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翻译规范理论具有历史性、动态性等特征，通过考察同一作品不同时期译者遵守翻译规范的表现，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同一作品不断被译介，这是时代发展、翻译规范流变的要求，经典重译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本文基于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对比阐释了《快乐王子》不同时期的两个汉译本，以探求翻译规范对译者和译本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规范 《快乐王子》 译本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6-0077-02
一、翻译规范理论
The Happy Prince是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童话作品，故事动人，文字优美，充满意趣与讽刺。最初由周作人译为《安乐王子》，收录在周作人与鲁迅1909年合译的《域外故事集》中。解放前后，王尔德童话被反复译介，其中巴金先生的译本广为流传。巴金的译本出版于1948年，并几经修改再版，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翻译规范理论的创立者Toury认为，规范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价值和观念”，是“运用指示”，是“作为评价实际行为的标准”（Toury，1995：54-55），翻译过程主要受到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制约。Andrew Chesterman（1997）进一步发展了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规范，强调规范是属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特定现象。切斯特曼将规范分为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后者包含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
本文综合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选取周作人1909年译本《安乐王子》和巴金1948年译本《快乐王子》为比较对象。对两个汉译本的对比研究将从译本对原文的抉择、翻译方法的取舍及文本语言规范入手，以探究翻译规范理论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文本的诠释力。
二、预备规范和责任规范
图里的预备规范认为，翻译政策决定翻译文本的选择。切斯特曼（1997： 68）的责任规范指译者要忠诚于委托人和目标读者的责任。也就是说，预备规范和责任规范都影响翻译选材。
原作讲述了生前无忧无虑的快乐王子死后忧心人间疾苦，和燕子一起无私助人的故事。王尔德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丑陋的批判，对穷苦民众的同情，以及对王子和燕子自我牺牲的赞扬。
周氏兄弟于1909年出版译作《域外小说集》，收录三十余篇短篇小说译作，《安乐王子》被收录在第一篇。周作人关注个体生命，看重原作“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周作人，1936：330），并喜爱王尔德童话的唯美。The Happy Prince寓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审美价值成为周氏兄弟翻译选材的原因之一。其次，他们选择域外短篇小说，是为了引进西方“异域”的文化。在1921年新版《域外小说集》的序中，鲁迅介绍外国新文学的动机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并明确指出翻译的目的是引入“异域文术新宗”，因此译文的目标读者是开明知识分子而非儿童。
而回顾周作人译作产生时代的翻译规范，不难发现译本并未遵守主流的翻译政策，原作的人文主义精神、审美价值与时代需求错位。1895年甲午战败后，人们不满足学习西洋技术，了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想法日愈强烈，因此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出现，大量外国作品被译介。有学者总结，“从1895年到1910年，从自然科学的翻译转到社会科学方面，同时也是译述西洋文学的开始”（王克非，1997：67）。这一时期，大翻译家严复是介绍翻译西洋思想的杰出代表，翻译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林纾则占据文学翻译的主流地位，题材上涉及政治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等，旨在开民智、娱民众。同时，林译小说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迎合传统读书人的喜好。文本的选择和改良迎合当时社会政治文化需求，这正是林纾的翻译大受欢迎并引领风尚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尽管周氏兄弟同样抱着改造社会的期冀，但《安乐王子》体现的唯美主义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诉求与时代的现实需求错位，周作人借助翻译对文学艺术的追求与当时社会政治语境格格不入，从责任规范来说未满足晚清知识分子的期待；习惯章回体长篇小说的读者也难以接受短篇小说的形式。无论周氏兄弟初衷如何，译本背离了主流翻译预备规范和责任规范，备受冷落。
巴金的译作是发表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正处于内战时期。巴金在1947年《快乐王子集》的后记中提及自己的翻译动机，一是重视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巴金写道“为了给上海朋友们办的《少年读物》月刊寄稿，我想起王尔德的童话来”，并认为王尔德童话适合儿童和成年读者阅读；二是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王尔德在原作中对社会制度的控诉与巴老的诉求不谋而合，也暗自迎合了当时的时代需求。由此可见，巴金的翻译是挣扎在语言儿童化和反映社会现实中间的，译作对社会丑陋现实的影射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三、初始规范
图里认为，翻译是遵守源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的行为，这两极为译文忠实于源语的“充分性”和忠实于目的语的“可接受性”，译作可处于两极形成的连续体中的任何一点，因此初始规范决定着总体的翻译方法。同时，翻译政策也影响着翻译方法的取舍。
由于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旨在启迪国民、爱国图存，这一时期的初始规范具有目的语文化规范倾向。如严复译《天演论》时，“对原作或增添、或删减、或替换、或改写，甚至为发挥、为达自己之旨而不惜改造原文，其譯文之信也就有限了”（王克非，1997：67）。虽然严复本人主张“信达雅”，他的译文远谈不上“信”，林纾也是如此，但胜在文笔优美。当时主流社会（译者、读者和批评家）普遍接受这种“译意”和“达旨”的翻译策略，译作向“可接受性”靠拢。相反，周氏兄弟提倡直译，在《域外小说集》的旧序中他们明确了其翻译宗旨：“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因此译作强调“充分性”而非“可接受性”，这与当时目的语倾向的初始规范相背离。
随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白话文的倡导，同时儿童文学翻译越发贴近儿童读者，译者行文普遍使用白话文，尤其是针对儿童文学，“译笔务使浅显，使适宜于才读过几年书的孩子的自阅”（徐调孚，1926）。巴金的译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相比周译，巴金的译作更靠近“可接受性”，也更顺从当时的初始规范。 周译对原文无任何改动，相对于当时流行的翻译策略“意译”而言，忠实直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文的流畅表达和行文文采，对当时见惯了华丽文笔的读者来说，造成阅读上的障碍和心中的隔阂。在《域外小说集》再版序中，鲁迅也坦承“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佶屈聱牙。”总之，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念过于超前，直译的翻译策略背离了占据主流地位的“译意”和“达旨”翻译策略，备受质疑，这一方面体现了周氏兄弟对主流翻译诗学的挑战和在探寻新兴规范上的尝试，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其不受欢迎的原因，《域外小说集》出版后，一共只卖出40本。
巴金本人信奉“信与顺”的翻译准则，他在《一点感想》一文中认为：“我觉得翻译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并且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以上译文采用的就是直译加意译的翻译方法，既重视原文内容和表达，同时尽量使译文遵从目的语文化和表达习惯，更多地采用了儿童文学偏爱的叠音词和副词，突出了童话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文笔流畅，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如对外来词“weathercock”的處理，直译为“风信标”，并给出译注“或译定风针”，使对此不熟悉的中国读者有所联想，成功实现信息的传递，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适合普通民众和儿童读者阅读，是对当时初始规范的遵从。
通过对两个译本遵守初始规范情况的分析对比，我们发现，预备规范和责任规范决定了翻译方法的选择，是否遵从时代的翻译初始规范直接影响译本的接受和流通，影响其翻译目的的实现程度。
四、操作规范
图里认为，操作规范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关于译文呈现做出的具体决策，被分为母体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其中后者涉及对词汇、句子、段落、修辞手段等微观层面的处理。
翻译用语是操作规范中篇章语言规范的重要体现方式之一。清末民初的翻译文体有三种：一是以林纾为代表的文言文，二是以包天笑、周瘦鹃、陈嘏为代表的浅近文言，三是以伍光建、吴梼为代表的白话文体。（郭延礼，2000：83）在新文化运动前，主流的文学翻译采用林纾等人文言意译的方法。但周作人的翻译用语更加古雅，必然导致艰涩难懂甚至“诘屈聱牙”。而且由于使用古奥的文言文，《安乐王子》“背叛”了王尔德原作清丽的语言风格和情节生动、道理浅显的特点，造成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也将读者拒之门外。
而且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翻译已成为新兴趋势，并开始逐渐取代文言文成为主流。如鲁迅发表白话文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出版诗集《女神》，广受欢迎，白话文学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快乐王子》的译文本着改造社会和服务儿童的宗旨，使用白话文，文笔浅显易懂，这种翻译用语顺应了时代翻译规范，也服从于翻译目的和翻译对象。
五、结语
通过对The Happy Prince两个汉译本的对比研究，本文探讨了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的可操作性，发现翻译规范理论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考察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总的来说，巴金的译文遵守了当时的翻译主流规范，周作人的译本则相反，属于译者个体的早期翻译实践，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改造国民的翻译目的、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仍值得肯定和学习。翻译规范具有历史性、动态的特征，译作相应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经典重译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分期及其主要特点[C]//王宏志.翻译与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王尔德（著），巴金翻（译）.快乐王子集[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3]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4]吴笛.浙江作家翻译艺术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5]徐调孚.一个广告——世界少年儿童文学丛刊[J].文学周报，1926（12）.
[6]周作人.王尔德童话[N].晨报副刊，1922，4（02）：1.
[7]周作人.域外小说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6.
[8]周作人（实为鲁迅所作）.域外小说集·序言，域外小说集[M].上海：群益书社，1921.
[9]止庵.域外小说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0]Chesterman，A.Memes of Translation[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
[11]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翻译规范 《快乐王子》 译本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6-0077-02
一、翻译规范理论
The Happy Prince是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童话作品，故事动人，文字优美，充满意趣与讽刺。最初由周作人译为《安乐王子》，收录在周作人与鲁迅1909年合译的《域外故事集》中。解放前后，王尔德童话被反复译介，其中巴金先生的译本广为流传。巴金的译本出版于1948年，并几经修改再版，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翻译规范理论的创立者Toury认为，规范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价值和观念”，是“运用指示”，是“作为评价实际行为的标准”（Toury，1995：54-55），翻译过程主要受到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制约。Andrew Chesterman（1997）进一步发展了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规范，强调规范是属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特定现象。切斯特曼将规范分为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后者包含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
本文综合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选取周作人1909年译本《安乐王子》和巴金1948年译本《快乐王子》为比较对象。对两个汉译本的对比研究将从译本对原文的抉择、翻译方法的取舍及文本语言规范入手，以探究翻译规范理论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文本的诠释力。
二、预备规范和责任规范
图里的预备规范认为，翻译政策决定翻译文本的选择。切斯特曼（1997： 68）的责任规范指译者要忠诚于委托人和目标读者的责任。也就是说，预备规范和责任规范都影响翻译选材。
原作讲述了生前无忧无虑的快乐王子死后忧心人间疾苦，和燕子一起无私助人的故事。王尔德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丑陋的批判，对穷苦民众的同情，以及对王子和燕子自我牺牲的赞扬。
周氏兄弟于1909年出版译作《域外小说集》，收录三十余篇短篇小说译作，《安乐王子》被收录在第一篇。周作人关注个体生命，看重原作“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周作人，1936：330），并喜爱王尔德童话的唯美。The Happy Prince寓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审美价值成为周氏兄弟翻译选材的原因之一。其次，他们选择域外短篇小说，是为了引进西方“异域”的文化。在1921年新版《域外小说集》的序中，鲁迅介绍外国新文学的动机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并明确指出翻译的目的是引入“异域文术新宗”，因此译文的目标读者是开明知识分子而非儿童。
而回顾周作人译作产生时代的翻译规范，不难发现译本并未遵守主流的翻译政策，原作的人文主义精神、审美价值与时代需求错位。1895年甲午战败后，人们不满足学习西洋技术，了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想法日愈强烈，因此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出现，大量外国作品被译介。有学者总结，“从1895年到1910年，从自然科学的翻译转到社会科学方面，同时也是译述西洋文学的开始”（王克非，1997：67）。这一时期，大翻译家严复是介绍翻译西洋思想的杰出代表，翻译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林纾则占据文学翻译的主流地位，题材上涉及政治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等，旨在开民智、娱民众。同时，林译小说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迎合传统读书人的喜好。文本的选择和改良迎合当时社会政治文化需求，这正是林纾的翻译大受欢迎并引领风尚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尽管周氏兄弟同样抱着改造社会的期冀，但《安乐王子》体现的唯美主义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诉求与时代的现实需求错位，周作人借助翻译对文学艺术的追求与当时社会政治语境格格不入，从责任规范来说未满足晚清知识分子的期待；习惯章回体长篇小说的读者也难以接受短篇小说的形式。无论周氏兄弟初衷如何，译本背离了主流翻译预备规范和责任规范，备受冷落。
巴金的译作是发表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正处于内战时期。巴金在1947年《快乐王子集》的后记中提及自己的翻译动机，一是重视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巴金写道“为了给上海朋友们办的《少年读物》月刊寄稿，我想起王尔德的童话来”，并认为王尔德童话适合儿童和成年读者阅读；二是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王尔德在原作中对社会制度的控诉与巴老的诉求不谋而合，也暗自迎合了当时的时代需求。由此可见，巴金的翻译是挣扎在语言儿童化和反映社会现实中间的，译作对社会丑陋现实的影射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三、初始规范
图里认为，翻译是遵守源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的行为，这两极为译文忠实于源语的“充分性”和忠实于目的语的“可接受性”，译作可处于两极形成的连续体中的任何一点，因此初始规范决定着总体的翻译方法。同时，翻译政策也影响着翻译方法的取舍。
由于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旨在启迪国民、爱国图存，这一时期的初始规范具有目的语文化规范倾向。如严复译《天演论》时，“对原作或增添、或删减、或替换、或改写，甚至为发挥、为达自己之旨而不惜改造原文，其譯文之信也就有限了”（王克非，1997：67）。虽然严复本人主张“信达雅”，他的译文远谈不上“信”，林纾也是如此，但胜在文笔优美。当时主流社会（译者、读者和批评家）普遍接受这种“译意”和“达旨”的翻译策略，译作向“可接受性”靠拢。相反，周氏兄弟提倡直译，在《域外小说集》的旧序中他们明确了其翻译宗旨：“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因此译作强调“充分性”而非“可接受性”，这与当时目的语倾向的初始规范相背离。
随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白话文的倡导，同时儿童文学翻译越发贴近儿童读者，译者行文普遍使用白话文，尤其是针对儿童文学，“译笔务使浅显，使适宜于才读过几年书的孩子的自阅”（徐调孚，1926）。巴金的译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相比周译，巴金的译作更靠近“可接受性”，也更顺从当时的初始规范。 周译对原文无任何改动，相对于当时流行的翻译策略“意译”而言，忠实直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文的流畅表达和行文文采，对当时见惯了华丽文笔的读者来说，造成阅读上的障碍和心中的隔阂。在《域外小说集》再版序中，鲁迅也坦承“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佶屈聱牙。”总之，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念过于超前，直译的翻译策略背离了占据主流地位的“译意”和“达旨”翻译策略，备受质疑，这一方面体现了周氏兄弟对主流翻译诗学的挑战和在探寻新兴规范上的尝试，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其不受欢迎的原因，《域外小说集》出版后，一共只卖出40本。
巴金本人信奉“信与顺”的翻译准则，他在《一点感想》一文中认为：“我觉得翻译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并且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以上译文采用的就是直译加意译的翻译方法，既重视原文内容和表达，同时尽量使译文遵从目的语文化和表达习惯，更多地采用了儿童文学偏爱的叠音词和副词，突出了童话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文笔流畅，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如对外来词“weathercock”的處理，直译为“风信标”，并给出译注“或译定风针”，使对此不熟悉的中国读者有所联想，成功实现信息的传递，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适合普通民众和儿童读者阅读，是对当时初始规范的遵从。
通过对两个译本遵守初始规范情况的分析对比，我们发现，预备规范和责任规范决定了翻译方法的选择，是否遵从时代的翻译初始规范直接影响译本的接受和流通，影响其翻译目的的实现程度。
四、操作规范
图里认为，操作规范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关于译文呈现做出的具体决策，被分为母体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其中后者涉及对词汇、句子、段落、修辞手段等微观层面的处理。
翻译用语是操作规范中篇章语言规范的重要体现方式之一。清末民初的翻译文体有三种：一是以林纾为代表的文言文，二是以包天笑、周瘦鹃、陈嘏为代表的浅近文言，三是以伍光建、吴梼为代表的白话文体。（郭延礼，2000：83）在新文化运动前，主流的文学翻译采用林纾等人文言意译的方法。但周作人的翻译用语更加古雅，必然导致艰涩难懂甚至“诘屈聱牙”。而且由于使用古奥的文言文，《安乐王子》“背叛”了王尔德原作清丽的语言风格和情节生动、道理浅显的特点，造成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也将读者拒之门外。
而且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翻译已成为新兴趋势，并开始逐渐取代文言文成为主流。如鲁迅发表白话文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出版诗集《女神》，广受欢迎，白话文学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快乐王子》的译文本着改造社会和服务儿童的宗旨，使用白话文，文笔浅显易懂，这种翻译用语顺应了时代翻译规范，也服从于翻译目的和翻译对象。
五、结语
通过对The Happy Prince两个汉译本的对比研究，本文探讨了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的可操作性，发现翻译规范理论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考察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总的来说，巴金的译文遵守了当时的翻译主流规范，周作人的译本则相反，属于译者个体的早期翻译实践，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改造国民的翻译目的、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仍值得肯定和学习。翻译规范具有历史性、动态的特征，译作相应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经典重译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分期及其主要特点[C]//王宏志.翻译与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王尔德（著），巴金翻（译）.快乐王子集[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3]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4]吴笛.浙江作家翻译艺术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5]徐调孚.一个广告——世界少年儿童文学丛刊[J].文学周报，1926（12）.
[6]周作人.王尔德童话[N].晨报副刊，1922，4（02）：1.
[7]周作人.域外小说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6.
[8]周作人（实为鲁迅所作）.域外小说集·序言，域外小说集[M].上海：群益书社，1921.
[9]止庵.域外小说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0]Chesterman，A.Memes of Translation[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
[11]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