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古代的微型雕刻，指的是：在竹管、竹片、核桃等物上雕刻山水人物、虫鱼花鸟、宫室田园、诗词文字，作成笔管、花版、核舟、扇坠、念珠等工艺品。
最早的记载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燕王好微巧。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在荆棘的刺头上雕刻母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卫人行骗的前提是：“燕王好微巧”。微巧，就是精微奇巧的工艺品。如果说“微巧”中就包含有微型雕刻，当是情理中事。起码，这则寓言可以证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微型雕刻的课题。唐人卢言的《卢氏杂说•杂编》记载了一件成功的微雕艺术品的具体情况：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笔一管，约一寸，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幅，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诞文，有《王氏笔管记》是也。类韩文公《画记》。椅，玄质子，绍孙。
王椅，一作王倚，唐德州太守。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河北道•德州》录入“附考”，生平不详。崔诞文，一作崔铣（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故事拾遗》）。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后降韦擢，又降崔铣。” 崔铣当为玄宗时人，但未知是否即《王氏笔管记》的作者。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在唐代，已经确凿无疑地出现了精美的微雕艺术品。
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鸟笼四面花版，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
明人李日华、 魏学洢分别描绘了“奇巧人王叔远”赠给他们的“核舟”。李文说：
长仅八分。中作蓬栊，两面共窗四窗，各有枢可开阖。开则内有栏。船首一老， 皤腹匡坐，左右各一方几。左几一书卷，右几一炉。手中仍夹一册。船尾一人侧坐，一橹置于蓬上。其一旁有茶炉，下仍一孔。炉安茶壶一，仍有有柄。所作人眉目衣褶皆具。四窗上每扇二字，曰：“天高月小，水落石出。”船底有款“王叔远”三字。仍具一印章，如半粟文，云王毅印。（见《六研斋笔记》）
魏氏所见略有不同：一是有了“大苏泛赤壁”的主题；二是类容较详：“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蓬，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 （魏学洢《核舟记》）比较而言，前者似为王叔远早期的作品，后者则应为后期作品。
清人宋起凤记其弟所获“桃坠”的主题是“夜半钟声到客船”：
计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官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侯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惧、凝思诸态，俱一一肖之。（《核工记》）
康熙时，高士奇所撰《记核桃念珠》一文云：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核桃为之，圆如小樱桃。一枚之中，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课经者、荷杖者、入定于龛中者、荫树跌坐而说法者、环坐指画论议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趋而后侍者，合计之为数五百。蒲团、竹笠、茶奁、荷策、瓶钵、经卷毕具。又有云龙风虎、狮象鸟兽、狻猊猿猱错杂其间。初视之，不甚了了。明窗净几，息心谛观，所刻罗汉，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织绮绣，或衣袈裟水田褐，而神情风致，各萧散于松柏岩石，可谓艺之至矣！
根据以上所述，我国古代微型雕刻的发展轨迹约略可见：盖滥觞于战国，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其精美程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微雕艺术虽然已有了一两千年的历史，但与其他艺术形式比较起来，它始终只是一株“弱苗”。究其原因，除了它的自身弱点（比如制作困难、鉴赏不便等）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传统观念的限制。
在《韩非子》中，右御冶工称“棘刺母猴”为“无用之器”。到了唐代，大诗人李白说：“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古风》第35首）。清代的宋起凤在《核工记》一文中，一方面盛赞桃坠的精巧，一方面又说“尺绡绣经而唐微，水戏荐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惧矣！先王著《考工》，盖辨之焉”。进一步发挥了古来反对“奇技淫巧”的思想：微雕之类的奇技，不但无用，而且有害，甚至诱使人主重蹈“隋替”、“唐微”的覆辙。应当说，韩非、李白从某一侧面对“棘刺母猴”的批评并非无理，然而如果对其作出片面理解，形成如同宋起凤那样的偏见，对于微雕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就大为不利了。
微雕艺术耗费时日，微雕作品卖不出价钱，微雕艺人入不敷出，也是影响微雕艺术发展的重要原因。清人周汝瑚曾经指出：“吴中人业此者，研思殚精，积八九年，及其成，仅能易半岁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饱。故习兹艺者亦渐少矣。”（转引自高士奇《记核桃念珠》）高士奇更对一般劳动者与能工巧匠的生活状况作了比较，不无愤慨地说：“拙者反胜与巧也！”（同上）张潮对此的评论事：“足醒巧人之梦。”进而忧心忡忡地说：“特恐此论一出，巧物不复可得见矣，奈何！”（《虞初新志》）确实，清人的这些议论是很有些见地的。
最早的记载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燕王好微巧。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在荆棘的刺头上雕刻母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卫人行骗的前提是：“燕王好微巧”。微巧，就是精微奇巧的工艺品。如果说“微巧”中就包含有微型雕刻，当是情理中事。起码，这则寓言可以证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微型雕刻的课题。唐人卢言的《卢氏杂说•杂编》记载了一件成功的微雕艺术品的具体情况：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笔一管，约一寸，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幅，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诞文，有《王氏笔管记》是也。类韩文公《画记》。椅，玄质子，绍孙。
王椅，一作王倚，唐德州太守。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河北道•德州》录入“附考”，生平不详。崔诞文，一作崔铣（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故事拾遗》）。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后降韦擢，又降崔铣。” 崔铣当为玄宗时人，但未知是否即《王氏笔管记》的作者。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在唐代，已经确凿无疑地出现了精美的微雕艺术品。
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鸟笼四面花版，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
明人李日华、 魏学洢分别描绘了“奇巧人王叔远”赠给他们的“核舟”。李文说：
长仅八分。中作蓬栊，两面共窗四窗，各有枢可开阖。开则内有栏。船首一老， 皤腹匡坐，左右各一方几。左几一书卷，右几一炉。手中仍夹一册。船尾一人侧坐，一橹置于蓬上。其一旁有茶炉，下仍一孔。炉安茶壶一，仍有有柄。所作人眉目衣褶皆具。四窗上每扇二字，曰：“天高月小，水落石出。”船底有款“王叔远”三字。仍具一印章，如半粟文，云王毅印。（见《六研斋笔记》）
魏氏所见略有不同：一是有了“大苏泛赤壁”的主题；二是类容较详：“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蓬，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 （魏学洢《核舟记》）比较而言，前者似为王叔远早期的作品，后者则应为后期作品。
清人宋起凤记其弟所获“桃坠”的主题是“夜半钟声到客船”：
计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官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侯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惧、凝思诸态，俱一一肖之。（《核工记》）
康熙时，高士奇所撰《记核桃念珠》一文云：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核桃为之，圆如小樱桃。一枚之中，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课经者、荷杖者、入定于龛中者、荫树跌坐而说法者、环坐指画论议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趋而后侍者，合计之为数五百。蒲团、竹笠、茶奁、荷策、瓶钵、经卷毕具。又有云龙风虎、狮象鸟兽、狻猊猿猱错杂其间。初视之，不甚了了。明窗净几，息心谛观，所刻罗汉，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织绮绣，或衣袈裟水田褐，而神情风致，各萧散于松柏岩石，可谓艺之至矣！
根据以上所述，我国古代微型雕刻的发展轨迹约略可见：盖滥觞于战国，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其精美程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微雕艺术虽然已有了一两千年的历史，但与其他艺术形式比较起来，它始终只是一株“弱苗”。究其原因，除了它的自身弱点（比如制作困难、鉴赏不便等）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传统观念的限制。
在《韩非子》中，右御冶工称“棘刺母猴”为“无用之器”。到了唐代，大诗人李白说：“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古风》第35首）。清代的宋起凤在《核工记》一文中，一方面盛赞桃坠的精巧，一方面又说“尺绡绣经而唐微，水戏荐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惧矣！先王著《考工》，盖辨之焉”。进一步发挥了古来反对“奇技淫巧”的思想：微雕之类的奇技，不但无用，而且有害，甚至诱使人主重蹈“隋替”、“唐微”的覆辙。应当说，韩非、李白从某一侧面对“棘刺母猴”的批评并非无理，然而如果对其作出片面理解，形成如同宋起凤那样的偏见，对于微雕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就大为不利了。
微雕艺术耗费时日，微雕作品卖不出价钱，微雕艺人入不敷出，也是影响微雕艺术发展的重要原因。清人周汝瑚曾经指出：“吴中人业此者，研思殚精，积八九年，及其成，仅能易半岁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饱。故习兹艺者亦渐少矣。”（转引自高士奇《记核桃念珠》）高士奇更对一般劳动者与能工巧匠的生活状况作了比较，不无愤慨地说：“拙者反胜与巧也！”（同上）张潮对此的评论事：“足醒巧人之梦。”进而忧心忡忡地说：“特恐此论一出，巧物不复可得见矣，奈何！”（《虞初新志》）确实，清人的这些议论是很有些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