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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教育制度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在成績背后,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有专家学者表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我们的思维变得固化和机械化了,扼杀了我们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学生不是不聪明、没有天赋、没有潜能,而是在我们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教育下,孩子们很多的潜能被掩埋了,让潜能成为了深藏在迷雾之中的宝石。
僵局的破解需要教育思想的革新。而钱学森所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可否帮助我们拨开教育迷路,解答现代教育之惑,找到通往未来教育的光明大道?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航天十二院院长、“钱学森智库”负责人薛惠锋院长,请其结合钱学森的成长经历,深入剖析“集大成、得智慧”的教育之道。
记者:15年前,教育部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15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了吗?
薛惠锋:个人认为,中国现阶段教育依然存在着诸多困境:
一是“重智育轻德育”。某些高校的现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谋生”的工具,沦为“私利”的附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自私主义者、缺乏担当的逃跑主义者屡见不鲜,这正是德育教育缺位,信仰缺失所致。
二是“重知识轻能力”。我们课堂绝大部分时间在用于知识的灌输,让学生多背诵知识、多做练习题,甚至将孩子培养成了做题机器,将“能力培养”置于“知识灌输”后。这让很多学生进入社会后,变得教条主义、机械主义,不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三是“重经验轻创造”。我们的教育重在让学生掌握前人已知答案的经验知识和科学技术,启发式、探究式学习仍是凤毛麟角。这样的教育不仅让个体被逐渐“物化”,更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个体的多样性发展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四是“重眼前轻长远”。这一点,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越发明显,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喜欢一味地追求一次次考试成绩的优秀、在学校排名的先后,导致学生心理压力过大,出现了厌学甚至自杀等非正常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剧场效应”,正如电影院中,前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不得不站得更高。
五是“重细分轻系统”。现阶段的常规教育还停留在以还原论为主导的理念影响下,该理念提倡细分学科,以培养专业型人才为目标。可是,专家就是片面家,解决的往往是某些领域、某些部门的细分问题,往往在解决问题时顾此失彼,只关注局部而缺乏系统思维。这就是当代教育面临的典型的“内卷化”问题,也就是说教育一直在低水平层次重复,无法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
记者:如您所说,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跳出教育“内卷化”,迈向教育新高度,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薛惠锋:随着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天空迈向太空,当前的教育已不是简单的教与学,而是由老师、学生、机器、环境等融为一体的开放复杂巨系统,这个巨系统中有人与人的互动,有人与机器的交互,有人与环境的交互,更有人、机器、环境之间的互动涌现出新的事物。但是“涌现”也有正负之分,“正涌现”能够对学生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而“负涌现”只会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的教育要实现教育“正涌现”,就必须体系化地谋划教育的未来。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感到这与钱学森提出的教育“五个结合”不谋而合,即量智与性智结合、科学与哲学结合、科学与艺术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微观认识与宏观认识结合。这也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所在。
记者: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是东西方教育思想融合的结晶。那么,在您看来,家庭教育对于钱学森最终“集大成、得智慧”的结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薛惠锋:钱学森出身名门望族,在他的成长中,无疑受到了传统家风的深刻影响,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理想精神、精英意识、家国情怀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5 岁时,钱学森已能读懂《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上学后,钱学森经常在假日里随父亲到北京郊外的风景名胜和农村田野,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和自然风光的绚丽。一天,父亲带他去香山郊游。钱学森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看见一只苍鹰忽而俯冲直下,忽而振翅冲天,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父亲就在这时给他讲了庄子的散文《逍遥游》中的故事。父亲说,鲲鹏遨游天空,有远大的理想,我们要有勇气和胆量,学习知识,贡献社会,为国谋事。
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他的父亲钱均夫留给他的字条上写着:“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润物无声的家风影响,使钱学森终其一生,爱憎分明、光明磊落、百折不回。尤为突出的是,钱学森对《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价值观,以及“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的人生观,在一生中一以贯之、始终不渝。
记者:钱学森作为一代大师,他的老师想必对于他的创新思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薛惠锋:钱学森手稿中,列出了深刻影响他一生的17位大师,其中,中小学的老师就有8位。钱老曾深情地表示,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中学时代,对他的人生观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从 1935 年开始,钱学森20 年留美,更是他自由思想驰骋的高潮时期。
钱学森后来回忆他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说:“在这里,拔尖人才很多,我得与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不能局限于迈小步,那样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在一次美国航空学会的年会上,钱学森讲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提出意见。他便说明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客气地将那位长者顶了回去。事后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笑着问他,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辩论?那是大权威冯·米塞斯,但是你说的意见是对的。钱学森和冯·卡门有过一次学术上激烈的争论,话语激烈而尖刻,让老师十分生气。冯·卡门甚至大发脾气,把东西也摔到了地上。但第二天,冯·卡门突然来到钱学森面前,歉意地对钱学森说:“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这不仅让钱学森看到了一位大师的风范,也对他后来发扬学术民主之风产生了深刻影响。
记者:能否请您总结一下,何为大成智慧学?它对于中国教育的前进之路有何启发?
薛惠锋:钱学森认为,要想真正把握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的整体关系,得到一个全面、正确、本质的认识,不但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而且还要运用许多尚不成其为科学的点滴感受和经验,这样才能科学地研究和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他将这套方法称之为大成智慧学,代表“集大成,得智慧”。
钱学森的成长和求学经历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中国的教育要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之路,正如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一样。西方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顺序是先航空后航天,钱学森回到祖国,面对中国航空航天发展的抉择时,他坚决提出,中国可以跳过航空直接发展航天事业。正因我们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形成今天的航天大国,在太空有了属于自己的中国高度,教育的发展更是如此。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成智慧学的提出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结果,具有时代赋予的使命。
僵局的破解需要教育思想的革新。而钱学森所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可否帮助我们拨开教育迷路,解答现代教育之惑,找到通往未来教育的光明大道?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航天十二院院长、“钱学森智库”负责人薛惠锋院长,请其结合钱学森的成长经历,深入剖析“集大成、得智慧”的教育之道。
记者:15年前,教育部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15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了吗?
薛惠锋:个人认为,中国现阶段教育依然存在着诸多困境:
一是“重智育轻德育”。某些高校的现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谋生”的工具,沦为“私利”的附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自私主义者、缺乏担当的逃跑主义者屡见不鲜,这正是德育教育缺位,信仰缺失所致。
二是“重知识轻能力”。我们课堂绝大部分时间在用于知识的灌输,让学生多背诵知识、多做练习题,甚至将孩子培养成了做题机器,将“能力培养”置于“知识灌输”后。这让很多学生进入社会后,变得教条主义、机械主义,不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三是“重经验轻创造”。我们的教育重在让学生掌握前人已知答案的经验知识和科学技术,启发式、探究式学习仍是凤毛麟角。这样的教育不仅让个体被逐渐“物化”,更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个体的多样性发展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四是“重眼前轻长远”。这一点,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越发明显,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喜欢一味地追求一次次考试成绩的优秀、在学校排名的先后,导致学生心理压力过大,出现了厌学甚至自杀等非正常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剧场效应”,正如电影院中,前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不得不站得更高。
五是“重细分轻系统”。现阶段的常规教育还停留在以还原论为主导的理念影响下,该理念提倡细分学科,以培养专业型人才为目标。可是,专家就是片面家,解决的往往是某些领域、某些部门的细分问题,往往在解决问题时顾此失彼,只关注局部而缺乏系统思维。这就是当代教育面临的典型的“内卷化”问题,也就是说教育一直在低水平层次重复,无法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
记者:如您所说,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跳出教育“内卷化”,迈向教育新高度,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薛惠锋:随着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天空迈向太空,当前的教育已不是简单的教与学,而是由老师、学生、机器、环境等融为一体的开放复杂巨系统,这个巨系统中有人与人的互动,有人与机器的交互,有人与环境的交互,更有人、机器、环境之间的互动涌现出新的事物。但是“涌现”也有正负之分,“正涌现”能够对学生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而“负涌现”只会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的教育要实现教育“正涌现”,就必须体系化地谋划教育的未来。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感到这与钱学森提出的教育“五个结合”不谋而合,即量智与性智结合、科学与哲学结合、科学与艺术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微观认识与宏观认识结合。这也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所在。
记者: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是东西方教育思想融合的结晶。那么,在您看来,家庭教育对于钱学森最终“集大成、得智慧”的结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薛惠锋:钱学森出身名门望族,在他的成长中,无疑受到了传统家风的深刻影响,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理想精神、精英意识、家国情怀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5 岁时,钱学森已能读懂《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上学后,钱学森经常在假日里随父亲到北京郊外的风景名胜和农村田野,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和自然风光的绚丽。一天,父亲带他去香山郊游。钱学森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看见一只苍鹰忽而俯冲直下,忽而振翅冲天,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父亲就在这时给他讲了庄子的散文《逍遥游》中的故事。父亲说,鲲鹏遨游天空,有远大的理想,我们要有勇气和胆量,学习知识,贡献社会,为国谋事。
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他的父亲钱均夫留给他的字条上写着:“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润物无声的家风影响,使钱学森终其一生,爱憎分明、光明磊落、百折不回。尤为突出的是,钱学森对《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价值观,以及“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的人生观,在一生中一以贯之、始终不渝。
记者:钱学森作为一代大师,他的老师想必对于他的创新思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薛惠锋:钱学森手稿中,列出了深刻影响他一生的17位大师,其中,中小学的老师就有8位。钱老曾深情地表示,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中学时代,对他的人生观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从 1935 年开始,钱学森20 年留美,更是他自由思想驰骋的高潮时期。
钱学森后来回忆他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说:“在这里,拔尖人才很多,我得与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不能局限于迈小步,那样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在一次美国航空学会的年会上,钱学森讲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提出意见。他便说明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客气地将那位长者顶了回去。事后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笑着问他,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辩论?那是大权威冯·米塞斯,但是你说的意见是对的。钱学森和冯·卡门有过一次学术上激烈的争论,话语激烈而尖刻,让老师十分生气。冯·卡门甚至大发脾气,把东西也摔到了地上。但第二天,冯·卡门突然来到钱学森面前,歉意地对钱学森说:“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这不仅让钱学森看到了一位大师的风范,也对他后来发扬学术民主之风产生了深刻影响。
记者:能否请您总结一下,何为大成智慧学?它对于中国教育的前进之路有何启发?
薛惠锋:钱学森认为,要想真正把握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的整体关系,得到一个全面、正确、本质的认识,不但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而且还要运用许多尚不成其为科学的点滴感受和经验,这样才能科学地研究和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他将这套方法称之为大成智慧学,代表“集大成,得智慧”。
钱学森的成长和求学经历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中国的教育要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之路,正如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一样。西方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顺序是先航空后航天,钱学森回到祖国,面对中国航空航天发展的抉择时,他坚决提出,中国可以跳过航空直接发展航天事业。正因我们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形成今天的航天大国,在太空有了属于自己的中国高度,教育的发展更是如此。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成智慧学的提出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结果,具有时代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