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的好，还是“洋”的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声乐界和音乐理论界，产生了一场名为“土洋之争”的讨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一些音乐工作者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洋嗓子”和“土嗓子”之争。当时的初衷是探讨民族传统声乐演唱方法的科学性和欧洲声乐演唱技法的民族性以及二者的融合创新，其中一部分人强调西洋练声方法绝对科学，表现力强，将中国戏曲和民歌的演唱斥之为“不科学”的“土唱法”；而另一部分强调“民族性”的同志，反过来又指责西洋唱法是“崇洋媚外”。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一被人们称做“土洋之争”的问题反反复复争论了十多年，尔后在各次重大的政治运动中都成为艺术界的一个焦点，多次提及。现在看来，当时的有些论点显然带有片面性，并且参与争论的双方大都缺少冷静的科学态度。外国人由于较长的专业声乐演唱实践和器官解剖医学的发展，较早地把他们的演唱经验加以科学分析，整理成系统的练声方法。而中国传统艺术过去大部分靠师傅带徒弟的“口传心授”，给声乐体系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局限，正由于此，才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中国声乐的练声方法，总结其科学规律。盲目反对西洋唱法，认为直着嗓子喊才是本民族的歌唱特色，不但是片面排外的做法，也是对中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的玷污。实际上，“由不同的生理控制，因语言和一定的嗓音审美习惯而形成的两种不同色彩的嗓音，本是各有特色而不能相互取代的。因而彼此都有存在价值，彼此都要向前发展。”(周小燕1980年11月在全国高等音乐院校学生声乐比赛期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当代世界声乐发展趋势给我们的启示》)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任何一种争论都没有阻挡住中国音乐艺术的进步。“文革”结束后，一方面，人们重新认识到美声唱法在中国音乐教育、表演艺术和社会音乐生活方面的成就。不少青年歌唱家在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多次在国际重大声乐比赛中获奖。与此同时，民族声乐也从借鉴美声唱法的经验中走出了新路，更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出现了像王品素、金铁林这样的声乐教育家、并由他们培养出了彭丽媛、宋祖英等优秀人才。他们的演唱美声、民族唱法的相互借鉴，也为声乐教学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风格体系。这些重大的成就，无疑是“土洋”结合的成果。
　　这场“土洋之争”，正经过了一段曲折之路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
　　2006年，一种为大众相对陌生的唱法——原生态演唱法，首次登上央视青歌赛的舞台。这也是青歌奏开赛二十余年来，在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以外，首次增加的一种新唱法。在原生态唱法比赛中，人们看到了身着五颜六色少数民族服饰的选手们，人们听到了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称，他们被称作蒙古族呼麦、侗族大歌、彝族小调、羌族多声部……很多歌手从未经过专业的歌唱训练，第一次离开他们生活的地方，第一次坐火车、飞机，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在这样隆重的舞台上放声歌唱。
　　原生态”文化，指的是根植于某个地域并且反映当地历史人文等特征、没有经过商业开发的文化形态。随着青歌赛增加原生态演唱法，争论也逐渐多起来。原生态带给人们以新鲜的感觉，自然会吸引很多观众的注意力。很多人在观看原生态比赛之后，感到非常惊诧——原来我们的国家还有这么精彩的艺术。但是当原生态歌手站在央视的舞台上，他们无疑就已经进入了商业化的领域，一些个体在商业化过程中也随之会被牺牲掉。应该在田间地头即兴表演的东西，被搬上了舞台，在观众的注视下进行演出，从演员的心态、动作到演出的效果，本身可能就跟它们最初的表演形态有所不同。可想而知，这本身已经削弱了原生态音乐的感染力。随着比赛结束，对民歌手的精心策划、包装，更是与商业行为分不开。所以，上了舞台的原生态还够不够原生态，这便成为围绕原生态演唱这种新唱法的一个争论的焦点。究竟是该将这种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借助各种媒介为大众所熟知，还是该将它仍然回归到最初的形态，给予保护；将这种演唱法推广，是它的进步，是其发展的必经之路，还是对它自身艺术价值的一种摧毁?这都成为人们对这种演唱的关注的话题。
　　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发展，有些东西，我们也要保持。对原生态演唱来说，商业包装是它的发展，还是保持原生态已经是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的发展?我们需要时间来证明。就像“土洋之争”，最终两者相互的融合借鉴，推动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原生态音乐，原始的演出形式和现代化的表演方式，哪个是我们所需要的?或者说，哪种是历史需要的。土的土，洋的洋。真正的“土”艺术，“洋”是帮不上忙的。或许“洋”来了，也就不能再称之为“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