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餐后，我和往常一样坐在餐桌旁翻阅当天的《柏林晨报》，一则小型葡萄酒公司的招聘启示吸引了我的视线，只见上写：“本公司诚聘一名性格开朗的助理人员，懂德文的外籍女性优先，小时计酬。”我很好奇，心想：既然聘助手，要求勤奋工作尚在情理之中，不知和性格、国籍有什么关系？一看公司地址，竟离我的住所不远，好奇心驱使我决定前去一试。经过一番电话联络、预约，我按报纸上所提供的地址，终于在一条幽深的小巷里找到了这家葡萄酒公司。
　　所谓的葡萄酒公司，确切些说应是一座私人别墅。设计考究的三层建筑被葱郁的树木环绕着，前面是一片嫩绿平整的草坪，后边是车库和花园，给人一种优雅、静谧的感觉。别墅的主人－五十开外的维勒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领我参观了这家私人小公司。第一层是维勒夫妇的办公室和客厅，第二层是他们的卧室和书房，第三层是他们两个正读大学的儿子的卧室，宽敞的地下室则是专门储藏葡萄酒的地方，这里搜集了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样品。
　　维勒先生个子高高的，健硕的身材和轻捷的步态看起来与他的实际年龄极不相称，尤其是在与你谈话时，即使很平常的话题他也要夸张地哈哈大笑上一阵，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留给我的开朗、随和的良好印象。他对我说：“你的工作并不难，主要是帮我接接电话、发发传真、处理一下日常信件，需要回复的交给夫人，并把她写好的信及时寄出，愿意干吗？”当时，我认为这真是一个深入了解德国人工作、生活的好机会，于是我当即表示一定尽力而为。维勒太太强调说：“他在家时，我们都要听他的，他不在家，你必须听我的，不要自作主张！”见维勒太太那付煞有介事的样子，心里不禁觉得好笑，可还是痛快地应承了下来。只是没想到，我这一句看似单纯的允诺，在和她以后的交往中，竟把自己置于一个哭笑不得的境地。
　　维勒先生在家时，一切都简单多了，我只需做他所交付的工作，而维勒太太则是有条不紊地做着家务，无外乎洗衣、煮饭、浇花园，我实在想不出日后有什么好听她的。有时，维勒太太闲下来就坐在客厅里边啜着咖啡边与我天南海北地闲聊，我当然也乐于利用这个
　　机会锻炼自己的德文会话能力，往往话匣子一打开，就没了时间概念，好在维勒先生对此并不介意，有时我会主动去问他：“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做吗？”他总是诙谐地冲我眼睛说：“你忙你的好了，有事我叫你。”有时还慈爱地拍拍我的肩，似乎我在从事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这时，我就想，他可真是一个难得的好老板，与这样的老板共事，没有丝毫的心理压力。
　　遗憾的是，维勒先生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他需要经常不断地飞往世界各地。他一离开，维勒太太可真是过足了当老板的瘾。和维勒先生所不同的是，无论事大事小，她都要亲力亲为。只见她一改往日的悠闲典雅，一个人忙上跑下，气喘吁吁地照顾四部电话机、两部传真机，还常常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地坐在打字机旁叮叮当当地一阵乱敲。有时，我想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便立即招来严肃的警告：“黄，你答应过我，维勒不在家时一切听我的，我没让你做，你最好不要做，你没看见我自己完全能应付吗？”“可我拿了你们的工资，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如果不需要，我回家歇着好了！”我极真诚地提议，心想她一定会同意的，由于我拿的是小时工资，这样既放了我的假又省了她的钱，何乐而不为？没想到却被她一口回绝：“这不行，你还有事做，你去帮我把没时间干的家务做了吧！”这也没什么难的，反正闲着还于心不安，况且她平时怎么做的我也见过，不过是先擦玻璃、再吸尘、最后浇花。我应了一声便去忙我的了。不一会儿，她跑来吩咐我：“不要擦地，要擦玻璃，先擦里面，再擦外面，先用报纸擦浮灰，再用软皮布蘸清洁济！”“我早就擦完玻璃了！”我不无得意地回答。她一听，竟炸了庙，冲我大叫大嚷：“怎么搞的，你不是答应过我一切听我的吗？我还没让你擦你怎么就都擦完了？记住，一定要听我的，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又踢踢蹋蹋地一路小跑着接电话去了。我只好耐着性子啜着咖啡，等她回来再派任务，虽然我明知道她会让我去吸地、去浇花，可为了那一句承诺，我只有傻坐着瞎耽误工夫。她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着，本来一、两个小时就能干完的活，让我足足捱了一下午，直到她的小儿子搂着女朋友回来喊肚子饿，她才放我“下班”。
　　德国的旅游旺季，也是生意的淡季，循规蹈矩的德国人每到此时，都喜欢跑出去度假，暂把赚钱的营生搁置在一边。此时维勒太太的办公室里，电话、传真也都象被催眠了一样，维勒太太又有时间不紧不慢地做她的家务了。我以为此时她也该放我的假了，可是没有，她反而比平时更频繁地打电话催我去“上班”。我去了，又没事可做，就陪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家长里短，聊她的丈夫如何只顾赚钱不顾她的心情，聊她是多么想有个女儿，结果却生了两个不听话的儿子，有时几天不照面，电话都不打一个，回来就关在房里听音乐，根本不关心她这个当母亲的，还聊她的老母亲，已经九十一岁了，生活在敬老院里，身体的零部件都坏了，尚能呼吸，一清醒就喊她的名字。有一天，她又突发奇想，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黄，我听你说德文带有英语口音，以后我们用英文交谈好不好？”我不解地问她：“您是否认为我说的德文不地道，才想与我用英文交谈？”她忙摇头笑道：“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你不知道，我年青时能说一口多么流畅的英文，很长时间没机会再说了，真想与你重温一下过去。”
　　以后的“工作”，绝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闲谈。随着谈话的深入，她的兴致越来越高，并不断地变换花样烤蛋糕给我吃，她烤的蛋糕味道真是不错，有时还心血来潮开车带我出去吃饭、去敬老院探望她的母亲、去郊游。就这么聊着、吃着、玩着，还挣着人家的钱，令我心里很不安，我在 犹 豫着是否要辞去这份莫名其妙的“工作”。
　　维勒先生终于回来了。一天，他趁维勒太太又去看母亲时，送我两瓶名贵葡萄酒，并真诚地说：“黄，多谢你这段时间来陪我太太，我不想再瞒你，实际上我请你来，当我的助手是次要的，主要是不让她有孤独感，她是个轻微孤独恐惧症患者，可她自己并不知道，不过你别害怕，这种病纯属心理上的，不会伤害别人，这是德国老人中最常见的心理疾病，好在她并不严重，医生说象她这个年龄，如果保持舒畅的心情，很快就能恢复。看得出，这段日子她过得很开心，多亏了你呀！”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没想到心无城府的我多日来竟不经意地扮演着心理医生的角色。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香车美宅并不能代替心与心之间真诚与平等的交流。
　　至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到维勒太太催我“上班”的电话了，我想我很可能是“失业”了，不过我并不遗憾，因为我衷心祝愿她早日康复，与体恤着她的丈夫一起，携手共享温馨的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