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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书，就是漫漫长夜。
——杜拉斯《写作》
1. 尹吉甫等
《诗经》。版本众多。
《诗经》305首，大部分作者为无名氏。尹吉甫、家父、孟子，是诗中出现吟诵者即作者名字的三个人。另有周公、卫武公、许穆夫人等数人，被推测为若干诗篇的歌者。他们，十人左右，是最早的中国诗人群体。
“诗”这个字眼最早出现于《诗经》。“经常”一词中的“经”，须“常”诵读，以化育人格与心灵。尤喜欢《诗经》中的“风”。无名氏的风，在民间吹。《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采集于黄河上下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黄河两岸的风，很大。
其中，周南、召南，产生的地域在今天的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集处，是当时周公、召公统治的地域。我的故乡南阳，处于此地。也就是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等等诗句描叙的风物人心，最初针对我的故乡。
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逃之夭夭、忧心忡忡、新婚燕尔、信誓旦旦、衣冠楚楚、风雨飘摇、寿比南山、如履薄冰、不可救药、进退维谷、投桃报李、泾渭分明、高山仰止、天作之合、穆如清风……这些今人习用的成语，在《诗经》中首次出现时，多么新鲜、惊艳！但今天的写作者必须避开这些先秦以前的成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象和境界，为汉语注入活力。
显然，《诗经》是中国精神的源头、汉语诗歌的源头。虽以四言为主要形制，但《诗经》中也间杂一言、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试图冲破格律的藩篱以达自由——“短以取劲，长以取妍，疏密错综，最是文章妙境”，沈德潜谈《诗经》句式时的这一赞语，仿佛在启发未来汉语新诗的生成。
从主题上看，爱情诗、弃妇诗、怀人诗、悼亡诗、田园诗、隐逸诗、讽喻诗等等类型，祖先们已经在《诗经》里初创。比如，《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曹操应该喜欢，所以有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龟虽寿》）、“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再比如，《绿衣》，一个男子怀抱亡妻留下的绿衣咏唱“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开创了睹物思人的悼亡诗之先河。读《绿衣》，我总想起清代名著《浮生六记》中沈复将一件裙子铺在床上以待亡妻灵魂归来的情景。沈复，应该也热爱《诗经》吧。
《诗经》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爱“，偶尔出现，也非今意。在那个时代，情人们之间的爱往往用一个“好”字，如“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等，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男女也常常用“好”传递爱意，如“我想和你好”等等。或许因为“好”比“爱”更具象——有一个女子的身影存在其中。《诗经》中表示婚姻的字是“昏”——黄昏以后，是暗夜中的幸福。
读《诗经》，就是翻阅植物志，荇菜、葛、卷耳、芣苢、蕨、葑、菲、荼、芑、荠、堇、蝱、蓷、藻、葭、黍、荷华、蒲、葵、蓼、茆、常棣、桃、李、女萝、莠、萧、苹、莪、茨、菽、韭、枣、稻、莱、艾、葽、薇、杨柳……比比皆是，左右参差，负责协助吟诵者去兴叹、比附。比如，在我最喜爱的《东山》《采薇》两首诗中，“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裸之实，亦施于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分别出现了“果裸”“杨柳”这两种植物。息战归来的征人，在细雨大雪中还乡，一路怀想、激动、忧伤、不安，需要植物的支持。
相比之下，除了鸟，《诗经》中的动物少了一些。马、鹰、牛、羊、蟋蟀、仓庚、螽斯之外，虎、豺、狼、豹、熊、鼠、蛇偶尔闪现——汉族，本质上是一个植物性的民族？我们偏爱植物的仁慈、韧性与定力，即便屡遭野火，但相信“春风吹又生”。
《诗经》产生的同一时期，古希腊出现了《伊利亚特》、巴比伦出现了《吉加美什》等等史诗，叙事诗，关于英雄与征伐。我们的祖先在抒情、言志。即便与战争有关的诗篇，也往往写的是征战后的忧伤，比如《东山》《采薇》。即便《击鼓》这首歌吟于战场的诗作，以“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作为篇首，但迅速转入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山盟海誓——显然，这是一个情种而非猛士在吟诵、痛苦。汉民族，心动比行动的能力似乎更强，爱比恨的能力更强。
“透过语言中悦耳和令人振奋的音乐性，把要说的话有力地送进我们的心坎里。”阿博克罗姆比这一关于抒情诗的定义，完全契合于《诗经》。在《诗经》中，处处存在一个吟诵、兴发的“我”这一主体——抒写主观的我、我们，而非记述客观的他们、他。美籍华人学者陈世骧先生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中认为，《诗经》的抒情性影响了汉代《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的气质与面貌。元杂剧几乎就是由众多抒情诗结合而成的诗集。以唐传奇作为成熟标志的中国古典小说，也通篇充满诗句，用来劝诫、警世、言情。
显然，中国，一个抒情诗的国度，一个抒情的国度。
显然，《诗经》决定了汉人的精神气质和命运。
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里，《诗经》就是一座纸质教堂。我们聚集一堂，兴、观、群、怨——汉人的精神归宿在《诗经》。这一教堂的修缮者或者说诗集整理者孔子，感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祖先们、尹吉甫们天真无邪。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诗经》：“温柔在诵，最附深衷。”这一八字评语，实际上已经超越《诗经》，成为对华夏民族情感特征的一种描述：温柔在诵。
温柔在诵。这是局限之处，也是深刻所在——于局限之处深刻，成为深谷长河，在约束与自律中柔肠百转、曲折不息。
2. 沈复
《浮生六记》。自传体小说、回忆录。版本众多。
沈复这个江南文人的生活史，“小《红楼梦》”（俞平伯语），与一个名为“陈芸”的女子有关——沈复或者说沈三白，如贾宝玉？但陈芸这个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子”，雅致而独立，有现代女性气息，不像黛玉那样柔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此书，记得最深的两个句子：卷一《闺房记乐》中对新婚之夜景色的描述：“高烧银烛，低垂粉颈。”卷二《闲情记趣》中写陈芸泡茶方法：“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重读此书，对卷三《坎坷记愁》之中年况味，感触更深。沈复冬日渡长江去镇江索债款一节，尤令我心酸。此时，沈、陈已被父逐出家门，流落他乡，幼女作童养媳，小儿送与他人学贸易，陈芸忧愁、病重、死于扬州。卷四《浪游记快》则是沈复失去陈芸之后一个人的浪迹记录，涉及山阴、杭州、荆州、广州、北京、济南，勾勒出一幅清代中国民间风情长卷。卷五、卷六原稿遗失，书中收入民国时期伪作。有伪作出现，可证热爱此书之人多矣。
热爱这本书的人，一定因为喜欢沈、陈之间那么多令人感动的细枝末节。
婚前，陈芸闺房藏粥待沈复。婚后，沈与陈刻了两方印章，“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夫为朱文，妻为白文。沈外出谋生，二人通信，结尾处必盖上这一个“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章。沈对陈说：“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艰。”陈说：“今世不能，期以来世。”沈说：“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陈说：“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陈亡故入土，沈将陈生前旧衣铺在床上，旧鞋放在床下，点灯，以待其灵魂归来。怕泪眼模糊会看不见陈芸影子，沈复忍泪、睁眼、心痛、昏迷过去……
沈、陈之间的夫妻生活，如江南枝条上的细碎树叶和花瓣——这枝条，在世态炎凉中，坚持抽出若干树叶和花瓣，令人心碎。“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东坡）。秋鸿、春梦，大抵只能在纸墨间留下痕迹。陈芸去世后，沈复开始《浮生六记》的写作。断续完成全书大约就五十岁。十七年后，一八二五年，沈去世。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文学里的爱情往往到结婚或无法结婚，为止。沈、陈之爱则有始有终。“吾国文学，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复《浮生六记》为例外创作”（陈寅恪语）。《浮生六记》，没有《梁祝》的虚幻、《西厢记》的俗套、《牡丹亭》的惊悚。沈的软弱、冶游、困顿，陈的虎牙、瘦、雀斑、嶙峋，家族的蹇促、凉薄、阴郁，毫不遮掩，一一毕现。一种平实、凡俗、温存、诗意的中国古典爱情方式，被沈复之笔落实于纸墨。
俞平伯，一生热爱、校点、研究沈复的《浮生六记》，数次作序，甚至细细梳理编撰出《浮生六记年表》。晚年，八十一岁，再为德文译本《浮生六记》作序，深情不减：“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联想到中国目今社会上，不但稀见艺术之天才诞生，而且缺乏普遍美感的涵泳，……若我不生长在此，不与中国发生关系，则真觉得它没有一点可眷眷的地方在。”
此序言，道出作文之法则：“真与自然”，千古一也；也道出中国文人之定律：“与中国发生关系”，沈复如此，俞平伯如此，其他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历代文人，杜甫、苏东坡、鲁迅、萧红等等，亦如此。推而广之，那些深深触及人类灵魂的域外名作，也同样适应于这一定律：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发生关系，发生一种痛切的关系。“长歌当哭，当在痛定思痛之后”（鲁迅）。“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苏武）。
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审时度势，恋人、夫妻之间也充满种种算计，婚前公证、财产分割遗嘱之类活动毫无美感。按照当代成功标准，不愿入仕、散淡放任的沈复，完全会被归入失败者之列，又有哪个精明女子来体谅他、宽容他、眷恋他呢？陈芸，例外、惟一。沈复也因此而惟一、例外。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沈复陈芸都喜欢李白这句话。按照《浮生六记》提示，我多次自上海至苏州，访沈、陈之欢颜梦痕。目前，一小时的车程。一八七七年，吴县人杨引传坐轿子从上海来苏州，用了半天时间，在冷摊上发现了沈复《浮生六记》前四卷手稿，狂喜！交妹夫王韬在上海出版。我，在苏州当代晨光中的冷摊上也探头探脑，买了一枚似是而非的古铜钱、一本文革时代某中学教师的残破日记。
目前，沈复与陈芸新婚居所已无迹可寻，居所旁边沧浪亭仍在。我也选择夜晚进入，未见“一轮明月上林梢”，四顾皆高楼，“周遭极目可数里”的清代已远。沈与陈偶遇少女憨园激起情感波澜的“野芳浜”、“舟”已不在，半塘流水依旧，游船来往，桨响人喧。陈芸着男装与沈复观灯的“水仙庙”无存，水仙、灯火依旧明媚满城。沈、陈与友人在油菜花盛开时节郊游野饮的“南园”、“北园”不可觅，方位大约处于人民路工人文化宫一带，当下只有菜籽油、黄酒可买卖。虎丘塔、太湖、长江格局依旧——历朝历代官员、商人还算明白：这些景色万万不可拆迁、变迁，否则，满目西式景象，“不和中国发生关系，则真觉得它没有一点可眷眷的地方在”。
苏州，曾叫 “姑苏”，像姑娘苏醒、像新婚的陈芸在微弱曙色中卧听鸟鸣。它现在叫“苏州”，像成功男士腰围扩张如环城高速公路，每平方米一棵绿树、三个鸟巢的古典景色，已转换成每平方米三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房价了。苏州不再像姑苏那样唯一。从“姑苏”到“苏州”，时光在持续进行一场变性术？改变江南地理、人心的手术——越过柔软的花园，穿过坚强的商业、工业、旅游业、婚恋服务业，在苏州游走，我像手术台上的一根线，维系一个切口、伤口？痛、切。
以微弱的听力、目力，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书写者发生一种痛切的关系，并力图以自己的文字在内心与世界之间，进行搭桥手术——
否则，一个人活下去所必须有的那“可眷眷的地方”，又在哪里？
3. 王国维
《人间词话》。王国维。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国维这一诗学名著，版本众多。我手中这一竖排、繁体、线装的版本，淘自上海文庙外的旧书摊上。
2007年秋，在浙江海宁盐官镇王国维故居二楼书房，我眺望五百米外的钱塘江。一条矛盾的江，江水倒叙、追溯，试图返回并修正上游，从而激发出著名的钱塘潮，在每天中午前后持续约半小时左右。盐官镇上，小旅馆外的墙壁上都有小黑板用粉笔字提示：“今天潮来11：25，潮去12：15”或“今天潮来12：31，潮去13：05”。 王国维也是一个矛盾如钱塘江潮的学者，在清末民初的时代剧变中，感受着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哲学两大潮流的汇合处，形成《人间词话》。但它其实也是“词话人间”——诗情词意，即人心。王国维时而以人论词，时而以词辨人，赞誉欧阳修、范仲淹的情真意深，斥责龚自珍、柳永、康与之的凉薄浮浪——“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龚自珍的这首诗，成为王国维的批评证据。
在王国维看来，情真、意深则自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著名的“三境界”之说，谈的依旧是大于诗学的人生哲学。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似乎融合了康德的“优美”（修饰，使人迷恋）“崇高”（纯朴，使人感动）这一对美学概念。既要“合乎自然”，又要“邻于理想”，多么难，也就多么卓越，无论做人、作文——“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1927年6月的一天，王国维乘黄包车来到颐和园内的昆明湖。湖中荷花鲜艳，水鸟蹁跹。王国维在凉亭下抽烟。然后起身，入湖，一了百了，终年五十。“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是王国维的词句。“人间”，既是尘世，也是他的书斋之名。尘世和书斋都留不住一个书生了，空余铜镜三秋树。他的死，一个谜语，为道义、为债务、为子、为忧郁症？种种猜测，莫衷一是。其好友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与屈原之死并论，是其中一说。
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中，陈寅恪写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与王国维这样一个晚清民初过渡带上的学者相联系，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王国维且洋且古，且旧且新，就撕裂、痛苦、死。他喜欢王安石的两句诗并手书：“旧德醉心如美酒，新篇醒目胜真茶。”旧德新篇、美酒真茶，两者在冲突中贯彻王国维的思想与肠胃。在中国教育史上，最先提出德育、智育、美育主张的人，就是王国维。其关于“完全之人物”的教育观、“无用之用”的启蒙思想，都与清末民初的弱风败相和功利主义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即便今天，王国维的教育理想也未完全实现——一代一代“知道分子”，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流水线上汹涌生产。
王国维理想中的“完全之人物”，必然包含陈寅恪所讲的独立性、自由性，即现代性。将王国维视为前清遗老，是对一个伟大学者、思想者的误解。王国维母亲为他梳理辫子时屡屡劝导：“别人都剃了，你还留它干嘛……”他淡淡说：“既然留了，何必剪呢。”他其实并不在意这辫子的存在。倒是我们这些穿西装、皮夹克的当代人心中，时时有一条旧辫子在随风摆动。
回到王国维所钟爱的诗歌。其对中国古典诗歌写作的思考，对于现代汉语诗学的建立依旧有启发意义，“真”“自然”“气象”“内外”“工”“有我与无我”等等理念，历久弥新。诗歌的现代性，同样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诗人及其语言，必须保持独立和自由，而不依赖于诗中是否出现一些现代名词如“拖拉机”“导弹”“转基因玉米”等等。
“尽管往往缺少新语汇，尽管诗中不提‘飞机’，但却以隐蔽、无声、有效、人道的方式拥有飞机的激情，才是真正的新诗。”秘鲁当代诗人巴列霍的观点，飞机般俯冲、降落在我面前。诗的陈旧与新异，关键在于诗人世界观的剧变，而非诗中名词的古典或现代。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在于诗人是否具有现代性、是否属于王国维所说的“完全之人物”。巴列霍又举例：“无线电的用途不单是让我们说它是‘无线电’，而是为了激发出新的紧张情绪和更深刻的洞察力。”在“马车”、“书信”这些旧名词之间，建立起飞机般的激情、无线电般的洞察力，是对新一代诗人能力的考验。
旅法学者程抱一说：“好的传统中包含着现代性。”也就是说，优秀的传统诗歌、传统诗学思想，必隐含当下写作的基因，否则，它们就没资格进入传统——像马车中暗藏飞机、书信中埋伏无线电。现代性并非无本之木、破空而来，而是源远流长如大河，在不断流变、更新中保持冲击力、活力。一切现代性、先锋性，都充满进入传统的渴望，以便生发未来。
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标准，动我心弦：“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造作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再次强调了“知见”、“情感”、“景象”三者表达的深刻与独到。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里尔克所强调的“经验”、庞德所倡导的“意象”、帕斯赞美博尔赫斯所讲的“简朴和陌生”。
一个伟大前贤的身上，含藏着无数后人的面容和灵魂。
4. 徐志摩
《徐志摩经典诗集》。徐志摩。山东文艺出版社。
这本诗集收入了徐志摩生前出版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全部诗集中的作品。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曾是浙江海宁商会会长，拥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庄、一家钱庄。徐志摩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是家族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设计。但1920年起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留学，改变了徐志摩的命运。他认识了哈代、曼斯菲尔德等作家。尤其是肺病中的曼斯菲尔德，一眼看穿前来拜望的徐志摩：“你不适宜从政、经商。爱文学吧。”从此，徐志摩开始爱上诗歌以及诗歌一般的林徽因。
1923年，为筹备泰戈尔访华事宜，徐志摩与梁启超、胡适、丁西林、林徽因等人定期聚餐商讨。后索性组成“新月社”，向泰戈尔《新月集》致敬。1924年4月至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在北京、上海、杭州、日本、香港等地访问。后来办了《新月》诗刊。由闻一多、卞之琳、陈梦家、徐志摩、梁实秋、郁达夫、沈从文、邵洵美等诗人组成的“新月诗派”，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
2015年冬，同济大学诗学中心“中华少儿诗教读本编委会”，在海宁一家宾馆举行编务会。这一读本，计划自先秦肇始，至当代，编选历代名家名诗约十五卷。编委会确定的选目中，徐志摩等新月派诸多诗人入选。我作为编选者之一与会，中午，到宾馆八百米外的徐志摩故居游荡了一小时。 故居雅致，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前所建。二楼新房，依旧低垂着的蚊帐是绯红色的——这一细节让我哑然失笑。蚊帐显然是由故居管理者从当代市场中购置、布设的，其形状、颜色都是一种想象。所谓“绯闻”，就是“绯红色的新闻”。徐、陆新房旁边，隔着客房，是徐志摩原配张幼仪作为徐母义女身份所配的房间，蚊帐暗淡——这也是一种想象。
故居墙壁有一系列照片：西湖边，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合影，如松、竹、梅；上海女子服装公司总经理张幼仪的工作照，端庄，干练；陆小曼捏着烟嘴，满身春色；徐志摩遇难后眼睛圆睁依旧含情脉脉；徐志摩后人多年后归来，在后院一个小水井旁合影……
1949年之后，徐志摩故居二楼、三楼被改造为幼儿园，一楼成为银行。直到九十年代，官方才因旅游和文化需求，通过徐志摩后人和老仆人的回忆，渐次恢复故居内部格局和气息。目前，电影演员们不断出现在这座小楼，“徐志摩”背着“陆小曼”沿陡峭的楼梯，在“徐志摩母亲”无奈而怨怒的眼神中，上升，到新房中去，脱离现实的羁绊，到天空中去，云游……
胡适对徐志摩的评价是：一生沉迷于美、爱和自由。徐志摩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则有“草青人远，一流冷涧”八字，冷、寂、幽暗，没有他一贯的热、闹、明媚。但的确是徐志摩的话，且复制于徐志摩故居的墙壁上。
徐志摩诗中的确时时出现“涧水”这一意象，并与其自我相叠印。如，《云游》中的句子：“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有一流涧水”。那涧水，因云朵的不在意，而冷、寂、幽暗。徐志摩仰望两朵云。一朵落下来，陆小曼，让涧水暂时升温；一朵在天上，林徽因，让涧水持久忧伤。
1931年11月，徐志摩匆匆搭乘一架济南号邮政飞机，赴林徽因之约。飞机因大雾而在济南附近撞山。徐志摩终年34岁。济南号消失在济南，爱云的人消失在云端，这是宿命？爱情需要两个人合作，而死亡则可以独自完成。据说，林徽因的北京卧室里悬挂着失事飞机的一块残翼，人间四月天直接进入秋寒模式，让梁思成郁闷。
徐志摩之盛名流传，与这一不寻常的死亡有关。一个才子名动后世，往往需要不寻常的死亡来助力。比如，屈原、王国维、徐志摩、海子……倘若寿终正寝，即便文本卓越，也显得缺乏可读性、传奇性。何况，徐志摩的死，既是诗人之死也是情种之死，其故事也就通俗易懂、广为流传。
以缺席的形式，强化自身的存在。
传说，在剑桥大学，招徕中国游客的英国人会在康河边用汉语向你打招呼：“这里是伟大的中国抒情诗人徐志摩划船吟诗的地方——请到船上来，挥一挥衣袖，请你看一看这天上的云彩——5英镑，一小时！”
我从上海乘沪杭铁路到海宁。这一铁路建设于1906年至1909年。据说，作为海宁首富的徐志摩父亲通过运作，使这一铁路避开本应直线通过的桐乡，而曲线涉及了海宁，从而根本性地影响了海宁的现代史。在名闻天下的海宁皮革城里，看到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穿皮衣的广告照片。商人们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带走一卡车一卡车的皮衣和钱币。
据考证，徐志摩祖先在宋代自开封南渡而来、定居、繁衍。数十公里外，盐官镇上的王国维家族也如此演绎而成。
我是河南人。不知道徐志摩、王国维的口音里是否残留中原味。
5. 汪曾祺
《复仇》。小说、散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把小说、散文选在一本书里，且不注明文体，是编者的慧心：汪曾祺是一个把小说当成散文来写的作家。把小说当成散文来写，就要求作家的叙述不能零度、旁观、淡漠，而要求作家像写个人史、地方志那样书写——即便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的经历、气息、温情，也流贯其间。比如，这本选集中的名篇《大淖记事》《受戒》，像自传——汪曾祺就像是那个受戒的小和尚明海，就像是在沙洲上响应巧云低声召唤的小锡匠十一子，内心柔软，一身月光。
汪曾祺的语言，有故乡江南云水的美感、中国文人画的诗意。
这种语言的来源，第一是江南俚曲民谣。一次，在某个娘娘庙，少年汪曾祺曾听到一媳妇祈求生子的祷告词：“今年来了，我是跟你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这诗一般的祷告词让他震惊。那祈祷中的妇人完全就是一个诗人！汪曾祺就是这样在耳濡目染中形成自己的江南情怀。迷恋于民间语言之美。编辑过《民间文学》杂志。他认为，一个人不听民歌是成不了好作家的。读汪曾祺这些散文般、长诗般的小说，仿佛在听一首江南民歌。
第二个来源，是唐宋诗词、明清小品。明清以来江南产生出的李渔、张岱、袁枚等等才子，无不影响着汪曾祺的审美趣味和语调。尤其是扬州前辈、宋代诗人秦观，散文亦佳，《宋史》评其散文“文丽而思深”，被汪曾祺心慕神追。而他《沙家浜》中的名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直接源于苏东坡流放儋州时的诗作《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东坡汲水、煎茶，然后“小杓分江”，进入汪曾祺以及我等后辈的“夜瓶”之中了——我的墨水瓶也应该是东坡的春瓮夜瓶，面对汉语南方这一条大江……
第三个来源是同样把小说当散文来写的作家沈从文。《复仇》一书中收入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沈从文去世后，汪曾祺以学生身份写下的悼念文章。一篇当代祭文名篇。充满细节。如，“他抓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抓毛笔（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不是洋学堂出身）”“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等等。文章结尾处，汪曾祺写到：“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钧瓷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多好的结尾，像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杜拉斯《写作》
1. 尹吉甫等
《诗经》。版本众多。
《诗经》305首，大部分作者为无名氏。尹吉甫、家父、孟子，是诗中出现吟诵者即作者名字的三个人。另有周公、卫武公、许穆夫人等数人，被推测为若干诗篇的歌者。他们，十人左右，是最早的中国诗人群体。
“诗”这个字眼最早出现于《诗经》。“经常”一词中的“经”，须“常”诵读，以化育人格与心灵。尤喜欢《诗经》中的“风”。无名氏的风，在民间吹。《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采集于黄河上下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黄河两岸的风，很大。
其中，周南、召南，产生的地域在今天的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集处，是当时周公、召公统治的地域。我的故乡南阳，处于此地。也就是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等等诗句描叙的风物人心，最初针对我的故乡。
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逃之夭夭、忧心忡忡、新婚燕尔、信誓旦旦、衣冠楚楚、风雨飘摇、寿比南山、如履薄冰、不可救药、进退维谷、投桃报李、泾渭分明、高山仰止、天作之合、穆如清风……这些今人习用的成语，在《诗经》中首次出现时，多么新鲜、惊艳！但今天的写作者必须避开这些先秦以前的成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象和境界，为汉语注入活力。
显然，《诗经》是中国精神的源头、汉语诗歌的源头。虽以四言为主要形制，但《诗经》中也间杂一言、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试图冲破格律的藩篱以达自由——“短以取劲，长以取妍，疏密错综，最是文章妙境”，沈德潜谈《诗经》句式时的这一赞语，仿佛在启发未来汉语新诗的生成。
从主题上看，爱情诗、弃妇诗、怀人诗、悼亡诗、田园诗、隐逸诗、讽喻诗等等类型，祖先们已经在《诗经》里初创。比如，《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曹操应该喜欢，所以有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龟虽寿》）、“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再比如，《绿衣》，一个男子怀抱亡妻留下的绿衣咏唱“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开创了睹物思人的悼亡诗之先河。读《绿衣》，我总想起清代名著《浮生六记》中沈复将一件裙子铺在床上以待亡妻灵魂归来的情景。沈复，应该也热爱《诗经》吧。
《诗经》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爱“，偶尔出现，也非今意。在那个时代，情人们之间的爱往往用一个“好”字，如“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等，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男女也常常用“好”传递爱意，如“我想和你好”等等。或许因为“好”比“爱”更具象——有一个女子的身影存在其中。《诗经》中表示婚姻的字是“昏”——黄昏以后，是暗夜中的幸福。
读《诗经》，就是翻阅植物志，荇菜、葛、卷耳、芣苢、蕨、葑、菲、荼、芑、荠、堇、蝱、蓷、藻、葭、黍、荷华、蒲、葵、蓼、茆、常棣、桃、李、女萝、莠、萧、苹、莪、茨、菽、韭、枣、稻、莱、艾、葽、薇、杨柳……比比皆是，左右参差，负责协助吟诵者去兴叹、比附。比如，在我最喜爱的《东山》《采薇》两首诗中，“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裸之实，亦施于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分别出现了“果裸”“杨柳”这两种植物。息战归来的征人，在细雨大雪中还乡，一路怀想、激动、忧伤、不安，需要植物的支持。
相比之下，除了鸟，《诗经》中的动物少了一些。马、鹰、牛、羊、蟋蟀、仓庚、螽斯之外，虎、豺、狼、豹、熊、鼠、蛇偶尔闪现——汉族，本质上是一个植物性的民族？我们偏爱植物的仁慈、韧性与定力，即便屡遭野火，但相信“春风吹又生”。
《诗经》产生的同一时期，古希腊出现了《伊利亚特》、巴比伦出现了《吉加美什》等等史诗，叙事诗，关于英雄与征伐。我们的祖先在抒情、言志。即便与战争有关的诗篇，也往往写的是征战后的忧伤，比如《东山》《采薇》。即便《击鼓》这首歌吟于战场的诗作，以“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作为篇首，但迅速转入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山盟海誓——显然，这是一个情种而非猛士在吟诵、痛苦。汉民族，心动比行动的能力似乎更强，爱比恨的能力更强。
“透过语言中悦耳和令人振奋的音乐性，把要说的话有力地送进我们的心坎里。”阿博克罗姆比这一关于抒情诗的定义，完全契合于《诗经》。在《诗经》中，处处存在一个吟诵、兴发的“我”这一主体——抒写主观的我、我们，而非记述客观的他们、他。美籍华人学者陈世骧先生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中认为，《诗经》的抒情性影响了汉代《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的气质与面貌。元杂剧几乎就是由众多抒情诗结合而成的诗集。以唐传奇作为成熟标志的中国古典小说，也通篇充满诗句，用来劝诫、警世、言情。
显然，中国，一个抒情诗的国度，一个抒情的国度。
显然，《诗经》决定了汉人的精神气质和命运。
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里，《诗经》就是一座纸质教堂。我们聚集一堂，兴、观、群、怨——汉人的精神归宿在《诗经》。这一教堂的修缮者或者说诗集整理者孔子，感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祖先们、尹吉甫们天真无邪。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诗经》：“温柔在诵，最附深衷。”这一八字评语，实际上已经超越《诗经》，成为对华夏民族情感特征的一种描述：温柔在诵。
温柔在诵。这是局限之处，也是深刻所在——于局限之处深刻，成为深谷长河，在约束与自律中柔肠百转、曲折不息。
2. 沈复
《浮生六记》。自传体小说、回忆录。版本众多。
沈复这个江南文人的生活史，“小《红楼梦》”（俞平伯语），与一个名为“陈芸”的女子有关——沈复或者说沈三白，如贾宝玉？但陈芸这个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子”，雅致而独立，有现代女性气息，不像黛玉那样柔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此书，记得最深的两个句子：卷一《闺房记乐》中对新婚之夜景色的描述：“高烧银烛，低垂粉颈。”卷二《闲情记趣》中写陈芸泡茶方法：“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重读此书，对卷三《坎坷记愁》之中年况味，感触更深。沈复冬日渡长江去镇江索债款一节，尤令我心酸。此时，沈、陈已被父逐出家门，流落他乡，幼女作童养媳，小儿送与他人学贸易，陈芸忧愁、病重、死于扬州。卷四《浪游记快》则是沈复失去陈芸之后一个人的浪迹记录，涉及山阴、杭州、荆州、广州、北京、济南，勾勒出一幅清代中国民间风情长卷。卷五、卷六原稿遗失，书中收入民国时期伪作。有伪作出现，可证热爱此书之人多矣。
热爱这本书的人，一定因为喜欢沈、陈之间那么多令人感动的细枝末节。
婚前，陈芸闺房藏粥待沈复。婚后，沈与陈刻了两方印章，“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夫为朱文，妻为白文。沈外出谋生，二人通信，结尾处必盖上这一个“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章。沈对陈说：“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艰。”陈说：“今世不能，期以来世。”沈说：“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陈说：“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陈亡故入土，沈将陈生前旧衣铺在床上，旧鞋放在床下，点灯，以待其灵魂归来。怕泪眼模糊会看不见陈芸影子，沈复忍泪、睁眼、心痛、昏迷过去……
沈、陈之间的夫妻生活，如江南枝条上的细碎树叶和花瓣——这枝条，在世态炎凉中，坚持抽出若干树叶和花瓣，令人心碎。“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东坡）。秋鸿、春梦，大抵只能在纸墨间留下痕迹。陈芸去世后，沈复开始《浮生六记》的写作。断续完成全书大约就五十岁。十七年后，一八二五年，沈去世。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文学里的爱情往往到结婚或无法结婚，为止。沈、陈之爱则有始有终。“吾国文学，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复《浮生六记》为例外创作”（陈寅恪语）。《浮生六记》，没有《梁祝》的虚幻、《西厢记》的俗套、《牡丹亭》的惊悚。沈的软弱、冶游、困顿，陈的虎牙、瘦、雀斑、嶙峋，家族的蹇促、凉薄、阴郁，毫不遮掩，一一毕现。一种平实、凡俗、温存、诗意的中国古典爱情方式，被沈复之笔落实于纸墨。
俞平伯，一生热爱、校点、研究沈复的《浮生六记》，数次作序，甚至细细梳理编撰出《浮生六记年表》。晚年，八十一岁，再为德文译本《浮生六记》作序，深情不减：“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联想到中国目今社会上，不但稀见艺术之天才诞生，而且缺乏普遍美感的涵泳，……若我不生长在此，不与中国发生关系，则真觉得它没有一点可眷眷的地方在。”
此序言，道出作文之法则：“真与自然”，千古一也；也道出中国文人之定律：“与中国发生关系”，沈复如此，俞平伯如此，其他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历代文人，杜甫、苏东坡、鲁迅、萧红等等，亦如此。推而广之，那些深深触及人类灵魂的域外名作，也同样适应于这一定律：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发生关系，发生一种痛切的关系。“长歌当哭，当在痛定思痛之后”（鲁迅）。“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苏武）。
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审时度势，恋人、夫妻之间也充满种种算计，婚前公证、财产分割遗嘱之类活动毫无美感。按照当代成功标准，不愿入仕、散淡放任的沈复，完全会被归入失败者之列，又有哪个精明女子来体谅他、宽容他、眷恋他呢？陈芸，例外、惟一。沈复也因此而惟一、例外。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沈复陈芸都喜欢李白这句话。按照《浮生六记》提示，我多次自上海至苏州，访沈、陈之欢颜梦痕。目前，一小时的车程。一八七七年，吴县人杨引传坐轿子从上海来苏州，用了半天时间，在冷摊上发现了沈复《浮生六记》前四卷手稿，狂喜！交妹夫王韬在上海出版。我，在苏州当代晨光中的冷摊上也探头探脑，买了一枚似是而非的古铜钱、一本文革时代某中学教师的残破日记。
目前，沈复与陈芸新婚居所已无迹可寻，居所旁边沧浪亭仍在。我也选择夜晚进入，未见“一轮明月上林梢”，四顾皆高楼，“周遭极目可数里”的清代已远。沈与陈偶遇少女憨园激起情感波澜的“野芳浜”、“舟”已不在，半塘流水依旧，游船来往，桨响人喧。陈芸着男装与沈复观灯的“水仙庙”无存，水仙、灯火依旧明媚满城。沈、陈与友人在油菜花盛开时节郊游野饮的“南园”、“北园”不可觅，方位大约处于人民路工人文化宫一带，当下只有菜籽油、黄酒可买卖。虎丘塔、太湖、长江格局依旧——历朝历代官员、商人还算明白：这些景色万万不可拆迁、变迁，否则，满目西式景象，“不和中国发生关系，则真觉得它没有一点可眷眷的地方在”。
苏州，曾叫 “姑苏”，像姑娘苏醒、像新婚的陈芸在微弱曙色中卧听鸟鸣。它现在叫“苏州”，像成功男士腰围扩张如环城高速公路，每平方米一棵绿树、三个鸟巢的古典景色，已转换成每平方米三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房价了。苏州不再像姑苏那样唯一。从“姑苏”到“苏州”，时光在持续进行一场变性术？改变江南地理、人心的手术——越过柔软的花园，穿过坚强的商业、工业、旅游业、婚恋服务业，在苏州游走，我像手术台上的一根线，维系一个切口、伤口？痛、切。
以微弱的听力、目力，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书写者发生一种痛切的关系，并力图以自己的文字在内心与世界之间，进行搭桥手术——
否则，一个人活下去所必须有的那“可眷眷的地方”，又在哪里？
3. 王国维
《人间词话》。王国维。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国维这一诗学名著，版本众多。我手中这一竖排、繁体、线装的版本，淘自上海文庙外的旧书摊上。
2007年秋，在浙江海宁盐官镇王国维故居二楼书房，我眺望五百米外的钱塘江。一条矛盾的江，江水倒叙、追溯，试图返回并修正上游，从而激发出著名的钱塘潮，在每天中午前后持续约半小时左右。盐官镇上，小旅馆外的墙壁上都有小黑板用粉笔字提示：“今天潮来11：25，潮去12：15”或“今天潮来12：31，潮去13：05”。 王国维也是一个矛盾如钱塘江潮的学者，在清末民初的时代剧变中，感受着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哲学两大潮流的汇合处，形成《人间词话》。但它其实也是“词话人间”——诗情词意，即人心。王国维时而以人论词，时而以词辨人，赞誉欧阳修、范仲淹的情真意深，斥责龚自珍、柳永、康与之的凉薄浮浪——“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龚自珍的这首诗，成为王国维的批评证据。
在王国维看来，情真、意深则自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著名的“三境界”之说，谈的依旧是大于诗学的人生哲学。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似乎融合了康德的“优美”（修饰，使人迷恋）“崇高”（纯朴，使人感动）这一对美学概念。既要“合乎自然”，又要“邻于理想”，多么难，也就多么卓越，无论做人、作文——“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1927年6月的一天，王国维乘黄包车来到颐和园内的昆明湖。湖中荷花鲜艳，水鸟蹁跹。王国维在凉亭下抽烟。然后起身，入湖，一了百了，终年五十。“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是王国维的词句。“人间”，既是尘世，也是他的书斋之名。尘世和书斋都留不住一个书生了，空余铜镜三秋树。他的死，一个谜语，为道义、为债务、为子、为忧郁症？种种猜测，莫衷一是。其好友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与屈原之死并论，是其中一说。
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中，陈寅恪写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与王国维这样一个晚清民初过渡带上的学者相联系，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王国维且洋且古，且旧且新，就撕裂、痛苦、死。他喜欢王安石的两句诗并手书：“旧德醉心如美酒，新篇醒目胜真茶。”旧德新篇、美酒真茶，两者在冲突中贯彻王国维的思想与肠胃。在中国教育史上，最先提出德育、智育、美育主张的人，就是王国维。其关于“完全之人物”的教育观、“无用之用”的启蒙思想，都与清末民初的弱风败相和功利主义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即便今天，王国维的教育理想也未完全实现——一代一代“知道分子”，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流水线上汹涌生产。
王国维理想中的“完全之人物”，必然包含陈寅恪所讲的独立性、自由性，即现代性。将王国维视为前清遗老，是对一个伟大学者、思想者的误解。王国维母亲为他梳理辫子时屡屡劝导：“别人都剃了，你还留它干嘛……”他淡淡说：“既然留了，何必剪呢。”他其实并不在意这辫子的存在。倒是我们这些穿西装、皮夹克的当代人心中，时时有一条旧辫子在随风摆动。
回到王国维所钟爱的诗歌。其对中国古典诗歌写作的思考，对于现代汉语诗学的建立依旧有启发意义，“真”“自然”“气象”“内外”“工”“有我与无我”等等理念，历久弥新。诗歌的现代性，同样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诗人及其语言，必须保持独立和自由，而不依赖于诗中是否出现一些现代名词如“拖拉机”“导弹”“转基因玉米”等等。
“尽管往往缺少新语汇，尽管诗中不提‘飞机’，但却以隐蔽、无声、有效、人道的方式拥有飞机的激情，才是真正的新诗。”秘鲁当代诗人巴列霍的观点，飞机般俯冲、降落在我面前。诗的陈旧与新异，关键在于诗人世界观的剧变，而非诗中名词的古典或现代。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在于诗人是否具有现代性、是否属于王国维所说的“完全之人物”。巴列霍又举例：“无线电的用途不单是让我们说它是‘无线电’，而是为了激发出新的紧张情绪和更深刻的洞察力。”在“马车”、“书信”这些旧名词之间，建立起飞机般的激情、无线电般的洞察力，是对新一代诗人能力的考验。
旅法学者程抱一说：“好的传统中包含着现代性。”也就是说，优秀的传统诗歌、传统诗学思想，必隐含当下写作的基因，否则，它们就没资格进入传统——像马车中暗藏飞机、书信中埋伏无线电。现代性并非无本之木、破空而来，而是源远流长如大河，在不断流变、更新中保持冲击力、活力。一切现代性、先锋性，都充满进入传统的渴望，以便生发未来。
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标准，动我心弦：“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造作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再次强调了“知见”、“情感”、“景象”三者表达的深刻与独到。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里尔克所强调的“经验”、庞德所倡导的“意象”、帕斯赞美博尔赫斯所讲的“简朴和陌生”。
一个伟大前贤的身上，含藏着无数后人的面容和灵魂。
4. 徐志摩
《徐志摩经典诗集》。徐志摩。山东文艺出版社。
这本诗集收入了徐志摩生前出版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全部诗集中的作品。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曾是浙江海宁商会会长，拥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庄、一家钱庄。徐志摩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是家族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设计。但1920年起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留学，改变了徐志摩的命运。他认识了哈代、曼斯菲尔德等作家。尤其是肺病中的曼斯菲尔德，一眼看穿前来拜望的徐志摩：“你不适宜从政、经商。爱文学吧。”从此，徐志摩开始爱上诗歌以及诗歌一般的林徽因。
1923年，为筹备泰戈尔访华事宜，徐志摩与梁启超、胡适、丁西林、林徽因等人定期聚餐商讨。后索性组成“新月社”，向泰戈尔《新月集》致敬。1924年4月至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在北京、上海、杭州、日本、香港等地访问。后来办了《新月》诗刊。由闻一多、卞之琳、陈梦家、徐志摩、梁实秋、郁达夫、沈从文、邵洵美等诗人组成的“新月诗派”，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
2015年冬，同济大学诗学中心“中华少儿诗教读本编委会”，在海宁一家宾馆举行编务会。这一读本，计划自先秦肇始，至当代，编选历代名家名诗约十五卷。编委会确定的选目中，徐志摩等新月派诸多诗人入选。我作为编选者之一与会，中午，到宾馆八百米外的徐志摩故居游荡了一小时。 故居雅致，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前所建。二楼新房，依旧低垂着的蚊帐是绯红色的——这一细节让我哑然失笑。蚊帐显然是由故居管理者从当代市场中购置、布设的，其形状、颜色都是一种想象。所谓“绯闻”，就是“绯红色的新闻”。徐、陆新房旁边，隔着客房，是徐志摩原配张幼仪作为徐母义女身份所配的房间，蚊帐暗淡——这也是一种想象。
故居墙壁有一系列照片：西湖边，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合影，如松、竹、梅；上海女子服装公司总经理张幼仪的工作照，端庄，干练；陆小曼捏着烟嘴，满身春色；徐志摩遇难后眼睛圆睁依旧含情脉脉；徐志摩后人多年后归来，在后院一个小水井旁合影……
1949年之后，徐志摩故居二楼、三楼被改造为幼儿园，一楼成为银行。直到九十年代，官方才因旅游和文化需求，通过徐志摩后人和老仆人的回忆，渐次恢复故居内部格局和气息。目前，电影演员们不断出现在这座小楼，“徐志摩”背着“陆小曼”沿陡峭的楼梯，在“徐志摩母亲”无奈而怨怒的眼神中，上升，到新房中去，脱离现实的羁绊，到天空中去，云游……
胡适对徐志摩的评价是：一生沉迷于美、爱和自由。徐志摩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则有“草青人远，一流冷涧”八字，冷、寂、幽暗，没有他一贯的热、闹、明媚。但的确是徐志摩的话，且复制于徐志摩故居的墙壁上。
徐志摩诗中的确时时出现“涧水”这一意象，并与其自我相叠印。如，《云游》中的句子：“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有一流涧水”。那涧水，因云朵的不在意，而冷、寂、幽暗。徐志摩仰望两朵云。一朵落下来，陆小曼，让涧水暂时升温；一朵在天上，林徽因，让涧水持久忧伤。
1931年11月，徐志摩匆匆搭乘一架济南号邮政飞机，赴林徽因之约。飞机因大雾而在济南附近撞山。徐志摩终年34岁。济南号消失在济南，爱云的人消失在云端，这是宿命？爱情需要两个人合作，而死亡则可以独自完成。据说，林徽因的北京卧室里悬挂着失事飞机的一块残翼，人间四月天直接进入秋寒模式，让梁思成郁闷。
徐志摩之盛名流传，与这一不寻常的死亡有关。一个才子名动后世，往往需要不寻常的死亡来助力。比如，屈原、王国维、徐志摩、海子……倘若寿终正寝，即便文本卓越，也显得缺乏可读性、传奇性。何况，徐志摩的死，既是诗人之死也是情种之死，其故事也就通俗易懂、广为流传。
以缺席的形式，强化自身的存在。
传说，在剑桥大学，招徕中国游客的英国人会在康河边用汉语向你打招呼：“这里是伟大的中国抒情诗人徐志摩划船吟诗的地方——请到船上来，挥一挥衣袖，请你看一看这天上的云彩——5英镑，一小时！”
我从上海乘沪杭铁路到海宁。这一铁路建设于1906年至1909年。据说，作为海宁首富的徐志摩父亲通过运作，使这一铁路避开本应直线通过的桐乡，而曲线涉及了海宁，从而根本性地影响了海宁的现代史。在名闻天下的海宁皮革城里，看到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穿皮衣的广告照片。商人们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带走一卡车一卡车的皮衣和钱币。
据考证，徐志摩祖先在宋代自开封南渡而来、定居、繁衍。数十公里外，盐官镇上的王国维家族也如此演绎而成。
我是河南人。不知道徐志摩、王国维的口音里是否残留中原味。
5. 汪曾祺
《复仇》。小说、散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把小说、散文选在一本书里，且不注明文体，是编者的慧心：汪曾祺是一个把小说当成散文来写的作家。把小说当成散文来写，就要求作家的叙述不能零度、旁观、淡漠，而要求作家像写个人史、地方志那样书写——即便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的经历、气息、温情，也流贯其间。比如，这本选集中的名篇《大淖记事》《受戒》，像自传——汪曾祺就像是那个受戒的小和尚明海，就像是在沙洲上响应巧云低声召唤的小锡匠十一子，内心柔软，一身月光。
汪曾祺的语言，有故乡江南云水的美感、中国文人画的诗意。
这种语言的来源，第一是江南俚曲民谣。一次，在某个娘娘庙，少年汪曾祺曾听到一媳妇祈求生子的祷告词：“今年来了，我是跟你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这诗一般的祷告词让他震惊。那祈祷中的妇人完全就是一个诗人！汪曾祺就是这样在耳濡目染中形成自己的江南情怀。迷恋于民间语言之美。编辑过《民间文学》杂志。他认为，一个人不听民歌是成不了好作家的。读汪曾祺这些散文般、长诗般的小说，仿佛在听一首江南民歌。
第二个来源，是唐宋诗词、明清小品。明清以来江南产生出的李渔、张岱、袁枚等等才子，无不影响着汪曾祺的审美趣味和语调。尤其是扬州前辈、宋代诗人秦观，散文亦佳，《宋史》评其散文“文丽而思深”，被汪曾祺心慕神追。而他《沙家浜》中的名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直接源于苏东坡流放儋州时的诗作《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东坡汲水、煎茶，然后“小杓分江”，进入汪曾祺以及我等后辈的“夜瓶”之中了——我的墨水瓶也应该是东坡的春瓮夜瓶，面对汉语南方这一条大江……
第三个来源是同样把小说当散文来写的作家沈从文。《复仇》一书中收入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沈从文去世后，汪曾祺以学生身份写下的悼念文章。一篇当代祭文名篇。充满细节。如，“他抓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抓毛笔（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不是洋学堂出身）”“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等等。文章结尾处，汪曾祺写到：“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钧瓷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多好的结尾，像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