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是荧幕里充满荷尔蒙气息的男人，在演员的道路上品味着酸甜苦辣不同滋味；是生活里家庭的支柱，也对家人有着强大的依赖，努力守护着幸福，铁汉柔情是对他最好的注解。
从高密到北上广
对朱亚文的采访是在电话里进行的。已经快要晚上10点，他刚刚结束工作，声音隔着设备，比以往听到的多出一层粗糙的毛茬儿。今年年底，他的新电视剧《合伙人》将要播映，那是三个80后男子在电子商务时代创业的故事。不比以往角色大多富有攻击性和拓展欲，《合伙人》里的古冬青会是个安全和稳定的男人。从朱传武到余占鳌再到赵小亮，这几年朱亚文在积极调用着自己的不同面：犀利的、狡猾的、可爱的、阴鸷的……对于打法多变的原因，他叙述得很坦白：“啊，我确实希望能够在现代剧市场站稳脚跟。说实话，这几年影视剧市场的变化很大，如果你一直只在自己擅长，或是大家以为你擅长的事情里，或许是要走下坡路的。进行全方位的尝试，你输，就当你从来没做过，一旦你赢了，可能赢得的是一个全新的空间。”朱亚文喜欢用语气词“啊”来开始一段谈话，但每回答完一个问题，他又常常利落地一言不发，沉默地等着对面的人消化。
要进入新躯壳舒展拳脚，必定要允许自己被角色刻下真实的痕迹。朱亚文说：“比如余占鳌，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身体负担。我从原来的140斤增重到160多斤，后来又得把身上这一层笨拙的气息去掉，一个角色会给予你一段时间非常大的精神习惯和肉体习惯，所以他来得不易，走得也难。”在余占鳌之后，人们尤其喜欢使用“行走的荷尔蒙”来形容他，于是问他是喜欢在讨论起某一种类型的角色时被第一个想起，还是观众每次都会说“他竟然能演得出这样的人”？“可能是后者吧”，朱亚文说，“怎么说呢，我会特别害怕别人看我的眼神是你不过如此，或许大家对你创作同类型的角色有信心有认知，但是这种信心和认知出于的是一种商业的保护，而不是一种对于创作的期待。当我落入这种境地的时候，我就会非常不甘。”他并不害怕暴露在这个层面的争强好胜，因为“以别人为目标，最后较劲的都是跟自己”。
收敛掉高密大地上最原始喧闹的生命躁动，他成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的赵小亮。朱亚文很偏爱这个在钢铁丛林中摸爬滚打的男人，“赵小亮其实是把我这么些年对于在都市生存当中的那种野性释放出来了。他在挑战一些不可告知的经济密谋，他有一种都市的反抗精神。他身上有我们刚来到北京，刚进入行业那种非常挣扎的感觉。”合作过的演员胡静曾评价朱亚文“处理感情戏有分寸，同时爆发力非常强”。聊到是否已经可以做到张弛有度，朱亚文连着说了一大串“没有没有没有……”。“演员一辈子都在控制，我不认为演员有什么是可以拿出来夸耀的，因为所有一切都是角色赋予的。”在角色面前，朱亚文把自己放得很轻很低，唯一自认为稍微值得被肯定的，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每一次都和角色进行严肃的对话”。朱亚文说：“面对角色，对照自己和他的差异和不足，在创作的痛苦中提取快乐，在快乐的时候提醒自己应当严谨，但不要有过多的预设去强势把控，因为还要迎接现场时刻出现的新鲜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是应接不暇了，哪里还有那么多的空間和时间去设计自己的结果？”演员没有一劳永逸，或许全心投入的创作，本就是不大可能以结果论优先的。
演员的滋味
在《红高粱》里，朱亚文一直记得一个片段：余占鳌在高粱地里滋生了情欲，九儿情急之下踢了他一脚，余占鳌大喇喇地吼，不干拉倒！“当时九儿看了余占鳌一眼，可能这一眼，在九儿的视线中，这个男人比她面前的命运要好一些，这一眼对这个男人而言，看到的又是一种默许……”这一眼，是朱亚文和周迅聊出来的。在朱亚文看来，《红高粱》在电视剧里只有一个真正的一号，“她驾驭了余占鳌这样一个男人，驾驭了那个时代最强的生命，我希望展现出余占鳌这个角色对九儿的一种承载感。”尽管一闪而过，朱亚文也并未松掉对于培养观众的渴望。“我更希望能有一些戏带给观众的是一些共鸣，或者是一点点的思考，哪怕只有一点点能够给予对方力量，或者是希望，或者是爱的提示。这样，我会觉得更有滋味儿一点。”朱亚文叙事的方式像一部译制片，也很像那个常以“我同××讲”为句子开头的黄金时代。他曾在电影《黄金时代》中演过文人端木蕻良，探索到了剧本没有触及的一个细节。“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结婚的那场戏，他和萧红在情感上处于被动，再加上来的没有至亲，只不过是一些武汉地区的朋友和远亲，这段婚姻是不被祝福和肯定的，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下，他选择了接受萧红，但是萧红当着所有人的面，袒露她是因为和萧军的恋情失败之后才选择了他。我觉得对于一个再软弱的男人，这也已经到了一个自尊的底线了……”一个瞬间，无路可退，于是我们看到朱亚文饰演的端木突然背过身去，掩面而泣。“其实在那一刻，当我转身过去，许鞍华导演也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我说，许导演，我并不是在刻意地强调着什么，但我觉得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地缝。”他更在意的，是这种人性不人性、文字不文字的一种演员站在中间的解读。”
朱亚文太专注于角色和表演海面下的隐藏冰山，于是问他：“你会怀念一个不商业化的时代吗？”他长长地舒气道：“啊……说实话，我是怀念的。”他说：“我出道算早，那个时候跟很多非常优秀的老演员在现场一起工作、一起讨论的时光，总感觉那个画面像夕阳西下，暖暖的，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朱亚文觉得，现在的自己有一点被裹挟进标准化的加工车间了。原先的一些艺术积累被透支着，所以他努力让自己去放慢脚步。在人与人的相处中，“能多提炼一些，而不是去复刻别人的一些包袱和梗，再博大家习惯地一笑。”演员这个职业，让朱亚文永远觉得自己是“废柴”。职业化的角色，可以从拍摄手段和技术上去补足，但是精神世界的接近往往最为困难。“反正这个过程中总是会痛骂自己很多回”，因此他不允许自己远离能汲取养料的泉水。要看的下一本书，是他行李箱里放着的著名编剧宋方金的新作《清明上河图》。之于电影，他拥有金牛座的固执毛病，“在别人都说某一部电影好的阶段，我会把这个电影放很久，在他们看的时候呢，我总会去找一些特别‘隔路子’的电影。”他最近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圣丹斯电影节的获奖作品《无处为家》，不避讳对行业的讨论，他说，这里面的女演员是中国女演员中的稀缺品种。 有处为家
几乎每位记者都会问及朱亚文成为演员的原因。他迅速完成了标准作答，但随后提起因成长从业离开的苏北家乡，朱亚文安静了一会儿。在大约10分钟前的访问里，他说自己是个对周遭非常敏感的人，但是善于克制和记录。这个时候，他或许就克制了一些关于家乡的情绪，并把它们储藏进了仓库。经过思考后的描述，犹如一篇小说的开头：
“印象里我们那个城市冬天特别冷，甚至比北方还要冷，那种冷是让我没有任何留恋的，因此我特别希望能给家里人带来温暖，哪怕给家里多买一台空调，买一辆小车，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们摆脱那份寒冷。”
“苏北人嘛，民风彪悍，言語间的调侃也是很粗糙和直接的，所以我来拿捏这种北方人的粗喇喇的感觉也是比较简单。那种冬天的记忆对于我的性格，本身有非常好的锻造。我的父亲原本是军人，我是在一个很苛刻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我的性格也是锻造式的。”
苛刻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大多一方面会变得极为聪慧得体、合乎时宜，—方面又渴望毫无保留地有机会去寄托情感。朱亚文说，自己的内心是很脆弱的，“我对于太太和女儿有非常大的依赖，因为我觉得我太需要这个了，我太需要为了一些守护的东西去努力和奋斗了。”朱亚文的女儿哈哈刚满两岁。在非常想下车玩耍时，她甚至已经会运用自己的小九九说：“爸爸，你要不要下去，哈哈陪！”“那一刻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定在车里了。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在家里是一种什么状态！最初成为父亲的时候，我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喜悦。你根本没有想好，回到家里我也在依照我自己的性情陪她玩耍，对于女儿生活细节的料理，我远不及我的太太，对于女儿微妙的情绪变化，我也捕捉得没有太太准确，所以我一直在跟我的女儿一起成长。”聊起家常，朱亚文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记忆库。“有时我和女儿玩的时候，当我的太太在说话时，感觉是我和我妹妹在一起看我妈。那一幕好像中国电视剧里还没有过，我特别希望能把这一幕传递给观众，因为这个太真实了。”家庭的和睦和亲近，是朱亚文以近乎患得患失的心态经营的结果。“当别人在计划分配你的时间的时候，总觉得你绰绰有余，但其实我特别害怕自己一时的自以为是，让我错过一些瞬间。”他已经绝不会去挥霍什么了。每周朱亚文都会和太太沈佳妮单独出去一天。“我既是她的爱人，又是孩子的父亲，但是我不能因为有了孩子让我们之间爱人的关系变得刻板和严肃，我们也都需要彼此柔软下来，给对方充电。”
访问最后的问题是，能描述一下你理想的未来生活场景吗？
“啊……”，他再次长长舒气，“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无论碰到怎样的痛苦，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诚实地、亲切地、勇敢地和我交流，我现在能处理好和父母的关系，和爱人的关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我能不能处理好和我孩子的关系。但是我很爱她，我生怕这种爱成为一种伤害。因此，这就是我对未来的向往吧。”一切静止，他穿过人群开始追寻自己。天台、空旷的厂房充斥着他的身影。关注我们VOGUE MINI APP，VOGUEfilm微信公众号，跟随朱亚文一起在时装隧道中行走。
从高密到北上广
对朱亚文的采访是在电话里进行的。已经快要晚上10点，他刚刚结束工作，声音隔着设备，比以往听到的多出一层粗糙的毛茬儿。今年年底，他的新电视剧《合伙人》将要播映，那是三个80后男子在电子商务时代创业的故事。不比以往角色大多富有攻击性和拓展欲，《合伙人》里的古冬青会是个安全和稳定的男人。从朱传武到余占鳌再到赵小亮，这几年朱亚文在积极调用着自己的不同面：犀利的、狡猾的、可爱的、阴鸷的……对于打法多变的原因，他叙述得很坦白：“啊，我确实希望能够在现代剧市场站稳脚跟。说实话，这几年影视剧市场的变化很大，如果你一直只在自己擅长，或是大家以为你擅长的事情里，或许是要走下坡路的。进行全方位的尝试，你输，就当你从来没做过，一旦你赢了，可能赢得的是一个全新的空间。”朱亚文喜欢用语气词“啊”来开始一段谈话，但每回答完一个问题，他又常常利落地一言不发，沉默地等着对面的人消化。
要进入新躯壳舒展拳脚，必定要允许自己被角色刻下真实的痕迹。朱亚文说：“比如余占鳌，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身体负担。我从原来的140斤增重到160多斤，后来又得把身上这一层笨拙的气息去掉，一个角色会给予你一段时间非常大的精神习惯和肉体习惯，所以他来得不易，走得也难。”在余占鳌之后，人们尤其喜欢使用“行走的荷尔蒙”来形容他，于是问他是喜欢在讨论起某一种类型的角色时被第一个想起，还是观众每次都会说“他竟然能演得出这样的人”？“可能是后者吧”，朱亚文说，“怎么说呢，我会特别害怕别人看我的眼神是你不过如此，或许大家对你创作同类型的角色有信心有认知，但是这种信心和认知出于的是一种商业的保护，而不是一种对于创作的期待。当我落入这种境地的时候，我就会非常不甘。”他并不害怕暴露在这个层面的争强好胜，因为“以别人为目标，最后较劲的都是跟自己”。
收敛掉高密大地上最原始喧闹的生命躁动，他成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的赵小亮。朱亚文很偏爱这个在钢铁丛林中摸爬滚打的男人，“赵小亮其实是把我这么些年对于在都市生存当中的那种野性释放出来了。他在挑战一些不可告知的经济密谋，他有一种都市的反抗精神。他身上有我们刚来到北京，刚进入行业那种非常挣扎的感觉。”合作过的演员胡静曾评价朱亚文“处理感情戏有分寸，同时爆发力非常强”。聊到是否已经可以做到张弛有度，朱亚文连着说了一大串“没有没有没有……”。“演员一辈子都在控制，我不认为演员有什么是可以拿出来夸耀的，因为所有一切都是角色赋予的。”在角色面前，朱亚文把自己放得很轻很低，唯一自认为稍微值得被肯定的，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每一次都和角色进行严肃的对话”。朱亚文说：“面对角色，对照自己和他的差异和不足，在创作的痛苦中提取快乐，在快乐的时候提醒自己应当严谨，但不要有过多的预设去强势把控，因为还要迎接现场时刻出现的新鲜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是应接不暇了，哪里还有那么多的空間和时间去设计自己的结果？”演员没有一劳永逸，或许全心投入的创作，本就是不大可能以结果论优先的。
演员的滋味
在《红高粱》里，朱亚文一直记得一个片段：余占鳌在高粱地里滋生了情欲，九儿情急之下踢了他一脚，余占鳌大喇喇地吼，不干拉倒！“当时九儿看了余占鳌一眼，可能这一眼，在九儿的视线中，这个男人比她面前的命运要好一些，这一眼对这个男人而言，看到的又是一种默许……”这一眼，是朱亚文和周迅聊出来的。在朱亚文看来，《红高粱》在电视剧里只有一个真正的一号，“她驾驭了余占鳌这样一个男人，驾驭了那个时代最强的生命，我希望展现出余占鳌这个角色对九儿的一种承载感。”尽管一闪而过，朱亚文也并未松掉对于培养观众的渴望。“我更希望能有一些戏带给观众的是一些共鸣，或者是一点点的思考，哪怕只有一点点能够给予对方力量，或者是希望，或者是爱的提示。这样，我会觉得更有滋味儿一点。”朱亚文叙事的方式像一部译制片，也很像那个常以“我同××讲”为句子开头的黄金时代。他曾在电影《黄金时代》中演过文人端木蕻良，探索到了剧本没有触及的一个细节。“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结婚的那场戏，他和萧红在情感上处于被动，再加上来的没有至亲，只不过是一些武汉地区的朋友和远亲，这段婚姻是不被祝福和肯定的，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下，他选择了接受萧红，但是萧红当着所有人的面，袒露她是因为和萧军的恋情失败之后才选择了他。我觉得对于一个再软弱的男人，这也已经到了一个自尊的底线了……”一个瞬间，无路可退，于是我们看到朱亚文饰演的端木突然背过身去，掩面而泣。“其实在那一刻，当我转身过去，许鞍华导演也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我说，许导演，我并不是在刻意地强调着什么，但我觉得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地缝。”他更在意的，是这种人性不人性、文字不文字的一种演员站在中间的解读。”
朱亚文太专注于角色和表演海面下的隐藏冰山，于是问他：“你会怀念一个不商业化的时代吗？”他长长地舒气道：“啊……说实话，我是怀念的。”他说：“我出道算早，那个时候跟很多非常优秀的老演员在现场一起工作、一起讨论的时光，总感觉那个画面像夕阳西下，暖暖的，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朱亚文觉得，现在的自己有一点被裹挟进标准化的加工车间了。原先的一些艺术积累被透支着，所以他努力让自己去放慢脚步。在人与人的相处中，“能多提炼一些，而不是去复刻别人的一些包袱和梗，再博大家习惯地一笑。”演员这个职业，让朱亚文永远觉得自己是“废柴”。职业化的角色，可以从拍摄手段和技术上去补足，但是精神世界的接近往往最为困难。“反正这个过程中总是会痛骂自己很多回”，因此他不允许自己远离能汲取养料的泉水。要看的下一本书，是他行李箱里放着的著名编剧宋方金的新作《清明上河图》。之于电影，他拥有金牛座的固执毛病，“在别人都说某一部电影好的阶段，我会把这个电影放很久，在他们看的时候呢，我总会去找一些特别‘隔路子’的电影。”他最近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圣丹斯电影节的获奖作品《无处为家》，不避讳对行业的讨论，他说，这里面的女演员是中国女演员中的稀缺品种。 有处为家
几乎每位记者都会问及朱亚文成为演员的原因。他迅速完成了标准作答，但随后提起因成长从业离开的苏北家乡，朱亚文安静了一会儿。在大约10分钟前的访问里，他说自己是个对周遭非常敏感的人，但是善于克制和记录。这个时候，他或许就克制了一些关于家乡的情绪，并把它们储藏进了仓库。经过思考后的描述，犹如一篇小说的开头：
“印象里我们那个城市冬天特别冷，甚至比北方还要冷，那种冷是让我没有任何留恋的，因此我特别希望能给家里人带来温暖，哪怕给家里多买一台空调，买一辆小车，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们摆脱那份寒冷。”
“苏北人嘛，民风彪悍，言語间的调侃也是很粗糙和直接的，所以我来拿捏这种北方人的粗喇喇的感觉也是比较简单。那种冬天的记忆对于我的性格，本身有非常好的锻造。我的父亲原本是军人，我是在一个很苛刻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我的性格也是锻造式的。”
苛刻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大多一方面会变得极为聪慧得体、合乎时宜，—方面又渴望毫无保留地有机会去寄托情感。朱亚文说，自己的内心是很脆弱的，“我对于太太和女儿有非常大的依赖，因为我觉得我太需要这个了，我太需要为了一些守护的东西去努力和奋斗了。”朱亚文的女儿哈哈刚满两岁。在非常想下车玩耍时，她甚至已经会运用自己的小九九说：“爸爸，你要不要下去，哈哈陪！”“那一刻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定在车里了。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在家里是一种什么状态！最初成为父亲的时候，我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喜悦。你根本没有想好，回到家里我也在依照我自己的性情陪她玩耍，对于女儿生活细节的料理，我远不及我的太太，对于女儿微妙的情绪变化，我也捕捉得没有太太准确，所以我一直在跟我的女儿一起成长。”聊起家常，朱亚文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记忆库。“有时我和女儿玩的时候，当我的太太在说话时，感觉是我和我妹妹在一起看我妈。那一幕好像中国电视剧里还没有过，我特别希望能把这一幕传递给观众，因为这个太真实了。”家庭的和睦和亲近，是朱亚文以近乎患得患失的心态经营的结果。“当别人在计划分配你的时间的时候，总觉得你绰绰有余，但其实我特别害怕自己一时的自以为是，让我错过一些瞬间。”他已经绝不会去挥霍什么了。每周朱亚文都会和太太沈佳妮单独出去一天。“我既是她的爱人，又是孩子的父亲，但是我不能因为有了孩子让我们之间爱人的关系变得刻板和严肃，我们也都需要彼此柔软下来，给对方充电。”
访问最后的问题是，能描述一下你理想的未来生活场景吗？
“啊……”，他再次长长舒气，“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无论碰到怎样的痛苦，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诚实地、亲切地、勇敢地和我交流，我现在能处理好和父母的关系，和爱人的关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我能不能处理好和我孩子的关系。但是我很爱她，我生怕这种爱成为一种伤害。因此，这就是我对未来的向往吧。”一切静止，他穿过人群开始追寻自己。天台、空旷的厂房充斥着他的身影。关注我们VOGUE MINI APP，VOGUEfilm微信公众号，跟随朱亚文一起在时装隧道中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