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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两种和尚:一种衣着简陋,苦行清修;另一种极尽奢华,四处演说。本文并不从社会学的角度评判其优劣,姑且先假设两个和尚都始终保持着向佛之心,如此真正不同的便只有修行方式:前者是小乘的遗世独立,勤勉苦行;后者是大乘的入世方便,普度众生。
第一种和尚每天只吃一顿饭,还要挨家挨户地乞食。这些苦行方式是从佛教诞生延续至今的传统。《四十二章经》第三章便教导:“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勿再矣。”它希望通过这种苦行的磨炼节制人的欲望,使人不执著于世间名相,以达到超脱的境界。
第二种和尚令人想起维摩诘菩萨,“服宝饰”、“复饮食”,有时还“至博弈戏处”。这是大乘佛教所能接受的,它不在乎一个人外在的修行方式是否符合传统的清规戒律,而在于在行事的时候能否“相好严身”,能否“常乐佛法”。从这个层面上看,虽然第二种和尚追名逐利仿佛腐化的出家人,但是只要其内心还怀有坚定的佛家智慧,他就并没有违背大乘义理;相反,他为方便弘扬佛法而示行诸相,在大乘佛教看来比独自苦行的和尚还要值得肯定。
不难发现,从小乘到大乘,向佛与否的评判标准已经从外在转向内心。这是由佛教义理演绎的必然结果。《杂阿含经》一上来就说“当观色无常”,由此“生厌离”,“喜贪尽”,“说心解脱”。佛教要求否认外在的实相,追求心中的了无挂碍,最初这种是以一定的身体磨炼帮助人们养成习惯减少欲望的;而大乘佛法秉持的观点却是心念不正再苦行也只是拘泥于形式,因此它教导人们做到“心净”。这本出于心行合一的好意,却无形中对“苦行”和“心净”作出了价值评判——显然后者价值更优于前者。于是只要“心净”,“苦行”就成了不必要之事了。同样地,佛门的秘仪、象征和律法也作为一种外相被否定掉,禅宗有一个“沩山踢瓶”的公案,讲述的是禅师们竭尽所能表示对“净瓶”这一佛门物事“空观”的故事;慧能也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类似的转化在犹太教演变出基督教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出来,“因信称义”是《新约》的一个关键思想,耶稣屡屡批判那些死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保罗更直接把切断了割礼与受福的联系。宗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心灵成为最高的裁决者,正所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那么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心净”呢?其实最高的境界是不去证明,修行本来就是自己的事,别人的不理解或是嘲笑,只当其“仰天而唾”就好,所以讲到如何入不二法门这个问题的时候,文殊师利说“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回答,是为入不二法门”;维摩诘菩萨更妙,直接不开口了。但是佛法要传扬开来就注定不能采取“言语道断”的方式。面对大多数慧根不够的世人,它必须以言语来解释这一行动的内在含义。佛祖拈花微笑后总要解釋一番自己的真意,不开口的维摩诘总需要修为稍低的文殊师利开口来说明不开口的原因,此时已经无法通过外在的行动显示内心的状况,唯有以言语来服人,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言语被当作是修为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故众弟子、菩萨多以维摩诘辩才高超而不敢前往探视。
言及此处,佛教已经发生了两次转化。第一次是由行动到心灵的转变,这因佛法义理的演变发展而成;第二次是由心灵到语言的转变,这是佛教对外扩张的必然要求。这其实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佛法好不容易完成了从行到心的升华,却最终落入了语言这一更加随意的境界。如果止于心印而不求向外论证内心,佛法或许能够依靠拈花传道这样一种方式传承下去;可作为一种宗教它偏偏追求普世性,也就不得不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维摩诘经》强调,菩萨欲“通达佛道”就必须要“行于非道”,示行出“贪欲”、“嗔恚”、“毁禁”等一系列恶相来,以众生最能接受的方式引导众生脱离苦海——这一方式在语言上称之为“方便”。但是,如何界定真正的善行?如何能在众多行恶的人中辨别出真正的菩萨来?又如何能在各种被言语包装的道理中甄别真正的佛法呢?再者,这样一种以恶行为“方便”的教义蕴含着众生本性难向佛的判断,也就意味着邪理歪道更加能够得到众生的青睐。于是到最后,“著俗衣裳乐好袈裟五色之服,饮酒噉肉杀生贪味”等俗世欲行借着“方便”之名大行其道,奉行佛法义理的真菩萨罗汉反而得不到世人支持而被众魔比丘“诽谤扬恶”。众多经书末尾都强调“持经布施”,希望能够以经典保持佛法的纯正性,然而经典本身就是可以被多样解释的物事。此外,明理而不读经似乎是更为方便的法门,像六祖慧能就不识文字,给他人解经时还得先让对方把经念一遍,这样就导致佛法上升为更为抽象化的义理,解释的途径也就更多了。最终在语言的洪流中佛经被一步步异化,必然落得“尽不复现,不见文字”的田地。而佛说法灭时如灯灭,“临欲灭时光明更盛”,乃是指佛法已完全被世俗化,各种行为,无论是善是恶是好是坏,都能通过言语的解释从中寻得依据,佛法名义上的权威虽在,实质内容已经泯然不复了。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佛法唯有灭尽才能成就其自身,一如基督必被钉死于十字架上方可印证其教义。“无常”既否定外在诸相,到最后必然要否定佛法自身。正所谓“说法如筏喻”,至岸则应舍筏,佛法的目的不在于其本身的“至善”,需求佛法之处说明受者尚未能觉照。因此,即使佛法不求外传,到最后仍旧是要灭去的,以一种完满的姿态落幕的。可它不甘于此种自我涅槃的完满,非面向大众力求普度众生不罢休。尽管这样的愿望会随着佛法的世俗化而逐渐为“无有慈心更相憎嫉”所取代,世界的乱象也会不期而至,可是佛法还会重生,世尊预言那是弥勒临世之时,“天下泰平毒气消除”,“众生得度不可称计”。在众生皆苦的大前提下,能够周期性地出现如是和乐之景已是极为难得之事,要达到众生皆脱离苦海的理想更不知要经过多少此般轮回。“心净即佛土净”,一人成佛易,众生脱苦难,舍易趋难在“万法皆空”中创造出了确乎实有而行者不觉的力量,那就是慈悲为怀的大爱。
第一种和尚每天只吃一顿饭,还要挨家挨户地乞食。这些苦行方式是从佛教诞生延续至今的传统。《四十二章经》第三章便教导:“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勿再矣。”它希望通过这种苦行的磨炼节制人的欲望,使人不执著于世间名相,以达到超脱的境界。
第二种和尚令人想起维摩诘菩萨,“服宝饰”、“复饮食”,有时还“至博弈戏处”。这是大乘佛教所能接受的,它不在乎一个人外在的修行方式是否符合传统的清规戒律,而在于在行事的时候能否“相好严身”,能否“常乐佛法”。从这个层面上看,虽然第二种和尚追名逐利仿佛腐化的出家人,但是只要其内心还怀有坚定的佛家智慧,他就并没有违背大乘义理;相反,他为方便弘扬佛法而示行诸相,在大乘佛教看来比独自苦行的和尚还要值得肯定。
不难发现,从小乘到大乘,向佛与否的评判标准已经从外在转向内心。这是由佛教义理演绎的必然结果。《杂阿含经》一上来就说“当观色无常”,由此“生厌离”,“喜贪尽”,“说心解脱”。佛教要求否认外在的实相,追求心中的了无挂碍,最初这种是以一定的身体磨炼帮助人们养成习惯减少欲望的;而大乘佛法秉持的观点却是心念不正再苦行也只是拘泥于形式,因此它教导人们做到“心净”。这本出于心行合一的好意,却无形中对“苦行”和“心净”作出了价值评判——显然后者价值更优于前者。于是只要“心净”,“苦行”就成了不必要之事了。同样地,佛门的秘仪、象征和律法也作为一种外相被否定掉,禅宗有一个“沩山踢瓶”的公案,讲述的是禅师们竭尽所能表示对“净瓶”这一佛门物事“空观”的故事;慧能也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类似的转化在犹太教演变出基督教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出来,“因信称义”是《新约》的一个关键思想,耶稣屡屡批判那些死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保罗更直接把切断了割礼与受福的联系。宗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心灵成为最高的裁决者,正所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那么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心净”呢?其实最高的境界是不去证明,修行本来就是自己的事,别人的不理解或是嘲笑,只当其“仰天而唾”就好,所以讲到如何入不二法门这个问题的时候,文殊师利说“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回答,是为入不二法门”;维摩诘菩萨更妙,直接不开口了。但是佛法要传扬开来就注定不能采取“言语道断”的方式。面对大多数慧根不够的世人,它必须以言语来解释这一行动的内在含义。佛祖拈花微笑后总要解釋一番自己的真意,不开口的维摩诘总需要修为稍低的文殊师利开口来说明不开口的原因,此时已经无法通过外在的行动显示内心的状况,唯有以言语来服人,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言语被当作是修为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故众弟子、菩萨多以维摩诘辩才高超而不敢前往探视。
言及此处,佛教已经发生了两次转化。第一次是由行动到心灵的转变,这因佛法义理的演变发展而成;第二次是由心灵到语言的转变,这是佛教对外扩张的必然要求。这其实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佛法好不容易完成了从行到心的升华,却最终落入了语言这一更加随意的境界。如果止于心印而不求向外论证内心,佛法或许能够依靠拈花传道这样一种方式传承下去;可作为一种宗教它偏偏追求普世性,也就不得不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维摩诘经》强调,菩萨欲“通达佛道”就必须要“行于非道”,示行出“贪欲”、“嗔恚”、“毁禁”等一系列恶相来,以众生最能接受的方式引导众生脱离苦海——这一方式在语言上称之为“方便”。但是,如何界定真正的善行?如何能在众多行恶的人中辨别出真正的菩萨来?又如何能在各种被言语包装的道理中甄别真正的佛法呢?再者,这样一种以恶行为“方便”的教义蕴含着众生本性难向佛的判断,也就意味着邪理歪道更加能够得到众生的青睐。于是到最后,“著俗衣裳乐好袈裟五色之服,饮酒噉肉杀生贪味”等俗世欲行借着“方便”之名大行其道,奉行佛法义理的真菩萨罗汉反而得不到世人支持而被众魔比丘“诽谤扬恶”。众多经书末尾都强调“持经布施”,希望能够以经典保持佛法的纯正性,然而经典本身就是可以被多样解释的物事。此外,明理而不读经似乎是更为方便的法门,像六祖慧能就不识文字,给他人解经时还得先让对方把经念一遍,这样就导致佛法上升为更为抽象化的义理,解释的途径也就更多了。最终在语言的洪流中佛经被一步步异化,必然落得“尽不复现,不见文字”的田地。而佛说法灭时如灯灭,“临欲灭时光明更盛”,乃是指佛法已完全被世俗化,各种行为,无论是善是恶是好是坏,都能通过言语的解释从中寻得依据,佛法名义上的权威虽在,实质内容已经泯然不复了。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佛法唯有灭尽才能成就其自身,一如基督必被钉死于十字架上方可印证其教义。“无常”既否定外在诸相,到最后必然要否定佛法自身。正所谓“说法如筏喻”,至岸则应舍筏,佛法的目的不在于其本身的“至善”,需求佛法之处说明受者尚未能觉照。因此,即使佛法不求外传,到最后仍旧是要灭去的,以一种完满的姿态落幕的。可它不甘于此种自我涅槃的完满,非面向大众力求普度众生不罢休。尽管这样的愿望会随着佛法的世俗化而逐渐为“无有慈心更相憎嫉”所取代,世界的乱象也会不期而至,可是佛法还会重生,世尊预言那是弥勒临世之时,“天下泰平毒气消除”,“众生得度不可称计”。在众生皆苦的大前提下,能够周期性地出现如是和乐之景已是极为难得之事,要达到众生皆脱离苦海的理想更不知要经过多少此般轮回。“心净即佛土净”,一人成佛易,众生脱苦难,舍易趋难在“万法皆空”中创造出了确乎实有而行者不觉的力量,那就是慈悲为怀的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