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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外文警报警告国人》一文，沉痛地写道：“胶州亡矣，国将不国矣！”北京大学等学生代表得知这是法国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办法。5月3日晚，北京大学及北京各校代表上千人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由《京报》主笔邵飘萍报告中国外交的失败情况，群情激奋。北大一位同学当场咬破中指，撕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体学生更加激愤。第二天，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
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每年的5月4日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1925年5月，李大钊曾在一篇短文中强调，“不应该把五四运动纪念日仅仅看成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天举行纪念日的时候，都加上一些新的意义”。2014年5月4日是第95个纪念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关于《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并指出“五四运动以来，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学生运动并非偶然发生，而是由深厚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等多方面因素促成。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Guy Alitto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两大因素：
其一，清末创建新式学校与相关的施政培养出了现代民族主义情绪。清政府当时制定了国旗与国歌，推行了弥漫着民族主义主题的教科书。这些努力最初的成果之一，便是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新式学校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示威以抗议美国商品的销售。
而同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反传统主义，“反帝国主义”被引进知识论述中。另一新“阶级”——留洋归来的学生，成为新的现代学生阶级的导师。这批留洋归来的学生，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在知识层面上领导了五四运动。
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运动总是以思想为其先导的。在这个阶段，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陈独秀创立了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青年》、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北京大学的成立，一时大师云集、星河灿烂，培养了很多具有新思想的进步学生，再加上全国各地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子不断壮大，为日后五四运动中先锋力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二，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共享了许多领导人物（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蔡元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是稍早于五四运动的。1899年，《万国公报》已刊登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此后有许多出版物提及或部分翻译过马克思主义。但这些出版物当时并未获得知识分子太大的关注，直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内容才引起了关注。
从综合环境来讲，从晚清到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旧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状态，近代工商业迎来了短暂春天之后，在日本倾销势力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加之“二十一条”的签订，民怨沸腾。此时正值一战，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阵营，最后成为战胜国之一，原本以为可以同列强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却还未看清“弱国无外交”的现实，直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民众尤其大学生们不仅对西方列强彻底失望，更对北洋政府的懦弱感到痛恨。于是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并不只有一天，而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4日到6月4日，北京的学生率先罢课游行，其他地方的学生也陆续加入；第二阶段是从6月5日到28日，政府开始逮捕学生，引起公愤，引起各行各业罢工支持，遂演变成全国事件。也正因如此，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协议上签字。
而五四运动的爆发直接催生了“五四精神”的产生，爱国和进步是五四精神的基础和源泉，民主和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和动力，最终目的是振兴中华民族。
梁启超先生作《少年中国说》，强调“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认为“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深情呼唤“青年可爱之学子”“任重而道远”，“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可见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者们对青年的情感之深、寄望之重等。他们期望青年能够承担起拯救中国的使命，并且能够担当起文化革新的重任。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新青年》影响的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早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从此之后，无数爱国志士以之为奋斗目标，而五四运动的发生，被学者认为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爱国学生们浴血奋斗，继而影响各阶层群体的支持和响应，挽救民族于危亡、重新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五四运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的爱国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前所未有。
中央团校党委书记倪邦文在研究中指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始终贯穿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是五四精神之所系。而五四精神具有开创新、求真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内在特征。
根据彭明《五四运動史？前言》：“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下，一部分新青年开始看到西方种种社会弊端，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从而在思想上逐步具备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利因素。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工人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故他们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种结合又促进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之后，中华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中国共产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进入新时期以来，广大青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如今，“五四”青年节已成为各高校、学生机构或社团弘扬“五四”光荣传统的重要契机，而五四精神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的，“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
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每年的5月4日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1925年5月，李大钊曾在一篇短文中强调，“不应该把五四运动纪念日仅仅看成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天举行纪念日的时候，都加上一些新的意义”。2014年5月4日是第95个纪念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关于《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并指出“五四运动以来，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五四运动的由来
学生运动并非偶然发生，而是由深厚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等多方面因素促成。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Guy Alitto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两大因素：
其一，清末创建新式学校与相关的施政培养出了现代民族主义情绪。清政府当时制定了国旗与国歌，推行了弥漫着民族主义主题的教科书。这些努力最初的成果之一，便是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新式学校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示威以抗议美国商品的销售。
而同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反传统主义，“反帝国主义”被引进知识论述中。另一新“阶级”——留洋归来的学生，成为新的现代学生阶级的导师。这批留洋归来的学生，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在知识层面上领导了五四运动。
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运动总是以思想为其先导的。在这个阶段，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陈独秀创立了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青年》、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北京大学的成立，一时大师云集、星河灿烂，培养了很多具有新思想的进步学生，再加上全国各地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子不断壮大，为日后五四运动中先锋力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二，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共享了许多领导人物（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蔡元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是稍早于五四运动的。1899年，《万国公报》已刊登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此后有许多出版物提及或部分翻译过马克思主义。但这些出版物当时并未获得知识分子太大的关注，直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内容才引起了关注。
从综合环境来讲，从晚清到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旧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状态，近代工商业迎来了短暂春天之后，在日本倾销势力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加之“二十一条”的签订，民怨沸腾。此时正值一战，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阵营，最后成为战胜国之一，原本以为可以同列强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却还未看清“弱国无外交”的现实，直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民众尤其大学生们不仅对西方列强彻底失望，更对北洋政府的懦弱感到痛恨。于是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并不只有一天，而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4日到6月4日，北京的学生率先罢课游行，其他地方的学生也陆续加入；第二阶段是从6月5日到28日，政府开始逮捕学生，引起公愤，引起各行各业罢工支持，遂演变成全国事件。也正因如此，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协议上签字。
而五四运动的爆发直接催生了“五四精神”的产生，爱国和进步是五四精神的基础和源泉，民主和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和动力，最终目的是振兴中华民族。
“振兴中华”的一以贯之
梁启超先生作《少年中国说》，强调“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认为“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深情呼唤“青年可爱之学子”“任重而道远”，“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可见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者们对青年的情感之深、寄望之重等。他们期望青年能够承担起拯救中国的使命，并且能够担当起文化革新的重任。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新青年》影响的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早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从此之后，无数爱国志士以之为奋斗目标，而五四运动的发生，被学者认为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爱国学生们浴血奋斗，继而影响各阶层群体的支持和响应，挽救民族于危亡、重新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五四运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的爱国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前所未有。
中央团校党委书记倪邦文在研究中指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始终贯穿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是五四精神之所系。而五四精神具有开创新、求真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内在特征。
根据彭明《五四运動史？前言》：“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下，一部分新青年开始看到西方种种社会弊端，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从而在思想上逐步具备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利因素。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工人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故他们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种结合又促进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之后，中华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中国共产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进入新时期以来，广大青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如今，“五四”青年节已成为各高校、学生机构或社团弘扬“五四”光荣传统的重要契机，而五四精神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的，“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