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邓小平逝世，为此，在《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乔桐封的引领下，我采访了长期从事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他跟邓小平从太行山到南下进军大别山。在中原局，邓小平是书记，他是秘书长。采访最后以《风格·气度》为名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文章发表时我省去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老先生思路敏捷，讲话逻辑严谨，出口成章，我不过是文字整理。去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锋中，杜润生以“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获奖。自采访杜老后，我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兴趣。后来他把他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稿交给我，全权委托我出版。按照他希望的三家出版社中，我选择了人民出版社。找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张秀平，由她编辑出版。此书出版后再版多次。这是题外话。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农业、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问题。2004年至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三农”问题。可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2001年，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的《农民真苦，农民真穷》把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推向了高潮。这一时期，陆陆续续发表了陆学艺等对《农民工系列访谈》三篇，还有马翠军的《边缘化的三农问题》、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杜润生的《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把“三农”问题以及问题的出路从不同的角度给予答案。与此关系紧密的问题涉及李昌平的《取消农业税将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刘武俊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宜缓行》、张晓山的《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备忘录》、陈国富的《民营经济的草根命运》等，从这些题目看，问题的讨论在向纵深发展。
　　国企改革也是20世纪90年代避免不了的话题。我们的国企改革分为初步探索、制度创新、纵深推进三个阶段。没有理论先行，也是探索前行。国企改革在试错的过程中问题逐渐显现。《读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国企改革本身，比如姚洋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盛宇明的《大白菜市场国企改革市场的神话》、杨斌的《国有股减持受挫的理论缺陷》，同时对财产权也给予了关注。比如崔之元的《财产权与宪法》、张维迎的《法律：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卢周来的《也说为什么美国宪法只有“充公”条款》。涉及制度层面的文章有，张宇燕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李风圣的《制度高于技术》。 　　为防止我们的改革出现东欧的“休克疗法”，我们对苏东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予以了足够的关注和批判。比如，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苏东问题的黄立茀在《俄罗斯的私有化》中说，“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俄罗斯开始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一位俄罗斯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影响的文章：《俄罗斯的金融寡头》。文章披露：新俄罗斯经济精英的61%出身于原苏联官员；在一九九五年秋天的抵押拍卖中，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依托于金融工业集团的七大金融寡头”。她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制度真空”。
　　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王跃生在《东欧昭示我们什么》中说，“过去我們读卢因的《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经济论战’上面，而没有去细细品味‘政治潜流’的含义。现在东欧和原苏联各国‘全盘西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初步形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何使社会政治体制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问题已经有了公认的结论，更不等于各国已经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对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中国来说，这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尖锐、更迫切地提到日程”。
　　杨雪冬的《阿根廷危机与“制度性不信任”》认为，从制度意义上说，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的危机深深扎根于现代制度建构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制度性不信任。所谓的制度性不信任指的是社会力量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对包括国家、政党、企业等现代性制度所持的程式化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随制度的演进固定下来，并随着制度的生长而不断加强。
　　对前苏联、东欧和拉美改革的反思，对我们的思考与启迪意义重大。我们的学者从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的这些伦理层面对改革的反思也不少。如何怀宏的《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信春鹰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盛洪的《道德·功利及其他》、姚德年的《信用危机与道德的功利性》、李工有的《“公正”的三个层次》、汪丁丁的《“效率”所要求的》。这里的公平、效率是经济学，是经济与社会伦理学层面上的，因此是经济改革理论上必须澄清的问题。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的改革理论上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多，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情况就有了变化，一个是西方的东西不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经过理解、消化、转换为我们自己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原创的学术著作多了起来，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在1984年开始出版的时候，有译著，有编著，也有著作，到1988年，基本上都是原创书籍了。虽然内容比较杂，而且有些匆忙，但那个时代，它对开启人们的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说，这套丛书里的一些书现在已经被炒到很高的价位，我想它的价值恐怕是历史的意义。
　　第二套丛书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昕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一套译著，一套原创，相得益彰。
　　无论是《走向未来丛书》还是《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读书》杂志均刊登了不少他们的评论文章。它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经济学者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也是改革时代的一个方面的成果。
　　曾流传一句话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反映经济学无处不在和他的话语权。其实，说经济学帝国主义不如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樊纲语），它决定了那个时期经济学的地位。
　　但是到2000年以后，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之配套的改革，如政治体制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等被提上日程，这就有了专题座谈会纪要《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和《“法治与市场经济”座谈纪要》（吴敬琏等）等。
　　我经历的《读书》三十年中，可以谈的还很多，比如于光远、杜润生的睿智，厉以宁、吴敬琏的严谨，还有我多次采访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的知识的渊博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们的精神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好编辑。全球化、高科技的发展，使商业化有些泛滥，但是，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人在，人文科学与人文精神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