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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强意识形态的四个错位
2010年2月22日,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受贿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位被称为现实版的宋思明身穿西服被押送到被告人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袁汉钧出庭公诉。蔡志强如何在官至高位时迷失跌落?本刊独家对此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对于蔡志强来说,今年的春节恐怕是他这辈子最难挨的日子了。当迎接新年的密集的鞭炮声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时,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年轻区长正躺在上海市看守所的床上辗转反侧。他后悔做了“一辈子最不值得、最失败的事”,他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那些个钱给俘虏了。
想不明白的往往又是真实上演的,蔡志强跟命运开了一次玩笑,而与此同时,网络又跟蔡志强开了一次玩笑。案发后,蔡志强的案子连同形象一夜间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因为人们发现蔡志强与正在全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中的男主人公宋思明长得颇为相像,且剧中宋思明和海藻的婚外情也正与传说中的蔡志强涉及多个情人有诸多对应。门户网站更是开展了蔡志强与宋思明相像程度的趣味调查。
网络舆情并非好事者的无聊咀嚼,它体现的恰恰是人们对官员廉洁清明和法律公正的一种期待。
调任局级巡视员后首次露面,蔡志强被纪委请去信访谈话
早在2009年初,就有传言说蔡志强出事了,且祸起其情妇锲而不舍的举报。虽然此传言一直没有被正式印证,但此后,时任上海市普陀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蔡志强被调离,成为上海市生产安全監督局正局级巡视员。对于年方45岁的年轻高官,这样的调动意味着什么,似乎稍有些官场常识的人都能猜测出其中的一二,很容易与先前的传言联系起来。
坊间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但往往因为戏份会与事实有出入。严肃的真实版是:2009年1月,上海市纪委先后收到多件反映蔡志强有关问题的信访件,其中包括点名道姓指出某女子与蔡具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蔡常常不顾区长形象聚众打牌赌博问题。信访件所反映的问题如果安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恐怕只是个个人道德和生活问题,但针对一个局级干部,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么简单了,它关系到政府官员的作风操守和形象。
就在市纪委本着对信访负责和对蔡志强本人负责的态度,着手调查上述反映的问题时,针对蔡志强的举报信又接二连三地飞来,这个一直在公众面前保持良好形象的年轻干部究竟在任期内干了些什么?
经过对信访件初步调查核实后,2009年5月,上海市纪委对蔡志强的经济情况包括家庭财产等做了外围调查和摸底,发现有不少“线头”,如蔡有一辆私家车是从某公司名下转来的,蔡有几套房子,卖房单位皆是蔡任区长、副区长时分管的企业,等等。
6月,在办案人员的参与下,又一个有价值的“线头”被排出:上海某集团老板张某与蔡志强过往密切,蔡有套房子是张某公司开发的,2006年张某获得普陀区长风地区最热门的一地块,此时蔡已任普陀区副区长,张有辆车供蔡家长期使用……
张某的“出挑”,给调查带来了实质性的转机,但由于张某一家已到澳洲投资移民,夫妻俩很少回国,要想从张某处得到突破,只有守株待兔,等张某回国。
8月16日,办案人员获悉,张某一家正在上海度假。当晚,张某夫妇被市纪委要求配合调查。那晚,张某避重就轻,只谈了车子的事,并声明,由于早前得知市纪委在查蔡志强的问题,蔡已将车子归还。
虽然,张某一再表示与蔡区长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往来,但办案人员还是敏感到这里有戏!于是,第二天,张某再次被请到纪委配合调查。这一次,经过不断地调整谈话策略,张某终于交代了蔡在担任上海市人事局办公室代主任和普陀区副区长时,为其及其企业谋取利益,并先后收受其给予的现金人民币29万元的主要问题。
至此,蔡志强案撕开了关键的口子。8月26日,市纪委函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配合调查蔡志强涉嫌违纪违法问题。9月8日,二分院对蔡志强涉及受贿线索正式展开初查。
此时的蔡志强已被调离区长岗位,被任命为市安全生产监督局正局级巡视员。为了将案子做得更为扎实,初查依然是悄悄地进行外围排摸取证。
2009年国庆过后,市纪委经多次开会讨论,决定对蔡志强进行正式“信访谈话”。10月14日,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在奉贤召开会议,这是蔡志强履新后的首次公开亮相。那天,蔡志强显得十分高兴,在会后的晚宴上,他喝了很多的酒。他没想到,这是他身居官位的一次“最后的晚餐”,当晚,市纪委的同志就向他宣布了正式“信访谈话”。
也许是早有思想准备,也许是大半年来他已然成为惊弓之鸟,再也无力躲避猎人的弩拔之箭,蔡志强没作任何回避,就开谈起自己的问题。
“今天晚上酒喝太多了,头脑有些糊涂,明天再继续谈好吗?”蔡的请求得到了批准,第二天,酒醒后的蔡志强不仅交代了纪委已掌握的其收受张某贿赂的事实,还主动交代了纪委未掌握的其收受唐某、吴某等人贿赂的事实。
15日晚,蔡志强被“两规”。之后,蔡志强又进一步主动交代了其收受王某、高某、金某等人贿赂的事实。
2009年12月4日,蔡志强案由上海市纪委正式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查处。
贿款主要涉及5名民营企业家和私人老板的行贿
因之前的扎实调查,审讯人员的充分准备和问题切入的精准,加之蔡志强的配合态度,审讯变得异常顺利。“到了这个级别的官员,一旦案发,感受到我们调查的严谨、深入、准确,一般都有这个素质。他们不会跟你硬来的。”办案人员说。
然而,审讯的顺利并不意味着办案的省力。“面对这样的大案,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反贪局办案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记者,蔡志强被“两规”后,反贪人员就进入了一刻不停的紧张调查取证状态。因为蔡案涉及的行贿人员众多,需要取证的相关证人更多,加上时间跨度大,蔡涉及的业务情况、职务谋利情况、政策信息等都颇为复杂,所以,为了扎实证据链,几乎整个反贪局的精兵强将都被调动起来了。
而院领导的重视,更是为一线的办案人员打足了气。二分院陈辐宽检察长每周四开例会都要亲自参加研究案情,分管反贪局的高正国副检察长,天天坐镇一线,安排调度力量,掌握外围取证情况,侦查分析,梳理要点,反贪局几个局领导带领办案人员每天忙于对行贿人和证人的取证和收集信息上。
分工不分家的整体办案方式,使蔡志强案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侦查取证工作。2010年1月8日,蔡志强案由反贪局移送公诉部门,有关蔡案的主要证据材料被装订成厚厚的15本卷宗,而零碎的相关证据材料被装满整整四个铁皮文件箱。
2010年1月18日,蔡志强涉嫌受贿罪被二分院正式起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查明,从1999年2月至2009年3月的10年时间内,蔡志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接受财物贿赂共计人民币194.2万元,澳币6万元和欧元5万元。
上述贿额涉及5名民营企业家和私人老板的行贿,主要情节分别为:
1999年7月,蔡志强利用人事局办公室代主任,负责协助局领导综合协调处理局政务和日常事务的便利,帮助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及其家属将户籍从浙江象山迁入上海。2006年7月,蔡利用副区长、协管区国资办的职务便利,帮助张某公司以优惠价受让长风生态商务区某地块楼盘。从2000年至2007年间,蔡先后收受张现金29万元;
2005年6月,蔡志强利用担任副区长、分管地税局的职务之便,批示同意王某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提出的关于旗下开发的两楼盘涉及全装修税收问题的申请,在预缴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时,扣除装修项目部分的应税收入的优惠政策,为该公司减轻了税费支出。2008年年底,蔡利用区长之职,审批同意王的公司成为上海某贷款有限公司主发起人。为此,蔡在2008年4月至2009年8月,先后收受王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100万元,澳元1万元,“打牌活动费”6万元等;
2006年下半年,蔡志强利用副区长,协助区长负责区政府日常工作的职务便利,帮助唐某任法人的公司名下某商场的商铺由大产权证分割为若干小产权证。2006年至2009年,蔡先后收受唐给予的现金欧元5万元,“打牌活動经费”共计10万元;
2007年2月,蔡利用担任区长、普陀区图书信息中心项目筹备组组长的职务便利,帮个体老板金某挂靠经营的环宇公司承接该项目的建设。蔡先后收受对方给予的“打牌活动经费”6万元;
2008年,蔡志强通过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并以签发会议纪要等方式,为民营企业家高某的公司前期开发的长寿路某地块项目谋取利益。之后,蔡先后收受高某以打牌名义给予的现金5万元,并在赴澳期间收受高某给予的现金5万澳元。
打牌,从最初的企业办公室到五星级宾馆内的总统套房
大凡官员受贿情节总有似曾相识的一面,因为总也抹不去权钱交易的痕迹,脱不了权力寻租的干系。但个体不同的风格也决定了另类的一面。
就蔡志强案来看,公诉机关指控的六节罪证,其中四节都涉及一个受贿新名词“打牌活动经费”。据了解,蔡志强因打牌收受的涉案活动经费共计27万元,而这27万元,是蔡志强在参与25次打牌之前收受的,每次数额从3000元至2万元不等。
“领导也要放松,要娱乐。”蔡志强说自己打牌的习惯是到了区里后才逐渐养成的,因为要抓区里的经济发展,需要结交企业界的朋友,“需要联络感情,需要密切关系”,而打牌是一种交往的手段。“打牌从开始到后来都是被动的,安排好才去,和我打牌的都是交往比较好的朋友,开始只是为了交往,后来打打没钱没劲。”打牌要来真的才有劲,蔡志强是不喜欢在牌局上让对方放水的人,所以,老板们也认为“跟蔡区长打牌很有意思”,但来真的,蔡的经济实力显然是有巨大差距的,于是,补救的办法或者说变通的方法,就是打牌前老板们先给领导发“打牌活动经费”。
蔡志强可能早已忘记第一次被安排上牌桌的情景,但一定记得第一次收受打牌经费的一幕:
2005年下半年的一天周末,时任副区长的蔡志强在办公室主任殷坤能(另案查处)的安排下,下班后径直驱车赶到区里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家王某的公司作客,此时,王已恭候多时,年轻的副区长以朋友的身份大驾光临,自然给足了王的面子,但王也是场面上的人物,知道怎么安排,于是,就在单位,大家小范围地用完餐后,王、蔡、殷和王的部下四人就开始打牌了,打的是市面上流行的“斗地主”,趁蔡志强上厕所之际,王给了蔡一个装有3000元的信封,王的一句“活动费”让蔡顺理成章地将钱笑纳下来。
此后,从3000元一次到后来的1～2万元一次,蔡志强从副区长到区长,官位在升迁,活动费数额在增加,牌友圈子也在不断扩大,当然,打牌的地点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企业办公室到五星级内的总统套房。
王某涉案后陈述:“2008年5月,我公司投资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开业后,曾邀蔡、殷来酒店26楼总统套房打过四次扑克,两次各一万元,一次7000元,一次8000元。”
“作为一个区领导,每周末都热衷于赴牌局,无论是不是赌博性质,从干部形象来说都是有问题的。”到案后的蔡志强反省道。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安排好自己的业余生活?蔡志强案显然给当官者留下了引以为戒的活教材。诚然,“领导也要放松,也要娱乐”,但怎样的娱乐才是领导干部既可以放松心情而为之,又可以陶冶情操而抗拒腐败侵蚀呢?趣味看人,领导干部的兴趣爱好何尝不是其修养和品行的另一面表现呢?
“我拿了钱的都是朋友兄弟的,陌生人的都退了回去”
无论智商还是情商,蔡志强给人的感觉都是极高的,这是位82级的复旦大学国政系高材生,不仅口才好,思辨能力强,而且,由于从小生活在上海市郊县,家境的贫寒,养成了他工作上能吃苦敢拼搏的习惯,这些优点成为他得以顺风顺水走上官场高位的必胜法宝。
蔡志强曾说,“我的理想是想做大事,不是想做大官”。因此,大学毕业时,他把唯一留校机会让给了他的同学,而是选择到人事局工作,希望自己能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从小自己成长的环境就决定了社会接触面较小,要做大事必须要有大眼界。
然而,到了人事局工作后,蔡志强才知道,现实并非想象中那么斑斓。所谓“天之骄子”并没有多少人把你当回事,因为家在郊区,平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天天睡办公室,身体又不好,后来单位搬迁,办公室规定不能夜宿,没地方睡觉的他只能请长假回家,后来单位联系了市机关宿舍,他才得以重新回工作岗位。
工作第二年,蔡志强被派往金山支教一年。令他刻骨铭心的是,一年支教结束,学校开欢送会,会后,其他支教的老师都被单位来车接回去了,唯有他,事先都跟单位说好的,但没人来接,校长、书记陪着他到了晚上,最后,拿出20元钱,帮他叫了辆车,才将他连同铺盖一起送回了上海。
“没地位,没人脉,就没人理睬你。”这件事对蔡志强的刺激是巨大的,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被人看得起,要想成就做大事的理想,首先要在单位混出模样来。
这以后,蔡志强不再怨天尤人,而是工作更努力了,不管安排在什么岗位,从研究室到办公室,从人才试点到引进资力,他都干得像模像样。2003年,蔡志强当上人才开发处处长后,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人才工作从神秘到公开,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做了很多工作。对于诸如“新上海人”、将人才市场真正走向市场、长三角人才一体化等概念和做法,蔡志强无疑是主要的提出者和倡导者。
那个时候,蔡志强有了成就感,他常常以人才专家的身份上电视台做节目。但同时,他又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因为他不像其他朋友那样家庭殷实。“每个人心理都有不健康的一面,我的不健康是没有调适好自己,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生活条件却并不好。”在商品经济社会,似乎一个成功人士是不能没有钱的。为了改善生活,蔡志强利用课余时间到电大讲课,上“组织行为学”,给两个中学上日语班课程赚讲课费,还写了很多本书赚稿费。当处长后,他被邀担任了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兼职教授,到大学到全国各地开讲座做报告。
蔡志强想以勤奋换得富有,他常常会想起小时候吃根棒冰都要盼上好几天的情景,但富有的标准是永远不会一成不变的。于是,当他终于有机会走出机关的小圈子,结识真正有钱的老板时,他的信念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他不再推崇勤奋,他开始崇拜有本事的人,他认为社会需要老黄牛,但这个社会的发展真正需要的是能人。
所谓的能人,自然是有钱的成功人士。
张某是蔡志强结识的较早的有钱的能人。1999年的时候,蔡志强和某报社记者周某一起吃饭,当时在场的还有某房地产公司老板张某,席间,周某将张介绍给了蔡,张得知蔡是上海市人事局办公室代主任,便把自己想将全家户口从浙江象山迁到上海,但一直没能办成的情况告诉了蔡,希望蔡能帮忙。蔡熟知上海人才引进的各项政策,加上引进人才落户的审批是市人事局负责的,故蔡当场表示同意帮忙。在蔡志强的帮助下,2000年,张某一家4口的户口很快就顺利迁入了上海。
蔡志强的这次大忙,让张某十分感激。一天,张请蔡和周某吃饭,张趁和蔡一起上厕所之际,将一个装有2万元的信封塞给了蔡。蔡自然心领神会,客气了下就收下了。
2002年,蔡志强得知张某公司开发了虹桥某楼盘,正想改善居住环境的蔡便向张提出想买一套该处房产的意愿。张某听后爽快地表示除了房价会给予一定的优惠外,还将补贴一些购房款。房产成交后,张某果然兑现了诺言,一天,约蔡志强到他公司附近,将一个塑料袋交给了蔡,里面装有7万元人民币。
2010年2月22日,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受贿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位被称为现实版的宋思明身穿西服被押送到被告人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袁汉钧出庭公诉。蔡志强如何在官至高位时迷失跌落?本刊独家对此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对于蔡志强来说,今年的春节恐怕是他这辈子最难挨的日子了。当迎接新年的密集的鞭炮声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时,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年轻区长正躺在上海市看守所的床上辗转反侧。他后悔做了“一辈子最不值得、最失败的事”,他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那些个钱给俘虏了。
想不明白的往往又是真实上演的,蔡志强跟命运开了一次玩笑,而与此同时,网络又跟蔡志强开了一次玩笑。案发后,蔡志强的案子连同形象一夜间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因为人们发现蔡志强与正在全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中的男主人公宋思明长得颇为相像,且剧中宋思明和海藻的婚外情也正与传说中的蔡志强涉及多个情人有诸多对应。门户网站更是开展了蔡志强与宋思明相像程度的趣味调查。
网络舆情并非好事者的无聊咀嚼,它体现的恰恰是人们对官员廉洁清明和法律公正的一种期待。
调任局级巡视员后首次露面,蔡志强被纪委请去信访谈话
早在2009年初,就有传言说蔡志强出事了,且祸起其情妇锲而不舍的举报。虽然此传言一直没有被正式印证,但此后,时任上海市普陀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蔡志强被调离,成为上海市生产安全監督局正局级巡视员。对于年方45岁的年轻高官,这样的调动意味着什么,似乎稍有些官场常识的人都能猜测出其中的一二,很容易与先前的传言联系起来。
坊间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但往往因为戏份会与事实有出入。严肃的真实版是:2009年1月,上海市纪委先后收到多件反映蔡志强有关问题的信访件,其中包括点名道姓指出某女子与蔡具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蔡常常不顾区长形象聚众打牌赌博问题。信访件所反映的问题如果安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恐怕只是个个人道德和生活问题,但针对一个局级干部,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么简单了,它关系到政府官员的作风操守和形象。
就在市纪委本着对信访负责和对蔡志强本人负责的态度,着手调查上述反映的问题时,针对蔡志强的举报信又接二连三地飞来,这个一直在公众面前保持良好形象的年轻干部究竟在任期内干了些什么?
经过对信访件初步调查核实后,2009年5月,上海市纪委对蔡志强的经济情况包括家庭财产等做了外围调查和摸底,发现有不少“线头”,如蔡有一辆私家车是从某公司名下转来的,蔡有几套房子,卖房单位皆是蔡任区长、副区长时分管的企业,等等。
6月,在办案人员的参与下,又一个有价值的“线头”被排出:上海某集团老板张某与蔡志强过往密切,蔡有套房子是张某公司开发的,2006年张某获得普陀区长风地区最热门的一地块,此时蔡已任普陀区副区长,张有辆车供蔡家长期使用……
张某的“出挑”,给调查带来了实质性的转机,但由于张某一家已到澳洲投资移民,夫妻俩很少回国,要想从张某处得到突破,只有守株待兔,等张某回国。
8月16日,办案人员获悉,张某一家正在上海度假。当晚,张某夫妇被市纪委要求配合调查。那晚,张某避重就轻,只谈了车子的事,并声明,由于早前得知市纪委在查蔡志强的问题,蔡已将车子归还。
虽然,张某一再表示与蔡区长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往来,但办案人员还是敏感到这里有戏!于是,第二天,张某再次被请到纪委配合调查。这一次,经过不断地调整谈话策略,张某终于交代了蔡在担任上海市人事局办公室代主任和普陀区副区长时,为其及其企业谋取利益,并先后收受其给予的现金人民币29万元的主要问题。
至此,蔡志强案撕开了关键的口子。8月26日,市纪委函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配合调查蔡志强涉嫌违纪违法问题。9月8日,二分院对蔡志强涉及受贿线索正式展开初查。
此时的蔡志强已被调离区长岗位,被任命为市安全生产监督局正局级巡视员。为了将案子做得更为扎实,初查依然是悄悄地进行外围排摸取证。
2009年国庆过后,市纪委经多次开会讨论,决定对蔡志强进行正式“信访谈话”。10月14日,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在奉贤召开会议,这是蔡志强履新后的首次公开亮相。那天,蔡志强显得十分高兴,在会后的晚宴上,他喝了很多的酒。他没想到,这是他身居官位的一次“最后的晚餐”,当晚,市纪委的同志就向他宣布了正式“信访谈话”。
也许是早有思想准备,也许是大半年来他已然成为惊弓之鸟,再也无力躲避猎人的弩拔之箭,蔡志强没作任何回避,就开谈起自己的问题。
“今天晚上酒喝太多了,头脑有些糊涂,明天再继续谈好吗?”蔡的请求得到了批准,第二天,酒醒后的蔡志强不仅交代了纪委已掌握的其收受张某贿赂的事实,还主动交代了纪委未掌握的其收受唐某、吴某等人贿赂的事实。
15日晚,蔡志强被“两规”。之后,蔡志强又进一步主动交代了其收受王某、高某、金某等人贿赂的事实。
2009年12月4日,蔡志强案由上海市纪委正式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查处。
贿款主要涉及5名民营企业家和私人老板的行贿
因之前的扎实调查,审讯人员的充分准备和问题切入的精准,加之蔡志强的配合态度,审讯变得异常顺利。“到了这个级别的官员,一旦案发,感受到我们调查的严谨、深入、准确,一般都有这个素质。他们不会跟你硬来的。”办案人员说。
然而,审讯的顺利并不意味着办案的省力。“面对这样的大案,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反贪局办案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记者,蔡志强被“两规”后,反贪人员就进入了一刻不停的紧张调查取证状态。因为蔡案涉及的行贿人员众多,需要取证的相关证人更多,加上时间跨度大,蔡涉及的业务情况、职务谋利情况、政策信息等都颇为复杂,所以,为了扎实证据链,几乎整个反贪局的精兵强将都被调动起来了。
而院领导的重视,更是为一线的办案人员打足了气。二分院陈辐宽检察长每周四开例会都要亲自参加研究案情,分管反贪局的高正国副检察长,天天坐镇一线,安排调度力量,掌握外围取证情况,侦查分析,梳理要点,反贪局几个局领导带领办案人员每天忙于对行贿人和证人的取证和收集信息上。
分工不分家的整体办案方式,使蔡志强案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侦查取证工作。2010年1月8日,蔡志强案由反贪局移送公诉部门,有关蔡案的主要证据材料被装订成厚厚的15本卷宗,而零碎的相关证据材料被装满整整四个铁皮文件箱。
2010年1月18日,蔡志强涉嫌受贿罪被二分院正式起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查明,从1999年2月至2009年3月的10年时间内,蔡志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接受财物贿赂共计人民币194.2万元,澳币6万元和欧元5万元。
上述贿额涉及5名民营企业家和私人老板的行贿,主要情节分别为:
1999年7月,蔡志强利用人事局办公室代主任,负责协助局领导综合协调处理局政务和日常事务的便利,帮助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及其家属将户籍从浙江象山迁入上海。2006年7月,蔡利用副区长、协管区国资办的职务便利,帮助张某公司以优惠价受让长风生态商务区某地块楼盘。从2000年至2007年间,蔡先后收受张现金29万元;
2005年6月,蔡志强利用担任副区长、分管地税局的职务之便,批示同意王某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提出的关于旗下开发的两楼盘涉及全装修税收问题的申请,在预缴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时,扣除装修项目部分的应税收入的优惠政策,为该公司减轻了税费支出。2008年年底,蔡利用区长之职,审批同意王的公司成为上海某贷款有限公司主发起人。为此,蔡在2008年4月至2009年8月,先后收受王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100万元,澳元1万元,“打牌活动费”6万元等;
2006年下半年,蔡志强利用副区长,协助区长负责区政府日常工作的职务便利,帮助唐某任法人的公司名下某商场的商铺由大产权证分割为若干小产权证。2006年至2009年,蔡先后收受唐给予的现金欧元5万元,“打牌活動经费”共计10万元;
2007年2月,蔡利用担任区长、普陀区图书信息中心项目筹备组组长的职务便利,帮个体老板金某挂靠经营的环宇公司承接该项目的建设。蔡先后收受对方给予的“打牌活动经费”6万元;
2008年,蔡志强通过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并以签发会议纪要等方式,为民营企业家高某的公司前期开发的长寿路某地块项目谋取利益。之后,蔡先后收受高某以打牌名义给予的现金5万元,并在赴澳期间收受高某给予的现金5万澳元。
打牌,从最初的企业办公室到五星级宾馆内的总统套房
大凡官员受贿情节总有似曾相识的一面,因为总也抹不去权钱交易的痕迹,脱不了权力寻租的干系。但个体不同的风格也决定了另类的一面。
就蔡志强案来看,公诉机关指控的六节罪证,其中四节都涉及一个受贿新名词“打牌活动经费”。据了解,蔡志强因打牌收受的涉案活动经费共计27万元,而这27万元,是蔡志强在参与25次打牌之前收受的,每次数额从3000元至2万元不等。
“领导也要放松,要娱乐。”蔡志强说自己打牌的习惯是到了区里后才逐渐养成的,因为要抓区里的经济发展,需要结交企业界的朋友,“需要联络感情,需要密切关系”,而打牌是一种交往的手段。“打牌从开始到后来都是被动的,安排好才去,和我打牌的都是交往比较好的朋友,开始只是为了交往,后来打打没钱没劲。”打牌要来真的才有劲,蔡志强是不喜欢在牌局上让对方放水的人,所以,老板们也认为“跟蔡区长打牌很有意思”,但来真的,蔡的经济实力显然是有巨大差距的,于是,补救的办法或者说变通的方法,就是打牌前老板们先给领导发“打牌活动经费”。
蔡志强可能早已忘记第一次被安排上牌桌的情景,但一定记得第一次收受打牌经费的一幕:
2005年下半年的一天周末,时任副区长的蔡志强在办公室主任殷坤能(另案查处)的安排下,下班后径直驱车赶到区里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家王某的公司作客,此时,王已恭候多时,年轻的副区长以朋友的身份大驾光临,自然给足了王的面子,但王也是场面上的人物,知道怎么安排,于是,就在单位,大家小范围地用完餐后,王、蔡、殷和王的部下四人就开始打牌了,打的是市面上流行的“斗地主”,趁蔡志强上厕所之际,王给了蔡一个装有3000元的信封,王的一句“活动费”让蔡顺理成章地将钱笑纳下来。
此后,从3000元一次到后来的1～2万元一次,蔡志强从副区长到区长,官位在升迁,活动费数额在增加,牌友圈子也在不断扩大,当然,打牌的地点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企业办公室到五星级内的总统套房。
王某涉案后陈述:“2008年5月,我公司投资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开业后,曾邀蔡、殷来酒店26楼总统套房打过四次扑克,两次各一万元,一次7000元,一次8000元。”
“作为一个区领导,每周末都热衷于赴牌局,无论是不是赌博性质,从干部形象来说都是有问题的。”到案后的蔡志强反省道。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安排好自己的业余生活?蔡志强案显然给当官者留下了引以为戒的活教材。诚然,“领导也要放松,也要娱乐”,但怎样的娱乐才是领导干部既可以放松心情而为之,又可以陶冶情操而抗拒腐败侵蚀呢?趣味看人,领导干部的兴趣爱好何尝不是其修养和品行的另一面表现呢?
“我拿了钱的都是朋友兄弟的,陌生人的都退了回去”
无论智商还是情商,蔡志强给人的感觉都是极高的,这是位82级的复旦大学国政系高材生,不仅口才好,思辨能力强,而且,由于从小生活在上海市郊县,家境的贫寒,养成了他工作上能吃苦敢拼搏的习惯,这些优点成为他得以顺风顺水走上官场高位的必胜法宝。
蔡志强曾说,“我的理想是想做大事,不是想做大官”。因此,大学毕业时,他把唯一留校机会让给了他的同学,而是选择到人事局工作,希望自己能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从小自己成长的环境就决定了社会接触面较小,要做大事必须要有大眼界。
然而,到了人事局工作后,蔡志强才知道,现实并非想象中那么斑斓。所谓“天之骄子”并没有多少人把你当回事,因为家在郊区,平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天天睡办公室,身体又不好,后来单位搬迁,办公室规定不能夜宿,没地方睡觉的他只能请长假回家,后来单位联系了市机关宿舍,他才得以重新回工作岗位。
工作第二年,蔡志强被派往金山支教一年。令他刻骨铭心的是,一年支教结束,学校开欢送会,会后,其他支教的老师都被单位来车接回去了,唯有他,事先都跟单位说好的,但没人来接,校长、书记陪着他到了晚上,最后,拿出20元钱,帮他叫了辆车,才将他连同铺盖一起送回了上海。
“没地位,没人脉,就没人理睬你。”这件事对蔡志强的刺激是巨大的,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被人看得起,要想成就做大事的理想,首先要在单位混出模样来。
这以后,蔡志强不再怨天尤人,而是工作更努力了,不管安排在什么岗位,从研究室到办公室,从人才试点到引进资力,他都干得像模像样。2003年,蔡志强当上人才开发处处长后,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人才工作从神秘到公开,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做了很多工作。对于诸如“新上海人”、将人才市场真正走向市场、长三角人才一体化等概念和做法,蔡志强无疑是主要的提出者和倡导者。
那个时候,蔡志强有了成就感,他常常以人才专家的身份上电视台做节目。但同时,他又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因为他不像其他朋友那样家庭殷实。“每个人心理都有不健康的一面,我的不健康是没有调适好自己,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生活条件却并不好。”在商品经济社会,似乎一个成功人士是不能没有钱的。为了改善生活,蔡志强利用课余时间到电大讲课,上“组织行为学”,给两个中学上日语班课程赚讲课费,还写了很多本书赚稿费。当处长后,他被邀担任了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兼职教授,到大学到全国各地开讲座做报告。
蔡志强想以勤奋换得富有,他常常会想起小时候吃根棒冰都要盼上好几天的情景,但富有的标准是永远不会一成不变的。于是,当他终于有机会走出机关的小圈子,结识真正有钱的老板时,他的信念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他不再推崇勤奋,他开始崇拜有本事的人,他认为社会需要老黄牛,但这个社会的发展真正需要的是能人。
所谓的能人,自然是有钱的成功人士。
张某是蔡志强结识的较早的有钱的能人。1999年的时候,蔡志强和某报社记者周某一起吃饭,当时在场的还有某房地产公司老板张某,席间,周某将张介绍给了蔡,张得知蔡是上海市人事局办公室代主任,便把自己想将全家户口从浙江象山迁到上海,但一直没能办成的情况告诉了蔡,希望蔡能帮忙。蔡熟知上海人才引进的各项政策,加上引进人才落户的审批是市人事局负责的,故蔡当场表示同意帮忙。在蔡志强的帮助下,2000年,张某一家4口的户口很快就顺利迁入了上海。
蔡志强的这次大忙,让张某十分感激。一天,张请蔡和周某吃饭,张趁和蔡一起上厕所之际,将一个装有2万元的信封塞给了蔡。蔡自然心领神会,客气了下就收下了。
2002年,蔡志强得知张某公司开发了虹桥某楼盘,正想改善居住环境的蔡便向张提出想买一套该处房产的意愿。张某听后爽快地表示除了房价会给予一定的优惠外,还将补贴一些购房款。房产成交后,张某果然兑现了诺言,一天,约蔡志强到他公司附近,将一个塑料袋交给了蔡,里面装有7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