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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儒的老友徐雪寒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徐雪寒对此感叹不已：“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局处陕北不毛一隅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沈钧儒字衡山)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天安门城楼留下了一张见证那一历史时刻的群体照片。站在毛泽东身后有两位银髯飘逸的老人，身材不高的那一位就是沈钧儒。
在此前后，沈鈞儒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副主席，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作为一名非共人士，沈钧儒能荣膺此任，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与中共从合作到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
就是救国主义”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1905年以新科进士赴日本留学，学习政法。回国后他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倒袁、护法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沈钧儒在浙江省政府任职，与中共党员宣中华等关系密切。为此，在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中，他被蒋介石逮捕并列入处决名单。侥幸得以逃脱后，沈钧儒在上海以律师为业，并参与政治活动。1931年1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许多革命者和爱国者被以“危害民国罪”关进监牢或遭杀戮，沈钧儒积极进行法律上的营救。当年因刺杀宋子文未遂的西北军原军法处长王耀斗说：“沈钧儒是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不少因为共产党案子而被捕的人，只要他知道，一定设法去营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铁蹄逐渐向华北踏进。沈钧儒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非常愤怒。虽然他对远在西北一隅的中共并不了解，但对于中共抗日的主张却极为赞同。
1935年10月，中共“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12月，他领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为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组织，对救国会的活动予以积极支持，潘汉年和胡愈之常侧身其中，予以指导和帮助。
1936年10月，毛泽东更是公开致函沈钧儒，希望沈钧儒和其他抗日组织到陕北参加苏维埃政府。在此过程中，沈钧儒对中共加深了解，救国会与民盟(救国会是民盟成立初期三党三派之一部分)和中共长期合作由此开端。沈钧儒的老友徐雪寒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徐雪寒对此感叹不已：“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局处陕北不毛一隅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沈钧儒字衡山)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
“洞识国情”的沈钧儒，自然不被中共的对手蒋介石政府所接纳。1936年11月23日凌晨，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7人，这就是让沈钧儒名垂青史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6月11日，救国会七领袖被当局审问。沈钧儒纪念馆所披露的《“七君子”庭审内容》，记录了作为律师的沈钧儒一些饶有趣味的问答：
审判长方闻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有何依据？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问：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答：我想抗日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 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要说‘不统一’，这一种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问：你们反对政府剿共吗？
答：这不是这样简单说法的。我们最反对的是日本要来与我们合作防共；关于剿共，我们没说过。不过政府剿共十年，政府与人民很苦，我们不能不关心。
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
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出狱。作为“七君子”中年龄最大的长者，沈钧儒名扬国内外，即使下令逮捕他的蒋介石对他也不能小觑。沈钧儒出狱后到南京，蒋单独找他谈话，要求他解散救国会，但被他严词拒绝。而中共方面，则对他予以联合。由此，沈钧儒开始了与中共高层的直接接触。
“共产党是人民的党”
1937年8月，叶剑英托人交给沈钧儒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叶剑英此举，自然说明中共对沈钧儒已经充分信任。此后，沈钧儒与中共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
1937年11月，沈钧儒到达重庆后，与中共党员王炳南住对面。由此，沈钧儒与周恩来、董必武直接取得了联系。周总理提出建议，让沈钧儒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沈钧儒接受这一建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与中共的趋同基本一致。当年中共在分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内部的政治倾向时，将救国会列入第一类，是“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拒不出席，救国会的参政员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史良也拒绝出席。救国会对中共如此认同，自然招致来自国民党及社会上的非议，沈钧儒所领导的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的说法不时流传。沈钧儒对此的回答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
l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年逾古稀的沈钧儒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民盟并在特园设宴招待毛泽东。毛进门就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到家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大半辈子饱尝独裁专制压抑的民主人士，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纲衷心拥护，“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让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自由”。当年，毛泽东所设计的“民主之国”，怎能不引起沈钧儒等人的共鸣！
国共和谈过程中，沈钧儒和民盟作为国共对立之际的第三政党，一直在谋求一条中间道路。全面内战开启后，沈钧儒领导的民盟政治上开始急剧左转。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大”时，遭到民盟的坚决抵制；而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民盟已在事实上抛弃了中间路线，成为中共坚定的朋友。孙晓村回忆说：“抗战胜利后，我与沈老同在上海，我们恢复救国会的活动，直到沈老秘密离沪为止。在这段期间，我发现沈老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愈来愈坚定。”他对孙说：“在奔走调停中，我发现中共说话算数，说到一定做到，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还有一点，中共不仅方针正确，主张正确，论个人人品，他们每个人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鲁迅生前曾说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肩上，这一论断完全正确。”这是民盟被迫解散，沈钧儒能坚决出走香港，重建民盟，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
接受毛泽东邀请北上，共襄国是
1948年4月30日，在中共面临全面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在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天安门城楼留下了一张见证那一历史时刻的群体照片。站在毛泽东身后有两位银髯飘逸的老人，身材不高的那一位就是沈钧儒。
在此前后，沈鈞儒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副主席，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作为一名非共人士，沈钧儒能荣膺此任，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与中共从合作到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
就是救国主义”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1905年以新科进士赴日本留学，学习政法。回国后他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倒袁、护法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沈钧儒在浙江省政府任职，与中共党员宣中华等关系密切。为此，在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中，他被蒋介石逮捕并列入处决名单。侥幸得以逃脱后，沈钧儒在上海以律师为业，并参与政治活动。1931年1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许多革命者和爱国者被以“危害民国罪”关进监牢或遭杀戮，沈钧儒积极进行法律上的营救。当年因刺杀宋子文未遂的西北军原军法处长王耀斗说：“沈钧儒是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不少因为共产党案子而被捕的人，只要他知道，一定设法去营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铁蹄逐渐向华北踏进。沈钧儒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非常愤怒。虽然他对远在西北一隅的中共并不了解，但对于中共抗日的主张却极为赞同。
1935年10月，中共“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12月，他领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为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组织，对救国会的活动予以积极支持，潘汉年和胡愈之常侧身其中，予以指导和帮助。
1936年10月，毛泽东更是公开致函沈钧儒，希望沈钧儒和其他抗日组织到陕北参加苏维埃政府。在此过程中，沈钧儒对中共加深了解，救国会与民盟(救国会是民盟成立初期三党三派之一部分)和中共长期合作由此开端。沈钧儒的老友徐雪寒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徐雪寒对此感叹不已：“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局处陕北不毛一隅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沈钧儒字衡山)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
“洞识国情”的沈钧儒，自然不被中共的对手蒋介石政府所接纳。1936年11月23日凌晨，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7人，这就是让沈钧儒名垂青史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6月11日，救国会七领袖被当局审问。沈钧儒纪念馆所披露的《“七君子”庭审内容》，记录了作为律师的沈钧儒一些饶有趣味的问答：
审判长方闻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有何依据？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问：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答：我想抗日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 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要说‘不统一’，这一种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问：你们反对政府剿共吗？
答：这不是这样简单说法的。我们最反对的是日本要来与我们合作防共；关于剿共，我们没说过。不过政府剿共十年，政府与人民很苦，我们不能不关心。
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
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出狱。作为“七君子”中年龄最大的长者，沈钧儒名扬国内外，即使下令逮捕他的蒋介石对他也不能小觑。沈钧儒出狱后到南京，蒋单独找他谈话，要求他解散救国会，但被他严词拒绝。而中共方面，则对他予以联合。由此，沈钧儒开始了与中共高层的直接接触。
“共产党是人民的党”
1937年8月，叶剑英托人交给沈钧儒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叶剑英此举，自然说明中共对沈钧儒已经充分信任。此后，沈钧儒与中共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
1937年11月，沈钧儒到达重庆后，与中共党员王炳南住对面。由此，沈钧儒与周恩来、董必武直接取得了联系。周总理提出建议，让沈钧儒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沈钧儒接受这一建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与中共的趋同基本一致。当年中共在分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内部的政治倾向时，将救国会列入第一类，是“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拒不出席，救国会的参政员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史良也拒绝出席。救国会对中共如此认同，自然招致来自国民党及社会上的非议，沈钧儒所领导的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的说法不时流传。沈钧儒对此的回答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
l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年逾古稀的沈钧儒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民盟并在特园设宴招待毛泽东。毛进门就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到家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大半辈子饱尝独裁专制压抑的民主人士，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纲衷心拥护，“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让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自由”。当年，毛泽东所设计的“民主之国”，怎能不引起沈钧儒等人的共鸣！
国共和谈过程中，沈钧儒和民盟作为国共对立之际的第三政党，一直在谋求一条中间道路。全面内战开启后，沈钧儒领导的民盟政治上开始急剧左转。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大”时，遭到民盟的坚决抵制；而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民盟已在事实上抛弃了中间路线，成为中共坚定的朋友。孙晓村回忆说：“抗战胜利后，我与沈老同在上海，我们恢复救国会的活动，直到沈老秘密离沪为止。在这段期间，我发现沈老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愈来愈坚定。”他对孙说：“在奔走调停中，我发现中共说话算数，说到一定做到，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还有一点，中共不仅方针正确，主张正确，论个人人品，他们每个人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鲁迅生前曾说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肩上，这一论断完全正确。”这是民盟被迫解散，沈钧儒能坚决出走香港，重建民盟，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
接受毛泽东邀请北上，共襄国是
1948年4月30日，在中共面临全面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在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