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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我国GDP的增速令世人瞩目。到2012年，连续多年保持8%以上的增速后，GDP规模达到47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但是，从增长效果看，则似乎并没有同步跟上。比较当年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十年时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在规模上突飞猛进，还同时带来人均收入的同步提高。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乃至公民意识和权益保障的发展也同步全面推进。这种发展最终带给这些国家的是社会乃至公民面貌焕然一新。反观我国，发展的成果则并没有同步体现在社会和公民面貌改变上。这种情况的出现，从GDP的真实性角度看，一方面，GDP包含的财富并非完全真实，主要来自统计原因。比如，2012年，我国31个省级单位统计的GDP总和是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高出5.76万亿，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省的GDP规模。另一方面，陈旧的发展方式，为换取目前的GDP支付了高昂的成本，最突出的就是资源使用效率低，环境损害大。这意味着，每年创造的GDP存在相当不真实的成分，而且，即使这种有水分的GDP的增长也面临逐步衰竭的局面。在分配机制存在各种漏洞的情况下，各项社会事业及民生发展的滞后化更一步加重了。
GDP反映的是国民一个时期新创造的财富。但是现实并非总是如此，GDP反映的一部分财富也许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践及研究表明，普遍原因在于与现行统计的缺陷有关，但是从我国情况看，其特殊原因在于与经济活动的陈旧方式有关。鉴于此，就我国现行统计的缺陷和经济活动的陈旧方式两方面问题分别进行探讨，以期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拉动GDP的另“三驾马车”
按照GDP支出法的核算方法，GDP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架马车”决定。那么，在GDP增长中，真实创富的增长是如何形成的呢？为此，我们用GDP的另一种算法来探讨这个问题。由于人均GDP的水平既能反映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准，也能反映该国生产GDP的水准。所以人均GDP比GDP总量更有实际意义。提高人均GDP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提升GDP真实财富含量的过程。这既有理论上的依据，也有现实中的参照。按照人均GDP计算公式：GDP/人口（人均GDPI=GDP/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劳动人口×劳动人口/人口。所以，GDP（人均）的增长由另外“三驾马车”决定，分别是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GDP（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闲暇度）、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老龄程度）。这“三驾马车”的作用，可以在各国发展比较中看得很清楚。2008年，发达国家中，欧盟国家人均CDP约是美国的70～85%，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美国。但是，也有几个欧盟国家，如法国、荷兰、挪威等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但是他们的人均GDP仍然低于美国，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更短，或休闲度更高。比如，在英、德、法、美四国，劳动者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分别是4.52、4.02、3.71、4.96小时。可见，美国劳动者工作时间最长，法国劳动者工作时间最短。由上可见，美国GDP水平高，主要得益于劳动生产率高，其次在于劳动者工作时间较长。在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劳动力占人口比重对GDP的影响并不明显。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看，最穷国家与最富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巨大。2007年，前者只是后者的1/10。按照上述人均CDP公式，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劳动人口比重较高，这对提高这些国家的GDP水平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太低，集中表现为产出投入比非常低。过低的劳动生产率完全抵消了前面两个有利因素的作用，导致整个GDP水平很低。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三驾马车”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最主要的力量，其爆发力强、效果显著。劳动人口比重的作用也很重要，但其效果有一个缓释过程。提高劳动强度基本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选择。人口结构、劳动强度因素的作用相对次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者的变化比较缓慢，难以短期内对提升CDP产生效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则可以在一系列因素推动下，很快变为现实。所以，提高一国人均的GDP水平，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更长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前途的，唯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有效之道。
二、劳动生产率效应的理论解释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分析了1870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生活标准不断提高，逐步演变为全球第一强国的过程。经济学家Solowf（1955）和Swan（1956）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Y=A？（K，L）。试图以此从理论上解释这种演变。为了揭示增长的实质和机制，该模型用人均GDP（y）的增长表示经济增长，认为推动其增长的要素有三个：资本（K）、劳动力（L）、新技术（A）。但是在推动增长的过程中，这三个要素的实际效果并不相同。比如当技术水平（A）停滞时，只增加资本（K）或劳动力（L）投入，增长（y）的边际幅度将逐步缩小，增速趋近于零。也就是说，短期看，依靠投资或劳动投入对拉动经济增长有效果，但是长期看，这种投入并不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模型的解释是，由于投资或劳动带动的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导致推动增长的劳动者资本存量（K）在达到某均衡点后逐步下降；劳动者资本存量的下降，进一步导致增长放缓。这种情况循环往复最终使经济增长陷于停滞。可见，增长衰竭的根源在于这些投入无法保证获得持续稳定的回报。实际上，这种理论解释所抽象的经济活动在现今社会随处可见。比如，随着资源、环境、社会、市场条件的恶化或变迁，现今许多企业家都明显感到赚钱的成本在不断上涨，或者相同的投资很难获得以前的收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又是靠什么支撑的呢？该模型的解释是，推动增长的要素，除了投资（K）和劳动（L）外，还有新技术（A）。与其他两个要素不同，新技术（A）不存在边际效益递减问题。也就是随着新技术的增加，增长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但是新技术是如何增长的，限于经济学家当时认识的局限性，模型并没有给予说明，将新技术（A）增长设为外生变量。所以这个模型又被称之为外生增长模型。回顾百年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重大技术革命、技术创新始终伴随其中，从早期的蒸汽机、电灯、电报，到现代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等，都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实践表明，科技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那么，如何将GDP增长转到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呢？外生增长模型看到了新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即提升人均GDP）的意义，但是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外在推动力。“二战”后，全球涌现的许多国家持续增长的案例，开拓了经济学家的视野，使他们从中看到了大量创新和新技术发展的实例，进而提出了一些将新技术发展根植于经济体系中的内生模型。这些模型揭示了新技术发展的内在机理，也揭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和过程。
内生模型揭示的增长逻辑是：与外生模型不同，内生模型认为，资本的边际产出不一定会缩小，可以持续保持稳定。在储蓄率、折旧率稳定时，资本等要素的积累就可以继续下去，经济增长也随之得以持续。至于这种资本等要素的积累如何实现，积累动力来自哪里，不同的模型则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方向都是创新。比如，罗默（1986）的知识外部化模型、卢卡斯（1988）等的人力资本模型、高斯曼（1990）等的研发与创造-毁灭模型等。归纳这些模型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到一些共同要点。
首先，他们都认为微观创新活动的活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发动机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哪里呢？罗默的知识外部化模型认为，驱动力来自资本存量中新技术含量达到足够高的水平。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认为，驱动力来自当前劳动者的技能水准和人力资本增加的持续性。高斯曼的研发与创造-毁灭模型认为，驱动力来自社会的新技术水平和研发人员的比重。上述这些模型指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推手”，也论证了实现增长的途径、机制。虽然他们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创新活动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核心位置。
其次，他们都认为在现实竞争环境中，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力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可能为创新企业带来优势和利益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也可能在给其他企业或消费者带来利益的同时，损害原创企业的利益，在整体上抑制创新活动，降低经济增长。归纳起来，一种是“溢出”因素。这个因素反映创新给企业自身带来市场优势和利润的同时，客观上也有利他效应。比如，创新思想和技术的外溢、扩散，也给外部企业带来分“一杯羹”的机会。另一种是“专有”因素。这个因素意味着创新导致的新产品性能及成本的改善，给消费者带来获取更高性价比的利益的可能，同时也可能使原创企业失去一部分利益。这些因素对创新活动有抑制作用。但是还有一种“偷窃”因素。这个因素反映创新活动在使原创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同时，也使其他企业的利润减少，或者说，原创企业利润总额中，一部分是其他企业的利润“转移”。创新造就榜样的作用，产生了激励创新活动的效应。所以，不断繁荣创新，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推动经济的效力，营造一种能够扬长避短的环境至关重要。
最后，他们还都认为，营造这样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维护市场良性竞争是核心。竞争对创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创新的萌芽、开花、结果都需要良性竞争的刺激、呵护。比如创新收益的预期、创新合作的达成、创新成果的保护，都需要这种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如上所述，竞争对创新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促进效应，也存在阻碍效应。比如在市场恶性竞争，价格下跌导致企业利润减少的情况下，企业创新的热情就会降低；而在市场良性竞争下，提高企业效率成为成功之道，企业创新的热情就会高涨。显然，营造创新环境，维护良性竞争的第一责任人只能是政府。政府可以通过司法制度、财税政策、培育市场、搭建平台等多方面为创新保驾护航。
从我国的情况看，提高GDP的真实性，不仅需要提高核算制度的科学性，尤其需要提高GDP创造过程的财富含量，也就是提高经济活动的有效性，为社会最大程度地提供财富。这就需要从传统的，依靠投入规模的增长模式中走出来，转而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提高投入效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新活动及技术进步是唯一推动力。所以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创新活动的繁荣，又需要一个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这种环境是现代教育、文化、司法，乃至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创新归根结底是一国或地区软实力的体现。
（责任编辑：刘娇娇）
GDP反映的是国民一个时期新创造的财富。但是现实并非总是如此，GDP反映的一部分财富也许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践及研究表明，普遍原因在于与现行统计的缺陷有关，但是从我国情况看，其特殊原因在于与经济活动的陈旧方式有关。鉴于此，就我国现行统计的缺陷和经济活动的陈旧方式两方面问题分别进行探讨，以期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拉动GDP的另“三驾马车”
按照GDP支出法的核算方法，GDP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架马车”决定。那么，在GDP增长中，真实创富的增长是如何形成的呢？为此，我们用GDP的另一种算法来探讨这个问题。由于人均GDP的水平既能反映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准，也能反映该国生产GDP的水准。所以人均GDP比GDP总量更有实际意义。提高人均GDP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提升GDP真实财富含量的过程。这既有理论上的依据，也有现实中的参照。按照人均GDP计算公式：GDP/人口（人均GDPI=GDP/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劳动人口×劳动人口/人口。所以，GDP（人均）的增长由另外“三驾马车”决定，分别是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GDP（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闲暇度）、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老龄程度）。这“三驾马车”的作用，可以在各国发展比较中看得很清楚。2008年，发达国家中，欧盟国家人均CDP约是美国的70～85%，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美国。但是，也有几个欧盟国家，如法国、荷兰、挪威等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但是他们的人均GDP仍然低于美国，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更短，或休闲度更高。比如，在英、德、法、美四国，劳动者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分别是4.52、4.02、3.71、4.96小时。可见，美国劳动者工作时间最长，法国劳动者工作时间最短。由上可见，美国GDP水平高，主要得益于劳动生产率高，其次在于劳动者工作时间较长。在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劳动力占人口比重对GDP的影响并不明显。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看，最穷国家与最富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巨大。2007年，前者只是后者的1/10。按照上述人均CDP公式，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劳动人口比重较高，这对提高这些国家的GDP水平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太低，集中表现为产出投入比非常低。过低的劳动生产率完全抵消了前面两个有利因素的作用，导致整个GDP水平很低。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三驾马车”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最主要的力量，其爆发力强、效果显著。劳动人口比重的作用也很重要，但其效果有一个缓释过程。提高劳动强度基本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选择。人口结构、劳动强度因素的作用相对次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者的变化比较缓慢，难以短期内对提升CDP产生效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则可以在一系列因素推动下，很快变为现实。所以，提高一国人均的GDP水平，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更长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前途的，唯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有效之道。
二、劳动生产率效应的理论解释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分析了1870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生活标准不断提高，逐步演变为全球第一强国的过程。经济学家Solowf（1955）和Swan（1956）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Y=A？（K，L）。试图以此从理论上解释这种演变。为了揭示增长的实质和机制，该模型用人均GDP（y）的增长表示经济增长，认为推动其增长的要素有三个：资本（K）、劳动力（L）、新技术（A）。但是在推动增长的过程中，这三个要素的实际效果并不相同。比如当技术水平（A）停滞时，只增加资本（K）或劳动力（L）投入，增长（y）的边际幅度将逐步缩小，增速趋近于零。也就是说，短期看，依靠投资或劳动投入对拉动经济增长有效果，但是长期看，这种投入并不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模型的解释是，由于投资或劳动带动的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导致推动增长的劳动者资本存量（K）在达到某均衡点后逐步下降；劳动者资本存量的下降，进一步导致增长放缓。这种情况循环往复最终使经济增长陷于停滞。可见，增长衰竭的根源在于这些投入无法保证获得持续稳定的回报。实际上，这种理论解释所抽象的经济活动在现今社会随处可见。比如，随着资源、环境、社会、市场条件的恶化或变迁，现今许多企业家都明显感到赚钱的成本在不断上涨，或者相同的投资很难获得以前的收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又是靠什么支撑的呢？该模型的解释是，推动增长的要素，除了投资（K）和劳动（L）外，还有新技术（A）。与其他两个要素不同，新技术（A）不存在边际效益递减问题。也就是随着新技术的增加，增长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但是新技术是如何增长的，限于经济学家当时认识的局限性，模型并没有给予说明，将新技术（A）增长设为外生变量。所以这个模型又被称之为外生增长模型。回顾百年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重大技术革命、技术创新始终伴随其中，从早期的蒸汽机、电灯、电报，到现代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等，都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实践表明，科技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那么，如何将GDP增长转到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呢？外生增长模型看到了新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即提升人均GDP）的意义，但是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外在推动力。“二战”后，全球涌现的许多国家持续增长的案例，开拓了经济学家的视野，使他们从中看到了大量创新和新技术发展的实例，进而提出了一些将新技术发展根植于经济体系中的内生模型。这些模型揭示了新技术发展的内在机理，也揭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和过程。
内生模型揭示的增长逻辑是：与外生模型不同，内生模型认为，资本的边际产出不一定会缩小，可以持续保持稳定。在储蓄率、折旧率稳定时，资本等要素的积累就可以继续下去，经济增长也随之得以持续。至于这种资本等要素的积累如何实现，积累动力来自哪里，不同的模型则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方向都是创新。比如，罗默（1986）的知识外部化模型、卢卡斯（1988）等的人力资本模型、高斯曼（1990）等的研发与创造-毁灭模型等。归纳这些模型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到一些共同要点。
首先，他们都认为微观创新活动的活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发动机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哪里呢？罗默的知识外部化模型认为，驱动力来自资本存量中新技术含量达到足够高的水平。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认为，驱动力来自当前劳动者的技能水准和人力资本增加的持续性。高斯曼的研发与创造-毁灭模型认为，驱动力来自社会的新技术水平和研发人员的比重。上述这些模型指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推手”，也论证了实现增长的途径、机制。虽然他们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创新活动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核心位置。
其次，他们都认为在现实竞争环境中，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力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可能为创新企业带来优势和利益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也可能在给其他企业或消费者带来利益的同时，损害原创企业的利益，在整体上抑制创新活动，降低经济增长。归纳起来，一种是“溢出”因素。这个因素反映创新给企业自身带来市场优势和利润的同时，客观上也有利他效应。比如，创新思想和技术的外溢、扩散，也给外部企业带来分“一杯羹”的机会。另一种是“专有”因素。这个因素意味着创新导致的新产品性能及成本的改善，给消费者带来获取更高性价比的利益的可能，同时也可能使原创企业失去一部分利益。这些因素对创新活动有抑制作用。但是还有一种“偷窃”因素。这个因素反映创新活动在使原创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同时，也使其他企业的利润减少，或者说，原创企业利润总额中，一部分是其他企业的利润“转移”。创新造就榜样的作用，产生了激励创新活动的效应。所以，不断繁荣创新，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推动经济的效力，营造一种能够扬长避短的环境至关重要。
最后，他们还都认为，营造这样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维护市场良性竞争是核心。竞争对创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创新的萌芽、开花、结果都需要良性竞争的刺激、呵护。比如创新收益的预期、创新合作的达成、创新成果的保护，都需要这种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如上所述，竞争对创新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促进效应，也存在阻碍效应。比如在市场恶性竞争，价格下跌导致企业利润减少的情况下，企业创新的热情就会降低；而在市场良性竞争下，提高企业效率成为成功之道，企业创新的热情就会高涨。显然，营造创新环境，维护良性竞争的第一责任人只能是政府。政府可以通过司法制度、财税政策、培育市场、搭建平台等多方面为创新保驾护航。
从我国的情况看，提高GDP的真实性，不仅需要提高核算制度的科学性，尤其需要提高GDP创造过程的财富含量，也就是提高经济活动的有效性，为社会最大程度地提供财富。这就需要从传统的，依靠投入规模的增长模式中走出来，转而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提高投入效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新活动及技术进步是唯一推动力。所以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创新活动的繁荣，又需要一个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这种环境是现代教育、文化、司法，乃至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创新归根结底是一国或地区软实力的体现。
（责任编辑：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