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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4～16日，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会议由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先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叶舒宪先生召集、主持，榆林市政协主席刘汉利、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徐飞、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王勇超、榆林市文联党组书记徐亚平、中国文化交流中心玉文化发展部副主任马龙等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由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及西安宏府企业集团共同主办，联合学术界、收藏界、考古界、文学界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创作成果，汇集全国最顶尖的玉器考古和玉文化研究等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就玉石之路与玉兵器文化的学术主题展开全方位的交流和探讨。
16日下午，会议组织各位学者、专家、收藏爱好者参观了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亲临现场，结合学术报告，切身感受古城址的壮阔与辽远，目睹体积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进一步了解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大家沿途观看了神木县高家堡乡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民俗建筑、城墙，感受当地民风，接地气、人气，使得此次活动轻松、愉悦。
神木石峁遗址
16日下午，会议组安排参观神木石峁遗址。
烈日曝晒，陕北的地貌总是引诱我有一种放开嗓子吼一曲高亢的“信天游”的冲动，似乎只有悠远的歌声才能抒发此刻憋屈在内心的情绪。黄土间艰难生发出的庄稼地，在盛夏里也显得生机盎然。山路陡峭，大巴车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下车步行，等待几辆越野车轮番运送。
路旁黄土下裸露出嶙峋巨石，张牙舞爪，似乎证明着此处曾经以石为城的过往。一步一步走得结实，约半小时的路程就到达山顶，大家不约而同分散开来，拿着相机拍摄想象中的遗址。早在两月前，就看到叶舒宪老师关于记录它的文章，对石峁遗址有过相关的预习，知道其风水、山川形势，可被称为“史前中国的雅典城”，是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地方。
眼前的这座石峁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它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土高原与沙漠交接的过渡。“峁”字指顶部浑圆、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石峁”的名称则不言而喻，历史的痕迹总会有意无意地掩埋在地名的肌理中，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列斐伏尔曾说过：“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拟塑造。”那么，眼前这座石城位于黄土丘陵之上，名称就是其形貌的具体展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博士在前一日已对神木石峁遗址的概况和发掘过程做了图文并茂的详尽解说，如同观看了一段叙事性较强的《探索发现》节目，提前完成了参观石峁遗址的预习，给大家留下极深的印象。此处属低山丘陵区域，整体遗址的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北部分别距长城10公里、黄河20多公里。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这座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300年，因出土大量玉器而闻名于世。叶舒宪老师曾在《神木、神煤与神玉》一文中提及，石峁遗址中发掘出的玉器种类为玉铲、玉璜、石雕人头像等，石峁城墙缝隙中居然夹有玉器，令人惊奇。
据孙周勇博士介绍，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一个美国籍探险者在榆林农民手中收购了一批玉器，据称这批玉器都是在石峁遗址出土，这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国北魏前的玉器》中有所阐述。就书中的资料来看，由很多牙璋与片状器推断，估计出土于神木石峁遗址。
继1976年戴应新研究员之后，2011年，由省、市、县三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发现了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墩台、角楼、疑似“马面”等附属建筑，并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早期墓葬，如土坑墓、石椁墓、翁棺葬、竖穴墓、土坑葬等，出土陶、玉、石器等数百件，尤以磨制玉器十分精细，颇具特色，其原料主要为墨玉和玉髓，器类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
2012年12月，复查首次确认石峁遗址是一座4000多年前的石头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的石城组成，“皇城台”是当地老百姓的俗称，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位置，即遗址所在的核心位置，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外城与内城都呈半包围的结构将皇城台围绕起来，大致呈方形，属于大的台阶，有层阶状石头包砌起来，据当地老百姓讲，最多处有10多个层阶状石阶包砌。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城墙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高出地面，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城墙越沟现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为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考古现场可以看到，在东城门的城墙蔚为壮观，墙面整齐，外侧石墙都是经过仔细打磨的，显得比较整齐。
外城的东城门也具有类似的结构。2012年，重点发掘了外城东门址，揭示了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设施，出土了玉铲、玉璜、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重要遗物。
叶舒宪老师讲，这种皇城台、内城、外城的筑建形式恰是中国汉字繁体“国”字的现实展现，城址层层包围，由“戈”设防，汉字的造字方式无疑是古老文明的符号化诠释。
我们此行参观的是东城门发掘区域，这里的部分墙体已遭破坏。因石头墙里大量出土玉器，当地百姓为寻玉将城墙壁挖出道道凹槽。我们走在城墙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墙壁上因寻玉留下的凹槽，而刚才步行上山的一段公路恰好就修建在外城的石墙之上。
我甩开大部队，独自走在已经废弃了4000年的城墙上，高原的风呼呼刮过，耳边听得见风声掠过的强劲，天色格外蔚蓝，心中有种难言的畅快，加之古城的巍巍耸然，不免泛起悲壮之感。人是如此渺小，我真实地置身于这座敞开的宏大气场内，如此势单力薄。 登上皇城台，古老的石壁就在脚下，齐刷刷立得笔直，4000年前，这里该是何种境况？经历4000年风雨冲刷之后遗留的城址如今还是壮观，一座如特洛伊城的幻想构建于脑海之内，一些无法挥去的想象中的场景，时时浮现。
一些墙壁，显得破旧不堪，残了身体，断了记忆，据说是由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很多石头被当地居民搬去修建农舍，墙体遭到严重的破坏，风雨的侵蚀，时光的磨砺，加之人为的掠夺，加重了它们的破旧。
孙周勇说，他曾亲自访问过一位当地老乡，无辜、真诚地承认当年自己无意识中对古城遗址的破坏，我看到他拍摄的那张照片时，竟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羞愧感。老乡或许至今都没有意识到因自己行为的荒唐，造就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我们谁又何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置身于如此疯狂的砖泥瓦的建设中，大刀阔斧地面对过去，唯恐发展缓慢，跟不上所谓时代的步伐。
遗址门道的中间有三对短墙，两两相对，构成了四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面有生活的痕迹。我尽力寻觅，没有发现人间烟火熏染过的遗迹，少了人烟的熏染，它便愈显空寂、廖败。我总是想在脑海里再现出当年生活的繁闹，却眼拙寻不到以往的蛛丝马迹，这座城，在我心里，就是迎着西北风，空廖的“已逝去”。至于壁画、墙画，也是寻不到踪迹，枯黄的墙壁，偌大的巨石横在岁月里，早就淡化了那些以矿物原料为主涂画在墙壁上的图腾，逝去在高原的风里。
要提的是，两处头骨坑，各自埋葬着24具幼女头盖骨，有人说可以看到夯打、烧掳的痕迹。我不忍看，宿命地想，或许谁的某一世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却要冷漠、冰凉地走过，岁月如此坚硬，一些遗留在血脉里的印记，想也不敢想。
很多人都在低头寻觅，企图无意中能寻到梦寐以求的玉器。是的，此地出土史前玉器已有几十年，古玉总数约4000件，数目巨大，谁敢说自己就不是幸运者，或许在视线一转弯的巧妙中，一块心仪的玉器就会闯了进来。
此地出土玉器，令人想象不已。有学者在《光明日报》撰文，将石峁遗址考古发现与早期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认为可能是生活着黄帝部族的居民，也有人质疑，如此大量的玉器有何功用，古玉加工与玉料来源均在何处？古城址中的人群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这一切都是后来人不断揣测的话题。
回途中，路过高家堡镇，停车观看具有当地地域特征的民间建筑和石墙遗址，感受当地居民的生活常态。
至于建筑，我是喜欢的。
怕影响大家的行程，我迈开步子一路小跑，就想以最快的速度多看几处宅子、几座窑洞式建筑，多走访几家民居。院落大都破败不堪，模样、骨架都还在，气韵早已游离飘散了。对比鲜明的是，四处都在新修建筑，崭新的仿古建筑如同赝品般遍地都是，新漆上的色彩明晃晃地在阳光下刺着眼睛，而那些承载着历史、时光、岁月的古老建筑，却风烛残年般岌岌可危，无人打理。新旧建筑的对比与承接异常明显，这是走在高家堡村的感受。
刚才看到的石峁遗址就竖在眼前，我们的考察工作就像是掰开历史看真相，试图拼命拽住时间的步伐，在逝去的蛛丝马迹里证明自己的妄想与猜测。而这些破败的院落，终将有一日，也会逝去它原来的模样，活在我们的揣测和回忆里。
玉石之路
“玉石之路”这一概念，是2012年10月听叶舒宪老师讲座时初次知晓的，随后于今年3月跟随叶舒宪先生寻访玉石之路，才有了渐进的认识。
再次见他，是这次会议的晚餐现场，参会者都是初次相逢，拿着酒盏相互介绍，气氛热烈，我坐在角落里，观看着大家的喜悦。
穿着藏蓝色衬衫，略显疲惫的叶老师，看上去依旧亲切。据上次见面已整三月，期间只有简短的信息、邮件交流，却也依先生指导，对齐家玉有了渐深的认识，三次寻访甘肃地方玉产地马衔山，采访了民间收藏家刘歧江、个人收藏者陈义林等人，撰写了几万字的随笔记录。此次见他，倍觉亲近，见他忙碌，心里泛起丝丝不忍，想去帮忙，又恐打扰，纠结不已。
晚饭后，收到叶老师短信：“来519看玉。”便欢喜地拿着自己买到的马衔山玉料，奔去见他。甘肃康乐籍收藏者马建平带来了许多齐家玉器，叶老师正拿着玉器专心揣摩，见我来到，一一介绍了在场的收藏家们，我是雏鸟，恭敬地问好后，仔细看玉，听叶老师讲解。
叶老师痴迷于器物，每每见到具有历史感的玉器，便欣喜不已，他认为器物的传播是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据。“器物文化长着腿，可以行走”，这一观点在他次日的发言中就有提及，他结合石峁遗址的新发现，以及其中发掘出来的玉器，进行了深层次的拓展与延伸。
玉器是中国最深远、最持久的神话，玉石通神是中国的国教。这一认识，如今是淡化的，中国人的基因中对玉有种莫名的偏好，但是对它的认识，很多却是浮于表层，限于装饰与唯心的保健祈愿。
对于石峁遗址墙壁中插藏玉器这一现象，叶老师认为这便是源自神圣的玉教信仰。作为现代人，我们总是习惯用“我以为”的思维去揣测古人，想象古人生存、生活的环境，便对这些现象无法真正理解。我们需要将4000年前的人类行为置回于4000年前，不能由现在的观念去揣测。
他谈到近期研究的课题，即依靠出土玉器的实物重新编排了中华文明大传统的编年，一直从史前编到秦始皇传国玉玺，大约6000年。他认为，古书中提到的每一种玉器，都不是文学想象与虚构，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真实可触的物证，研究史前文明只能依靠器物叙事。中国现存文献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最早的甲骨文也至多3000年，而依据玉器排列出的完整编年可达8000年，这将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悠久的文明。
叶老师举例，夏朝王国，修建瑶池、玉门、玄台，都是用玉石所造。这种玉石建造，并非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象的纯玉器的堆砌累积，而是将具有宗教象征的玉礼器、玉兵器埋藏于城墙之内，此次石峁遗址中发现的城墙用玉，就是玉门、瑶池的最好诠释。在建筑中大量使用各种玉器，墙壁中插玉这一现象，就与史前玉教的信仰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叶舒宪老师的观点是，回到遥远的4000年前，建筑用玉则更是一种宗教行为，考古界将其称之为“建筑巫术”。鲁迅曾说：“中国本姓巫。”中国的文化特色就是巫。石峁遗址中，24个女童头骨被掩埋在城墙之下，并将具有神性的玉璋埋在城墙中，这对文明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24多个女童头盖骨，城墙中藏玉是古代建筑巫术最好的展现，更是文明兴起背后的血腥与战争的铁证。石峁遗址，在这种强大的建筑巫术的庇护之下，古城里人的精神被视为是无敌的，这种建筑是文化的奇观。用这种思维思考石峁出土玉兵器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作用，即并非用于军事，而是精神的防御，精神的攻击，“化干戈为玉帛”的信仰占据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它是一种精神武器，它是史前先民实实在在的精神象征物。
用叶老师的观点去审视史前文化，用那个时代的精神、信仰去求解那个时代的文化，“24”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数字，叶老师分析说：“它既是4与6的倍数，又是3与8、2与12的倍数，这是数字中最神秘的一个数字，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对于这一神秘数字，徐新建老师的解说是“二十四节气”，是农耕社会的时间安排，也有一定的道理。石峁城址这些令人狐疑的设施在古人的有意设计中，便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辟邪场，具有深沉的文化内涵。这种建筑巫术，几千年流传下来，经久不衰。如今的屋舍建筑，大多还沿用这样的精神象征。很多少数民族如今盖房子还有类似习俗，如埋金币、金属器等。
叶老师是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他在讲座中举了一个文学中的实例。中国史前时代，以玉作为建筑巫术承载的这一神话现象，与西方文学中描写的特洛伊城寻找黄金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跨文化对比，从而加深对石峁遗址的重新认识。叶老师讲，西方文学爱好者坚信特洛伊城真实存在，特洛伊大战并非文学想象，寻找特洛伊城，并在城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黄金器物。希腊联军跨海作战10年，牺牲惨重，实际的文化背景是寻找黄金，这象征着西方以黄金为神话的文化背景。特洛伊战争是文学，而文学描写的背后隐藏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用黄金的神话引导，发现特洛伊城，那么，就可以用玉石的神话引导我们重新认识石峁遗址，认识这座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
玉石是中国文化的基因，秦始皇靠武力统一中国仅2000多年的历史，而早在此之前，公元前2000年，距今大约4000年之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石峁发现的各种玉器，均在其他地方找到相似、相同的玉礼器。叶老师用一系列证据证明，正是玉石这一具有宗教信仰的器物在观念上统一了除青藏高原以外的中国各地。
玉石统一中国一说，引出玉石之路的问题，如此庞大的用玉主要是依靠黄河漕运来完成的，黄河及其支流是玉文化考察的线索，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考据的文化实证，借助水路实现它的跨地域传播，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形态中就能找到证据。此次发掘石峁遗址的意义重大，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为人们探索和揭示玉石之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佐证，其中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表明榆林地区黄河沿岸可能是史前玉石之路的重要中转站，这对于研究当地史前玉器的源流与传播轨迹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短短两日，专家学者们精彩、深刻的发言，亲历石峁遗址，点滴处都值得思考、学习，正如会议上叶舒宪老师所言，此次会议，整合了考古、历史、地理、矿物学、神话传说等多学科的整体性研究，协同攻关的知识创新团队建设，以及具体的西玉东输路线图的实证性调研，文化含量极大。点点滴滴的收获来不及内化，回到兰州后，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整理资料，一句一句地细细聆听录音，这样的回味使得此行的收获绵延到会议之外，受益颇大。
此次会议由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及西安宏府企业集团共同主办，联合学术界、收藏界、考古界、文学界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创作成果，汇集全国最顶尖的玉器考古和玉文化研究等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就玉石之路与玉兵器文化的学术主题展开全方位的交流和探讨。
16日下午，会议组织各位学者、专家、收藏爱好者参观了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亲临现场，结合学术报告，切身感受古城址的壮阔与辽远，目睹体积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进一步了解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大家沿途观看了神木县高家堡乡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民俗建筑、城墙，感受当地民风，接地气、人气，使得此次活动轻松、愉悦。
神木石峁遗址
16日下午，会议组安排参观神木石峁遗址。
烈日曝晒，陕北的地貌总是引诱我有一种放开嗓子吼一曲高亢的“信天游”的冲动，似乎只有悠远的歌声才能抒发此刻憋屈在内心的情绪。黄土间艰难生发出的庄稼地，在盛夏里也显得生机盎然。山路陡峭，大巴车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下车步行，等待几辆越野车轮番运送。
路旁黄土下裸露出嶙峋巨石，张牙舞爪，似乎证明着此处曾经以石为城的过往。一步一步走得结实，约半小时的路程就到达山顶，大家不约而同分散开来，拿着相机拍摄想象中的遗址。早在两月前，就看到叶舒宪老师关于记录它的文章，对石峁遗址有过相关的预习，知道其风水、山川形势，可被称为“史前中国的雅典城”，是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地方。
眼前的这座石峁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它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土高原与沙漠交接的过渡。“峁”字指顶部浑圆、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石峁”的名称则不言而喻，历史的痕迹总会有意无意地掩埋在地名的肌理中，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列斐伏尔曾说过：“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拟塑造。”那么，眼前这座石城位于黄土丘陵之上，名称就是其形貌的具体展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博士在前一日已对神木石峁遗址的概况和发掘过程做了图文并茂的详尽解说，如同观看了一段叙事性较强的《探索发现》节目，提前完成了参观石峁遗址的预习，给大家留下极深的印象。此处属低山丘陵区域，整体遗址的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北部分别距长城10公里、黄河20多公里。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这座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300年，因出土大量玉器而闻名于世。叶舒宪老师曾在《神木、神煤与神玉》一文中提及，石峁遗址中发掘出的玉器种类为玉铲、玉璜、石雕人头像等，石峁城墙缝隙中居然夹有玉器，令人惊奇。
据孙周勇博士介绍，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一个美国籍探险者在榆林农民手中收购了一批玉器，据称这批玉器都是在石峁遗址出土，这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国北魏前的玉器》中有所阐述。就书中的资料来看，由很多牙璋与片状器推断，估计出土于神木石峁遗址。
继1976年戴应新研究员之后，2011年，由省、市、县三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发现了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墩台、角楼、疑似“马面”等附属建筑，并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早期墓葬，如土坑墓、石椁墓、翁棺葬、竖穴墓、土坑葬等，出土陶、玉、石器等数百件，尤以磨制玉器十分精细，颇具特色，其原料主要为墨玉和玉髓，器类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
2012年12月，复查首次确认石峁遗址是一座4000多年前的石头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的石城组成，“皇城台”是当地老百姓的俗称，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位置，即遗址所在的核心位置，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外城与内城都呈半包围的结构将皇城台围绕起来，大致呈方形，属于大的台阶，有层阶状石头包砌起来，据当地老百姓讲，最多处有10多个层阶状石阶包砌。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城墙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高出地面，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城墙越沟现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为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考古现场可以看到，在东城门的城墙蔚为壮观，墙面整齐，外侧石墙都是经过仔细打磨的，显得比较整齐。
外城的东城门也具有类似的结构。2012年，重点发掘了外城东门址，揭示了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设施，出土了玉铲、玉璜、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重要遗物。
叶舒宪老师讲，这种皇城台、内城、外城的筑建形式恰是中国汉字繁体“国”字的现实展现，城址层层包围，由“戈”设防，汉字的造字方式无疑是古老文明的符号化诠释。
我们此行参观的是东城门发掘区域，这里的部分墙体已遭破坏。因石头墙里大量出土玉器，当地百姓为寻玉将城墙壁挖出道道凹槽。我们走在城墙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墙壁上因寻玉留下的凹槽，而刚才步行上山的一段公路恰好就修建在外城的石墙之上。
我甩开大部队，独自走在已经废弃了4000年的城墙上，高原的风呼呼刮过，耳边听得见风声掠过的强劲，天色格外蔚蓝，心中有种难言的畅快，加之古城的巍巍耸然，不免泛起悲壮之感。人是如此渺小，我真实地置身于这座敞开的宏大气场内，如此势单力薄。 登上皇城台，古老的石壁就在脚下，齐刷刷立得笔直，4000年前，这里该是何种境况？经历4000年风雨冲刷之后遗留的城址如今还是壮观，一座如特洛伊城的幻想构建于脑海之内，一些无法挥去的想象中的场景，时时浮现。
一些墙壁，显得破旧不堪，残了身体，断了记忆，据说是由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很多石头被当地居民搬去修建农舍，墙体遭到严重的破坏，风雨的侵蚀，时光的磨砺，加之人为的掠夺，加重了它们的破旧。
孙周勇说，他曾亲自访问过一位当地老乡，无辜、真诚地承认当年自己无意识中对古城遗址的破坏，我看到他拍摄的那张照片时，竟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羞愧感。老乡或许至今都没有意识到因自己行为的荒唐，造就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我们谁又何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置身于如此疯狂的砖泥瓦的建设中，大刀阔斧地面对过去，唯恐发展缓慢，跟不上所谓时代的步伐。
遗址门道的中间有三对短墙，两两相对，构成了四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面有生活的痕迹。我尽力寻觅，没有发现人间烟火熏染过的遗迹，少了人烟的熏染，它便愈显空寂、廖败。我总是想在脑海里再现出当年生活的繁闹，却眼拙寻不到以往的蛛丝马迹，这座城，在我心里，就是迎着西北风，空廖的“已逝去”。至于壁画、墙画，也是寻不到踪迹，枯黄的墙壁，偌大的巨石横在岁月里，早就淡化了那些以矿物原料为主涂画在墙壁上的图腾，逝去在高原的风里。
要提的是，两处头骨坑，各自埋葬着24具幼女头盖骨，有人说可以看到夯打、烧掳的痕迹。我不忍看，宿命地想，或许谁的某一世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却要冷漠、冰凉地走过，岁月如此坚硬，一些遗留在血脉里的印记，想也不敢想。
很多人都在低头寻觅，企图无意中能寻到梦寐以求的玉器。是的，此地出土史前玉器已有几十年，古玉总数约4000件，数目巨大，谁敢说自己就不是幸运者，或许在视线一转弯的巧妙中，一块心仪的玉器就会闯了进来。
此地出土玉器，令人想象不已。有学者在《光明日报》撰文，将石峁遗址考古发现与早期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认为可能是生活着黄帝部族的居民，也有人质疑，如此大量的玉器有何功用，古玉加工与玉料来源均在何处？古城址中的人群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这一切都是后来人不断揣测的话题。
回途中，路过高家堡镇，停车观看具有当地地域特征的民间建筑和石墙遗址，感受当地居民的生活常态。
至于建筑，我是喜欢的。
怕影响大家的行程，我迈开步子一路小跑，就想以最快的速度多看几处宅子、几座窑洞式建筑，多走访几家民居。院落大都破败不堪，模样、骨架都还在，气韵早已游离飘散了。对比鲜明的是，四处都在新修建筑，崭新的仿古建筑如同赝品般遍地都是，新漆上的色彩明晃晃地在阳光下刺着眼睛，而那些承载着历史、时光、岁月的古老建筑，却风烛残年般岌岌可危，无人打理。新旧建筑的对比与承接异常明显，这是走在高家堡村的感受。
刚才看到的石峁遗址就竖在眼前，我们的考察工作就像是掰开历史看真相，试图拼命拽住时间的步伐，在逝去的蛛丝马迹里证明自己的妄想与猜测。而这些破败的院落，终将有一日，也会逝去它原来的模样，活在我们的揣测和回忆里。
玉石之路
“玉石之路”这一概念，是2012年10月听叶舒宪老师讲座时初次知晓的，随后于今年3月跟随叶舒宪先生寻访玉石之路，才有了渐进的认识。
再次见他，是这次会议的晚餐现场，参会者都是初次相逢，拿着酒盏相互介绍，气氛热烈，我坐在角落里，观看着大家的喜悦。
穿着藏蓝色衬衫，略显疲惫的叶老师，看上去依旧亲切。据上次见面已整三月，期间只有简短的信息、邮件交流，却也依先生指导，对齐家玉有了渐深的认识，三次寻访甘肃地方玉产地马衔山，采访了民间收藏家刘歧江、个人收藏者陈义林等人，撰写了几万字的随笔记录。此次见他，倍觉亲近，见他忙碌，心里泛起丝丝不忍，想去帮忙，又恐打扰，纠结不已。
晚饭后，收到叶老师短信：“来519看玉。”便欢喜地拿着自己买到的马衔山玉料，奔去见他。甘肃康乐籍收藏者马建平带来了许多齐家玉器，叶老师正拿着玉器专心揣摩，见我来到，一一介绍了在场的收藏家们，我是雏鸟，恭敬地问好后，仔细看玉，听叶老师讲解。
叶老师痴迷于器物，每每见到具有历史感的玉器，便欣喜不已，他认为器物的传播是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据。“器物文化长着腿，可以行走”，这一观点在他次日的发言中就有提及，他结合石峁遗址的新发现，以及其中发掘出来的玉器，进行了深层次的拓展与延伸。
玉器是中国最深远、最持久的神话，玉石通神是中国的国教。这一认识，如今是淡化的，中国人的基因中对玉有种莫名的偏好，但是对它的认识，很多却是浮于表层，限于装饰与唯心的保健祈愿。
对于石峁遗址墙壁中插藏玉器这一现象，叶老师认为这便是源自神圣的玉教信仰。作为现代人，我们总是习惯用“我以为”的思维去揣测古人，想象古人生存、生活的环境，便对这些现象无法真正理解。我们需要将4000年前的人类行为置回于4000年前，不能由现在的观念去揣测。
他谈到近期研究的课题，即依靠出土玉器的实物重新编排了中华文明大传统的编年，一直从史前编到秦始皇传国玉玺，大约6000年。他认为，古书中提到的每一种玉器，都不是文学想象与虚构，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真实可触的物证，研究史前文明只能依靠器物叙事。中国现存文献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最早的甲骨文也至多3000年，而依据玉器排列出的完整编年可达8000年，这将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悠久的文明。
叶老师举例，夏朝王国，修建瑶池、玉门、玄台，都是用玉石所造。这种玉石建造，并非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象的纯玉器的堆砌累积，而是将具有宗教象征的玉礼器、玉兵器埋藏于城墙之内，此次石峁遗址中发现的城墙用玉，就是玉门、瑶池的最好诠释。在建筑中大量使用各种玉器，墙壁中插玉这一现象，就与史前玉教的信仰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叶舒宪老师的观点是，回到遥远的4000年前，建筑用玉则更是一种宗教行为，考古界将其称之为“建筑巫术”。鲁迅曾说：“中国本姓巫。”中国的文化特色就是巫。石峁遗址中，24个女童头骨被掩埋在城墙之下，并将具有神性的玉璋埋在城墙中，这对文明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24多个女童头盖骨，城墙中藏玉是古代建筑巫术最好的展现，更是文明兴起背后的血腥与战争的铁证。石峁遗址，在这种强大的建筑巫术的庇护之下，古城里人的精神被视为是无敌的，这种建筑是文化的奇观。用这种思维思考石峁出土玉兵器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作用，即并非用于军事，而是精神的防御，精神的攻击，“化干戈为玉帛”的信仰占据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它是一种精神武器，它是史前先民实实在在的精神象征物。
用叶老师的观点去审视史前文化，用那个时代的精神、信仰去求解那个时代的文化，“24”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数字，叶老师分析说：“它既是4与6的倍数，又是3与8、2与12的倍数，这是数字中最神秘的一个数字，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对于这一神秘数字，徐新建老师的解说是“二十四节气”，是农耕社会的时间安排，也有一定的道理。石峁城址这些令人狐疑的设施在古人的有意设计中，便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辟邪场，具有深沉的文化内涵。这种建筑巫术，几千年流传下来，经久不衰。如今的屋舍建筑，大多还沿用这样的精神象征。很多少数民族如今盖房子还有类似习俗，如埋金币、金属器等。
叶老师是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他在讲座中举了一个文学中的实例。中国史前时代，以玉作为建筑巫术承载的这一神话现象，与西方文学中描写的特洛伊城寻找黄金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跨文化对比，从而加深对石峁遗址的重新认识。叶老师讲，西方文学爱好者坚信特洛伊城真实存在，特洛伊大战并非文学想象，寻找特洛伊城，并在城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黄金器物。希腊联军跨海作战10年，牺牲惨重，实际的文化背景是寻找黄金，这象征着西方以黄金为神话的文化背景。特洛伊战争是文学，而文学描写的背后隐藏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用黄金的神话引导，发现特洛伊城，那么，就可以用玉石的神话引导我们重新认识石峁遗址，认识这座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
玉石是中国文化的基因，秦始皇靠武力统一中国仅2000多年的历史，而早在此之前，公元前2000年，距今大约4000年之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石峁发现的各种玉器，均在其他地方找到相似、相同的玉礼器。叶老师用一系列证据证明，正是玉石这一具有宗教信仰的器物在观念上统一了除青藏高原以外的中国各地。
玉石统一中国一说，引出玉石之路的问题，如此庞大的用玉主要是依靠黄河漕运来完成的，黄河及其支流是玉文化考察的线索，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考据的文化实证，借助水路实现它的跨地域传播，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形态中就能找到证据。此次发掘石峁遗址的意义重大，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为人们探索和揭示玉石之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佐证，其中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表明榆林地区黄河沿岸可能是史前玉石之路的重要中转站，这对于研究当地史前玉器的源流与传播轨迹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短短两日，专家学者们精彩、深刻的发言，亲历石峁遗址，点滴处都值得思考、学习，正如会议上叶舒宪老师所言，此次会议，整合了考古、历史、地理、矿物学、神话传说等多学科的整体性研究，协同攻关的知识创新团队建设，以及具体的西玉东输路线图的实证性调研，文化含量极大。点点滴滴的收获来不及内化，回到兰州后，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整理资料，一句一句地细细聆听录音，这样的回味使得此行的收获绵延到会议之外，受益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