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切实推进城管执法改革，不仅可以部分缓解社会公众的焦虑，也会因为软环境的改善而让城市更美好。
　　去年年底，《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这也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城管执法做出专项部署。
　　指望中央出台一个意见，就能让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城管问题“迎刃而解”，显然不太现实。毕竟，这些年来，城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难以绕开的难题，甚至就连“城管”这一语词，也成了舆论场中某种负面价值判断的标签。尽管这其间不乏非理性的认知因素，但在普遍指责的“社会情绪”背后，必定有着某种类似于“共识”的东西。
　　也因此，这一意见更像是关于城管的“顶层设计”，特别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切实推进城管执法改革，不仅可以部分缓解社会公众的焦虑，也会因为软环境的改善而让城市更美好。
　　一直以来，公众普遍的槽点主要集中在城管的暴力执法上。城管为什么屡屡被指暴力执法？一方面，城管游走街巷，日常接触的均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其行动也每每关涉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一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乃至抗议，很正常。尤其是当底层社会将无法排解的生计难题也归之于城管时，冲突注定无法避免。
　　另一方面，问题出在城管，根子仍在政府。当政府热衷于打造什么“无摊贩城市”时，城管只能成为砸碎摊贩的那只手。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硬件建设很快，也很亮眼，但在管理和服务上，似乎还有很多欠缺。还是沿用自上而下的单向思维，要求规范街面秩序，那就把摆摊的小贩全部打跑；要求道路洁净，那就逼着清洁工去快车道捡垃圾，等等。
　　当然，城管也会在不断的行政实践中产生自身的利益，并想方设法去维护这种利益。比如，今年元旦，媒体曝光了河南郸城县城管部门对货运三轮车预收“垃圾费”和“占道罚款费”的事情。尽管该县此后表态会严肃处理，但这种“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沖动却似曾相识，并非难于理解，仅仅靠查，是查不完了。
　　可见，目前困扰城管发展及美誉度的关键，并不在于城管权力过小、缺乏主管部门等问题，而根本在于执法的不规范、不专业，以及缺乏约束与边界。当城管挥拳向人的时候，恰恰是因为其权力的过度膨胀，乃至自我角色的迷失。良治的前提是民众同意，没有同意必然产生冲突，而同意的前提则是良好的互动与优质的服务。简单粗暴，怎么可能不起波澜？
　　此番指导意见的目标很明确，即要求到2020年，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但是，若各地不能抓住关键的“服务”问题，而仍停留在“有上面撑腰”的层面，必将出现更激烈的行政强力，如此就事与愿违了。
　　惟愿在接下来的配套措施、具体细则制定上，各地各部门能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约束、规范城管权力运行，而不是无限制地释放城管这些年来的“憋屈”。一旦无监督、无制衡，则根本无人能够对城管的滥权进行纠偏，而仅仅依赖城管自身，很难有自我提醒的动力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