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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来很惭愧，置身在以闲逸著称的宜居城市厦门，我却无闲可言。
做一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兼负责文学社的工作。不要说随时应对学校各部门下派的任务——跑腿、吆喝、生产看似重要无比，实则废料一堆的文字、数据、表格，也不要说被人相中，随时充当免费记者，为学校、同事，甚至外界撰写名目繁多的形象工程类文章，单就每周正课13节，迎考冲刺时会陡增至22节，还不含早读、晚自习，就足以令你心有余悸，招架乏力了。更何况，你还要找刺头学生谈话，钻研文本，批改周记、作文、导学练，督查学生背诵课文，替其他学科老师救火，扫清教学障碍……
亲睹过鲜花般的女大学生如何在一、两年时间内迅速由水灵走向干涩，也不止一次地体验干完一天的活儿，回到自己房间时的恍惚与虚脱，食欲没了，读欲没了。每逢周日或放假，我总会睡得天昏地暗，不止一次地听到爱人自言自语：“这样嗜睡，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可是，我心里清楚：必须睡，不睡无法凝聚元神！不睡，无法投入下一轮的战斗！医学上所说的那可怜巴巴的半个小时午睡，对我简直是杯水车薪！
更为要命的还有心态的疲软。很多次了，一踏上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校车，准备去上晚自习时，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要被屠宰的猪，说不出的落寞和辛酸。我是在老家闲得快发霉了，才毅然出走的啊，没想到从此进入另一个可怖的极地。
记得有一次，为了赶制一篇报道学校教研成果的文稿，在办公室忙到了真正的子夜时分。途经虎刺梅、月季环绕的太阳广场，偶一抬头，发现深蓝色夜空中的那轮明月正在温柔、娴静地注视着自己，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有多久不曾这样仔细地凝望月色了！
打回老家显然不可能，我是第一批被县政府定性的“师德败坏”者——实际上是“教育叛徒”的另一种说法，生是家乡人，却为别的地方服务去了，他们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吗？尽管时过境迁，昔日的怨怒已经淡化，乃至消失，他们不也提出各种优惠条件，一个劲地吁请我们返乡了嘛。以现有的实力，回去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安置是不成问题的，可这在我看来却是不折不扣的“逃兵”。他们渴望，我却很难悦纳。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调整，不断适应。
有了这种心理认定，蓦然发现：身边的闲逸派其实并不少见。他们在办公室里品茶，去图书馆阅览，到体育馆健身，小日子过得滋润无比！而闲逸的秘诀也逐渐被我破译，那就是别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得千方百计让学生动起来。学生忙，且是心悦诚服地忙，教师则会闲，且是心旷神怡地闲。这是教学中的幸福辩证法，只是自己原先没有参透，还错误地觉着别人是偷懒，是旁门左道，于是兀自埋头蛮干、硬干，反倒把幸福的真谛给遗忘了。
我在讲台上批改学生默写的古诗词，杨旭红着脸，悄悄凑上来问我：“老师，我可以帮你改吗？”我不假思索地谢绝了。书写潦草，错字较多之人，有什么资格批改呢？其他学生也不会服气啊。
柳伊、杨茜经常追着我到办公室，手舞足蹈地大谈她们心目中的课本人物，有不少观点还很新锐，但我只是礼貌性地回应、分析，根本没有想过安排她们客串一下，在课堂上主讲几分钟。那是师范大学的实习生才做的事情啊，初二的毛丫头能讲出什么来呢？
力达、嘉华主持同学的生日party，除安排大家点蜡烛，唱生日歌，切蛋糕，还设计了献歌、献舞、献祝福等系列活动，饱满灵动，幽默风趣，可我愣是没有想到请他们，或者更多的同学来设计、主持班会。当时想：生日宴会为他们熟悉，主持得别开生面也在情理之中，可班会就不同了，围绕主题，开发、加工教育资源，联系身边的事实，深度解析，他们都太嫩，太生，还是自己来得顺手。
于是，一如既往地劳力劳心，一如既往地叫苦不迭，一如既往地成效不彰！
好在这一切如今都已成为明日黄花。
眼下的课堂教学，我和弟子们大多同台主持，每一次都能尽享戴维·伯姆在其著作《论对话》中所说的“思想之溪融合”的快乐；班会课已经彻底交付孩子们，自创、自说、自娱、自乐了，我幸福地退居二线，大饱眼福、耳福。至于说打扫卫生、体育锻炼、学校集会、学科竞赛，均有专人负责，我充其量只是参谋一下，分享一下。
孙悟空在战斗乏力的时候，会拔下一撮毫毛，变出无数个自我。这种神力，我似乎在逐渐增强。
有闲的日子已然来临！
二
看上去，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也没多大差别，其实不然。
李镇西每天要实行“五个一工程”：上好一堂语文课，至少找一位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至少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至少读不少于一万字的书或文章，写一篇教育日记。
撇开“每天写一篇教育日记”，其他的“工程”，我都完成了。但是如果算上专栏作者的撰稿，还有不时降临的杂志约稿，以及自己从事的两个“系列”的写作：语文名篇“家常读”系列，从经典中悟写作系列，还有偶尔的兴会之作，我每周至少一篇3-5千字的文章还是不成问题的。
对于读书，我首选是英文类书刊，《英语学习》《英语沙龙》《博士英语真题详解》，英文版西方小说，家中、宿舍、办公室都有，一旦得空便会读上几段，甚至去教室上早读或晚自习，趁学生没到齐，也会读上一两句，调调口味，换换视角，所谓积微成著嘛！
其次是哲学、美学、历史、教育学、文学批评类书籍，诸如《西方哲学史》《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西方美学史》《乡土中国》《文学的维度》《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语文：表现与存在》等。当报纸、杂志、网络、电台肤浅的叫嚣令人不胜其烦时，当从教学情境、作业情境抽身而出时，当某些领导自以为是，却又陈腐不堪的论调渐渐远遁时，拿出这些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整个人立马便气定神闲，赏心悦目了。
这种别人看不到的自觉加压，为我的教学和研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有效规避了折旧的危险。我用西方人的比喻“爱像蝴蝶，当你急切地想靠近它，它却会离你而去”比较过东方人的“溯洄从之”之爱；用文化适应中的蜜月期、挫折期、调适期、疏离期、融合期，分析过孔乙己的精神行旅；用弗洛伊德学说和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双性同体”理论，解读过文天祥的伤感、怨恨、惶恐和孤独，弟子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有两位女同事还特地排除一切干扰，曾一度天天尾随我，大有誓将我的课聆听到底的派头，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可也有不以为然的。
一位曾在北京某学校做过副校长，也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过不菲业绩的山东籍老兄对我说：“安庆，你这叫过的啥日子啊！到咱们这个份上，该好好享受了。”
在他看来，我月入近万，海滨有学校奖励的价值百万的住房，生活完全可以过得更丰富，更滋润一些，比如像他那样，有空出去爬爬山，喝喝酒，打打羽毛球，唱唱卡拉OK，可是我却舍不得在这些活动上泡太多的时间，也觉得没有必要。
健身，我在室内或阳台上就可进行，俯卧撑、仰卧起坐，爱做多少做多少；跑步，从宿舍到办公室，我通常都是小跑，没缺过——尽管也可能会招来神经病之嫌。即使假期一个月足不出户，我也不会觉得单调。看似离群索居地生活在别处，其实无论独处，还是讲课，我都一直生活在“群”中，与天地相参，和智者对话，情感的溪水淙淙流淌，想象的门扉彻底洞开，意志之树返青，思维之风劲吹，不曾感到孤独，也不觉单调啊。
据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教学期间，每天准时起床、写作、讲课，接连坚持30年。他一生中的主要体育运动也就是散步，每天下午3点30分，他会准时拿上藤手杖外出，以致当地居民以此来校准钟表。可是，他却富足得拥有了整个世界！
我以为，置身在民营学校，竞争的压力无处不在。说到底，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的，而安全感来自实力感，实力感则需要经年累月的积淀与磨练。进入休闲世界没错，但一定要懂得返回。毕竟，我们的生活不是以休闲为主。如果一定要较真，那我只能承认：将教学教出快乐来，才是休闲的最高境界。
如今，仁兄已赴遥远的广州奋斗了。听同事说，他走时是一个暑气蒸人的日子，那会儿我还在市考试中心参加中考阅卷。他拖家带口，走时搬运行李，披头盖脸地湿透了，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虽然习惯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说，但得知这个消息，我还是添堵了很长时间。
远隔千里的兄长，愿他现在一切安好。
三
这样说实非炫耀自己的“英明”，而是阐释对幸福的一己之见。
费尔巴哈说：“人是他吃进去的东西。”我吃进了“在奋斗中享受，在享受中奋斗”的幸福观，所以作如是观，如是行，兄长按照自己的方式运思、行事，包括他的默然离去，也不一定就是错误，就是痛苦。
幸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就像有朋友替我愤愤不平：“不该奖励的，奖励了；你这该奖励的，却一直没有得到奖励！”他们说的是省市表彰，学养平平，课上得惨不忍睹的，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的帽子纷纷戴上了，而我这“有两下子”的人，却一直“光头”，实在可叹、可恨。
市教科院的专家不止一次地向学校领导建议：“汲老师教高中，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领导似乎一直免疫得很，或者是不小心遗忘了，建议迟迟没有得到落实。
潘新和教授说他有一个叫程建新的学生，教了十几年书，依然是中教二级，但这丝毫不影响程老师的悦读、酷写和乐教。青岛的王泽钊老师，学富五车，教法鲜活，是位能给学生带来“课堂惊奇”的魅力人物，执教24年，送过23届高考班，“押”中18个高考作文题，6名学生写出过高考满分作文，却是职称、政府表彰全裸的人，甚至在竞争上岗时被迫降岗使用，一位老师还不无激愤地指责：“他这是在误人子弟啊！我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要求，不能让这样的人教学！”但这依然无法影响王老师教学沉思与深度实践的快乐。
他们能做到，我凭什么就不能做到呢？
名，需要政府的认同，民间的认同，但最重要的是自我的认同，学生的认同。更何况，一旦挂钩名利，心情便会随之浮躁，学术探究，艺术创造的纯洁性和神圣性都要大打折扣。“水静犹明，而况精神？”但前提是，必须拂去名利欲，才会真正进入宁静的境界。
还是亨利·大卫·梭罗说得好：“一个从容的人，在哪里也像在皇宫中一样，生活得心满意足而富有愉快的思想。”
四
从教工宿舍到教学区，学校主要有3条道儿。
一是经餐厅、学生宿舍。楼廊相连，可以遮阳避雨，但是很多教师不会这样走。大概是想拥有点陌生化的感觉吧！
二是经艺术中心，小学部、幼儿部、行政大楼。一路视野开阔，清芬四溢，但是因路途较远，也罕有人行。
大家最乐意走的是经篮球场、图书馆草坪。羊肠小道，石板历历。既近，又像踩着溪流中的鹅卵石，有点小孩子玩跳皮筋的味道。
我的朋友，化学老师黄炳金，一个颇像老顽童周伯通的主儿，喜欢走第二条路线。
一次，我做了他的跟屁虫，很好奇地问：“你怎么像个独行侠，每次都走这条道儿？”
他脱口而出：“走大路，敞亮！”
见我像被雷电击中的模样，他又补了一句：“我不喜欢走小路，鬼头鬼脑的！”
我一下子豁然开朗，说得多么酣畅，多么深刻啊！
作为老师，人生的现实道路或许会很狭窄，比如不闲、不稳、不名……但是人的精神之路一定不能逼仄啊。
的确，走大路，敞亮！
（作者单位：厦门英才学校中学部）
说来很惭愧，置身在以闲逸著称的宜居城市厦门，我却无闲可言。
做一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兼负责文学社的工作。不要说随时应对学校各部门下派的任务——跑腿、吆喝、生产看似重要无比，实则废料一堆的文字、数据、表格，也不要说被人相中，随时充当免费记者，为学校、同事，甚至外界撰写名目繁多的形象工程类文章，单就每周正课13节，迎考冲刺时会陡增至22节，还不含早读、晚自习，就足以令你心有余悸，招架乏力了。更何况，你还要找刺头学生谈话，钻研文本，批改周记、作文、导学练，督查学生背诵课文，替其他学科老师救火，扫清教学障碍……
亲睹过鲜花般的女大学生如何在一、两年时间内迅速由水灵走向干涩，也不止一次地体验干完一天的活儿，回到自己房间时的恍惚与虚脱，食欲没了，读欲没了。每逢周日或放假，我总会睡得天昏地暗，不止一次地听到爱人自言自语：“这样嗜睡，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可是，我心里清楚：必须睡，不睡无法凝聚元神！不睡，无法投入下一轮的战斗！医学上所说的那可怜巴巴的半个小时午睡，对我简直是杯水车薪！
更为要命的还有心态的疲软。很多次了，一踏上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校车，准备去上晚自习时，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要被屠宰的猪，说不出的落寞和辛酸。我是在老家闲得快发霉了，才毅然出走的啊，没想到从此进入另一个可怖的极地。
记得有一次，为了赶制一篇报道学校教研成果的文稿，在办公室忙到了真正的子夜时分。途经虎刺梅、月季环绕的太阳广场，偶一抬头，发现深蓝色夜空中的那轮明月正在温柔、娴静地注视着自己，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有多久不曾这样仔细地凝望月色了！
打回老家显然不可能，我是第一批被县政府定性的“师德败坏”者——实际上是“教育叛徒”的另一种说法，生是家乡人，却为别的地方服务去了，他们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吗？尽管时过境迁，昔日的怨怒已经淡化，乃至消失，他们不也提出各种优惠条件，一个劲地吁请我们返乡了嘛。以现有的实力，回去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安置是不成问题的，可这在我看来却是不折不扣的“逃兵”。他们渴望，我却很难悦纳。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调整，不断适应。
有了这种心理认定，蓦然发现：身边的闲逸派其实并不少见。他们在办公室里品茶，去图书馆阅览，到体育馆健身，小日子过得滋润无比！而闲逸的秘诀也逐渐被我破译，那就是别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得千方百计让学生动起来。学生忙，且是心悦诚服地忙，教师则会闲，且是心旷神怡地闲。这是教学中的幸福辩证法，只是自己原先没有参透，还错误地觉着别人是偷懒，是旁门左道，于是兀自埋头蛮干、硬干，反倒把幸福的真谛给遗忘了。
我在讲台上批改学生默写的古诗词，杨旭红着脸，悄悄凑上来问我：“老师，我可以帮你改吗？”我不假思索地谢绝了。书写潦草，错字较多之人，有什么资格批改呢？其他学生也不会服气啊。
柳伊、杨茜经常追着我到办公室，手舞足蹈地大谈她们心目中的课本人物，有不少观点还很新锐，但我只是礼貌性地回应、分析，根本没有想过安排她们客串一下，在课堂上主讲几分钟。那是师范大学的实习生才做的事情啊，初二的毛丫头能讲出什么来呢？
力达、嘉华主持同学的生日party，除安排大家点蜡烛，唱生日歌，切蛋糕，还设计了献歌、献舞、献祝福等系列活动，饱满灵动，幽默风趣，可我愣是没有想到请他们，或者更多的同学来设计、主持班会。当时想：生日宴会为他们熟悉，主持得别开生面也在情理之中，可班会就不同了，围绕主题，开发、加工教育资源，联系身边的事实，深度解析，他们都太嫩，太生，还是自己来得顺手。
于是，一如既往地劳力劳心，一如既往地叫苦不迭，一如既往地成效不彰！
好在这一切如今都已成为明日黄花。
眼下的课堂教学，我和弟子们大多同台主持，每一次都能尽享戴维·伯姆在其著作《论对话》中所说的“思想之溪融合”的快乐；班会课已经彻底交付孩子们，自创、自说、自娱、自乐了，我幸福地退居二线，大饱眼福、耳福。至于说打扫卫生、体育锻炼、学校集会、学科竞赛，均有专人负责，我充其量只是参谋一下，分享一下。
孙悟空在战斗乏力的时候，会拔下一撮毫毛，变出无数个自我。这种神力，我似乎在逐渐增强。
有闲的日子已然来临！
二
看上去，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也没多大差别，其实不然。
李镇西每天要实行“五个一工程”：上好一堂语文课，至少找一位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至少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至少读不少于一万字的书或文章，写一篇教育日记。
撇开“每天写一篇教育日记”，其他的“工程”，我都完成了。但是如果算上专栏作者的撰稿，还有不时降临的杂志约稿，以及自己从事的两个“系列”的写作：语文名篇“家常读”系列，从经典中悟写作系列，还有偶尔的兴会之作，我每周至少一篇3-5千字的文章还是不成问题的。
对于读书，我首选是英文类书刊，《英语学习》《英语沙龙》《博士英语真题详解》，英文版西方小说，家中、宿舍、办公室都有，一旦得空便会读上几段，甚至去教室上早读或晚自习，趁学生没到齐，也会读上一两句，调调口味，换换视角，所谓积微成著嘛！
其次是哲学、美学、历史、教育学、文学批评类书籍，诸如《西方哲学史》《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西方美学史》《乡土中国》《文学的维度》《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语文：表现与存在》等。当报纸、杂志、网络、电台肤浅的叫嚣令人不胜其烦时，当从教学情境、作业情境抽身而出时，当某些领导自以为是，却又陈腐不堪的论调渐渐远遁时，拿出这些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整个人立马便气定神闲，赏心悦目了。
这种别人看不到的自觉加压，为我的教学和研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有效规避了折旧的危险。我用西方人的比喻“爱像蝴蝶，当你急切地想靠近它，它却会离你而去”比较过东方人的“溯洄从之”之爱；用文化适应中的蜜月期、挫折期、调适期、疏离期、融合期，分析过孔乙己的精神行旅；用弗洛伊德学说和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双性同体”理论，解读过文天祥的伤感、怨恨、惶恐和孤独，弟子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有两位女同事还特地排除一切干扰，曾一度天天尾随我，大有誓将我的课聆听到底的派头，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可也有不以为然的。
一位曾在北京某学校做过副校长，也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过不菲业绩的山东籍老兄对我说：“安庆，你这叫过的啥日子啊！到咱们这个份上，该好好享受了。”
在他看来，我月入近万，海滨有学校奖励的价值百万的住房，生活完全可以过得更丰富，更滋润一些，比如像他那样，有空出去爬爬山，喝喝酒，打打羽毛球，唱唱卡拉OK，可是我却舍不得在这些活动上泡太多的时间，也觉得没有必要。
健身，我在室内或阳台上就可进行，俯卧撑、仰卧起坐，爱做多少做多少；跑步，从宿舍到办公室，我通常都是小跑，没缺过——尽管也可能会招来神经病之嫌。即使假期一个月足不出户，我也不会觉得单调。看似离群索居地生活在别处，其实无论独处，还是讲课，我都一直生活在“群”中，与天地相参，和智者对话，情感的溪水淙淙流淌，想象的门扉彻底洞开，意志之树返青，思维之风劲吹，不曾感到孤独，也不觉单调啊。
据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教学期间，每天准时起床、写作、讲课，接连坚持30年。他一生中的主要体育运动也就是散步，每天下午3点30分，他会准时拿上藤手杖外出，以致当地居民以此来校准钟表。可是，他却富足得拥有了整个世界！
我以为，置身在民营学校，竞争的压力无处不在。说到底，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的，而安全感来自实力感，实力感则需要经年累月的积淀与磨练。进入休闲世界没错，但一定要懂得返回。毕竟，我们的生活不是以休闲为主。如果一定要较真，那我只能承认：将教学教出快乐来，才是休闲的最高境界。
如今，仁兄已赴遥远的广州奋斗了。听同事说，他走时是一个暑气蒸人的日子，那会儿我还在市考试中心参加中考阅卷。他拖家带口，走时搬运行李，披头盖脸地湿透了，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虽然习惯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说，但得知这个消息，我还是添堵了很长时间。
远隔千里的兄长，愿他现在一切安好。
三
这样说实非炫耀自己的“英明”，而是阐释对幸福的一己之见。
费尔巴哈说：“人是他吃进去的东西。”我吃进了“在奋斗中享受，在享受中奋斗”的幸福观，所以作如是观，如是行，兄长按照自己的方式运思、行事，包括他的默然离去，也不一定就是错误，就是痛苦。
幸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就像有朋友替我愤愤不平：“不该奖励的，奖励了；你这该奖励的，却一直没有得到奖励！”他们说的是省市表彰，学养平平，课上得惨不忍睹的，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的帽子纷纷戴上了，而我这“有两下子”的人，却一直“光头”，实在可叹、可恨。
市教科院的专家不止一次地向学校领导建议：“汲老师教高中，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领导似乎一直免疫得很，或者是不小心遗忘了，建议迟迟没有得到落实。
潘新和教授说他有一个叫程建新的学生，教了十几年书，依然是中教二级，但这丝毫不影响程老师的悦读、酷写和乐教。青岛的王泽钊老师，学富五车，教法鲜活，是位能给学生带来“课堂惊奇”的魅力人物，执教24年，送过23届高考班，“押”中18个高考作文题，6名学生写出过高考满分作文，却是职称、政府表彰全裸的人，甚至在竞争上岗时被迫降岗使用，一位老师还不无激愤地指责：“他这是在误人子弟啊！我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要求，不能让这样的人教学！”但这依然无法影响王老师教学沉思与深度实践的快乐。
他们能做到，我凭什么就不能做到呢？
名，需要政府的认同，民间的认同，但最重要的是自我的认同，学生的认同。更何况，一旦挂钩名利，心情便会随之浮躁，学术探究，艺术创造的纯洁性和神圣性都要大打折扣。“水静犹明，而况精神？”但前提是，必须拂去名利欲，才会真正进入宁静的境界。
还是亨利·大卫·梭罗说得好：“一个从容的人，在哪里也像在皇宫中一样，生活得心满意足而富有愉快的思想。”
四
从教工宿舍到教学区，学校主要有3条道儿。
一是经餐厅、学生宿舍。楼廊相连，可以遮阳避雨，但是很多教师不会这样走。大概是想拥有点陌生化的感觉吧！
二是经艺术中心，小学部、幼儿部、行政大楼。一路视野开阔，清芬四溢，但是因路途较远，也罕有人行。
大家最乐意走的是经篮球场、图书馆草坪。羊肠小道，石板历历。既近，又像踩着溪流中的鹅卵石，有点小孩子玩跳皮筋的味道。
我的朋友，化学老师黄炳金，一个颇像老顽童周伯通的主儿，喜欢走第二条路线。
一次，我做了他的跟屁虫，很好奇地问：“你怎么像个独行侠，每次都走这条道儿？”
他脱口而出：“走大路，敞亮！”
见我像被雷电击中的模样，他又补了一句：“我不喜欢走小路，鬼头鬼脑的！”
我一下子豁然开朗，说得多么酣畅，多么深刻啊！
作为老师，人生的现实道路或许会很狭窄，比如不闲、不稳、不名……但是人的精神之路一定不能逼仄啊。
的确，走大路，敞亮！
（作者单位：厦门英才学校中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