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父亲理查德·傅莱的百年诞辰，在他八十四年的生命中，有着整整六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党龄，再加上他的奥地利共产党党龄，可谓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了。
　　父亲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非常温馨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因为是独子，一直备受爷爷奶奶的呵护钟爱，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自幼生性同情弱者，常常关心有困难的同学和乐意帮助街坊邻里。前几年，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在回忆他时对我说：“我的爸爸患了帕金森病，每次送他去医院就诊我都上课迟到；理查德知道这事后，就用他的自行车推我爸爸去医院，一直推了一年多。”父亲学医后，教授在给他的实习鉴定中专门写到：“该实习生诊治严重皮肤病患者时不介意触摸病人肢体。”战争年代里，父亲常用他的津贴补给重伤员改善伙食，把自己的蚊帐让给伤病员使用。晚年时，他骨子里的那种富含同情心的天性一点未变，始终热衷于帮助基层困难群众、资助山区失学儿童返校和捐赠老区希望小学。

　　父亲原是一位奥地利共产党地下党员。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就任帝国总理，奥地利随之施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共产党组织被强行解散转入地下，父亲当时所加入的青少年进步组织“童军”亦分为敌我两派。1934年奥地利由此爆发了国内战争，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阶级展开了与独裁政府军的武装斗争。支持社会民主党的父亲和几个童军红小鬼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维也纳 “卡尔·马克思大院”保卫战，他们负责搬运弹药和帮助医生包扎负伤的革命军战士。经过了四天的激战，政府军最终无情地镇压了革命军；劳工阶级的鲜血激励了父亲，他立志要为社会民众的公平和正义而战斗终生。奥地利内战后，他秘密地加入了奥地利青年共产党组织，参加了奥共党组织举办的战伤急救训练班。1937年，父亲从维也纳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共产党员朋友那里得到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材料，使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与进步学生一起，贴广告、散发传单，鼓励民众起来反抗独裁统治；不久后他秘密地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父亲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反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活动，后被秘密警察发现，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1938年12月，奥地利地下党组织突然通知父亲，纳粹盖世太堡下了抓捕他的逮捕令，他必须当天就撤离维也纳。当时奥共撤退的党员几乎全都选择去了美国和英国，危急中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中国，因为他上学时就听说过，中国的共产党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他决意要去寻找这只军队，去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继续战斗到胜利。

　　1939年1月父亲到达中国后，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到北京和顺德府（今邢台），四處寻找共产党的军队。1941年在天津参加抗日活动的父亲，盼来了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送来的消息，晋察冀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邀请他去根据地工作。这年秋末，他在北平地下党交通员的帮助和掩护下，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封锁线，到达了刚刚结束秋季大扫荡的晋察冀抗日前线。父亲离开奥地利后，花了近三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深感如同回到了家，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与聂荣臻的亲切谈话时，他激动地提出了自己心中的愿望，希望能尽快在晋察冀加入中国的共产党。1942年4月16日，在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采取铁壁合围式的“五一大扫荡”前夕，聂荣臻给父亲写了一封英文信，在信中婉言地告诉他：由于战争时期的环境条件，他在前往中国途中无法随身携带奥地利共产党组织的介绍信。按照中共的规定和经过党组织的慎重考虑，他暂时还不能参加根据地的党组织生活，希望他能在战斗中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坚强忠实的共产党人。在抗日前线，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前线医生和卫生学校教员，他在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印度医生柯棣华所在的抗日阵地上，战斗了整整三年。在抗日前线，他参加了多次残酷艰巨的反扫荡战斗和游击战、救治了大量的抗日将士、培养了许多八路军军医和卫生医务工作人员、还在前线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有效地控制了边区疟疾疫情的蔓延，为减少和避免根据地的伤亡做出了贡献。在抗日前线，父亲经历了生死搏斗的严峻考验，于1944年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由聂荣臻亲自介绍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批准，加入了中国的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作为一名奥地利共产党的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宿愿，并聆听了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
　　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大部分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都先后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时父亲却又一次选择了中国，他决定要留下来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继续战斗。1949年，父亲参加平津战役后随南下大军进驻重庆市，他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国际国内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绝大部分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庭都纷纷离开了中国。父亲在这时再一次地选择了中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加入中国的国籍，继续留下来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并在他所热爱的这块土地上一直工作生活了六十五年。

　　父亲在中国整整六十五年的革命生涯里，从南到北、从军队到地方；他无论是当军医、还是当讲师、教授、科研人员，或是任政府官员、研究所所长、科学院顾问、全国政协委员，都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忠于职守。解放后，父亲虽主要从事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每每遇到病患，他都本能地上前去关切询问，只要有人上门寻医，不管是老区农民、锅炉工师傅、保姆、司机、朋友同事、老战友及其亲属、还是托人介绍慕名而来的等等，他都有求必应，认真检查询问，给出医治意见和介绍医院进行治疗，并跟踪医治的结果。几十年来，经他帮助救治的病患不计其数。 　　作为一位外国血统的中国革命者，父亲一生尤其律己低调；他除了严格要求自身外，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1968年父亲出国回京，我到医科院找到他的司机老王叔，一块开车去北京站接他，结果却遭到他一顿狠狠地批评，并从此立下规矩，凡是他不在时，不允许我自己单独乘坐国家分配给他的车。他常告诫我说：共产党人革命原本是为大众，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后来我当知青上山下乡，他希望我当一辈子农民，我当兵到基层部队，他鼓励我永驻边疆。我们子女中无人依靠父母去走仕途。
　　父亲在中国的六十五年里，除了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外，还经历了自然灾害、疾病缠身和亲人离散的磨难。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父亲这个一米九几的大个子，当时每月的粮食供应只有10.5公斤，根本不够他吃。我那时正值身体发育阶段，也经常吃不饱，父亲就把他在市委食堂就餐时吃的馒头省下来带回家给我吃，他自己则吃一些土茯苓等代食品。父亲的身体本不是很好，先天只有一个肾有肾功能；在这期间他常出现血尿和全身浮肿，后住进了医院。三年自然灾害还未结束，又传来了我爷爷在维也纳去世的噩耗。父亲自十八、九岁离别爷爷奶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了，爷爺的去世的确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看到家中沮丧无言的父亲，尚幼的我不知所措。1962年经中央批准，父亲在离开奥地利24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维也纳，探望了近四分之一世纪没有见过面、现又独身一人的奶奶。那时国内却有些人认为，傅莱这一走，肯定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按他们的推测，傅莱这些年来在中国经历了几次政治上的遭遇，以致工作被调动、幸福家庭破裂，况且中国正处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而西方世界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稳定的工作肯定会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父亲在维也纳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们也都希望他能重返奥地利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孤独的老奶奶更是要求他能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但是，父亲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返回中国。他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在他参与创建的这个共和国的土地上，埋葬着许多他战争年代牺牲的亲密战友的忠骨、有着他倾注了全部青春热血的事业、他的根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这片热土之中。他不仅按期回到了重庆，几年后还把奶奶也接到了中国。
　　父亲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曾多年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和失去了应有的信任，工作和生活上都感到很压抑。在那些“靠边站”的日子里，尽管父亲沉默过、痛苦过、也寂寞孤独过，却从未动摇和放弃过。他亲身经历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经历过全国各民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团结下，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他坚信这个党，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自己认定的这块土地上默默地继续耕耘。父亲在中国六十五年的工作生活中，经历过上上下下好几个起伏，但在每一个重大关头上，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父亲晚年时，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也迎来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国务院再次任命他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并连任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把自己最后的力量贡献给中国。
　　2004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父亲病情有所恶化；我们兄妹曾考虑，奥地利的医疗条件或许会比中国要好一些，并联系了他的同学奥地利著名资深医学专家，商量把他接到维也纳进行治疗。但父亲执意要在中国走完自己的人生，还留下了遗嘱，要把遗体捐给医学科学院。中国，这是他做出的最后一次选择，如同65年前的第一次。在父亲的身上，我看到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的坚守，他一生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守医生治病救人的准则、坚守为第二故乡贡献终生的意愿。这年的11月，父亲在北京病逝，他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理查德·傅莱是我的父亲，更是一个勇敢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