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红区”遵义，98岁的老红军王道金是为数甚少的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而又至今健在的人。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娄山关大捷、翻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当地人说，这样的老人是“国宝”。
　　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小鬼”
　　1915年，王道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5岁那年，他揣着母亲给他缝的一双布鞋，参加了红军。从此，部队就是他的家，战场就是他的大学校。王道金在革命战争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地成长起来。
　　提起长征，大家都会联想到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王道金说，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口号，胜利在脚下，走路出胜利。“过雪山时，当地老百姓把雪山说得很神秘很可怕，说这是一座神山，连飞鸟都过不去，别说是人了。我们红军战士穿着单衣，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但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上山了。山风卷着雪花，刮在脸上象刀割，穿着单衣的我们都被冻僵了，很多战士们就找地方坐，我就赶紧叫他们，‘不要坐，坐下就起不来了！’看见有战友牺牲时，大家心里都很悲痛。”王老说。 大家凭着一股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支撑到了胜利到来的那一天。长征胜利结束后，组织上把王道金送到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从简单的“走路走出胜利”到怎样运用战略战术取得胜利、怎样训练士兵，开始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道金调入一二○师，任连指导员，先后参加了抗日游击战和留守警卫工作。
　　情系长征故地的“拓荒人”
　　1958年，中央号召部队支援地方建设，有的人想去上海，有的人想留广东，有的人想去福建。王道金也和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在长征中，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几个月，那个地方太穷了。在农村，大姑娘都没裤子穿。领导说，那你就到贵州去吧。王道金当即表态：“我愿意去，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就这样，王道金被分配到了贵州最艰苦的地区——铜仁。 王道金在铜仁任专署副专员、地委常委，在这里一干就是13年。他在任内主持修建铜仁机场和湘黔铁路铜仁段，这两件对改变铜仁落后面貌起了关键作用的工程，至今还是铜仁地区干部群众们津津乐道的“政绩”。
　　三年困难时期，王道金在松桃县蹲点，当时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禽喂养限制很严，王道金也知道这个政策，但他认为老百姓连饭也没有吃，还怎么管？所以，对上面的政策，他采取不宣传、不提倡、不干涉的态度，默许了农民保留自留地、养鸡鸭的现象。省里领导来检查工作，他如实说明原因、反映情况，省里领导没有说什么。在那样困难的时期里，松桃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而当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王道金冒了多大的风险，我们不得而知。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在闪光。
　　关心献给他人
　　1971年，王道金从铜仁地区来到了遵义工作，直到1983年他从遵义地委副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他把最后12年的工作时光都献给这座让他魂牵梦绕的城市。
　　离休了，王道金最为挂念的是如何把长征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退休后的他，一天也没闲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中小学的礼堂与教堂，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要让后人记住长征，记住长征精神。
　　“我要永远跟党走。”在王老眼里，就是职务退休了，党员是在职的，不能退休，思想也不能退休。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遵义市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迹，以2004年台历为例，4月份的台历，有14天都在工作着，7月份的台历，有19天都在工作，来他家的有各级党政干部、有单位职工、但更多的还是孩子们。和孩子们在一起，老人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还给小学生题词：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人民，关心献给他人。
　　王道金家中，有一件他最为珍爱的藏品，那是两个不起眼的小玻璃瓶，里面装着长征出发地——于都的沙和水，岁月已让瓶身上的“于都长征出发地”红纸条褪成了浅粉色。但长征的记忆、长征的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老人的血液，在他心中历久弥新，成为他一生坚定的行动准则和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