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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与我国的贸易与投资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南亚，中东地区新兴市场开拓过程中也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障碍。诸如高额关税、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合理的反倾销和贸易便利化力度不足等贸易障碍不断显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的开展。如何化解贸易障碍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进军南亚、中东新兴市场的当务之急。
新兴市场的潜在商机
近十几年来，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推进，我国与南亚、中东地区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南亚、中东地区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商机。目前上述诸国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
南亚地区主要的新兴市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据商务部统计，中印贸易从2000年的29亿美元一跃增长到2009的386.4亿美元。目前，中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一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额也由2000年的11.62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69.81亿美元，8年增长了5倍；中国一孟加拉国2009年双边贸易额则达到了45.82亿美元。
中东地区主要的新兴市场包括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一土耳其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额由2000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25.7亿美元，8年增长了11.6倍；而中国一沙特双边贸易则由2000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407亿美元，8年增长了14倍，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和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沙特在全球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上述南亚、中东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贸易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和产品互补优势明显。以印度为例，2003～2008年的6年间，中国自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矿产品、棉花、化学品、药品、钢铁、塑料及塑料制品、铜及其制品等，而同期印度自华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电机电气设备、机械器具及零件、工程机械等机电产品、有机化学品、钢铁及其制品、焦炭等矿物燃料等。应该说，中印双方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迅速扩大的双边贸易也将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除了南亚地区外，中东多数国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而我国经济结构较完备，尤其是小商品生产更是有独特优势，中东广阔的市场为我国商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存在的主要障碍
部分南亚、中东国家进口关税较高，并且不透明。据WTO统计，2008年印度有66.6％的农产品最惠国税率在25％～50％之间，还有7.5％的农产品税率在50％～100％，2.3％的农产品税率超过100％。除了关税和附加税外，进口商还经常面临各种增值税或营业税和中央销售税，以及各种名目的地方税费。此外，印度各邦也对利益相关的商品征税，加重了关税制度的复杂性和不透明度。土耳其也对农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根据WTO统计，2007年土耳其动物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为127.5％，最高达225％(如鲜冷牛羊猪肉)。总体而言，土耳其呈现混合关税升级现象，高企的关税增加了出口商的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开展。
部分南亚、中东新兴市场国家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偏多。目前，印度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1992年印度对外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9年年底，印度共对我国产品发起127起反倾销调查、1起反补贴调查、6起特保措施调查和11起保障措施调查。2009年，印度共对中国产品新发起2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平均每月发起2起案件，其中反倾销案件10起。土耳其也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较多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轻工产品和纺织品行业。2009年，土耳其共对中国产品新发起5起反倾销调查。截至2009年年底，土耳其共对中国产品发起54起反倾销调查、20起一般保障措施调查、6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和2起反规避调查。
南亚、中东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设置了大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以技术面目出现，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为隐蔽、最难对付的非关税壁垒。以土耳其为例，土耳其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执行存在严重的任意性，并且技术标准和卫生要求未及时向WTO成员进行通报。大多数的法规变化都立即生效，很少或者根本不告知其贸易伙伴。这就常常给贸易商带来不便和损失。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贸易便利化力度不足。南亚中的部分国家不仅实施高关税，而且往往人为设置贸易壁垒，阻碍贸易的顺畅进行。印度海关通常要求提供大量繁杂的文件，一方面提高了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增大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妨碍了贸易顺利开展，造成我国一些出口企业对印度市场望而却步。以强制认证为例，目前印度仍有80多种商品需要强制认证，但其检验和认证费用却要求由外国生产商承担，且费用高昂。除此之外，印度还要求必须在公告45天内提出认证申请，给生产企业的准备时间非常短促，而且申请时所需提供的相关材料众多，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出口造成事实上的阻碍。土耳其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则缺乏透明度，导致出口企业成本上升，再加上时间延误、产生滞留费等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关产品双边贸易的顺畅开展。
应对措施
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加大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障碍有所增多有其必然性。对中国企业来说，则需要积极应对新老贸易障碍，保持海外市场份额的稳定。
积极应对反倾销，强化预警机制。面对反倾销贸易纠纷，我国企业要积极面对，而不能被动等待。建立完善、科学的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有助于预防贸易摩擦，有利于维护国家和行业的根本利益。科学、有效的预警体系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贸易企业等共同努力，建立多层次联动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外贸企业在应诉过程中讲究策略，有打有拉，灵活主动地应诉，另一方面则要苦练内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做好当地进出口商的资信调查。我国企业在做出口贸易前，要注意做出口产品在目标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目标国进口者的信誉、生产能力、质量标准、市场销售量和价格水平。做到在出口前，对进口商在目标市场的银行、工商机构等机构的信誉了然于胸，从而避免上当受骗，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加快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实施。目前，中国与南亚中东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了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目前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一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涵盖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亚太贸易协定等。中印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一海台会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启动研究或谈判进程。通过与南亚中东国家开展双边、区域和次区域的经贸合作，中国不但可以增强与这些地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而且通过各个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减少贸易障碍，加速贸易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动，促进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扩大海外市场。
新兴市场的潜在商机
近十几年来，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推进，我国与南亚、中东地区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南亚、中东地区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商机。目前上述诸国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
南亚地区主要的新兴市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据商务部统计，中印贸易从2000年的29亿美元一跃增长到2009的386.4亿美元。目前，中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一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额也由2000年的11.62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69.81亿美元，8年增长了5倍；中国一孟加拉国2009年双边贸易额则达到了45.82亿美元。
中东地区主要的新兴市场包括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一土耳其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额由2000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25.7亿美元，8年增长了11.6倍；而中国一沙特双边贸易则由2000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407亿美元，8年增长了14倍，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和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沙特在全球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上述南亚、中东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贸易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和产品互补优势明显。以印度为例，2003～2008年的6年间，中国自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矿产品、棉花、化学品、药品、钢铁、塑料及塑料制品、铜及其制品等，而同期印度自华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电机电气设备、机械器具及零件、工程机械等机电产品、有机化学品、钢铁及其制品、焦炭等矿物燃料等。应该说，中印双方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迅速扩大的双边贸易也将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除了南亚地区外，中东多数国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而我国经济结构较完备，尤其是小商品生产更是有独特优势，中东广阔的市场为我国商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存在的主要障碍
部分南亚、中东国家进口关税较高，并且不透明。据WTO统计，2008年印度有66.6％的农产品最惠国税率在25％～50％之间，还有7.5％的农产品税率在50％～100％，2.3％的农产品税率超过100％。除了关税和附加税外，进口商还经常面临各种增值税或营业税和中央销售税，以及各种名目的地方税费。此外，印度各邦也对利益相关的商品征税，加重了关税制度的复杂性和不透明度。土耳其也对农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根据WTO统计，2007年土耳其动物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为127.5％，最高达225％(如鲜冷牛羊猪肉)。总体而言，土耳其呈现混合关税升级现象，高企的关税增加了出口商的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开展。
部分南亚、中东新兴市场国家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偏多。目前，印度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1992年印度对外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9年年底，印度共对我国产品发起127起反倾销调查、1起反补贴调查、6起特保措施调查和11起保障措施调查。2009年，印度共对中国产品新发起2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平均每月发起2起案件，其中反倾销案件10起。土耳其也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较多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轻工产品和纺织品行业。2009年，土耳其共对中国产品新发起5起反倾销调查。截至2009年年底，土耳其共对中国产品发起54起反倾销调查、20起一般保障措施调查、6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和2起反规避调查。
南亚、中东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设置了大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以技术面目出现，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为隐蔽、最难对付的非关税壁垒。以土耳其为例，土耳其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执行存在严重的任意性，并且技术标准和卫生要求未及时向WTO成员进行通报。大多数的法规变化都立即生效，很少或者根本不告知其贸易伙伴。这就常常给贸易商带来不便和损失。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贸易便利化力度不足。南亚中的部分国家不仅实施高关税，而且往往人为设置贸易壁垒，阻碍贸易的顺畅进行。印度海关通常要求提供大量繁杂的文件，一方面提高了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增大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妨碍了贸易顺利开展，造成我国一些出口企业对印度市场望而却步。以强制认证为例，目前印度仍有80多种商品需要强制认证，但其检验和认证费用却要求由外国生产商承担，且费用高昂。除此之外，印度还要求必须在公告45天内提出认证申请，给生产企业的准备时间非常短促，而且申请时所需提供的相关材料众多，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出口造成事实上的阻碍。土耳其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则缺乏透明度，导致出口企业成本上升，再加上时间延误、产生滞留费等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关产品双边贸易的顺畅开展。
应对措施
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加大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障碍有所增多有其必然性。对中国企业来说，则需要积极应对新老贸易障碍，保持海外市场份额的稳定。
积极应对反倾销，强化预警机制。面对反倾销贸易纠纷，我国企业要积极面对，而不能被动等待。建立完善、科学的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有助于预防贸易摩擦，有利于维护国家和行业的根本利益。科学、有效的预警体系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贸易企业等共同努力，建立多层次联动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外贸企业在应诉过程中讲究策略，有打有拉，灵活主动地应诉，另一方面则要苦练内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做好当地进出口商的资信调查。我国企业在做出口贸易前，要注意做出口产品在目标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目标国进口者的信誉、生产能力、质量标准、市场销售量和价格水平。做到在出口前，对进口商在目标市场的银行、工商机构等机构的信誉了然于胸，从而避免上当受骗，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加快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实施。目前，中国与南亚中东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了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目前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一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涵盖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亚太贸易协定等。中印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一海台会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启动研究或谈判进程。通过与南亚中东国家开展双边、区域和次区域的经贸合作，中国不但可以增强与这些地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而且通过各个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减少贸易障碍，加速贸易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动，促进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扩大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