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8月7日的报道说：“以我们根深蒂固的老逻辑来说，总有人觉得中国的空气跟混凝土似的。但正相反，自始至终，人们能从体育场这一端清清楚楚地望见另一端。天空干净无烟。事实上，在5000英里之外时，我们便意识到，所谓的空气质量问题，是被那些政见者夸大了的。四名在抵达北京时戴口罩的美国运动员向奥运会官员和中国人民致歉了。在我看来，饶是道歉，还是该拿一耳光打醒他们。”
　　法新社记者查尔斯·惠兰在文章中引用北京市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总工程师丁建明的话说：“办一届绿色奥运，可能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态度、扭转这种趋势。绿色奥运给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它将为未来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建筑项目设定标准，这将是北京奥运会的主要遗产之一。”
　　
　　—— 志愿者 ——
　　“年轻一代一夜之间长大了”
　　在盛大的北京奥运会中，奥运志愿者的热情、开朗、周到服务，不仅更拉近了国人和奥运的距离，也让国外友人“备感亲切”。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我本来打算写写北京天气糟糕时的空气，可现在我觉得，这里也就是和天气糟糕时的洛杉矶差不多。所以，我想说说“志愿者以及他所提供的无微不至的服务”。
　　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将那些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擅长用英语与外宾对话，富有爱国心的年轻人称为“鸟巢一代”；报道中同时还提到，“在奥运会之后，这批具有才华和爱国心的年轻人，也将成为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材。”
　　中国年轻一代身上体现出来的责任感与力量，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组副主任周兆呈早在今年5月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就发现了。他在文章中说：“在赶赴四川灾区的志愿者中，有一大批20岁上下的年轻人，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中国的年轻一代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改变了不少对原本想象具有很多缺点的都市独生子女的成见。他们知道伸出援手，知承担责任，知道做出奉献，知道扶助弱者。”
　　日本《朝日新闻》8月12日刊登了一篇对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访谈。石原慎太郎说：“（志愿者）他们非常亲切，彬彬有礼。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显然对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抱有期待，这一点与日本的大学生完全不同。我从他们身上感到了青春的活力，这是很令人羡慕的。”
　　
　　—— 食品安全 ——
　　“担心运动员村食品安全是荒谬的”
　　今年2月初，《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奥委会计划自带食品参加北京奥运会，“此举无疑令本届奥运会的餐饮负责人大失所望”。
　　然而，美国奥委会官员2月21日在亚特兰大表示，他们对北京奥运会提供的食品充满了信心，美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大部分膳食将在运动员村的“村食堂”解决。北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餐饮处处长抗易也表示，他们没有接到某国代表团要自带食品的申请。
　　路透社7月31日引用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一名官员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检验检疫机构将实时监测每一种产品，以确保食品安全。”
　　美国麦克拉齐报业集团记者提姆·约翰逊则在文章中仔细描述了中国为保证健康膳食所作的努力：在将要为运动员提供蔬菜的农场，入口处安排了警卫监管。为参赛运动员提供的猪肉，来自于离市区很远的10个秘密养猪场，里面的猪每天有两小时的运动时间，吃的是有机饲料，受到昼夜不停的监控。
　　加拿大《环球邮报》7月31日文章认为，“美国人反应过度了。那些熟悉中国的人认为，担心运动员村食品安全是荒谬的。”
　　法国《欧洲时报》8月6日报道说，“由于西方某些媒体的大肆渲染，一些运动员怀揣口罩、手拎备用食品，怀着疑虑的心态来到中国，可当他们一踏进奥运村大门，就意识到应把口罩和备用食品扔了，腾出行李箱的空间来带些北京的礼物回去。”
　　
　　—— 奥运安保 ——
　　“国际恐怖主义想在中国活动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奥运会参与人数多、涉及国家多、媒体关注度高，因而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过去多届奥运会东道主都把安全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中国为实现“平安奥运”的目标付出巨大努力，投入了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安保力量，以致有外国媒体甚至称“北京奥运的安保措施过于严格”。
　　国际刑警组织负责人罗纳德·诺布尔6月12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对于中国的奥运安保措施，国际恐怖主义想在中国活动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投入“前所未有”的力量以确保北京奥运会的安全。”
　　美国《华盛顿时报》7月28日署名为克里斯·奥布莱恩的文章中说：“人们漫步在北京迷宫般的胡同小巷中，就会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奥运会之前对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它把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事业周围的一贯正确的能力。”
　　
　　——“抵制奥运风波”——
　　“组织者发现自己是孤立的”
　　2008年初，“抵制奥运”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但在今天看来，这除了激起中国人空前的爱国热情，并没有达到某些人所期望的目的。
　　俄罗斯《晨报》记者娜达丽雅·谢罗娃在4月13的文章中说：“吵闹不堪的活动和歇斯底里的评论只做到了这样的一件事：今天，那些完全不喜欢体育的和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都知道（今年）夏季奥运会什么时候举行，在哪举行了。”
　　美国《时代周刊》7月16日题为《为何没人抵制北京奥运会了》的文章称，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影响，是每个国家不可忽视的，也是需要正常心态面对的。推动抵制的组织发现自己相对孤立，而且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缺席奥运可能性不大。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8月10日文章称，要全面评价中国，就需要看到中国生存状态和历史的全景，如果一心想着奥运主办国的不足之处，也许很难完整地看待中国。如果只把目光放在中国的错误上，其他事情一概不予考虑，那就不应该了。
　　英国Spiked网络杂志8月8日的文章中，记者布伦丹·奥尼尔认为，西方不该透过“恐惧、偏见和狭隘的多棱镜”来看中国。“一些西方记者对中国人进行抨击，甚至对中国人的奥林匹克精神进行抨击，揭示出目前这种责难背后的古怪的混合情绪。然而对于我们中数以百万计的人而言，西方精英混淆视听的做法以及对现代中国的妒意，不会影响我们欣赏这场盛会。”
　　
　　—— 北京奥运之最 ——
　　“北京了不起”
　　德国驻北京记者约翰尼·埃尔林7月20日为奥地利《标准报》投了一篇题为《因为北京就是了不起》的稿件，归纳总结了北京2008奥运的“了不起”之处。
　　史上最大奥运采访团——将有4万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史上最多人同时观看——全球将有40亿人同时观看奥运转播；史上最长转播时间——北京奥运转播将5400小时现场实况转播各项赛事，比2004年雅典奥运会多2000小时；史上首次将转播权给新媒体——国际奥委会首次将转播权转让给了网络平台和移动电话网等新媒体；史上最密集的兴奋剂检测——4250次兴奋剂检查，比雅典奥运会增加了25％；出色的广告营销——推出了6000个权益产品，创记录地吸引来63家集团巨头；便宜的门票——花五六欧元就能到现场观看比赛；志愿者人数最多——达到150万之众；北京变成了绿色之都——世界上最大公园“奥林匹克公园”成为北京“新肺”；奥运史上首次推出“金镶玉”奖牌。
　　《纽约时报》7月14日一篇文章重点关注了北京的“新建筑”。
　　“在北京新的国际机场航站楼，如果说西方人走出飞机那一刻感到目眩而困惑，那也是可理解的。不仅仅是因为新机场的宏大。而是因为一种避无可避的感觉：你正在穿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那个世界热烈地拥抱变化，让西方国家望尘莫及。”
　　“这座崭新的航站楼由福斯特设计，和其他一些新的纪念碑式建筑组成一份了不起的名单：安德鲁的蛋型国家大剧院；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PTW设计的水立方；库哈斯的CCTV新总部。
　　
　　—— 奥运经济效应 ——
　　“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飞跃合情合理”
　　北京奥运会前，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给人以“深刻印象”。8月份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会是怎样的走势？不少外国媒体对此给出了不同分析。
　　奥运会的经济影响被高估了？美国《时代》周刊4月28日文章称：“（凭借奥运）获利的看来是韩国一类较小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奥运开支似乎对整个经济活动有深远影响。而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根据野村证券公司2007年开展的一项调查，2008年中国的奥运花费和旅游收入仅能使GDP增长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此外，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奥运主办城市北京对全国经济的作用相对较小，只占 GDP的4.4%。”
　　“中国经济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飞跃合情合理。”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6月15日播发一篇署名文章说，预计今年有大约450万名外国游客来到北京，总消费额为48亿至49亿美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中国的旅游业将继续受益大约10年时间。
　　美国《纽约时报》7月20日署名为大卫·巴博扎的文章提到，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或合作伙伴已经达到创纪录的63家公司。据估计，在中国与奥运会相关的广告收入今年可能达40亿到60亿美元。
　　英国《卫报》网站8月11日文章引用WPP集团旗下的群邑集团发布的报告称，中国有望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广告市场。
　　
　　—— 奥运场外的中国 ——
　　“中国处处有奥运精神”
　　如果说，8月的北京掀起了一场媒体大战，那么奥运会只是“导火索”。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众多外国记者的眼球。一些媒体也把目光投射到了奥运赛场之外的中国。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记者大卫·哈里森在题为《重返北京》的文章中说：上世纪80年代，戴维·鲍伊发布了歌曲《中国姑娘》。歌词写道，“我会给你电视机，我会给你蓝色的眼睛。”对于眼睛他无能为力，但大多数中国人当时确实想拥有一台电视机。如今，鲍伊要想给他的“中国姑娘”留下印象靠这些可不够。一台60英寸的高清晰电视或许能行，但可能她更想要钻石或跑车。
　　西班牙《先锋报》8月10日文章中提到，多数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去年实际增长了9.5%，达到十年来的最高增速。这是因为农业丰收和农产品价格普遍以两位数上涨，还因为有2亿农民工在城市中为自己的家庭创收。农业税已废除，农民还可以免费送孩子去上小学和初中。
　　美联社在题为《用奥运精神重建家园》的报道中说：中国映秀——这里的街道上充满着各种声音，“挖掘机的隆隆声，轰鸣的钻机声，叮当的镐声”。在映秀的入口处，一条鲜红的标语横挂在高速路上，“奥运会加油，四川加油，汶川加油” 。在一块被清理干净的地方，将近3000间蓝白色的独立小屋被整齐地规划建立在有两个足球场大的混凝土地基上。一排临时商店在出售洗发水、面条、啤酒等商品。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国新闻体制越来越开放、透明和公开”
　　
　　在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中国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及时、客观、开放、透明，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开放，令人亲近的中国。
　　亲历地震灾区的外国记者，不会对中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感到惊讶。即使是初来乍到的外国记者也会发现，北京奥运会是一个他们所熟悉的、按照国际惯例筹办的奥运会；同时，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
　　为国外媒体提供最大的采访便利，实现北京申奥的承诺，中国政府在2007年1月1日颁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
　　其中规定，持奥林匹克身份注册卡的外国记者，在奥林匹克身份注册卡的有效期内免办签证，凭奥林匹克身份注册卡、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可多次入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北京奥运会期间，注册记者将在奥林匹克公园内的“主新闻中心”（MPC）和“国际广播中心”（IBC）内进行工作；而不能进入奥运场地采访的非注册记者，北京市有关方面专门设立了“北京国际新闻中心”（BIMC）来接待他们。上述机构将向境外记者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日本《外交论坛》月刊8月号，刊登了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BOB）转播联络部部长藤原庸介的文章。藤原庸介说，除了大幅度放宽以往的限制外，外国媒体还被允许开设银行账户、免征设备关税、乘坐国外车牌的汽车等等，“这些规定具有重大意义”。
　　有人担心中国将在奥运会结束后取消对外国媒体开放的政策。对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将于今年10月份自行废止，“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对外媒开放的政策，中国的新闻运行体制只会越来越开放、透明和公开，我们有这个自信和能力”。
　　
　　中外记者面对面
　　——一个中国记者眼中的“外国同行”
　　侯隽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说，媒体是一届奥运会成败与否的最终裁判。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赛场上，1万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一决高低；赛场之外，新闻媒体大战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前门大街、王府井、簋街、三里屯酒吧街……到处都是扛着“长枪短炮”的外国人，北京城正在上演一出盛大的“老外进京”。
　　
　　“老江湖”：发力奥运赛场
　　“每天至少在北京迷路5次，但我知道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就是坐地大哭。”路透社的同行Paul Radford幽默地向记者开玩笑，这位参与报道过4次奥运会的“老江湖”和许多记者们一样，每天至少会花费6个钟头背着笔记本和各种资料四处奔波。
　　在奥运会主新闻中心（MPC）和国际广播中心（IBC）随处可见外国记者。英语是这里的工作语言，来来往往形色匆忙的记者们奉行的是“Be the first to know”（做第一个知情者）的信条。各大媒体派出参与奥运赛事报道的记者绝对都是精兵强将，多是资深记者及驻华多年的记者。在7月份就陆续“进驻北京”，合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赛事报道、及中国社会的体察。
　　以日本广播协会（NHK）为例，他们一共出动240名记者报道赛事。除了关注本国夺金项目外，对中国运动员也格外关注。一位同行告诉记者，他们在几个月前就培训完毕，甚至连中国体操名将杨威的籍贯都一清二楚，“别看（仙桃）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市，但是那里曾培养了4位男子体操冠军。”这位老兄说的头头是道，真是令记者钦佩。
　　而美联社（AP）此次参与奥运报道的总人数也创历史之最，除了现场的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外，在北京就地雇佣的司机就达20多名，确保能够面向全球24个时区现场直播。
　　财大气粗的背后，不仅是实力的凸显，更是要决胜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很多记者不仅自身是中国通，在中国生活了很久，对北京了如指掌，而且他们看中国的视角，更是融合了媒体人的观察和对中国的个人体验。
　　“我知道8月8号是个非常吉利的日子”，英国《经济学家》的首席记者以地道的京片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来北京19年了，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中国人讲究秋天收获，我相信中国肯定会在这届奥运会在许多方面打破雅典的纪录！”而另一位老中国通，前《金融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马利德也酝酿在出一本关于介绍中国的书。
　　
　　“ABC”、“BBC”：睁大眼睛看中国
　　在媒体大军中活跃着的一群“新势力”，非常引人瞩目。他们有绝对地道的中国面孔、不带一丝口音的英语标准发音，同时也会说半咸不淡的洋泾兵普通话，他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赛场，奔波在京城的大街小巷。
　　翁家辉就是其中一名，作为非注册记者，他在北京的主要任务是作为助理协助《洛杉矶时报》的同事们报道奥运赛事，负责外事联络。作为出生在洛杉矶的第二代华人，他是个典型的“ABC”( 美国出生的华人，American-born-Chinese)，他的父母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赴美的香港人。因此，翁家辉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粤语，正是因为语言优势，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的他，能利用暑期来一个奥运之旅。
　　“香港是我的家乡，我每隔两年都回去的，但这次能在北京参与奥运赛事，我真是很幸运，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很羡慕我。”他兴高采烈地说。
　　而 Grace Liang是一位80后“BBC”(英国出生的华人，British-born-Chinese)，和其他非注册记者一样，她可以享受到北京国际新闻中心（BIMC）为非注册记者提供的便利服务：旅行背包、T恤、遮阳帽、雨伞、移动U盘、笔记本、笔，甚至还有一瓶风油精。中心还设有中西餐厅和清真餐厅，只要花费7、8元人民币即可吃到一份丰盛的自助餐。
　　Grace在工作之余，她只要有时间就会参加该中心为中外记者准备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免费观摩京剧、电影，参观展览活动等，她兴奋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看到了刺绣、剪纸、风筝制作等现场表演，太神奇了，中国的文化真是令人惊叹！”
　　
　　“见习记者”：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
　　记者在和国外同行交流中，发现他们最常使用的就是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北京地图，例如鸟巢、央视新大楼、水立方等北京最新的标志性建筑都用五颜六色的彩笔圈了起来。几位摄影记者七嘴八舌告诉记者：“我们7月份就到这里来了，这得感谢北京奥运会！”“我知道你们把我们叫老外。”“我知道CCTV新大楼绰号叫‘大裤衩’，这是什么意思？”
　　游走在京城的记者们有许多是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来北京，甚至他们有很多并不是职业记者，只是利用假期来体验一下记者的生活。
　　来自美国的华莱士是关系学在读博士，他在来中国之前专门在印度呆了一个多月。他告诉记者，此行最大目的就是想看看这两个亚洲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你知道西方无法忽视这两个最古老大国的崛起。印度的科技进步令我感叹，但北京和上海的现代更令我惊奇，我想我的毕业论文选题肯定会和北京奥运相关！”
　　澳大利亚的Eve告诉记者，她的报道不局限于奥运场内，她会客观描述北京街头，用自己的双眼观察普通人生活。
　　来自英国的Joe则把自己的镜头对准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开幕式的志愿者、西单街头身上佩带各种奥运元素的“时尚潮人”……
　　他告诉记者：中国的青年志愿者们最令他喜爱，他们努力讲着英文，身着的T恤也都在彰显着自己的个性，让人感受到这个国家年轻人健康快乐的蓬勃朝气。
　　也许正如You tube网站一位外国网友对奥运开幕式的观感：“在北京奥运会中，菲尔普斯创造纪录是个大新闻，金牌榜争夺战也是个大新闻。但是对西方来说，这个故事最大的新闻点，是中国本身。”
　　
　　韩国KBS电视台主持人孙瑶：讲述一个“多彩的中国”
　　张伟
　　
　　“我的韩国同事来到北京后，看见蓝色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宣传海报时，感到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不用红色”。在许多韩国人看来，中国就是红色，中国人就是特别喜爱红色，没有别的颜色。”韩国KBS电视台北京2008奥运会报道主持人、中国姑娘孙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就想告诉他们一个多彩中国。”
　　
　　韩国人眼中的“中国专家”
　　2002年就到韩国留学的中国籍女孩孙瑶，今年3月份刚从韩国庆熙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2006年因参加韩国KBS电视台的娱乐脱口秀节目《美女们的唠叨》而走红。因为在节目中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以及出版介绍中韩文化差异的书籍《这就是中国》，27岁的孙瑶在许多韩国人眼中是一个“中国代表”、“中国专家”。因此，8月5日，“中国专家”孙瑶作为韩国KBS电视台北京奥运会报道主持人之一来到北京。
　　8月8日晚上，孙瑶穿着红色的旗袍，和别的韩国主持人一起解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的工作就是根据开幕式的内容，向韩国人介绍‘张艺谋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等。京剧表演时，告诉他们‘这个是孙悟空，那个是《三国志》里的人物’等。”
　　
　　由于在西方媒体工作，谢晔得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围绕着奥运会，中国所有的一切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在奥运会开幕前，西方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的污染、西藏问题、火炬传递风波等方面的报道。“不少报道都有失偏颇”，在海内外华人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感。
　　不过，谢晔也提到，中国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地方做得并不完善，比如环境问题。“当看到国外运动员带着口罩走出北京机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的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西方记者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对于中国的认识停留在若干年以前，很多想法成了想当然的，偏见成了惯性。”谢晔介绍说，西方媒体有自己的受众，有自己的立场，他们对于新闻的判断和取舍有各自的标准。比如默多克的FOX是“保守主义”、“黄色新闻”的代表；著名的纽约时报代表着“自由主义”；华尔街日报的政治评论版更是出了名的“保守”。所谓的客观、公正，也只是相对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媒体的偏见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来自中国的可靠的消息渠道。”谢晔说，西方媒体的专家群大多来自西方的院校、研究机构和政治团体，往往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而中国也缺乏一套成熟、完善的公关体系，在如何和外界沟通、如何包装自己、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处理负面新闻、如何让媒体为我所用等方面，还有很多提高的空间。此外，除了政府部门，中国在国际上“鲜有自己的声音”，国内媒体也无没有在国际上形成值得信赖的权威。
　　“当听到NBC的解说员对‘无与伦比’的开幕式不断发出惊叹，当看到西方的网友们留言说‘从没有任何一次盛会如此的壮观，我同情2012年的伦敦，不知道他们怎么赶超’，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谢晔对《中国经济周刊》说，通过Brokaw们，整个世界见证了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应当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西方媒体都来看看，了解中国、报道中国。“事实上几个月前的汶川大地震，中国政府的开放和透明，国内媒体的勇气和成熟赢得了国际上的一致赞赏。这正证明了我们的政府，我们媒体人有能力在国际舆论上为自己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是一个民族自信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