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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约请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百货商业协会等17家行业协会负责人，召开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会议要求企业要配合政府做好稳定价格的工作，尤其是上半年必须保持价格稳定。
这几个月来，政府为了稳定物价，密集“约谈”协会、企业。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是2007年颁布实施《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约谈”这种方式，也引起了社会的争议。它既不是传统的行政命令，又存在着行政干预的嫌疑。
4月19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针对“约谈”一事回应称：约谈是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
约谈在蔓延，地方在效仿。
“约谈”是什么？
翻阅2010年最新出版的第六版《辞海》，查无此词。
然而，随着3月以来，日化、酒类、方便面等企业涨价之声四起，约谈之声也飘忽而来。
4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局透露建立旅游企业总经理约谈制度，今后出现“问题”的旅游企业总经理将可能被旅游执法部门“约谈”。
然而，“约谈”真的管用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约谈”的效果，值得长期关注，从治本来看，物价的平稳运行，还是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
“约谈”管用
发改委“约谈”企业稳定物价，此举一出即遭诟病。对此，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4月19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进行了回应。
该负责人表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一贯充分尊重企业定价自主权，坚持依法行政。
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企业的一个主要缘由是，3月份以来，陆续有日化、方便面、酒类等企业在媒体上发布涨价信息，推升了市场的涨价预期。个别地方出现了居民的小规模抢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
这位负责人说，“约谈”这种方式，是一种通过提前介入进行提醒、告诫的相对温和的措施，是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
之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约谈”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可能存在的以涨价为目的的违法行为，政府没有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定价。“涨价是企业自己的行为，但应充分认识企业行使自主定价权一定要服从国家大局”。
在我国现行的价格监管体系，包括省市县的物价局及国家层面的发改委物价司。国家发改委是全国价格工作的主管部门。
近来由于频频见诸媒体的国家发改委“约谈”，源于国家发改委2007年10月31日颁布实施的《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下称《办法》）。该《办法》规定，对于出现“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市场价格总水平剧烈波动；社会集中反响强烈的价格、收费问题”等8种尚未构成价格、收费违法行为的情况时，国家发改委可采取公告、会议、书面通知和约谈等多种方式予以“提醒告诫”。
在随后近4年间，国家发改委曾经多次对关系民生的重要行业、企业的价格波动行为进行“提醒告诫”。但今年4月份前后的“约谈”，则是《办法》颁布以来，密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
“约谈”效果立竿见影。宝洁、联合利华、康师傅等企业在受到约谈告诫后，纷纷搁置了涨价计划。
联合利华就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暂缓调价的决定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而作出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表示：“在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不能干预企业，企业拥有自主定价权。但前提是假设企业自主定价，独立决策，而不是群体行为。观察中国市场上有非常明显的群体行为，沟通一下，未尝不可。非得涨价的话，也不一定要扎堆儿涨价，可以有先有后，避免引起市场恐慌。”
对于“约谈”的效果，陈平认为：“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很多企业确实存在着成本上涨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３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5.4%。
联合利华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对媒体称：“日化行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目前国际油价已从去年的5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00多美元，洗涤用品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价格已涨了六成，塑料包装也涨了六七成，肥皂等产品要用的植物油价格也涨了五成以上。无机类原料涨幅在40%～50%。”
康师傅公司发布的公告亦表示，面粉、棕榈油等各项原料价格持续上升，对利润产生压力，是调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富强面粉价格上涨15%左右。大连期货市场棕榈油价格去年初每吨约7000元，年底则接近1万元。
更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发改委决定4月7日起，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500元和400元。而今年2月已宣布上调汽、柴油价格。国内油价上涨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
在发改委的多种价格调控行动下，一些企业一肚子苦水。“一些掌握国家基础资源的国有企业，能够为稳定下游产品价格，贡献更多力量。
非长久之计
“约谈”会否常态化，成为“长久之计”？
陈平教授说：“一些大的连锁公司，垄断性企业的涨价行为，确实会带来很大的市场冲击。相互串通的涨价行为，更是应该被制止。但是，由于成本的压力涨价，仅仅通过‘约谈’是不可能抑制的。”
事实上，在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的背后，是日益严峻的通胀压力。4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的《毫不放松地抓好生产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一文。在文中杜鹰指出，“去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上升。其中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一个重要因素。”
去年12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中国财政》杂志刊登的《开创“十二五”时期财政金融工作新局面》一文中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可能面临持续较大的通胀压力。
在这篇文章中，李勇认为，从国外因素看，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给我国带来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从国内因素看，在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规模不断扩张的双重推动下，我国流动性存量始终十分充裕，随着国内经济转暖，通货膨胀很快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供求因素看，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期，节能减排、资源价格改革以及提高工资标准等转型政策，带来成本性涨价压力。
以日化行业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4.88%，但行业利润下降了5.99%，企业亏损面达到15.35%，亏损额比上年增长了49.39%。尤其是本土日化企业洗涤类产品的平均毛利率是7%，净利率仅有3%。
尽管康师傅、宝洁、联合利华等厂商的提价行为，被发改委“约谈”而纷纷搁置，但在成本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多重压力下，涨价可能会成为最终选择。
有评论指出，在无法避免成本上扬的情况下，发改委可能管得住销售的末端，但有可能催生部分商家不得不为的“质量和品质的下滑”。
中央财经大学外汇储备研究中心主任李杰说，价格管制通常无法对单一产业进行，而是“联动”的。如果只对粮油限价而不对原材料限价，压榨企业肯定是要亏本的，停产就是理性选择。厂家因为保本或保利，在停产了之后，市场供应减少，价格更高，会给价格调控增加更大难度。
这几个月来，政府为了稳定物价，密集“约谈”协会、企业。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是2007年颁布实施《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约谈”这种方式，也引起了社会的争议。它既不是传统的行政命令，又存在着行政干预的嫌疑。
4月19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针对“约谈”一事回应称：约谈是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
约谈在蔓延，地方在效仿。
“约谈”是什么？
翻阅2010年最新出版的第六版《辞海》，查无此词。
然而，随着3月以来，日化、酒类、方便面等企业涨价之声四起，约谈之声也飘忽而来。
4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局透露建立旅游企业总经理约谈制度，今后出现“问题”的旅游企业总经理将可能被旅游执法部门“约谈”。
然而，“约谈”真的管用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约谈”的效果，值得长期关注，从治本来看，物价的平稳运行，还是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
“约谈”管用
发改委“约谈”企业稳定物价，此举一出即遭诟病。对此，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4月19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进行了回应。
该负责人表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一贯充分尊重企业定价自主权，坚持依法行政。
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企业的一个主要缘由是，3月份以来，陆续有日化、方便面、酒类等企业在媒体上发布涨价信息，推升了市场的涨价预期。个别地方出现了居民的小规模抢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
这位负责人说，“约谈”这种方式，是一种通过提前介入进行提醒、告诫的相对温和的措施，是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
之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约谈”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可能存在的以涨价为目的的违法行为，政府没有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定价。“涨价是企业自己的行为，但应充分认识企业行使自主定价权一定要服从国家大局”。
在我国现行的价格监管体系，包括省市县的物价局及国家层面的发改委物价司。国家发改委是全国价格工作的主管部门。
近来由于频频见诸媒体的国家发改委“约谈”，源于国家发改委2007年10月31日颁布实施的《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下称《办法》）。该《办法》规定，对于出现“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市场价格总水平剧烈波动；社会集中反响强烈的价格、收费问题”等8种尚未构成价格、收费违法行为的情况时，国家发改委可采取公告、会议、书面通知和约谈等多种方式予以“提醒告诫”。
在随后近4年间，国家发改委曾经多次对关系民生的重要行业、企业的价格波动行为进行“提醒告诫”。但今年4月份前后的“约谈”，则是《办法》颁布以来，密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
“约谈”效果立竿见影。宝洁、联合利华、康师傅等企业在受到约谈告诫后，纷纷搁置了涨价计划。
联合利华就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暂缓调价的决定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而作出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表示：“在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不能干预企业，企业拥有自主定价权。但前提是假设企业自主定价，独立决策，而不是群体行为。观察中国市场上有非常明显的群体行为，沟通一下，未尝不可。非得涨价的话，也不一定要扎堆儿涨价，可以有先有后，避免引起市场恐慌。”
对于“约谈”的效果，陈平认为：“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很多企业确实存在着成本上涨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３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5.4%。
联合利华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对媒体称：“日化行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目前国际油价已从去年的5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00多美元，洗涤用品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价格已涨了六成，塑料包装也涨了六七成，肥皂等产品要用的植物油价格也涨了五成以上。无机类原料涨幅在40%～50%。”
康师傅公司发布的公告亦表示，面粉、棕榈油等各项原料价格持续上升，对利润产生压力，是调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富强面粉价格上涨15%左右。大连期货市场棕榈油价格去年初每吨约7000元，年底则接近1万元。
更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发改委决定4月7日起，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500元和400元。而今年2月已宣布上调汽、柴油价格。国内油价上涨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
在发改委的多种价格调控行动下，一些企业一肚子苦水。“一些掌握国家基础资源的国有企业，能够为稳定下游产品价格，贡献更多力量。
非长久之计
“约谈”会否常态化，成为“长久之计”？
陈平教授说：“一些大的连锁公司，垄断性企业的涨价行为，确实会带来很大的市场冲击。相互串通的涨价行为，更是应该被制止。但是，由于成本的压力涨价，仅仅通过‘约谈’是不可能抑制的。”
事实上，在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的背后，是日益严峻的通胀压力。4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的《毫不放松地抓好生产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一文。在文中杜鹰指出，“去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上升。其中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一个重要因素。”
去年12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中国财政》杂志刊登的《开创“十二五”时期财政金融工作新局面》一文中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可能面临持续较大的通胀压力。
在这篇文章中，李勇认为，从国外因素看，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给我国带来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从国内因素看，在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规模不断扩张的双重推动下，我国流动性存量始终十分充裕，随着国内经济转暖，通货膨胀很快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供求因素看，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期，节能减排、资源价格改革以及提高工资标准等转型政策，带来成本性涨价压力。
以日化行业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4.88%，但行业利润下降了5.99%，企业亏损面达到15.35%，亏损额比上年增长了49.39%。尤其是本土日化企业洗涤类产品的平均毛利率是7%，净利率仅有3%。
尽管康师傅、宝洁、联合利华等厂商的提价行为，被发改委“约谈”而纷纷搁置，但在成本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多重压力下，涨价可能会成为最终选择。
有评论指出，在无法避免成本上扬的情况下，发改委可能管得住销售的末端，但有可能催生部分商家不得不为的“质量和品质的下滑”。
中央财经大学外汇储备研究中心主任李杰说，价格管制通常无法对单一产业进行，而是“联动”的。如果只对粮油限价而不对原材料限价，压榨企业肯定是要亏本的，停产就是理性选择。厂家因为保本或保利，在停产了之后，市场供应减少，价格更高，会给价格调控增加更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