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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篇小说《虫人》中，我一直让我笔下的人物丁客和卓凡共同思考一个问题：文学是什么？
当然，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还是个找不到标准答案的问题。准确地说，是没有唯一的答案。没有唯一的答案，便有无数个答案，那么，我的答案是什么？
在《虫人》中，丁客提出了两大认知谱系说：量子力学以宇宙为背景，揭示的物质运行规律是复杂状态下的规律，与老庄哲学、佛学，包括禅宗，是一个认知谱系。牛顿物理学以地球为背景，揭示的物质运行规律是理想状态下的规律，与认识论是一个谱系，回答不了物质的复杂存在。简言之，量子物理学与老庄哲学相通，牛顿物理学与认识论相通，前者更接近事物的本真状态：混沌。卓凡则在尝试一种貌似诗歌又非诗歌、貌似散文又非散文、貌似小说又非小说的混沌化写作，他认为好的文学一定是混沌的，这混沌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丁客和卓凡殊途同源，那么，混沌又是什么？或者说，混沌的本质是什么？
先讲一个人：阿兰·图灵。
阿兰·图灵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天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密码学家。中学时期，阿兰·图灵最感兴趣的是地图、国际象棋和化学，那时候，他读到一本埃德温·坦尼·布鲁斯特著的《每个儿童应该知道的自然奇观》。这本书对他理解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显然，人体也是一台机器。”在20世纪初的人类经验里，“人体是机器”的想法是非常无知的，但恰恰是这种“无知”后来被证实很伟大，生活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阿兰·图灵曾运用数学方程式描述生物现象和人类智能，通过数学方程式解释胚胎过程：起初，胚胎中的细胞都是相同的，组合在一起之后，有的细胞变成了皮肤，有的细胞变成了眼睛，这些差异是如何发生的？阿兰·图灵用数学方程式做了推演，他惊讶地发现：数学支配万物，复杂与混乱源于简单规则！阿兰·图灵的发现颠覆了常人所有的经验，他因此摘得大英帝国勋章，被后人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二战时期，阿兰·图灵还发明了图灵机，协助盟军破解了德军“谜”之密码，加速了纳粹的灭亡。无论在军方，还是在学界，阿兰·图灵都备受尊重，但他不合时宜的性取向却将这一切颠倒——阿兰·图灵是同性恋，而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是禁止同性恋的。1952年1月底，阿兰·图灵家中被盗，盗贼是他朋友的朋友，他朋友的朋友揭发了他，法庭判他犯有“明显的猥亵和性行为颠倒罪”，要么坐牢，要么注射女性荷尔蒙。阿兰·图灵没有申辩，他选择了后者，虽有人向法庭作证他是“当世最精深最纯粹的数学家之一”，也于事无补，反倒让“丑闻”占据了当地报纸的新闻头条：《大学教授被处缓刑必须接受化学阉割》。阿兰·图灵有能力破解自然界的密码，有能力破解德国人的“谜”之密码，却破解不了自己的性取向密码。当女性荷尔蒙注入他的身体之后，他的乳房开始像女人一样发育，屈辱冰冷的化学溶剂慢慢将他腐蚀。1954年6月7日早晨，阿兰·图灵咬了一口被注射了氰化物的苹果，自杀身亡。那一天，离他的42岁生日还有16天。1998年6月23日，伦敦市政府在他的故居镶嵌上一块象征人类智慧与科学的蔚蓝色铜匾，上面镌刻着他的名字和出生年月。2004年6月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学生数千人聚集在他离世前居住的公寓前，纪念这位绝顶天才逝世50周年，曼彻斯特市政府也在这所极其普通的建筑物上镶嵌了一块蔚蓝色铜牌，上写：“1912—1954，计算机科学奠基人与密码学家，战争年代破译‘谜’码的功臣阿兰·图灵居于斯，逝于斯。”2013年12月24日，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赦免了阿兰·图灵的同性恋罪名，这一年是他诞生100年的第二年，清白到来得如此迟缓，令人唏嘘。
阿兰·图灵短暂的一生仿佛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隐喻，就像他三岁时进行的首个实验是对他一生的某种暗示一般：把玩具木头人的胳膊、腿掰下来种到花园里，让花园里长出更多的木头人。阿兰·图灵轻易便找到了隐藏在万物背后的那只手，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之手。阿兰·图灵发现人就是一台机器，命运却用看不见的手把他这台机器拆散，直到他最后咬下那只毒苹果。当然，夺取阿兰·图灵生命的那只苹果不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那只苹果，也不是乔布斯制造的那只苹果，虽有传闻说苹果公司那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便是由此而来的。“这不是真的，但上帝啊，我们多希望它是真的！”乔布斯的感慨言犹在耳，他便追随阿兰·图灵去了另一个世界，英才总是被天妒的。
关于阿兰·图灵的故事，丁客与卓凡曾有这样一场对话：
世上不可思议的事太多了，比如胚胎：细胞起初都是相同的，组合之后有的变成皮肤，有的变成眼睛，有的变成眼睫毛。一样的细胞组合出不一样的器官，不奇怪吗？
很奇怪。为什么？
阿兰·图灵尝试用数学方程式描述这个过程，发现数学支配万物，复杂与混乱源于簡单规则。
道简技繁？与老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对，这种现象类似混沌，看似杂乱无章，毫不关联，实则上是清晰的，是一个有机整体。
文学就该是这样子的。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再讲一部电影：《撒旦的探戈》。
《撒旦的探戈》是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最具野心的作品，美国独立电影导演范桑特曾如是评价：“贝拉的电影是有机的、有思考力的，而不是简化的、现代的。看一部现代电影，你无法从中对生活进行冥想。贝拉·塔尔拍摄的电影如此接近真实的生活节奏，这似乎是新电影的诞生。他是世上仅有的几个视觉电影大师之一。”大多影评人却喜欢将贝拉·塔尔的电影分析为具有哲学意味和宗教性，认为他传承了塔可夫斯基、亚历山大·苏克洛夫、安哲罗普洛斯模式，他们的共同性在于：反抗传统电影里的线性叙事模式，通过自己的画面语言来表达时间概念。显然，这些人并非贝拉·塔尔的知音，否则，贝拉·塔尔也不会拒绝他们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答案就在他的长镜头里。黑白片、节奏缓慢、非故事性讲述、场面调度强调衰落和退化、形而上特征，还有特写和单调的重复，这些风格元素无疑都是贝拉·塔尔式的，但长镜头才是他的杀手锏，他的美学视角是量子式的。 毋庸置疑，《撒旦的探戈》是一次艺术多元的有效尝试，而多元本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意。具体而言，艺术是多元的，艺术家是一元的，众多个体的一元组成整体的多元，艺术家仅关心且做好个体的一元便足矣。这种现象类似“超弦”，艺术家便是一维的弦，艺术便是一维弦组成的六维宇宙，也即量子世界。当然，艺术个体的一元并非单一，而是类似混沌的独立存在，《撒旦的探戈》便是最好的例子。这部电影的故事容量充其量仅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容量，导演却用了七个半小时来呈现它，贝拉·塔尔把电影叙事语言做到了极致，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他的长镜头。其表达的丰富性远遠超出我的想象。镜头前的场景是单一的，时间有时竟长达十多分钟，为什么我在观看时眼晴会一眨不眨，生怕错过每个瞬间？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长镜头下的世界是混沌的，看似简单，却根本不简单。换句话说，以俗常的眼光观之，它是枯燥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以量子的眼光观之，它呈现的不过是万事万物的本真状态。导演所做的，也不过是把我们从前不敢做、现在还不敢做的，做了一次而已。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做呢？很显然，是常识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便自缚手脚，拒绝了直插事物本质的机会。长镜头之外，贝拉·塔尔还擅长特写和重复。我个人觉得，每个艺术家其实都是一个长镜头，都是混沌的一元，特写只不过是混沌的点睛之笔，以清晰强化混沌，这便是伟大美学的伟大堂奥。在《撒旦的探戈》中，重复最多的是画面和配乐，这种重复在呈现时间的同时，又把情绪充分调动起来，看似单调，却不单调，节奏在单调的重复中悄然变化，仿佛钝器，让我们的神经慢慢绷紧，又慢慢崩溃。《撒旦的探戈》让我看到了实现混沌化写作的可能性，这样的作品出现在1994年，而现在，我们还在无聊地争论很多无效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很悲哀？
我相信好的艺术作品都是诗意的，诗歌如此，散文、小说如此，绘画、音乐亦如此。无诗意，便无艺术，诗意于艺术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于一件艺术作品而言，在它未出现之前，它的存在是多种可能性的叠加，在它出现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它便是什么样子。量子物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坍缩”，即事物本身的状态是多种可能性的叠加，因为被观察和记录，它才呈现出此刻的状态。艺术是观察和记录世界的方式之一，是众多可能性之一，同时，又在努力实现多种可能性。这样的方式无疑是量子式的，因为艺术是思维的产物，而思维是量子态的。以此类推，艺术思维便是量子思维，艺术世界便是量子世界，对此，我坚信不疑。在当下，我们为很多东西贴了很多花哨的标签，但以量子视角观之，我们讨论的很多话题都是伪命题，贝拉·塔尔拒不接受评论家的“好意”便在于此。或许在贝拉·塔尔看来，事物本身就是、就该是、就必须是这样子的，艺术家所做的，只不过是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呈现而已，讨论有意义吗？事实上，我们唯一需要思考且能做到的，也仅是如何去做好自己而已。
毋庸讳言，卓凡的观点便是我的观点，我理想中的作品便是混沌的，它可以是诗，可以是散文、小说，也可以是绘画和音乐。什么时候我们忘掉艺术外在的形貌，回到混沌的独立存在当中，我们才算走在对个体艺术宇宙的建构之路上。文学的底色是混沌，文学命定的归所也是混沌，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能够给出的属于我的答案。是的，这是我的答案，不管他人认可与否，我都是这么想的。当然，我的答案也许是错的，也许我还会改变，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霍金在《大设计》中建构了一套理论体系：依赖模型的实在论。以我的理解，霍金强调的是所有的实在都需依赖其特定的模型而存在，或者说，没有特定的模型，便无相对应的实在。霍金的理论很物理，也很美学，宇宙的诞生尚且如此，何况艺术呢？我对量子物理学感兴趣，并非因为它是一种比牛顿物理学更伟大的科学，而是某一天我突然发现，量子与思维是极相似之物，二者的存在状态和运行规律也是极相似的。常有同道告诉我量子理论太难理解，其实，这是个误会，既然能读懂老庄，理解霍金怎么会那么难呢？就他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而言，简单概括就一句话：凡能自圆其说的，便是成立的。这一原则无疑最合文学的胃口，当然，也包括音乐、绘画、雕塑等。故而，我今天所说的，仅是我想说的，也是我能说的，且差不多是我能说明白的。
文学是什么？我以我的意志建构我的世界，故我与我的世界同在，仅此而已。那么，你的文学呢？
责任编辑 赵 萌
当然，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还是个找不到标准答案的问题。准确地说，是没有唯一的答案。没有唯一的答案，便有无数个答案，那么，我的答案是什么？
在《虫人》中，丁客提出了两大认知谱系说：量子力学以宇宙为背景，揭示的物质运行规律是复杂状态下的规律，与老庄哲学、佛学，包括禅宗，是一个认知谱系。牛顿物理学以地球为背景，揭示的物质运行规律是理想状态下的规律，与认识论是一个谱系，回答不了物质的复杂存在。简言之，量子物理学与老庄哲学相通，牛顿物理学与认识论相通，前者更接近事物的本真状态：混沌。卓凡则在尝试一种貌似诗歌又非诗歌、貌似散文又非散文、貌似小说又非小说的混沌化写作，他认为好的文学一定是混沌的，这混沌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丁客和卓凡殊途同源，那么，混沌又是什么？或者说，混沌的本质是什么？
先讲一个人：阿兰·图灵。
阿兰·图灵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天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密码学家。中学时期，阿兰·图灵最感兴趣的是地图、国际象棋和化学，那时候，他读到一本埃德温·坦尼·布鲁斯特著的《每个儿童应该知道的自然奇观》。这本书对他理解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显然，人体也是一台机器。”在20世纪初的人类经验里，“人体是机器”的想法是非常无知的，但恰恰是这种“无知”后来被证实很伟大，生活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阿兰·图灵曾运用数学方程式描述生物现象和人类智能，通过数学方程式解释胚胎过程：起初，胚胎中的细胞都是相同的，组合在一起之后，有的细胞变成了皮肤，有的细胞变成了眼睛，这些差异是如何发生的？阿兰·图灵用数学方程式做了推演，他惊讶地发现：数学支配万物，复杂与混乱源于简单规则！阿兰·图灵的发现颠覆了常人所有的经验，他因此摘得大英帝国勋章，被后人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二战时期，阿兰·图灵还发明了图灵机，协助盟军破解了德军“谜”之密码，加速了纳粹的灭亡。无论在军方，还是在学界，阿兰·图灵都备受尊重，但他不合时宜的性取向却将这一切颠倒——阿兰·图灵是同性恋，而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是禁止同性恋的。1952年1月底，阿兰·图灵家中被盗，盗贼是他朋友的朋友，他朋友的朋友揭发了他，法庭判他犯有“明显的猥亵和性行为颠倒罪”，要么坐牢，要么注射女性荷尔蒙。阿兰·图灵没有申辩，他选择了后者，虽有人向法庭作证他是“当世最精深最纯粹的数学家之一”，也于事无补，反倒让“丑闻”占据了当地报纸的新闻头条：《大学教授被处缓刑必须接受化学阉割》。阿兰·图灵有能力破解自然界的密码，有能力破解德国人的“谜”之密码，却破解不了自己的性取向密码。当女性荷尔蒙注入他的身体之后，他的乳房开始像女人一样发育，屈辱冰冷的化学溶剂慢慢将他腐蚀。1954年6月7日早晨，阿兰·图灵咬了一口被注射了氰化物的苹果，自杀身亡。那一天，离他的42岁生日还有16天。1998年6月23日，伦敦市政府在他的故居镶嵌上一块象征人类智慧与科学的蔚蓝色铜匾，上面镌刻着他的名字和出生年月。2004年6月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学生数千人聚集在他离世前居住的公寓前，纪念这位绝顶天才逝世50周年，曼彻斯特市政府也在这所极其普通的建筑物上镶嵌了一块蔚蓝色铜牌，上写：“1912—1954，计算机科学奠基人与密码学家，战争年代破译‘谜’码的功臣阿兰·图灵居于斯，逝于斯。”2013年12月24日，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赦免了阿兰·图灵的同性恋罪名，这一年是他诞生100年的第二年，清白到来得如此迟缓，令人唏嘘。
阿兰·图灵短暂的一生仿佛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隐喻，就像他三岁时进行的首个实验是对他一生的某种暗示一般：把玩具木头人的胳膊、腿掰下来种到花园里，让花园里长出更多的木头人。阿兰·图灵轻易便找到了隐藏在万物背后的那只手，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之手。阿兰·图灵发现人就是一台机器，命运却用看不见的手把他这台机器拆散，直到他最后咬下那只毒苹果。当然，夺取阿兰·图灵生命的那只苹果不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那只苹果，也不是乔布斯制造的那只苹果，虽有传闻说苹果公司那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便是由此而来的。“这不是真的，但上帝啊，我们多希望它是真的！”乔布斯的感慨言犹在耳，他便追随阿兰·图灵去了另一个世界，英才总是被天妒的。
关于阿兰·图灵的故事，丁客与卓凡曾有这样一场对话：
世上不可思议的事太多了，比如胚胎：细胞起初都是相同的，组合之后有的变成皮肤，有的变成眼睛，有的变成眼睫毛。一样的细胞组合出不一样的器官，不奇怪吗？
很奇怪。为什么？
阿兰·图灵尝试用数学方程式描述这个过程，发现数学支配万物，复杂与混乱源于簡单规则。
道简技繁？与老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对，这种现象类似混沌，看似杂乱无章，毫不关联，实则上是清晰的，是一个有机整体。
文学就该是这样子的。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再讲一部电影：《撒旦的探戈》。
《撒旦的探戈》是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最具野心的作品，美国独立电影导演范桑特曾如是评价：“贝拉的电影是有机的、有思考力的，而不是简化的、现代的。看一部现代电影，你无法从中对生活进行冥想。贝拉·塔尔拍摄的电影如此接近真实的生活节奏，这似乎是新电影的诞生。他是世上仅有的几个视觉电影大师之一。”大多影评人却喜欢将贝拉·塔尔的电影分析为具有哲学意味和宗教性，认为他传承了塔可夫斯基、亚历山大·苏克洛夫、安哲罗普洛斯模式，他们的共同性在于：反抗传统电影里的线性叙事模式，通过自己的画面语言来表达时间概念。显然，这些人并非贝拉·塔尔的知音，否则，贝拉·塔尔也不会拒绝他们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答案就在他的长镜头里。黑白片、节奏缓慢、非故事性讲述、场面调度强调衰落和退化、形而上特征，还有特写和单调的重复，这些风格元素无疑都是贝拉·塔尔式的，但长镜头才是他的杀手锏，他的美学视角是量子式的。 毋庸置疑，《撒旦的探戈》是一次艺术多元的有效尝试，而多元本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意。具体而言，艺术是多元的，艺术家是一元的，众多个体的一元组成整体的多元，艺术家仅关心且做好个体的一元便足矣。这种现象类似“超弦”，艺术家便是一维的弦，艺术便是一维弦组成的六维宇宙，也即量子世界。当然，艺术个体的一元并非单一，而是类似混沌的独立存在，《撒旦的探戈》便是最好的例子。这部电影的故事容量充其量仅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容量，导演却用了七个半小时来呈现它，贝拉·塔尔把电影叙事语言做到了极致，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他的长镜头。其表达的丰富性远遠超出我的想象。镜头前的场景是单一的，时间有时竟长达十多分钟，为什么我在观看时眼晴会一眨不眨，生怕错过每个瞬间？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长镜头下的世界是混沌的，看似简单，却根本不简单。换句话说，以俗常的眼光观之，它是枯燥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以量子的眼光观之，它呈现的不过是万事万物的本真状态。导演所做的，也不过是把我们从前不敢做、现在还不敢做的，做了一次而已。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做呢？很显然，是常识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便自缚手脚，拒绝了直插事物本质的机会。长镜头之外，贝拉·塔尔还擅长特写和重复。我个人觉得，每个艺术家其实都是一个长镜头，都是混沌的一元，特写只不过是混沌的点睛之笔，以清晰强化混沌，这便是伟大美学的伟大堂奥。在《撒旦的探戈》中，重复最多的是画面和配乐，这种重复在呈现时间的同时，又把情绪充分调动起来，看似单调，却不单调，节奏在单调的重复中悄然变化，仿佛钝器，让我们的神经慢慢绷紧，又慢慢崩溃。《撒旦的探戈》让我看到了实现混沌化写作的可能性，这样的作品出现在1994年，而现在，我们还在无聊地争论很多无效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很悲哀？
我相信好的艺术作品都是诗意的，诗歌如此，散文、小说如此，绘画、音乐亦如此。无诗意，便无艺术，诗意于艺术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于一件艺术作品而言，在它未出现之前，它的存在是多种可能性的叠加，在它出现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它便是什么样子。量子物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坍缩”，即事物本身的状态是多种可能性的叠加，因为被观察和记录，它才呈现出此刻的状态。艺术是观察和记录世界的方式之一，是众多可能性之一，同时，又在努力实现多种可能性。这样的方式无疑是量子式的，因为艺术是思维的产物，而思维是量子态的。以此类推，艺术思维便是量子思维，艺术世界便是量子世界，对此，我坚信不疑。在当下，我们为很多东西贴了很多花哨的标签，但以量子视角观之，我们讨论的很多话题都是伪命题，贝拉·塔尔拒不接受评论家的“好意”便在于此。或许在贝拉·塔尔看来，事物本身就是、就该是、就必须是这样子的，艺术家所做的，只不过是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呈现而已，讨论有意义吗？事实上，我们唯一需要思考且能做到的，也仅是如何去做好自己而已。
毋庸讳言，卓凡的观点便是我的观点，我理想中的作品便是混沌的，它可以是诗，可以是散文、小说，也可以是绘画和音乐。什么时候我们忘掉艺术外在的形貌，回到混沌的独立存在当中，我们才算走在对个体艺术宇宙的建构之路上。文学的底色是混沌，文学命定的归所也是混沌，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能够给出的属于我的答案。是的，这是我的答案，不管他人认可与否，我都是这么想的。当然，我的答案也许是错的，也许我还会改变，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霍金在《大设计》中建构了一套理论体系：依赖模型的实在论。以我的理解，霍金强调的是所有的实在都需依赖其特定的模型而存在，或者说，没有特定的模型，便无相对应的实在。霍金的理论很物理，也很美学，宇宙的诞生尚且如此，何况艺术呢？我对量子物理学感兴趣，并非因为它是一种比牛顿物理学更伟大的科学，而是某一天我突然发现，量子与思维是极相似之物，二者的存在状态和运行规律也是极相似的。常有同道告诉我量子理论太难理解，其实，这是个误会，既然能读懂老庄，理解霍金怎么会那么难呢？就他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而言，简单概括就一句话：凡能自圆其说的，便是成立的。这一原则无疑最合文学的胃口，当然，也包括音乐、绘画、雕塑等。故而，我今天所说的，仅是我想说的，也是我能说的，且差不多是我能说明白的。
文学是什么？我以我的意志建构我的世界，故我与我的世界同在，仅此而已。那么，你的文学呢？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