选成本。因为各政党及候选人花费在媒体宣传上的经费非常大，占选举成本的四分之一以上。
但是，印度选举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过于繁杂，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委员会采取的监督行为本身也花费巨大。由于忽视了边际成本递增问题，从而陷入了成本控制悖论，这也成为印度大选成本不断快速攀升的原因之一。
大选凸显旧伤新痕
印度近年的经济成绩亮眼，年均增长达到7.3%。这与莫迪政府的大力改革密切相关。但同时，由于选战胶着，各种所谓调查、研究被大量披露，“莫迪经济学”也被指责存在缺陷，包括农村贫困率上升、青年失业率攀升、物价飞涨、政策执行不力等。
印度的农业从业人口超过60%，农业的兴衰与就业率、物价密切相关。日本《选择》月刊3月初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印度人民党在2018年12月举行的印度地方选举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除了农民，青年人、妇女也是本次大选候选人争夺的重点对象。过去5年，印度青年的失业率出现攀升。《印度时报》数据显示，农村男性青年（15—29岁）近5年的失业率从5%升至17.4%;同龄女性的失业率从4.8%上升到13.6%。
部分女性对物价上涨颇为不满，对印度政府提出的“无厕所，无新娘”政策的落实情况也有不满，甚至有人提出“无厕所，无选票”的新口号。对此，拉胡尔·甘地提出，如果上台，将通过“妇女保留条例草案”扩大妇女权益。
此外，本次大选让如何保障印度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和新增选民的选举权益问题更加凸显。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本届印度大选中，大约有6000万男女农民工面临是否回家投票的艰难选择。非政府组织阿杰维卡的研究显示，超过60%的农民工将无法投票。同时，印度每年至少有13万人年满18岁，获得投票资格。5年下来，至少应新增65万选民，但相关选民登记人数仅为42.95万，这意味着有约34%的新增选民无法参与投票。
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大选尘埃落定后，无论谁掌权，都必须着力振兴农村，提高农业收入;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完善福利网络，改善两亿贫困民众的生活。
（作者单位为浙江理工大学中印社会政策与法律比较研究中心）
印度选举委员会3月10日宣布，将于4月11日举行联邦议会人民院即议会下院选举。届时，近9亿选民将分别前往投票点，选出自己支持的议员。选举将分为7个阶段进行，5月23日宣布选举结果。在选举中赢得过半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从而产生新一任总理。
印度大選每5年举行一次，2014年的印度大选耗资50亿美元，而本届大选的花费，有分析机构预计将达到约70亿美元，超过美国2016年大选的65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选举。
印度大选为何那么贵？钱都花到了哪里？其中折射了哪些社会问题？
选情胶着
印度大选花费巨大的主要原因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2019年参与印度大选的候选人多达8000人，而议会的席位仅有552个。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各政党和候选人不得不在印度各地举行集会、发表巡回演讲、奔走拉票，并借助各种媒体手段，对选民进行“地毯式轰炸”。
而且，来自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的民调差距正在缩小，这意味着双方都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扩大宣传和调查力度，以寻找突破口，从而打败对方。
2019年的印度选战中，借助社交媒体拉拢支持者、攻击对手，变得越来越普遍。3月15日，莫迪更新了自己的推特用户名，在其名字前加上了“Chowkidar”（印地语：守望者）的称呼，并宣称自己是“坚定地为国家服务的守望者”。此举得到4600万粉丝的追捧，他们纷纷跟进，加上“守望者”的前缀。
近日，拉胡尔·甘地在推特上宣称，前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耶德拉普向印人党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莫迪、印人党的党魁等行贿1800亿卢比（约合26亿美元）。文中引用了耶德拉普记录有所谓行贿详细信息的日记，并称“印人党的所有‘守望者’都是小偷”。对此，印人党抨击国大党在传播“谎言”，因为相关文件已被证明是伪造的，印人党主席阿米特·沙阿更是斥责国大党是“绝望的伪造者”。
最忙碌的机构
大选中，最忙碌的机构非印度选举委员会莫属。该机构的职责琐碎而繁杂，既需要负责划分选区、登记选民、在全国各地建立超过100万个投票点、引导数亿选民进行投票、统计投票结果等日常工作，还需要派出特别观察员，对选举进行全方位监督核查，包括检查候选人是否违反利用宗教和种姓进行宣传的规定、是否违规分发赠品贿赂选民、各候选人的选举支出是否超标等。
印度选举委员会需要审核每位候选人的选举费用。委员会规定每名候选人的最高支出限额为70万卢比，为此，首先要对涉及候选人开支的各种物品、服务定价。小到矿泉水、水果、小吃，大至租用越野车、豪华轿车与飞机等——有媒体披露，本次选举租用直升机、飞机成为热潮。由于印度各地的物价水平差距较大，委员会还需派人去各地市场统计核实。
其次，在各候选人举办的选举集会、选民交流活动上，印度选举委员会都需要派遣特别支出观察员随行，监督活动上是否有分发现金、酒水和赠品等贿选行为。在有些地区，在候选人获得举办集会或活动的许可后，该委员会还会增派视频监控团队，记录整个过程。
此外，印度选举委员会还在努力对大选带来的潮水般的信息进行控制，呼吁候选人披露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规范政党社交媒体内容以及各自社交媒体活动的所有支出。此举一方面是为了遏制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虚假信息的传播，降低竞选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弥合裂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竞选成本。因为各政党及候选人花费在媒体宣传上的经费非常大，占选举成本的四分之一以上。
但是，印度选举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过于繁杂，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委员会采取的监督行为本身也花费巨大。由于忽视了边际成本递增问题，从而陷入了成本控制悖论，这也成为印度大选成本不断快速攀升的原因之一。
大选凸显旧伤新痕
印度近年的经济成绩亮眼，年均增长达到7.3%。这与莫迪政府的大力改革密切相关。但同时，由于选战胶着，各种所谓调查、研究被大量披露，“莫迪经济学”也被指责存在缺陷，包括农村贫困率上升、青年失业率攀升、物价飞涨、政策执行不力等。
印度的农业从业人口超过60%，农业的兴衰与就业率、物价密切相关。日本《选择》月刊3月初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印度人民党在2018年12月举行的印度地方选举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除了农民，青年人、妇女也是本次大选候选人争夺的重点对象。过去5年，印度青年的失业率出现攀升。《印度时报》数据显示，农村男性青年（15—29岁）近5年的失业率从5%升至17.4%;同龄女性的失业率从4.8%上升到13.6%。
部分女性对物价上涨颇为不满，对印度政府提出的“无厕所，无新娘”政策的落实情况也有不满，甚至有人提出“无厕所，无选票”的新口号。对此，拉胡尔·甘地提出，如果上台，将通过“妇女保留条例草案”扩大妇女权益。
此外，本次大选让如何保障印度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和新增选民的选举权益问题更加凸显。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本届印度大选中，大约有6000万男女农民工面临是否回家投票的艰难选择。非政府组织阿杰维卡的研究显示，超过60%的农民工将无法投票。同时，印度每年至少有13万人年满18岁，获得投票资格。5年下来，至少应新增65万选民，但相关选民登记人数仅为42.95万，这意味着有约34%的新增选民无法参与投票。
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大选尘埃落定后，无论谁掌权，都必须着力振兴农村，提高农业收入;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完善福利网络，改善两亿贫困民众的生活。
（作者单位为浙江理工大学中印社会政策与法律比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