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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这首习近平总书记填词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情真意切，质朴动人，被视为当代共产党人的“明志篇”。如今，焦裕禄已去世半个多世纪，可是他的精神和家风，依旧被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和敬仰。
在纪念焦裕禄诞辰95周年之际，笔者采访了他的长女焦守凤和次女焦守云，通过她们的眼睛看到了一位具有平民情怀的好父亲。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您简要回忆一下焦裕禄书记的生平。
焦守凤（以下简称凤）：我父亲1922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崮山镇的一个山村里。上小学四年级时，他参加了校雅乐队，苦练二胡和小号，二胡拉得尤其好。工作后，他又学会了唱歌跳舞。这些技能帮父亲拉近了与苏联专家的感情，对他的工作大有帮助。
父亲每次回家，进门前奶奶都用小笤帚把他全身上下扫一遍，每次出门前也给他全身扫一遍。父亲穿的衣服，即使补丁摞补丁，那补丁的针脚也会被奶奶缝得细密均匀，衣服更是被奶奶洗得干干净净。父亲说，奶奶经常告诫他：“天上一颗星，照着地上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好人，照着你的那颗星就亮。如果你不是好人，不做好事，你那颗星就发暗。记住娘的话，你是一个男孩，就要有担当。”父亲牢记奶奶的告诫，一直要求自己当好人、做好事。
日本侵略山東时，父亲被抓到抚顺大山坑煤矿，受尽虐待，后来死里逃生，回到家大病一场。奶奶把家里仅剩的二亩地卖了一亩，又卖了其他一些物品，才凑够给父亲抓药的钱，把父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后来，父亲作为南下干部，一走就是三年。在尉氏县解放区工作期间，父亲经常编写顺口溜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财主家吃的鱼和肉，穷人家少盐又缺油，只饿得面黄肌又瘦。思想起来好不难受。哎嗨哟，好不难受！”“分了土地又分粮，身上穿着新衣裳。拨开乌云见太阳，穷人盼来了共产党。”这些大白话生动活泼，又接地气，对争取群众、宣传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您父母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凤：父母结婚当天，我父亲拉二胡，母亲徐俊雅表演《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的唱段，引得众人一片喝彩。这也许可以算作一个有点意思的事情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我父亲就是一个工作狂，但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
记：你们小的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焦守云（以下简称云）：我父亲工作之余喜欢陪我们玩，只要他回家，背上趴的，胳膊上挎的，腿上坐的，全是我们姊妹几个。他对于我们每个孩子的爱都一样，没有远近之分。他带我们看儿童剧《马兰花》，教我们念童谣：“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他带我们看电影《红孩子》，带领我们姊妹六个一起唱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我们爱惜粮食，父亲又带头念唱《我是一粒米》：“我是一粒米呀，长在田间里。农民伯伯种下我，多么不容易。”
假期里，父亲还带我们下乡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等。他告诉我们：“一定要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家孩子多，为了贴补生活，父亲领着我们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群小兔，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还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是怎么一回事。
记：焦书记的朴素作风闻名全国，在生活中，他是怎样要求你们的？
云：父亲要求我们姊妹六个从小艰苦朴素，他说：“你们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妈妈给我们做一件新衣服，我们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它不能穿为止。父亲去世后第三年，我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接见，当时我穿的就是我姐穿小了的衣服，袖子上补丁摞补丁。我丝毫没觉得难为情，回家后，照样高兴得一蹦三跳，从没感觉旧衣服给我丢了面子。
我们用的作业本，如果要更换，父亲一定要先检查，只有正反面都写了，而且再也没有地方写字了，他才批准我们换一个。我们用的铅笔，一直用到手指头都捏不住了，父亲还会做一个铁皮小圆筒，套在铅笔上，让我们把它用完。
记：是否可以说，那段清贫却美好的时光，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带给了你们无穷的力量？
云：是的。虽然清贫，但父亲乐观的性情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让我们觉得特别安心和幸福。洛阳矿山机器厂建好后，为了接近苏联专家学技术，父亲学会了跳舞。他悟性好，身板挺拔，穿着我妈给他买的黑呢子干部装，跳起舞来风度翩翩。苏联专家大为惊讶，纷纷夸他：“你一个拉牛尾巴的，舞也跳得这么好。”那时，我母亲也很时尚，特意烫了头发，穿上时髦的布拉吉。她每每想起来那段岁月，都无比陶醉。
记：焦书记被分配到最困难的兰考县那年，肝炎已经非常严重，痛感明显。如果他以此作为理由，组织也绝不会为难他。可是他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在家庭生活中是否也有所体现？
凤：身为领导干部，父亲要求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他时常提醒我母亲：“咱们可不能收受别人任何东西，不能占公家一点儿便宜。”我母亲有时想看《参考消息》，我父亲也不同意：“你级别不够，不能偷看我的《参考消息》，这是规矩。”后来，我母亲努力工作，有了看《参考消息》的资格，就故意逗我父亲：“你不用锁了，也不用像防贼一样防我了，我也可以看了。”
那时，家中的午餐永远是一锅普通面条，每人就个红薯或窝窝头充饥。这样的饭，在当时已算是不错的了，可看到别人吃米饭，我们还是很眼馋。有一天，我父亲回家，我母亲端来一碗大米饭，还特意拌了红糖。大米饭红彤彤的，一个个米粒儿亮晶晶的，特别诱人。我们姊妹六个大眼小眼齐刷刷地盯着那碗饭，馋得直咽唾沫。这稀罕玩意儿，大家平时很少见到。父亲就边走边给我们每个孩子碗里拨拉了一筷子大米饭，六个孩子都分完，他自己的大碗里就所剩无几了。 我们刚吃一口，父亲却蓦然想起了什么，问：“这米饭从哪儿来的？”我母亲回答：“县委办公室考虑你身体不好，照顾你的。”我父亲放下碗，严肃地说：“这不老不少、不病不灾的照顾什么呀，要说照顾，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给那两个研究泡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
记：您中学毕业后，本可以在县局机关找个像样的工作。可您父亲却让您打扫县委大院的厕所，您不同意，就去了县食品加工厂当工人，当时心里咋想的？
凤：在食品加工厂，我每天切萝卜、白菜，累得筋疲力尽。这我就忍了，可更要命的是，我还得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和咸菜。碰到熟人，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一次，父亲听到我抱怨，就说：“今天爸爸事不多，带你去卖酱油吧！”我高兴极了，心想：“跟在爸爸后边，看谁还敢笑话我。”父亲挑着担子，到大街上亮开嗓门就喊：“卖酱油——卖咸菜哟——”他还教我怎样挑不磨肩，如何吆喝能把产品尽快卖出去。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卖过油，所以他知道这些。
我越听越觉得惭愧：爸爸是县委书记，都可以来卖酱油，我什么也不是，还怕丢什么面子呢？于是便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闹了。”
此前，为了让父亲给我换个工作，我哭闹、绝食、罢工，凡是能想到的小伎俩都使了，可父亲不为所动，他说：“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就因为你是县委书记的姑娘吗？”那次之后，我开始踏实工作。我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很长时间，那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与其他弟妹相比，我更吃苦，更乐观，也更容易满足。
记：与病魔顽强抗争期间，您父亲不舍得打针，平时工作就用刷子顶着藤椅顶着肝，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地说：“看着这个窟窿，我都想流泪。”焦书记还发明了“疼痛转移疗法”，用烟头烧胳膊，烧完了把袖子拉下来不让人看见。胳膊烧满不敏感了，又烧肝外面的皮肤。临终时，他身上的烧伤尚未愈合。这些故事感人肺腑。我们还想知道的是，焦书记临终时，有没有对您有所嘱托？
凤：1964年4月，我父亲病逝，年仅42岁。
去世前，他把我叫到身边，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这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把唯一值钱的二手罗马表送给了我，说：“这个我已经用不着了，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我视若珍宝，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表摘下来，小心地包在手帕里。后来，这块手表和两本书，我都捐献给了焦裕禄纪念馆。
父亲临终前还用虚弱的声音，郑重地嘱咐我母亲：“我们有六个孩子，再苦再难你都要把这六个孩子养大，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有一点你要记住，不管你多难，都不能随便伸手问组织要钱要东西要补助要救济，这是我和你的约法三章。”我母亲牢牢记住了他的话。
最后，父亲还留下遗愿：“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据此遗愿，人们把他先就近安葬于郑州烈士陵园，后移葬于兰考。
记：黑发人送白发人，悲莫悲兮！可是，从焦书记去世，到两次安葬，他的母亲，也就是您的奶奶硬是没流一滴泪，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云：我奶奶始终由我母亲在左右照顾。办完父亲的丧事，她回老家之前，让人用架子车把她拉到我父亲的墓前，她一下子抱住墓碑上我父亲的照片，使出浑身力气，哭着喊着，说：“禄子，这可能是咱娘儿俩最后一次说话了。娘老了，走不动了，以后也来不了了……”哭完，我奶奶擦擦泪，干脆利落地离开了。后来有人问她：“前两次安葬您怎么不哭啊？我们都急坏了，怕您憋出毛病来。”我奶奶平静地说：“我是家里的老人，如果只顾自己哭，俊雅那么年轻，孩子那么小，他们怎么办？我不劝她，谁劝她啊？”
记：相较而言，您父亲的工资并不低，但仍不够花，是因为子女多吗？
云：父亲生前，我母亲给他的粮票和钱，他都救济了穷人，甚至把衣服也送了人，回来后怕我母亲批评他，就说衣服丢了。父亲去世后，有两个农民哭着找上门说要送我父亲一程。我母亲一看，他们身上穿的，正是我父亲的衣服，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的衣服是“丢”到了哪里。
父亲走后，母亲不敢放松自己，不仅工作卓有成效，先后担任过兰考县副县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咬紧牙关培养我们成为有用之材。每次搬家，她都把我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她最怕听到别人家的孩子喊“爸爸”。
母亲老年时，经常看着我父亲的遗像对我们说：“你爸眼睛不很大，但很精神。他头发好，又多又厚，操那么多心也不白，就是牙齿不好，早就掉了，有一颗一直没时间补上……”她说这话时，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2015年，我随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活动，看望一位风烛残年的大娘。旁边的人说什么，老人都没有反应，直到有人趴在她耳边说：“焦裕禄的闺女看您来了。”大娘浑浊的眼神立马明亮起来，说：“焦裕禄的闺女？是哪一个？让我摸摸！”我俯下身，大娘颤抖着双手在我脸上一边轻轻抚摸，一边喃喃自语：“妮啊，你爸真是个好人啊！”
那一刻，我泪如泉涌。
开封电视台《宋都调解》栏目聘请我当调解员，请我谈经验，我想起了父亲的“十六字方针”：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根据这个方针，我谈了调解的思路，大家都说好。如今，时间过去了四五十年，父亲的精神依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记：你们是如何传承焦裕禄精神的？
云：我母亲经常对我们讲：“你们做得不好，没有人说这是徐俊雅的孩子，而会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让我们时刻警醒自己的言行。我们姊妹六个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坚守好父亲这面旗帜。哪怕不能给旗帜增光添彩，也决不能抹黑，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遵守着这样的规定，我们姊妹六个都自食其力，各有作为。
2016年，电视剧《焦裕禄》先后在东方卫视、安徽卫视等热播，虽然距离我父亲去世已有52年，距离我母亲去世也有11个年头，但焦氏家风带给人们的依然是震撼。电视剧播出前，主题歌有好多首，我看了，觉得都很好，就是有些高大上，說的并不像父亲。其实，在我们子女心目中，我父亲就是一个小官，和农民差不多，面朝黄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我怀着对父亲的深切追思，含泪写下《喊了一声娘》：“小时候喊了一声娘/山也绿了水也响/脚下的路呀/步步要走稳/有娘我就胆气壮/长大后喊了一声娘/天也阔了地也广/人生的路呀/步步留脚印/有娘我就挺脊梁……”
我儿子余音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声情并茂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他说：“妈妈，每当我做一件事情前，我都会想一想，我是焦裕禄的外孙，这件事能不能做。”一句话，把一向爽朗的我说哭了。
〔编辑：潘金瑞〕
在纪念焦裕禄诞辰95周年之际，笔者采访了他的长女焦守凤和次女焦守云，通过她们的眼睛看到了一位具有平民情怀的好父亲。
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您简要回忆一下焦裕禄书记的生平。
焦守凤（以下简称凤）：我父亲1922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崮山镇的一个山村里。上小学四年级时，他参加了校雅乐队，苦练二胡和小号，二胡拉得尤其好。工作后，他又学会了唱歌跳舞。这些技能帮父亲拉近了与苏联专家的感情，对他的工作大有帮助。
父亲每次回家，进门前奶奶都用小笤帚把他全身上下扫一遍，每次出门前也给他全身扫一遍。父亲穿的衣服，即使补丁摞补丁，那补丁的针脚也会被奶奶缝得细密均匀，衣服更是被奶奶洗得干干净净。父亲说，奶奶经常告诫他：“天上一颗星，照着地上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好人，照着你的那颗星就亮。如果你不是好人，不做好事，你那颗星就发暗。记住娘的话，你是一个男孩，就要有担当。”父亲牢记奶奶的告诫，一直要求自己当好人、做好事。
日本侵略山東时，父亲被抓到抚顺大山坑煤矿，受尽虐待，后来死里逃生，回到家大病一场。奶奶把家里仅剩的二亩地卖了一亩，又卖了其他一些物品，才凑够给父亲抓药的钱，把父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后来，父亲作为南下干部，一走就是三年。在尉氏县解放区工作期间，父亲经常编写顺口溜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财主家吃的鱼和肉，穷人家少盐又缺油，只饿得面黄肌又瘦。思想起来好不难受。哎嗨哟，好不难受！”“分了土地又分粮，身上穿着新衣裳。拨开乌云见太阳，穷人盼来了共产党。”这些大白话生动活泼，又接地气，对争取群众、宣传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您父母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凤：父母结婚当天，我父亲拉二胡，母亲徐俊雅表演《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的唱段，引得众人一片喝彩。这也许可以算作一个有点意思的事情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我父亲就是一个工作狂，但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
记：你们小的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焦守云（以下简称云）：我父亲工作之余喜欢陪我们玩，只要他回家，背上趴的，胳膊上挎的，腿上坐的，全是我们姊妹几个。他对于我们每个孩子的爱都一样，没有远近之分。他带我们看儿童剧《马兰花》，教我们念童谣：“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他带我们看电影《红孩子》，带领我们姊妹六个一起唱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我们爱惜粮食，父亲又带头念唱《我是一粒米》：“我是一粒米呀，长在田间里。农民伯伯种下我，多么不容易。”
假期里，父亲还带我们下乡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等。他告诉我们：“一定要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家孩子多，为了贴补生活，父亲领着我们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群小兔，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还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是怎么一回事。
记：焦书记的朴素作风闻名全国，在生活中，他是怎样要求你们的？
云：父亲要求我们姊妹六个从小艰苦朴素，他说：“你们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妈妈给我们做一件新衣服，我们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它不能穿为止。父亲去世后第三年，我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接见，当时我穿的就是我姐穿小了的衣服，袖子上补丁摞补丁。我丝毫没觉得难为情，回家后，照样高兴得一蹦三跳，从没感觉旧衣服给我丢了面子。
我们用的作业本，如果要更换，父亲一定要先检查，只有正反面都写了，而且再也没有地方写字了，他才批准我们换一个。我们用的铅笔，一直用到手指头都捏不住了，父亲还会做一个铁皮小圆筒，套在铅笔上，让我们把它用完。
记：是否可以说，那段清贫却美好的时光，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带给了你们无穷的力量？
云：是的。虽然清贫，但父亲乐观的性情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让我们觉得特别安心和幸福。洛阳矿山机器厂建好后，为了接近苏联专家学技术，父亲学会了跳舞。他悟性好，身板挺拔，穿着我妈给他买的黑呢子干部装，跳起舞来风度翩翩。苏联专家大为惊讶，纷纷夸他：“你一个拉牛尾巴的，舞也跳得这么好。”那时，我母亲也很时尚，特意烫了头发，穿上时髦的布拉吉。她每每想起来那段岁月，都无比陶醉。
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
记：焦书记被分配到最困难的兰考县那年，肝炎已经非常严重，痛感明显。如果他以此作为理由，组织也绝不会为难他。可是他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在家庭生活中是否也有所体现？
凤：身为领导干部，父亲要求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他时常提醒我母亲：“咱们可不能收受别人任何东西，不能占公家一点儿便宜。”我母亲有时想看《参考消息》，我父亲也不同意：“你级别不够，不能偷看我的《参考消息》，这是规矩。”后来，我母亲努力工作，有了看《参考消息》的资格，就故意逗我父亲：“你不用锁了，也不用像防贼一样防我了，我也可以看了。”
那时，家中的午餐永远是一锅普通面条，每人就个红薯或窝窝头充饥。这样的饭，在当时已算是不错的了，可看到别人吃米饭，我们还是很眼馋。有一天，我父亲回家，我母亲端来一碗大米饭，还特意拌了红糖。大米饭红彤彤的，一个个米粒儿亮晶晶的，特别诱人。我们姊妹六个大眼小眼齐刷刷地盯着那碗饭，馋得直咽唾沫。这稀罕玩意儿，大家平时很少见到。父亲就边走边给我们每个孩子碗里拨拉了一筷子大米饭，六个孩子都分完，他自己的大碗里就所剩无几了。 我们刚吃一口，父亲却蓦然想起了什么，问：“这米饭从哪儿来的？”我母亲回答：“县委办公室考虑你身体不好，照顾你的。”我父亲放下碗，严肃地说：“这不老不少、不病不灾的照顾什么呀，要说照顾，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给那两个研究泡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
记：您中学毕业后，本可以在县局机关找个像样的工作。可您父亲却让您打扫县委大院的厕所，您不同意，就去了县食品加工厂当工人，当时心里咋想的？
凤：在食品加工厂，我每天切萝卜、白菜，累得筋疲力尽。这我就忍了，可更要命的是，我还得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和咸菜。碰到熟人，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一次，父亲听到我抱怨，就说：“今天爸爸事不多，带你去卖酱油吧！”我高兴极了，心想：“跟在爸爸后边，看谁还敢笑话我。”父亲挑着担子，到大街上亮开嗓门就喊：“卖酱油——卖咸菜哟——”他还教我怎样挑不磨肩，如何吆喝能把产品尽快卖出去。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卖过油，所以他知道这些。
我越听越觉得惭愧：爸爸是县委书记，都可以来卖酱油，我什么也不是，还怕丢什么面子呢？于是便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闹了。”
此前，为了让父亲给我换个工作，我哭闹、绝食、罢工，凡是能想到的小伎俩都使了，可父亲不为所动，他说：“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就因为你是县委书记的姑娘吗？”那次之后，我开始踏实工作。我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很长时间，那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与其他弟妹相比，我更吃苦，更乐观，也更容易满足。
记：与病魔顽强抗争期间，您父亲不舍得打针，平时工作就用刷子顶着藤椅顶着肝，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地说：“看着这个窟窿，我都想流泪。”焦书记还发明了“疼痛转移疗法”，用烟头烧胳膊，烧完了把袖子拉下来不让人看见。胳膊烧满不敏感了，又烧肝外面的皮肤。临终时，他身上的烧伤尚未愈合。这些故事感人肺腑。我们还想知道的是，焦书记临终时，有没有对您有所嘱托？
凤：1964年4月，我父亲病逝，年仅42岁。
去世前，他把我叫到身边，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这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把唯一值钱的二手罗马表送给了我，说：“这个我已经用不着了，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我视若珍宝，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表摘下来，小心地包在手帕里。后来，这块手表和两本书，我都捐献给了焦裕禄纪念馆。
父亲临终前还用虚弱的声音，郑重地嘱咐我母亲：“我们有六个孩子，再苦再难你都要把这六个孩子养大，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有一点你要记住，不管你多难，都不能随便伸手问组织要钱要东西要补助要救济，这是我和你的约法三章。”我母亲牢牢记住了他的话。
最后，父亲还留下遗愿：“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据此遗愿，人们把他先就近安葬于郑州烈士陵园，后移葬于兰考。
有娘我就挺脊梁
记：黑发人送白发人，悲莫悲兮！可是，从焦书记去世，到两次安葬，他的母亲，也就是您的奶奶硬是没流一滴泪，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云：我奶奶始终由我母亲在左右照顾。办完父亲的丧事，她回老家之前，让人用架子车把她拉到我父亲的墓前，她一下子抱住墓碑上我父亲的照片，使出浑身力气，哭着喊着，说：“禄子，这可能是咱娘儿俩最后一次说话了。娘老了，走不动了，以后也来不了了……”哭完，我奶奶擦擦泪，干脆利落地离开了。后来有人问她：“前两次安葬您怎么不哭啊？我们都急坏了，怕您憋出毛病来。”我奶奶平静地说：“我是家里的老人，如果只顾自己哭，俊雅那么年轻，孩子那么小，他们怎么办？我不劝她，谁劝她啊？”
记：相较而言，您父亲的工资并不低，但仍不够花，是因为子女多吗？
云：父亲生前，我母亲给他的粮票和钱，他都救济了穷人，甚至把衣服也送了人，回来后怕我母亲批评他，就说衣服丢了。父亲去世后，有两个农民哭着找上门说要送我父亲一程。我母亲一看，他们身上穿的，正是我父亲的衣服，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的衣服是“丢”到了哪里。
父亲走后，母亲不敢放松自己，不仅工作卓有成效，先后担任过兰考县副县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咬紧牙关培养我们成为有用之材。每次搬家，她都把我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她最怕听到别人家的孩子喊“爸爸”。
母亲老年时，经常看着我父亲的遗像对我们说：“你爸眼睛不很大，但很精神。他头发好，又多又厚，操那么多心也不白，就是牙齿不好，早就掉了，有一颗一直没时间补上……”她说这话时，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2015年，我随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活动，看望一位风烛残年的大娘。旁边的人说什么，老人都没有反应，直到有人趴在她耳边说：“焦裕禄的闺女看您来了。”大娘浑浊的眼神立马明亮起来，说：“焦裕禄的闺女？是哪一个？让我摸摸！”我俯下身，大娘颤抖着双手在我脸上一边轻轻抚摸，一边喃喃自语：“妮啊，你爸真是个好人啊！”
那一刻，我泪如泉涌。
开封电视台《宋都调解》栏目聘请我当调解员，请我谈经验，我想起了父亲的“十六字方针”：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根据这个方针，我谈了调解的思路，大家都说好。如今，时间过去了四五十年，父亲的精神依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记：你们是如何传承焦裕禄精神的？
云：我母亲经常对我们讲：“你们做得不好，没有人说这是徐俊雅的孩子，而会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让我们时刻警醒自己的言行。我们姊妹六个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坚守好父亲这面旗帜。哪怕不能给旗帜增光添彩，也决不能抹黑，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遵守着这样的规定，我们姊妹六个都自食其力，各有作为。
2016年，电视剧《焦裕禄》先后在东方卫视、安徽卫视等热播，虽然距离我父亲去世已有52年，距离我母亲去世也有11个年头，但焦氏家风带给人们的依然是震撼。电视剧播出前，主题歌有好多首，我看了，觉得都很好，就是有些高大上，說的并不像父亲。其实，在我们子女心目中，我父亲就是一个小官，和农民差不多，面朝黄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我怀着对父亲的深切追思，含泪写下《喊了一声娘》：“小时候喊了一声娘/山也绿了水也响/脚下的路呀/步步要走稳/有娘我就胆气壮/长大后喊了一声娘/天也阔了地也广/人生的路呀/步步留脚印/有娘我就挺脊梁……”
我儿子余音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声情并茂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他说：“妈妈，每当我做一件事情前，我都会想一想，我是焦裕禄的外孙，这件事能不能做。”一句话，把一向爽朗的我说哭了。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