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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沃灌着中华民族的心灵，熔铸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中国古圣先贤传下的历史文化典籍，其丰富完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这些文化遗产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凝聚着智慧的力量，蕴藏着道德、慈善的精髓，形成了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党抓住时机，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中华民族的文化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民族文化的突出作用是其思想力，它有着高尚的理想理念和价值取向。它是一种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前导性力量。
我国的慈善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文化先行是世界上历来改革的常轨。优秀的文化能激励社会上的善，批评和舍弃不善，待到善的部分壮大了，就会形成向善的社会风气。我国的慈善事业要有大的发展，需要有慈善文化的勃兴，提升对慈善文化价值的认知。文化缺位的发展，不可能是健康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慈善家群体的涌现，也绝不会来自肤浅的心灵。
现代社会极需慈善文化大张旗鼓地弘扬和普及。现代社会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特征，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赚钱成为许多人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亚当·斯密曾期望市场发挥公平作用，然而市场上，竞争者有利他念头的人究竟不多，市场造成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市场不是公平可靠，市场导致过度竞争，有时被垄断或操纵，造成“潘多拉魔盒”的无序，乃至混乱。
在市场经济主宰的社会中，个人主义广为盛行。个人主义奉行自主性原则，强调只有个人是一个独断的价值源泉，自己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反对任何人的批评和别的价值观念。这种极端的个人取向对社会就很危险。很多人道德迷失，心灵失落，缺少生命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对什么都没有敬畏感，只追求个体对名利、物欲的满足。企业家为了利益最大化，采用广告，制造消费者的“虚假需求”，误导消费者在追求风尚中耗尽了自己的钱包。当很多人把人的价值简单地定位于物质财富的享用和高消费时，就演变成一种“商品崇拜”，成为“拜物教”，消费成为自我价值实现的表征，获得社会性身份建构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商品崇拜是人的异化的主要因素。人类被他们自己的商品奴役了，即使休闲时间自由和亲密关系的共享也被物化为一种占有与消费的精神状态。”“在古代社会中，人是矗立着的，财富不过是一个有用物。而今天，物矗立起来了，人却全面异化和虚空了。”《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015年12月24日》报道：中国巨额消费支出流向海外。日本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揭晓，第一名选中形容中国赴日游客狂热的“爆买”。赴日本的中国游客人均购物超过17万日元（约8900人民币）。日本人讥讽地以“爆买”一词形容这种消费景观。“奢侈”如同传染病流行，将许多淳朴的心灵污染了。我们的媒体也惊呼：“精神荒漠化了。”为什么？因为在消费者的视野中已经没有了理想、庄严、神圣的事物。即使古代文化经典也被一些编导拿来恶搞，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状态。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共同的教训是：真正的贫困不是资源，缺少的也不是财产的匮乏，而是人的素质的滑坡。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对此，有良知的人们已经警觉。曾经以世界霸主心态傲慢地宣称“欧洲中心论”和“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地方，其统治地位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学者批判这种“中心论”的偏颇、缺陷和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重个人、轻群体等等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同学者们的这种看法。欧美不少学者发现和赞赏古老东方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呼吁要“从古老东方智慧中寻找灵感”。
西方人下决心，要“从古老东方智慧中寻找灵感”，那么我们中国人应持什么态度呢？我们要从我们古圣先贤留传下来的典籍中寻找智慧。但这样做，必须要有动力。在人的本性中，天生具有超越现实的内在冲动。比如，一般来说，当一个人或一家人的衣、食、住无虞的时候，会感到自己或一家人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产因素，从而产生一种提升自己文化意识的需求。但这时候，有没有师、友的引领是不一样的。笔者的经验是：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时，阅读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的著作和对话录时，被他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这句话是“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汤因比史学大师是学贯东西的。笔者深信他的这句话是他毕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结果。笔者是一个研究西方的普通学子，心悦诚服地把自己看作他的私淑弟子，开始读儒释道的经典，并证悟了他的话确实有道理。一个人在思想上有了对自己祖国的文化的理解，就会有强烈的认同。笔者更深信党中央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的涌现，其重要因素之一是源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并从高的层面上把握了中华民族文化及其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党中央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体悟，达到了对现实背后的本质的把握。在这把握中有中国人对真善美的敬意，对神圣的向往，对生命品质圆满的渴望。
这里，我们专谈的是慈善文化。笔者在曾写过的文章中谈到中华慈善文化有一个灵魂，即“宇宙万物与我同体”的理念，即“全人类和宇宙不同维度空间的所有形式的生命和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并从这一理念生发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大爱精神”。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有越深的认识，他的责任意识就越深刻，越持久。儒家学说感悟到“万物一体”的宇宙真相，而与其同时，在实际运作上，“仁”是从自然的“亲亲之爱”辐射出去的伦常之情，始则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表现为父子关系即孝和兄弟关系即悌，继则向外延伸到非血缘关系，推己及人，于是由“亲亲”而“仁民”，由孝悌而“泛爱众”。这是借助理性的实践过程来不断提升“爱”的境界和高度。西方人受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影响。该书说，“我们能用晚餐，并非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这是简单有效的机制。”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利害关系。不过，按儒释道的理念，食物生产者和食物享用者相互都感恩的话，社会就会和谐美好，因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会唤醒双方的温情，会复苏双方的良知。 学术界几乎都认为，文化要“以人为本”。然而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提倡“以人为本”已经有局限性了。中国的古圣先贤自古以来最敏感的问题，最关注的问题是天、地、人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儒释道感悟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与我为一”和“人与天地一物也”。佛教更明确地讲“依正不二”（人与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体）。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主张把人文主义思想与自然质朴的自然主义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以自然为本”的思想。儒释道提倡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的是灵与肉的关系，与其同时，不破坏自然，而是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指导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就是从对人类的爱扩展到对动物、植物、矿物，乃至宇宙不同维度空间各种形式的生命的爱。因此，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的文化应该彰显中华慈善文化的“万物一体为本”的理念。
中国慈善文化本质上是视“万物为一体”，善待自然，培育现代生态文明，摒除人类对自然的狭隘功利态度，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母体和生命的家园，养成一种向自然万物认同和回归的态度。中国慈善文化是“生态和谐”的文化。慈善文化的“万物同体”的大爱理念，是我们慈善事业活动中所追求的、所把握的价值观点、方向和尺度。慈善文化最终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然后向外展现为慈善事业制度和规范体系的制定，并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最终形成人们认同的慈善风尚和慈善习惯。这样，慈善事业就会健康和谐地发展，给人类和宇宙万物带来福祉。
“天人之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慈善文化的最高主题。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变，成一家之言。”这是说，只有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做学问上有所建树。长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没有“天人之学”，是一个空白点。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虽然对星空和道德表示敬畏，但他并没有思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如中华文化所彰显的“天人合一”问题。西方思想家只是在面临现代生态危机时，才开始注意中国的“天人合一”和“万物与我是一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并从中寻找到灵感，提出了生态文明的主题。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1995年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此后，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就生态文明的内涵、理论基础、方法论模式、实现机制、实现路径等做了讨论。
我们中国人在党的领导下，用短短的30年、40年的时间，全方位地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200年所走过的历史进程，与其同时，注意到工业化、市场化引起的生态问题。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融入其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格局，提出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了战略部署；列出尽快消除生态环境危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大的进展，建设天蓝、地绿、水净为主要标志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就是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提出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优先为主的方针，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和主流价值观。这是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同时这也是从当代角度，诠释了“万物一体”和“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中华慈善理念。美国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卫·格里芬对美国政府很失望，寄希望于中国来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树立榜样。他撰写的《生态文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一文中写道：“美国被财阀和军事力量严重控制，我对美国将引领走向一种后现代世界不抱希望。但我确实有理由相信中国可能会引领这一条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是这个世界中最大的善。我们大家应当把“万物一体、生态和谐、同体大悲和无缘大慈”的慈善理念作为我们的信仰，作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最高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
慈善信仰首先是作为一种慈善价值来理解。慈善信仰具有价值性，而且与其他事物的价值相比，它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它会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力争达到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我们可以断言：中华慈善理念会解决国家和世界的整体性问题；慈善事业会解决局部性问题。
中华慈善文化的“万物一体·生态文明·同体大悲”理念作为大家认同的价值，一种休戚与共的真情，一种对他人和其他形式的生命的感应沟通，将他者的感受视为自己的感受，见他者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消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不同维度空间中的生命之间的冷漠和对立，并生起无尽的关爱和扶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形成多元不同中的共同的荣辱，共同的喜与忧，在爱人中爱己，在利他中利己，在使众人快乐中获得自己的快乐。一个人对这个道理有越深的认识，他的责任意识就越坚定不移，坚韧不拔，并形成自己的“知行合一”的文化自觉。慈善事业的大发展恰恰是社会上无数个人自我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结果。
在中华精神发育史上，始终伴随着慈善理念的神奇力量，穿透千秋岁月，在祖国苍茫大地上高扬仁爱、博爱、慈悲的旗帜，净化世道人心，健全人格国魂，也照亮慈善事业前行之路。春天来了。春风化雨。愿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和弘扬“万物一体·生态和谐·同体大悲”为理念的慈善文化，大力改善社会风气。在物质享受和感官享受的喧嚣之后，应该进入一个理性回归的家园，回归到真善美的追求上来，活出人生的价值。
我国的慈善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文化先行是世界上历来改革的常轨。优秀的文化能激励社会上的善，批评和舍弃不善，待到善的部分壮大了，就会形成向善的社会风气。我国的慈善事业要有大的发展，需要有慈善文化的勃兴，提升对慈善文化价值的认知。文化缺位的发展，不可能是健康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慈善家群体的涌现，也绝不会来自肤浅的心灵。
现代社会极需慈善文化大张旗鼓地弘扬和普及。现代社会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特征，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赚钱成为许多人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亚当·斯密曾期望市场发挥公平作用，然而市场上，竞争者有利他念头的人究竟不多，市场造成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市场不是公平可靠，市场导致过度竞争，有时被垄断或操纵，造成“潘多拉魔盒”的无序，乃至混乱。
在市场经济主宰的社会中，个人主义广为盛行。个人主义奉行自主性原则，强调只有个人是一个独断的价值源泉，自己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反对任何人的批评和别的价值观念。这种极端的个人取向对社会就很危险。很多人道德迷失，心灵失落，缺少生命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对什么都没有敬畏感，只追求个体对名利、物欲的满足。企业家为了利益最大化，采用广告，制造消费者的“虚假需求”，误导消费者在追求风尚中耗尽了自己的钱包。当很多人把人的价值简单地定位于物质财富的享用和高消费时，就演变成一种“商品崇拜”，成为“拜物教”，消费成为自我价值实现的表征，获得社会性身份建构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商品崇拜是人的异化的主要因素。人类被他们自己的商品奴役了，即使休闲时间自由和亲密关系的共享也被物化为一种占有与消费的精神状态。”“在古代社会中，人是矗立着的，财富不过是一个有用物。而今天，物矗立起来了，人却全面异化和虚空了。”《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015年12月24日》报道：中国巨额消费支出流向海外。日本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揭晓，第一名选中形容中国赴日游客狂热的“爆买”。赴日本的中国游客人均购物超过17万日元（约8900人民币）。日本人讥讽地以“爆买”一词形容这种消费景观。“奢侈”如同传染病流行，将许多淳朴的心灵污染了。我们的媒体也惊呼：“精神荒漠化了。”为什么？因为在消费者的视野中已经没有了理想、庄严、神圣的事物。即使古代文化经典也被一些编导拿来恶搞，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状态。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共同的教训是：真正的贫困不是资源，缺少的也不是财产的匮乏，而是人的素质的滑坡。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对此，有良知的人们已经警觉。曾经以世界霸主心态傲慢地宣称“欧洲中心论”和“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地方，其统治地位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学者批判这种“中心论”的偏颇、缺陷和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重个人、轻群体等等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同学者们的这种看法。欧美不少学者发现和赞赏古老东方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呼吁要“从古老东方智慧中寻找灵感”。
西方人下决心，要“从古老东方智慧中寻找灵感”，那么我们中国人应持什么态度呢？我们要从我们古圣先贤留传下来的典籍中寻找智慧。但这样做，必须要有动力。在人的本性中，天生具有超越现实的内在冲动。比如，一般来说，当一个人或一家人的衣、食、住无虞的时候，会感到自己或一家人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产因素，从而产生一种提升自己文化意识的需求。但这时候，有没有师、友的引领是不一样的。笔者的经验是：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时，阅读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的著作和对话录时，被他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这句话是“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汤因比史学大师是学贯东西的。笔者深信他的这句话是他毕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结果。笔者是一个研究西方的普通学子，心悦诚服地把自己看作他的私淑弟子，开始读儒释道的经典，并证悟了他的话确实有道理。一个人在思想上有了对自己祖国的文化的理解，就会有强烈的认同。笔者更深信党中央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的涌现，其重要因素之一是源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并从高的层面上把握了中华民族文化及其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党中央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体悟，达到了对现实背后的本质的把握。在这把握中有中国人对真善美的敬意，对神圣的向往，对生命品质圆满的渴望。
这里，我们专谈的是慈善文化。笔者在曾写过的文章中谈到中华慈善文化有一个灵魂，即“宇宙万物与我同体”的理念，即“全人类和宇宙不同维度空间的所有形式的生命和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并从这一理念生发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大爱精神”。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有越深的认识，他的责任意识就越深刻，越持久。儒家学说感悟到“万物一体”的宇宙真相，而与其同时，在实际运作上，“仁”是从自然的“亲亲之爱”辐射出去的伦常之情，始则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表现为父子关系即孝和兄弟关系即悌，继则向外延伸到非血缘关系，推己及人，于是由“亲亲”而“仁民”，由孝悌而“泛爱众”。这是借助理性的实践过程来不断提升“爱”的境界和高度。西方人受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影响。该书说，“我们能用晚餐，并非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这是简单有效的机制。”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利害关系。不过，按儒释道的理念，食物生产者和食物享用者相互都感恩的话，社会就会和谐美好，因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会唤醒双方的温情，会复苏双方的良知。 学术界几乎都认为，文化要“以人为本”。然而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提倡“以人为本”已经有局限性了。中国的古圣先贤自古以来最敏感的问题，最关注的问题是天、地、人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儒释道感悟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与我为一”和“人与天地一物也”。佛教更明确地讲“依正不二”（人与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体）。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主张把人文主义思想与自然质朴的自然主义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以自然为本”的思想。儒释道提倡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的是灵与肉的关系，与其同时，不破坏自然，而是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指导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就是从对人类的爱扩展到对动物、植物、矿物，乃至宇宙不同维度空间各种形式的生命的爱。因此，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的文化应该彰显中华慈善文化的“万物一体为本”的理念。
中国慈善文化本质上是视“万物为一体”，善待自然，培育现代生态文明，摒除人类对自然的狭隘功利态度，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母体和生命的家园，养成一种向自然万物认同和回归的态度。中国慈善文化是“生态和谐”的文化。慈善文化的“万物同体”的大爱理念，是我们慈善事业活动中所追求的、所把握的价值观点、方向和尺度。慈善文化最终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然后向外展现为慈善事业制度和规范体系的制定，并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最终形成人们认同的慈善风尚和慈善习惯。这样，慈善事业就会健康和谐地发展，给人类和宇宙万物带来福祉。
“天人之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慈善文化的最高主题。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变，成一家之言。”这是说，只有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做学问上有所建树。长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没有“天人之学”，是一个空白点。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虽然对星空和道德表示敬畏，但他并没有思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如中华文化所彰显的“天人合一”问题。西方思想家只是在面临现代生态危机时，才开始注意中国的“天人合一”和“万物与我是一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并从中寻找到灵感，提出了生态文明的主题。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1995年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此后，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就生态文明的内涵、理论基础、方法论模式、实现机制、实现路径等做了讨论。
我们中国人在党的领导下，用短短的30年、40年的时间，全方位地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200年所走过的历史进程，与其同时，注意到工业化、市场化引起的生态问题。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融入其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格局，提出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了战略部署；列出尽快消除生态环境危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大的进展，建设天蓝、地绿、水净为主要标志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就是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提出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优先为主的方针，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和主流价值观。这是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同时这也是从当代角度，诠释了“万物一体”和“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中华慈善理念。美国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卫·格里芬对美国政府很失望，寄希望于中国来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树立榜样。他撰写的《生态文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一文中写道：“美国被财阀和军事力量严重控制，我对美国将引领走向一种后现代世界不抱希望。但我确实有理由相信中国可能会引领这一条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是这个世界中最大的善。我们大家应当把“万物一体、生态和谐、同体大悲和无缘大慈”的慈善理念作为我们的信仰，作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最高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
慈善信仰首先是作为一种慈善价值来理解。慈善信仰具有价值性，而且与其他事物的价值相比，它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它会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力争达到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我们可以断言：中华慈善理念会解决国家和世界的整体性问题；慈善事业会解决局部性问题。
中华慈善文化的“万物一体·生态文明·同体大悲”理念作为大家认同的价值，一种休戚与共的真情，一种对他人和其他形式的生命的感应沟通，将他者的感受视为自己的感受，见他者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消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不同维度空间中的生命之间的冷漠和对立，并生起无尽的关爱和扶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形成多元不同中的共同的荣辱，共同的喜与忧，在爱人中爱己，在利他中利己，在使众人快乐中获得自己的快乐。一个人对这个道理有越深的认识，他的责任意识就越坚定不移，坚韧不拔，并形成自己的“知行合一”的文化自觉。慈善事业的大发展恰恰是社会上无数个人自我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结果。
在中华精神发育史上，始终伴随着慈善理念的神奇力量，穿透千秋岁月，在祖国苍茫大地上高扬仁爱、博爱、慈悲的旗帜，净化世道人心，健全人格国魂，也照亮慈善事业前行之路。春天来了。春风化雨。愿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和弘扬“万物一体·生态和谐·同体大悲”为理念的慈善文化，大力改善社会风气。在物质享受和感官享受的喧嚣之后，应该进入一个理性回归的家园，回归到真善美的追求上来，活出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